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河

主题:苍狼与白鹿4中的历史 -- 五藤高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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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借楼请教一下现在的蒙古国到底是不是成吉思汗直系后裔

            据说蒙古对之前中国大使说“成吉思汗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非常不满。但我印象漠南蒙古才是直系后裔,漠北和漠西都是旁支。但是对蒙古后来的分化稀里糊涂,不知记得对不对,想请教一下大家。

            • 家园 天涯上面有,班布尔汗的帖子!

              关于蒙古方面的资料很多

            • 家园 外蒙是旁支的说法,现在网上盛行,不知道来历

              按蒙古人的传说,蒙古人来自内蒙古东北部,迁徙进入外蒙古。例如《蒙古秘史》记载,蒙古人的祖先是苍狼白鹿,鹿是森林动物,则蒙古至少一个来源是大兴安岭林区。当然这个传说和起源过于遥远,到了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依然分布在外蒙古的东部,成吉思汗即位于斡难河源,自认为此地为发祥地。成吉思汗及其祖先都生于、葬于外蒙,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窝阔台的首都喀拉和林也都在外蒙。因此,成吉思汗是外蒙人无可争议。

              元顺帝被朱元璋赶出大都,逃入漠北,史称北元,北元的核心地域还是外蒙。变故发生在中兴之主达延汗,重新统一漠南漠北,达延就是大元,达延汗不到50岁就死了,留下11个儿子。达延汗实行分封制,将蒙古草原分为 6 万户,6 万户又分左右翼,按坐北朝南的朝向,左翼在东部,右翼在西部,左翼地位高于右翼。达延汗将6万户分给子孙们统治,达延汗的嫡长子一脉,直辖左翼 3 万户之一察哈尔万户,其他 5 个万户归其他子孙。由于分封制造成的权力分散,达延汗之后的北元汗,其实只是察哈尔万户长,其他 5 个万户是否买大汗的账,取决于 6 个万户的实力对比。明朝后期,右翼崛起,土默特万户的俺答汗欺凌正根的北元/察哈尔汗,迫使察哈尔部向东迁徙避免与俺答汗发生冲突。俺答汗占据内外蒙古最富庶的河套,建立著名的呼和浩特城,明朝册封为顺义王,俺答汗俨然成了蒙古的无冕之王。北元末代汗,即察哈尔林丹汗,与努尔哈赤、皇太极发生冲突,就与这次察哈尔东迁有关。

              蒙古 6 万户,只有一个在外蒙,即喀尔喀部,属于左翼,后世说的外蒙古,也叫喀尔喀蒙古。左翼三万户为察哈尔、喀尔喀、乌梁海(兀良哈)。《黄金史纲》引《黄册》形容左翼三万户说:【察哈尔万户是利剑的锋刃,是盔甲的边侧;喀尔喀万户居杭爱汗山,如同归来的哨兵与生命的后盾;乌梁海万户以野驴、野兽为食物,以短耳之旱獭果腹,为强梁之魁首,为井渠之开凿者。】从这段形容来看,喀尔喀万户的重要性不高,只是【后盾】。

              喀尔喀下辖12 旗,达延汗的第5子管南部 5 个旗,第8子(《黄金史纲》说是老8,《蒙古源流》做第11子)格勒三扎(格哷森札)管北方 7 个旗。满清入关之前,南5旗喀尔喀蒙古便臣服于满清。北方7个旗,分为 3 部:扎萨克图、土谢图、车臣。满清入关后,北方喀尔喀三部在准噶尔王噶尔丹的压力下,向南投靠博格达汗康熙帝,从此北喀尔喀彻底臣服于大清朝。由于北喀尔喀臣服晚,被清朝化为一个单独的地理单元,叫外蒙古。现在说的外蒙古,就是原北元喀尔喀万户中的北7 旗。

              雍正朝,准噶尔部再度入侵外蒙古,被喀尔喀三部中的土谢图部的贵族策凌打败,雍正皇帝顺势把策凌的部众,从最强大的土谢图汗部分出,建立独立的三音诺颜部,这样清朝灭亡时,外蒙分为4 部:车臣、扎萨克图、土谢图、三音诺颜。

              从王室的传承脉络看,外蒙的王室都是达延汗第8子格勒三扎的后裔。内蒙的嫡流察哈尔部是达延汗长子的后裔,外蒙王室地位虽低,却也是达延汗的后裔。至于外蒙的普通百姓,则是成吉思汗以来民族融合的结果,与内蒙的百姓没什么区别,都是黄金家族的臣民或奴隶。

              无论从王室还是百姓的传承来看,外蒙古都不是什么内蒙古的奴隶,我也不知道此说咋来的,臆测是以讹传讹的结果。

              单就成吉思汗而言,老铁生于外蒙、葬于外蒙,活动的核心地域还是外蒙,确系外蒙人无疑。说老铁是内蒙人,也有理由,虽然推导链有点长。首先老铁的衣冠冢--成吉思汗陵在内蒙,

              其次,北元嫡系,即达延汗的绝大部分子孙,特别是所有嫡子都分封、繁衍于内蒙。格勒三扎是庶出,排行老8或11,只能算幼枝。

              达延汗是忽必烈的嫡传后裔,忽必烈的汗位虽然在生前受到其他支系的质疑,引发席卷整个蒙古世界的内战,窝阔台的孙子海都死后,窝阔台汗国灭亡,钦察、察合台、伊利三大汗国全部承认忽必烈的曾孙元武宗海山的蒙古大汗地位,这样元朝忽必烈一系成了成吉思汗后裔中的最高、最正嫡传。这样算来,内蒙古的蒙古人在老铁后裔中最高,继承了成吉思汗的法统。

              通宝推:吃土的蚯蚓,住在乡下,西安笨老虎,常挨揍,empire2007,红军迷,方恨少,西瓜子,天涯睡客,金口玉言,千户侯,punishment,文青,北纬42度,晴空一鹤,洛水清,滴滴涕,二手玫瑰,楚庄王,天狼星,
              • 家园 相比察哈尔,是旁支
              • 家园 现在外蒙古当政的那些人中,还有黄金家族的人吗?

                如果没有的话,说什么铁木真的传承也只是扯淡了,不过是当初的反叛者实力威望不够,只好借着他的名头维系统治而已。

              • 家园 外蒙古并不等于喀尔喀蒙古

                喀尔喀其实是一条河的名字,据说蒙语里是“盾”的意思。明朝时分布在喀尔喀河两岸的蒙古人,统称为喀尔喀人。

                达延汗分封诸子后,喀尔喀人由他的两个儿子瓜分,为喀尔喀万户。河东岸的归五子阿尔楚博罗特,河西岸的归幼子即十一子格埒森扎。按照蒙古人的传统,以坐北朝南为正向,即左东右西,因此前者又称为喀尔喀左翼,后者又称为喀尔喀右翼。

                十六世纪中期,受土默特部俺答汗势力的威胁,北元达赉逊大汗被迫东迁,喀尔喀万户左翼也随着大汗的察哈尔本部,翻越大兴安岭向东南方向迁徙,而喀尔喀右翼仍留在了外蒙古。喀尔喀蒙古至此分为两部分,进入漠南的称为内喀尔喀人,共七部,留在漠北的则称为外喀尔喀人,共五部。

                达赉逊汗的东迁对东亚历史造成了重要影响,明朝辽东的边患由此兴起。十年以后,察哈尔人和喀尔喀左翼人已经控制了辽河以西,瓜分了兀良哈三卫的领地,与女真人直接接触,从而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日本学者和田清在《明代蒙古史论集》一文中写道:“率领所部十万东迁,移牧于兴安岭东南半部,不仅是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罕有事件;由于移动的结果,在蒙古内部引起了重大变化,并使明廷辽东大为疲敝,不久便形成了清朝兴起的基础。”

                建州女真崛起后,内喀尔喀人遭到努尔哈赤的猛烈打击,成为最早归附满洲的蒙古人,甚至在后金建国之前,他们已经向对方进贡称臣。清朝时,内喀人已不再使用祖先的称呼,而是改用各自的部落名,称为内札萨克即内蒙古的一部分。不过内喀五个部落中有三个在历次战争中消亡,最后只剩下两部,一个是通辽的扎鲁特部,一个是赤峰的巴林部,至今尚存。

                至于今天所称的喀尔喀,指的是外喀尔喀或者说喀尔喀右翼,各首领都是达延汗幼子格埒森札的后裔,后又分成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图汗部和车臣汗部三大集团,雍正时清朝又从土谢图汗部分出一块,成立了塞音诺颜部,合称外喀尔喀四部。

                不过,外蒙古并不只有外喀尔喀人,清朝不断将其他蒙古部族尤其是卫拉特蒙古人渗透进来,比如土尔扈特部东归后,乾隆就将相当一部分土尔扈特人安置在外蒙古,在比如准噶尔汗国灭亡后,曾附属准噶尔的辉特部也被安置在外蒙古。

                通宝推:袁大头,住在乡下,飒勒青,一着,晴空一鹤,
              • 家园 我之前说过。在大连碰到过人家忽必烈的嫡传后代。

                女的是嫡传后代,男的汉族,小娃娃已经归入蒙古族。我亲眼见过他们搞特殊的宗教朝拜,不清楚是不是藏传佛教的那套东西。跟他两口子亲聊过。他老婆老想着共产党什么时候打回草原,他们要回去牧马放羊。“还想着天下大乱重新洗牌再造一个蒙古帝国。外蒙古也是中国的。南方这边的猴子也都不是什么善茬。”“南方的这边的猴子是什么意思?”“就是广东广西这边的。”怕又进入地域歧视了,就此打住。想进一步问问他们家信什么教。男的劝我别问的太多,明显有什么难言之隐,想攒点钱开个麻辣烫店,干个十几年回内蒙牧马放羊去。

                • 家园 特殊的宗教朝拜,那估计是萨满教了

                  若是藏传佛教,应该不会卖麻辣烫,少不了有很多杀生的东西。只要看看他们的祭品就知道了,若有血食肉食,那一定是萨满教。蒙古的萨满教自从佛教传入就分为两派,一派要融入佛教,一派则暴力抗佛。至于麻辣烫,也许男的是四川或者重庆人?

                • 家园 那个汉人男的真没出息,儿子竟然归化女方了
                  • 家园 这你理解错了。少数民族中考,高考都加分的。

                    再说孩子都不会说蒙古语了。

                    • 家园 问题孩子哪懂这些,犹太人当年也早不说希伯来语了

                      几代就在认识上被彻底少民了,汉民族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不是国家之福,民族之福,家庭之福。

                      • 家园 希伯来语只是不作为口头语,但一直作为宗教用语

                        所以要警惕回族的所谓“经堂语”(其实就是阿拉伯语)

                        通宝推:龙眼,
                        • 家园 回回学阿拉伯语是数典忘祖,兼谈明朝官传爱国YSL教

                          西北和华北回回的父系远祖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中亚,被蒙古人抓壮丁过来帮助统治汉人的军户。加上后来很多父系汉人为了免受蒙古人等级制度的压迫而改信回教的人的后代。而回回的所有母系传承是汉族和其他中华本土的民族。但无论是来自于中亚还是本土,都与阿拉伯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只有南方经海路而来的回回有一些阿拉伯的血缘。相反,中亚人的远祖大部分是波斯语系的民族,其直系近亲是伊朗。而另有一部分则是早期散落中亚的华夏苗裔或混血后代。而波斯人与阿拉伯人是几千年的世仇,远古时代波斯帝国曾经统治阿拉伯人,中古时代阿拉伯人灭亡了波斯地区的王朝,并长期进行残酷统治,特别是进行文化灭绝,主要就是强迫使用阿拉伯语。但波斯为了不数典忘祖就表面使用阿拉伯文字,但实际用其表述波斯人自己的语法和词汇。所以现在的伊朗文字与阿拉伯文字表面看上去类似,但实际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需要翻译才能理解。为了抵御阿拉伯人的宗教入侵,伊朗人虽然也信YSL教,但后来发展了自己不同的教派-什叶派,即YSL教中的造反派。所以直到现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都是极端敌对的两个国家。

                          回回的很多古老用语中保留了大量来自中亚波斯语系的词汇,最著名的就是他们的教派长老叫'阿訇',而不叫YSL教里长老的通称:伊玛目。经堂语也不是完全的阿拉伯语,而是一个以汉语为主干,夹杂波斯语、阿拉伯语词汇,结合YSL教、儒家思想、原始基督教思想(景教)、摩尼教等思想哲学的大杂烩。而且是具有明显的明朝官方编订的背景,相当于明朝文化部的统一教材,用建立统一而和谐的YSL爱国宗教的方式来驯化来自中亚的、军户出身的、具有造反精神的各地的回回。说白了,让回回信YSL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一个'大阴谋'。是朱元璋靠明教徒(摩尼教徒-很多是回回)造反起家,而怕别人再次借此造反而灭绝明教的一种系统性的和谐手段。与当时的造反思潮-摩尼教、白莲教等相比,朱元璋借助自己的官办YSL教创造了一个相对和谐,结合儒家思想而成的教派:明朝官传爱国YSL教,既YSL'老教'。这是龙眼的猜测,以后会另开文章专门讨论,这里转贴一些关于'阿訇'和'经堂语'来源的研究资料。

                          词源及演变[编辑]

                          汉语“阿訇”是对古波斯语的音译。[1]古波斯语该词意为“老师”或“学者”。[2]

                          回族学者杨志玖指出,1930年版斯坦嘎斯(Steingass)编的波斯语-英语词典《A Comprehensive Persian-English Dictionary》中所收的波斯语AYKhun一词,便是汉语“阿訇”所翻译的本字,该词典对AYKhun的解释是:“东方基督教主教。”此处的所谓“东方基督教”指中国明朝之前存在的“景教”,又作“大秦景教”(大秦即为古波斯)、“波斯教”、“波斯景教”。[1]

                          431年,景教的前身“东方亚述教会聂斯脱利派”在今叙利亚发源。后来,该派在全基督教宗教会议上遭裁定为异端,该教派创始人聂斯脱利(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人)与追随者被逐出,不得不流亡波斯,在波斯获国王支持,乃建立教会。后来,该派有成员经过丝绸之路抵达中国,在中国唐朝贞观九年(635年)于长安城中兴建了景教的大秦寺,景教在中国发展兴盛起来,“法流十道、寺满百城”。景教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夷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之一,曾经是在中国的胡人的主要宗教信仰之一。[1]

                          清朝学者魏源在《元史语解略》中称:“答失蛮、耶里可温者,本纪免租税皆有此二等人,在增道之外盖回教之师也。《元典章》称先生曰耶里可温,盖可温即今之所谓阿浑也”。 文中的“耶里可温”即“也里可温”,是蒙古语的汉语音译,蒙古语意思是“有福缘之人”,“也里可温”是元朝对景教信众的统称。文中的“阿浑”即“阿訇”的另一种译法。此外,在西里亚语中,景教的掌教被称为Mar(汉语音译为“马儿”)。[1]

                          除了景教使用该词以外,其他源自古波斯的宗教也使用该词。唐朝宝应元年(762年),牟羽可汗帮助唐朝军队平定了安史之乱以后,翌年自洛阳北归回鹘汗国时带走四位回回摩尼教僧人,这些僧人在回鹘汗国的汗廷鄂而朵巴里赫向当地胡人传播摩尼教时也使用Ahund一词作为自身的称谓。1999年,在中国山西省太原市发现一座古墓,墓主虞弘(碑文写作“鱼弘”)是鱼国人(该国位于中亚粟特一带),曾任“检校萨保府”,负责祆寺以及西域诸国事宜,隋朝开皇十三年(592年)逝世。虞弘一名中的“弘”与“衡”、“訇”相同。虞弘是当时粟特地区(位于中亚地区)的神主阿訇、国君。可见“阿訇”这一称谓当时并不限于景教使用,而是摩尼教、祆教、景教都在使用。这“三夷教”均来自古波斯,信奉者也都是回回人,故用相似词语称呼宗教人士。[1]

                          中国宋朝前后,又有从波斯来的伊斯兰教什叶派及苏非派回回人,他们可能也沿用了该词。此后该词逐渐经过发展演变,成为如今中国回族对本民族中伊斯兰教的宗教场所首领及德高望重者的尊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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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堂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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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世纪中叶在中国回族穆斯林中流行的伊斯兰教专用语言,或在寺院经堂教育中使用的伊斯兰教宗教术语。其基本语法结构和一般词汇属汉语,只是夹杂有大量的伊斯兰教语词。

                          中文名 经堂语 外文名 Jingtang language 所属民族 回族 年 代 十五世纪

                          目录

                          1 历史渊源

                          2 相似性

                          3 语气与风格

                          4 事实分析

                          5 词汇构成

                          6 注意要点

                          历史渊源 编辑

                          经堂语依附于经堂教育。经堂语的历史也至少应该和经堂教育一样古老。然而,“明代以前,清真寺有无回文大学之设,无从查考”①,有文献资料可以证明的经堂教育创立时间是16世纪末。这个时间的确定完全依赖于中国回族经堂教育陕西学派的始祖胡登洲(公元1522~1597年)的生平资料。胡登洲,字明普,陕西咸阳市渭城人。据说他年近五句时曾客居北京,拜位来华的阿拉伯缠头叟为师,学习《母噶麻特》等经典。既而归故里设帐讲学,是为回族经堂教育之溯。依此推论,则回族经堂教育的创立时间大约在16世纪70年代以后。经堂语的时间上限最晚也不会迟于这个时间。

                          相似性 编辑

                          如果单纯从语言特征的相似性角度来考察的话,回族经堂语的形成年代还应提前一步,进而与元代白话与明初语体文搭上界。为此,我们可以各选择一段经堂语和元明白话进行比较:“我凭着普慈今世、独慈后世的主的尊名起,感赞调养普世界的主,好结末是在一些行计较的人上。主的慈们与安宁,降在他的钦差穆罕默德与他的家眷一总上。在赞主、赞圣之后,祈望主在两世里边给你吉庆者。你知道这件事情者,这本其他布,是解明修伊斯俩目的根脚。包含五个模干狄卖,作为五门十四篇。”(私刻《尔图德汉译精华全册》,以下简称《尔》)。

                          至元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中书省奏过事内一件:“系官的库里仓里钱物,偷了来的,少了来的,拿着底人多有。钱赔不起呵,他底田产、人口、头匹的,不拣甚么,准折属官。地不勾呵,保人根底交赂者。更不匀呵,本人根底交配役,他每工钱算着,那钱数到呵,放呵。怎生?”么道来,奏呵。“交保人每赔底,知它怎生有?然那般,依着您的言语者。偷了钱物来的贼每根底不合放”②。

                          语气与风格 编辑

                          这两段话的语言风格十分相似。比如,其中的祈使句均用语气词“者”(又作“着”,宋元.通用)字来煞尾。所不同的是前者译自阿拉伯语经典,其中夹杂着阿拉伯语的语汇,如“克伊塔布”(经典)、“伊斯拉目”(伊斯兰教)等,后者却是蒙古语的直译休,其中出现了“么道”(“说着,这样说着”的意思,用于句末,略如古代汉语的“云”)这样的蒙古语词。如果详加分析前段经堂语的词汇,就可以发现除语气词“者”以外,还有好几个词都与元明语汇大有干系,如:

                          结末:结果。《刘知远诸宫调》十一“四方国柄我权握……有印后为安抚,无印后怎结末?”

                          一总:总共,所有的。《薛仁贵》一折:“当日三箭定了天山,杀退摩利支,都是我薛仁贵的功劳也。则不这件,一总过海平辽,有四十五件大功,都被张士贵赖了。”

                          根脚:基础、底子。又引申为出身。《朱子语类辑略》:“贾谊之学杂……然终是有纵横之习。缘他根脚只是从战国中来故也。”《元朝秘史》:“拾得个小儿,鼻上带一个金圈子……何颜会说:‘必是个好根脚人的儿子。’”

                          但是,有几种因素使我们不能够遽下断语,认定经堂语的形成年代在元末明初。一是语言的渐变性。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但语言的发展变化却是渐进的,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从元末明初至文献资料可以证明的经堂语形成年代约有不足200年的历史,要在这不足200年的历史中给语言划一个比较严格的分水线这是很困难的。其次,是汉语发展史中始终存在的文言与白话的对立。《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和《水浒传》的作者都与罗贯中有关,但其语言风格歧有不同。《水浒传》是明快流利的明初口语,而《三国演义》中却夹杂着大量的文言成分。二者所反映的口语成分比例不可同日而语。一般来说,这时的白话文作品更多保留了宋元白话的语言成分。经堂语是一种讲经语言,它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是道地的口语。因而,我们在论述经堂语直接发端于元代或明初口语,但也不能仅仅由此而排除它或者是在保留元明语言成分的后来的某种方言的基础上形成这一可能。

                          这样的论述并非毫无意义。以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考虑语言的渐变性特点,还是口语文保留更多宋元语言成分的因素,经堂语的语言年代可以有约200年这样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这一结论对考察经堂教育的起源将不无裨益。如果我们有办法证明经堂教育起源于元或明初,进而推断经堂语的源头是元末明初口语,在经堂语的语言特征上,这是可以允许的。

                          事实分析 编辑

                          事实上,有很多迹象表明,胡登洲并不是经堂教育的创始者,而是经堂教育的承继者和集大成者。刘迎胜先生分析了元明回回语言文字学后认为:“从目前的资料分析,中国的穆斯林语言文字学兴起于元代,明代胡登洲的经堂教育应该是明初官办穆斯林语文教育的继承和发展。”③他用这样的图式来表示这种继承关系:唐代,波斯移民和中国摩尼教教徒中的中古伊朗语、波斯语教育一元代,“回回国子学”和“回回国子监”的回回语文教习一明代,“四夷馆”和“会同馆”中的“回回馆”的波斯语教明末胡登洲开始的经堂教育④。

                          除了文献资料外,我们可以从经堂语本身再提出两点证据,来支持回族经堂教育发源于元明穆斯林语言文字之学的推断。其一,是经堂语的“通语”或“准通语”性质。众所周知,汉语的基本特点是地异言殊。依照方言的内部特点可以将全国的汉语方言划分为官话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和闽方言属七大方言区。方言区之下又有次方言区,如官话方言又可划分为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方言四个次方言区。虽然如此,各次方言区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分歧。回族居住大分散、小集中,遍布全国,其交际语言也与当地方言大略一致。经堂语言随回族的居住特点而存在于各个方言区内,但除了各方言区经堂语在语音上的差别以外,其词汇、语法结构具有明显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说明经堂语在回族经堂教育中具有某种“通语”或“准通语”的性质。 经堂语的创始人如果是胡登洲,我们很难设想这种相沿已久的经堂语只是由于他个人的努力提倡而通行全国,这是很难理解的。

                          仔细分析经堂语的译文风格,就会发现它与元明时期的译文风格十分相近。元明时期的翻译作品我们可以翻检其内容大都是译自元代蒙古语的公牍的《元代白话碑》碑文、元贯云石所作《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以及明初洪武年间译成汉语的《元朝秘史》等语言材料来加以研究。如《孝经直解》:原文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直解孔子说在先的圣人有至好的德、紧要的道理。你再坐地,我说与你身体、头发、皮肤,从父母生的,好生爱惜者,休教伤损者,么道。阿的是孝道的为头儿合行的勾当有。 再来看一下经堂语的语言:

                          “圣人每一位是本光阴至贵的,至有智慧的,禀性至好的。”

                          “归信好与歹的定夺一总是主的造化与板代的营干。”

                          “你们的每一位可亦喜这件事。”

                          “他吃他的死弟兄的肉,既然如此,你们僧恶他者。”

                          元明两代的政府机构中都设有从事包括回回语言文字学教习、研究的机构。元代有“回回国子学”和“回回国子监”;明代在“四夷馆”和“会同馆”中专设“回回馆”,流传至今的《回回馆译语》和《回回馆杂字》即其成果之一。考虑到回族经堂教育与元明官办穆斯林语文教学的继承关系,揆诸经堂语的语言实际,我们可以推断:中国回族经堂教育中使用的这种经堂语,其实发源于当时通用的翻译语言——无论是外种语言(如蒙古语)还是古代汉语经籍,在翻译成白话文时均采用的一种较统一的语体。回族的先民在译解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经典时,也概不例外地仿效、采用了这种口语文。这种翻译语言人所共用,具有“权威性”或“通用”的地位。因此才很容易为全国教胞所接受。当然,在其流行过程中,或许有胡氏的提倡之力。

                          词汇构成 编辑

                          语言的构成成分是语音、语法和词汇三要素,我们这里只选择其中最后的一项进行探讨,并非经堂语音的语言和语法没有研究的价值,而是因为:(一)关于经堂语的语音。正如上言,经堂语的语音是与全国各方言区的语音特点相一致的。一个北京牛街的阿訇和一个银川的阿訇讲同一部经典,前者使用道地的北京方言,而后者却操兰银官话的腔调。各地经堂教育中曾使用过一种叫叫“小儿经”(“消经”)的拼音文字,即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汉语,但这种拼音文字却按照各自的方音各自为政地拼写,未能象汉语拼音那样全国统一,正是这种南北音殊所造成的直接后果;而关于经堂语由大量借用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而吸收了阿拉伯语、波斯语语音这一特点,我们在下面的讨论中将有论述。(二)关于经学语的语法特点。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研究。一是经堂语由于借用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以及受阿拉伯语语法的影响,而形成的独特的语法现象,如“汉语动词十阿拉伯语/波斯语名词”的动宾结构(做乃麻子、做都瓦)、“汉语修饰语十阿拉伯语/波斯语被修饰语”的偏正结构(汉克伊他布)等。对于这一问题近人已多有涉及,故在此不再作更多的论述。其次是经堂语的语法还保留了元明白话的语法特点,如:

                          (l)“他命一个押,到在某一棵树的跟前……”(《尔》)25页)。

                          (2)“一日圣人过在一个坟茔里边,站在两个坟头上……”(《尔》41页)。

                          (3)“嗣后给衙埋台的日子有了,命令到在天堂的人上”(《尔))78页)。

                          (4)“牛羊驼雀鸦鸽白翎斑鸠等,从器皿上议了,不把水转的秽污……大小净皆使的”(《尔》41页)。

                          (1)(2)(3)例中“趋向动词/移动动词十‘在’字构成的处所补语”和例(a)“否定词十‘把’字结构十‘得’字补语”(“的”、“得”近代汉语通用),这都是显明的宋元明语言特点,对这种现象的研究,一定会给本文第一部分的结论提供佐证。由于语言材料不足的限制,我们拟在以后专文讨论。

                          我们在此重点讨论经堂语的词汇构成。经堂语词汇的主要特点是汉语词汇中夹杂着数量不少的外来词。外来词的主要来源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形成这一特点的因素主要是经堂语的宗教语言性质,另外,还有可能是回族先民所操母语(阿拉伯语或波斯语)词汇的底层遗留。比如:

                          阿拉伯语: 克若买特(奇迹)、阿黑惹特(后世)、古若阿尼(《古兰经》)、尼卡豪(婚礼)、格阿麦特(后世)、沙黑德(殉教者)、色瓦布(感谢)、而来麻伊(学者)。

                          波斯语:

                          阿布德斯(小净)、得斯塔日(缠头巾)、朵斯塔尼(教友)、朱子德(犹太教)、阿訇(教师)、杜什蛮(敌人)、阿斯麻尼(天空)、邦达(晨礼)。

                          这种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有十分广泛的文化学研究角度。比如,可以用语言统计学的方法测算出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的百分比,以此给回族族源、回族伊斯兰教的传播来源提出语言学上的证据。其次是可以通过词汇的分类研究,探讨隐于其后的文化、历史内涵。象借用波斯语的“阿斯麻尼”来表示“天”,这并不是平凡而随意的举措。汉文化中常用“天”来对译伊斯兰教的“真主”,唐杜环《经行记》:“其大食法者,不食猪、狗、驴、马等内,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这一理解是不能够被伊斯兰教所接受的。明詹应鹏《群书汇辑释疑跋》:“其教专以事天为本,而无像。无像诚是也,第以为天则非也。盖所事者宰乎天地万物之主,惟古故无像也。若日天,天即有像矣。有像者,皆真主之所造,吾教事主之外,凡一切所造之物,俱不事焉。故日事主非事天也。”这一段话对“天”与“真主”的本质区别辨析甚明。为避兔混同,对汉语一般意义上的“天”也采取了摒弃的方法。

                          从纯语言学的角度昏,值得认真分析的是这种对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的借用方式。汉语借用外来词的方式一般有三种,(1)译音:把别的语言中的词连音带义一并接受过来,如:坦克<英语tank,苏打<英语soda,弥撒<拉丁语。issa;(2)仿译(或日“摹借”):保留外语词的形态结构和内部形式,用自己语言的材料逐词(词素)翻译过来。如:马力<英语horse—Power(horse:马,Power:力),蜜月<英语honeymoon(honey:蜜,moon:月)(3)形译:这是汉语借用日语词的一种特殊现象。由于日语常采用汉字来书写词语,并且经常用汉语词素来构成新词,汉语借用这些词时就连形带义搬过来,如“破产”(basan)、“手续”(tetsuzuki)等。

                          经堂语中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可以和前(1)(2)种借用方式相比较。汉语借用外来词时,受制于汉语词汇的音节特点(还可能有汉字的特性)、尽量采用优译的方法,比如英语。比。地传到法语基原封不动,仍是football,传到俄语中一依其旧,是¢yT6O。,只不过改用了斯拉夫字母。而汉语却仿译成“足球”(fOOt:足或脚,ball:球)。对于译音词,也尽量调整其音节结构,如romantic,旧译“罗曼谛克”,现通译“浪漫”,个别地方作“罗曼”,如“罗曼史”,指“恋爱史”。只有这样,才能从音节构造、词形方面显出“象”汉语来,达到与汉语完全同化的效果。

                          经堂语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看来是完全采用原来的音节构造,而不考虑汉语音节的特点。换言之,经堂语在借用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时,首先考虑的是它象不象原语言的形式,至于它是否象汉语,那是非常次要的。甚而,在用汉字译写借词时,还努力保留原有的发音,比如,在笔者所研究的私刻《尔图德汉译精华全册》中,译者用给汉字加“口”字部的办法来译写阿拉伯话的语音。这种译借方式的形成,没有语言规划所施加的影响因素,因而反映了译借者心理上对阿拉伯语、波斯语的亲近感及其力图保持其宗教不被汉化的强烈愿望。 保持借词原有语音,无可避免地带来经堂语中存在着阿拉伯语、波斯语的语音的情况。这一特点颇类于东干语,东干语中由于借用俄语词汇而出现了俄语的/p/音。经堂语中有阿拉伯语的la音,这是很容易发现阶事实。

                          注意要点 编辑

                          经堂语的汉语词汇构成值得注意的是:

                          (一)宋元明口语,例举如下。

                          但:凡,所有的。《尔》17页:“知道一吗尼的规矩断法是至关紧要的。要是一个人,他不知道,但是他干的乃吗子、掳则、在卡台、汗折.一总使不的。”——《玉镜台》一折:“则见脂粉馨香,环佩丁当,藕丝嫩新织仙裳,但风流都在他身上。”

                          使不得:不能,不可以。《尔》65页:“假若把一处宅子或十个银钱在两个富贵的人上散了甩得盖他使不的。”——《京本通俗小说·志诚张主管》:“使不得。第一,家中母亲严谨;第二,道不得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断然使不得!”

                          总然:纵然,即使。《尔》18页:“有阿各立的妇人……人断她从丈夫上离开,临近在她上是哈啦木,总然她的尼卡哈在这个之前凭着已思俩木明显的塞拜布是真正的罢。”——《风光好》三折:“总然你富才华,高名分,谁不爱翠袖红裙。”又《快嘴李翠莲记》;“待我留些整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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