主题：一个一般人不愿意触及、但确实是很现实的问题 -- 草春200
家园 台湾当时的民主一点都不发达 还在戒严时期，还没有开放党禁。林少校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大势所向，他追求了民族和政治的大义。
不过，那个时候台湾的税务系统，可能已经和美国的税务系统关联。我知道有个台湾人，因为在台湾有税务纠纷的问题，却被美国人拉进黑名单，若干年里不可以去美国，去的话，可能会被美国税务局抓了。
家园 楼主。。。喝多了？ 家园 我这种学无所成中年猥琐大叔回国就是给国家添堵增加失业率的 “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扪心自问，将心比心，自己难道就没有哪怕一丝丝的羞愧与内疚吗？”？
我现在扪心自问，将心比心，非常的心安理得。
我十年前出国，出国前已经工作了十几年了。
当年技术移民出去的，在国外生活了十年，除了蹉跎中练就一身生存技能外，就在一五流大学混了个文凭。
这种情况回国能干什么？加入40-50失业大军？上街练摊和下岗大叔大妈们抢生存空间？
还是留在这边挖资本主义墙角算了。
通宝推：朴成兴,家园 出国留学的，不少是有背景的，留在国外就不足为奇！ 家园 最重要和最困难之处在于说服自己 出国也好，不出也好，留在国外也好，回国效力也好，理由都是说给别人听的。什么“自费出国”、“父母贡献”、“交培养费”，什么“生活品质”、“环境质量”、“食品安全”，什么“民主自由”、“法制人权”，什么“个人选择”、“追求幸福”......，想列的话会很多、很长、很政治正确，让别人无话可说。实际上也没什么可说的，一句“人各有志”就够了。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并不需要向别人解释什么。何况堵住别人的嘴并不困难，无论做什么，从来都不会缺少理由。但问题在于，比说服别人更重要和更困难的是，你能说服自己吗？那些反驳别人的话，真的可以说服你自己吗？
显然，施一公做不到。有些事情，对别人来说是出国的理由，对他来说却是回国的原因。
名人坊：您谈了很多“坏风气”，你也不适应“坏空气”，空气污染诱发了你的咽炎。为什么还要回国？施一公：别听我说了这么多问题，但是我在美国时为爱国、护国做了多少出头的事情，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个我们有机会再细聊。我从清华本科毕业后就去了美国，成年后在美国生活的年份超过了在中国。有个好朋友曾对我说，一公，我们都欠中国至少15年的全职工作，这深深触动了我。此外，假如目前的中国方方面面都没有了问题，中国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那我们也真没有回来的必要了。
我愿意将我的一些经历讲出来，让大家理解我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我相信这些想法能影响一些人，当然，我不会奢望影响所有的人。像清华这样的学校，学生们必须立大志，担负起中国的将来。他们有非常好的素质和机会，但如果毕业后只为自己的柴米油盐关心，只为自己的房子和家庭担心，那是很不应该的事，至少我会很伤心。
通宝推：马尔他之鹰,瀚海黄沙,家园 。。。
家园 这个好像不对吧 90年左右以后，公费的学生要作满服务期或者交培养费才能出国。这个国家制定的规定。出国时候两清。所以出国学生不回来不亏心。
90年代中末期，大学变成了全自费，学生不欠国家什么，出国不回来也不亏心。
70年代-80年代末，那些自费学生出国是有点亏心。不过考虑到当时父母工资很低，本来就扣掉了上交计划经济的税款，所以也算是给学生变相交了学费，所以也不用亏心太多。
我前十几年中小学，学费父母交上，书本文具爹妈买的，考试前喝的牛奶如果爹妈不掏钱给我买呢国家也不让白拿。所以也没有占国家什么便宜。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落后省份出来的学生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上海深圳不回去建设自己的家乡岂不是也亏心。
- 复 这个好像不对吧
家园 个人标准不同，亏不亏心别人是不会来质问的 我的体会是，除了大家切身利益，个人对这片土地的感情，对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感情才会导致那么多差别。
本人自费出国，也交了培养费，读完博士马上就回来工作了（回来效力也没说退我培养费，呵呵！），说不上有什么崇高志向，私人原因和机缘巧合就回国了，从事教育行业。
我也经常一大堆比较、发牢骚、郁闷等等，但是看着手底下的学生，是由衷地希望教会他们我所知道的全部，看到他们的成长和进步万分高兴，忐忑的是怕自身能力不够耽误他们。在国外也当过助教，也就是完成任务，当然还是认真工作，但就是不一样，那些学生学得怎样在我的心里不会激起一点点涟漪。
家园 关于80年代科研人员出国的事情，这里有个LINK 王应睐（1907—2001）是中国近代生物化学的主要奠基人。上世纪40年代在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中科院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是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和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等科研项目的领军人物。在改革开放初期，他正直敢言，推动过拨乱反正的破冰之举。因为生化所是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重要机构，所以国门初开，国外邀请访问的机会很多，而且多是对方资助。当时中国外汇奇缺，科研人员公派出国访问进修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科学院原有的方针是争取资助，争取多派。但1981年突然限定生化所1983年以前只许派公费留学二人，资助留学四人，已经争取到外方资助的留学人员也派不成了。针对这种情况，身为所长的王应睐十分恼火。他说，目前生化所已经与国外联系好，马上就可以派出的人员就有十几个，都是人家给资助，钱数都不少。英国向来是不肯给钱的，也同意给我们三室一个助研一年8千英镑，难得争取到。如果按院里的人数限制规定，都不能走了。我不了解这个新规定是怎么定，我怀疑是外事局拟了一个办法上报，院领导不了解情况就批了，没有好好征求所里的意见。这个规定是很不妥当的。扩大研究所自主权讲了几年，结果连这点权都不给所里，说得过去吗？派人出国进修，对科研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的问题，院里到底闹清楚没有？
王应睐据理反驳了几种限制科研人员出国的说法：
有人认为派出去的人多了，有可能走了不回来。生化所出国进修的人占20%多一点，不算多。趁现在有利的国际 形势，利用外国的资助，多派一些人可以开阔眼界，学到我们没有掌握的知识。闭目塞听是赶超不了世界水平的，不能把我们的科技人员封闭起来。出去了，有人不回来，跑走三四个，值得大惊小怪吗？中国有的是人，凡是有事业心的、真有水平的人，是不会走的，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
有人认为派出去的人给外国人当了廉价劳动力。这不是事实。国外邀请生化所去人，出价都比较高。现在美国最受欢迎的是中国人和犹太人。中国人去了能一天干到晚，一星期干七天，这是不是剥削我们的劳动力呢？不能这样看，难道我们的人出去应当松散、疲塌？勤劳是我们的美德，出去的同志勤奋工作，取得了成果，为中国人开创了好名声，是我们的光荣。欧美国家科研人员也经常到国外工作，交流经验，把外国的新思想吸收过来，美国有大批学者在欧洲进修、讲学，欧洲有大批专家受雇于美国，有谁说他们是出卖了廉价劳动力？哪有像我们这样多少年不出去的？长期封闭把我们自己吓怕了。
有人认为出去的人多了，影响国内工作。生化所现在一年接待外宾三百多人，说明我们工作有成绩，在国外有影响。为什么能派出人多，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工作。国内工作搞好了，人家才会邀请。有的新成立的研究室，原来没有基础，现在把人派出去，学学人家是怎么搞的，一两年以后回来就可以起作用，都闷在家里可能什么也搞不出来。
有人认为出去的人多了，受外国资产阶级腐朽意识的侵蚀。参加过人工合成胰岛素的一位专家，先去澳大利亚一年，又去美国三个月，国外对他比较推崇，给了他比较优厚的资助。有人替他算了一笔账，他至少可以带回一万美元。当时中国普通人月薪才几十元人民币。有人说，他把钱存到银行吃利息就可以了，出国不但可以“镀金”，还可以“捞金”。王应睐说，他现在还没有回来，你怎么知道他省下来的钱不给所里买东西？退一步说，他把节余的一万美元都留给自己，也是他合法的劳动收入。人家愿意给他优厚待遇，说明他水平高，贡献大。
王应睐有一位得意门生派往美国留学，没日没夜地工作。对方愿意资助他夫人也去，可以有个照顾。但我们管理出国的人却硬是不让他夫人走，理由是夫妻一块出去，更不会回来了。王应睐说，岂有此理。我们当年在国外，不是带着老婆孩子都回来了吗？怎能对我们自己培养的科研人员如此不信任？那时候大使馆有规定，参赞以上的人可以带夫人，其他人不可以。外交部的一些夫妻，一个派到欧洲，另一个就派到非洲，故意让人家分开。王应睐说：年轻夫妻不在一块，你可以，我也可以，但有些人不行，这是生理需要。
当时一位女助研派到德国洪堡大学，她到英国去看望一位派出进修的男同事。有人说她在外姘居，造成恶劣影响。王应睐说，我们这个古老国家贞节观念牢不可破，一有风声就议论纷纷。西方国家男女同居几年，合得来就结婚，合不来就分手，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位女助研根本不会在国外造成恶劣影响。王应睐主张让她在外学满一年，再自然而然地回国。当时科学院让她马上回来。她的科研题目没几天就完成了，却让她停止科研工作。这个女助研一看，单位非要她半道回来不可，显然要挨批，于是决定不回来了。王应睐为此发了火。他说，应该允许科研人员夫妇一起出去，这才是人性。
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高锴对王应睐的意见十分共鸣，于是协助他整理了一份《王应睐同志对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意见》，直送中科院领导。当时中科院的领导人很开明，对王应睐这样的科学家非常尊重。院长方毅批示，要研究。副院长胡克实批示，值得重视。后来，这个材料成为允许夫妻一起出国学习工作的例证。
可以一看。现在再去看老先生工作的那个单位（王应睐已经2001年去世），几乎所有PI级的科研人员都有出国博士后或者留学的经历。国家强大了，自然有人就回来了。
家园 这个归结起来就是人各有志 在70-90年代前期，出国不回来的很多了。主要是因为生活水平差距太大。父母都出过国，父亲79-81年到欧洲进修，母亲84-86年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其实就是posDoc，老妈是硕士，他们单位的硕士国外当博士认），都不是留学这条路，但是也都目睹了同行的人留在国外不回来的。父母都回来了。要说爱国没有那么高的调子。
当时父母在国外时候，另一方和我都在国内，所以回来自然为了家庭是第一位的。另外一点是事业，甚至说是心理舒服吧。当时老妈曾经尝试过留在美国，把我和父亲接过去，但是凭父亲的进修经历，根本找不到“知识分子”类型的工作。回到国内，母亲可以做科研，因为其他人出国不归，很快能够领导自己的实验室。父亲也可以出来做自己的教书匠。虽然差不少钱，但是也算开心。
当时生活水平差距太大，有些是物质性的，有些是制度性的。比如父亲在欧洲时候，说那里的孩子根本家里不做作业，学地理就全班坐车或者骑车到邻国去玩。我当时正在吭哧吭哧考初中，感觉可想而知。
家园 我是毕业之后工作了十三年才出国的，问心无愧 国家也不是傻瓜，要是我们这些人出国影响国家利益，早就想办法把损失夺回来了。
现在中国也不缺大学生啊，每年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几百万。我把位置腾出来，也帮祖国降低了一点失业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