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治乱七百年——从开始崩溃到完成重建的艰难历程 -- 江南水

还剩下最后一家，法家。

说到法家，我倒是无话可说了，因为，这些年关于法家，本人在河里灌了不少的水。迄今为止，所能想到的，都已经灌出来了，一点儿存货都没留，附庸风雅的说，江郎才尽矣。车轱辘话颠来倒去的说，挺没劲的，就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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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以法家作为治国指导思想的秦国，东出函谷关，一统天下。农耕地区乱七八糟了500多年后（前771年~前221年），终于实现了地理上的统一。

实现天下的地理统一，只是治理天下的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很重要的一步，确立用什么思想作为治理天下的指导思想。不同的治天下思想，会导出一系列从上到下的整个社会面貌的不同。最起码也会影响个人的价值判断，比如说， “拔一毛利天下，不为也” 的杨朱，在道家思想的逻辑中，没啥问题，在“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墨家看来，那就是反动透顶了。

简单说，没有一个主流的社会思想，就不会产生一个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否则，他们哥儿几个也不会吵得一塌糊涂了）；没有一个主流的社会价值观，每个人就不知道啥是对啥是错，也有可能是，人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如果人人都按照自己认证的是非对错的标准行事，那整个社会将会变得乱七八糟，严重点说，很可能会造成社会撕裂，这么一来，天下在地理层面上是统一还是四分五裂，没啥太大的差别。

如此重大的问题，岂能不谨慎？！

公元前213年，在一次国宴上，经过一番激烈辩论后，秦帝国最终确立了法家作为治天下的指导思想。

一个能治国的好思想，不一定能够很好的治理天下，唉。

吵了几百年，好不容易吵出一个最后的胜利者，可惜，这个胜利者又如此的短命，仅仅风光了十几年，就夭折了。

这可咋办哟？

杂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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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帝国歇菜后，一群土包子建立了汉朝。这群土包子，会写自己的名字的，都能算得上是知识分子。当然，其中也有个把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是这些真正的知识分子，理论水平也都是半桶水。指望这帮人能够立马从兜里掏出一个完善的治理天下的指导思想，还不如指望老母猪上树呢。

这帮人能竭尽所能的维持住中原地区的地理统一，就是对历史做出的最大贡献。毕竟，这些人连管理一个县的经验都没有，也不像后人那样有N多的成功经验可供借鉴，他们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一代，他们也不容易。

至于合时、合适、合用的治理天下的指导思想，还是由后来人去操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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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真的很佩服汉朝缔造者们那股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的淡定劲儿。汉初的武功不盛，他们把这个问题留给了后来人；他们拿不出治理天下的指导思想，又把这个问题推给了后来人。别说，后来人还真的就把如此重大、重要的问题都给圆满的解决了，奠定了后世两千多年的地理空间基础和思想基础。

这群人就是汉武时期的那一大批牛人（包括刘彻本人），班固都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在这群人中，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响应治理天下的需要，从先秦诸子百家中，东拼一点西凑一点，硬是攒出了一个治理天下的指导思想。

在社会实践层面上，这个指导思想有两个基本点：坚持中央集权的政权体制一万年不动摇；人与人之间要和谐相处（不是和睦相处）。

前面提到的四家，除了道家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外，其他三家都是主张中央集权的。儒家打算用“礼治”，恢复西周初年的中央集权模式；墨家虽然没有政治实践，但是也提出了“尚同”的政权组织原则，法家那套“中央——郡县”的政权组织架构，很可能就是“尚同”这个原则的政治实践；法家就不用说了，他家从财政、人事、军事、政权架构等各方面入手，成功的打造出中央集权体制。

至于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基本上就是儒家和墨家的主张，墨家主张“兼爱”，儒家也不否认“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说法，至少在孔子时代没有否认。孟子因为跟墨家吵架的需要，有点儿不待见这个说法，而且还斯文扫地的破口大骂（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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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这么多家凑一块儿才攒出来的治理天下的指导思想，为啥只贴了儒家一家的商标啊，所谓“儒表法里”是也。

呵呵，因为儒家忽悠得好听啊，儒家对人的基本看法是，人人都是天使下了凡（人性本善），不过呢，人们应该在如此良好的基础上，争取做得更好，，这话谁听了都觉着舒坦；法家就不行了，法家对人的基本看法是，人人都是恶魔降世（人性本恶），必须动用高压电网般的严刑峻法，让人不敢变得更恶魔，这话谁他娘的爱听啊？在宣传推销方面，儒家明显更能吸引顾客嘛。

中国人怎么了，咋能让这么一个并不高明的忽悠，愣是忽悠了千百年呢？

可以肯定的说，千百年来一直贴着儒家的商标，不是因为儒家忽悠得好听，而是儒家有他的可取之处。

人最开始的社会生活是家庭生活，对吧。在那个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的年代，人们很自然的会把社会生活，看做是自己家庭生活的线性放大。儒家“修齐治平”的理念，恰恰切合了当时人们的普遍认知水平，珠联璧合啊。感慨一句，打到孔家店很重要，发展生产力更重要，生产力上去了，孔家店不打自倒。

这一贴儒家的商标可不得了了，内行人知道，儒家不过是个商标，货是人家法家的（也不是先秦的法家原装货了，里面掺杂了些儒家的东西，如礼教入法，合作经营难免会互相影响）。外行人不知道啊，以为儒家多牛X呢，后世的手工业者群体已经不记得“兼爱”了，反而发展出“师徒如父子”、“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之类的带有浓厚儒家色彩的观念。

在政治领域的创意，被法家无耻的剽窃了去，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创新，又被儒家无情的腐蚀掉，墨家，挺悲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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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光是几个人在小屋里自娱自乐是不行的，必须做到让天下人人皆知。

甭说这个各家思想杂拌而成的治天下的指导思想，就是单纯的儒家经典，在当时的教育水平下，有几个人能看到、能看懂？

宣传的压力很大啊！

宣传讲究的是贴近生活、通俗易懂，不知道是哪位高人，把这个杂拌而成的思想，总结为两个字“忠孝”。在家里要孝敬父母，进入仕途后要忠于政权，我前面啰嗦了那么多，这俩字就完全概括了，宣传的人省事儿，听的人也一听就懂，真堪称是千古创意。

说一下“忠”，可以是忠君（大多时候是这样的）、也可以是忠社稷（宋、明在皇帝被掳走后，群臣另立新君就是忠社稷）。

从百家争鸣到百家杂拌，再到找到适合宣传的标题党，其中经历的时间是几何，其中的曲折有几多：得意、失意、颠沛、流血……

唉，谁让咱们是世俗社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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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崩溃后，其产生的利益碰撞、观念冲突，都将是史无前例的惨烈，要恢复整个社会系统的秩序，只能依靠时间，因为这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

老规矩，按时间序列排，应该说墨家了吧。

乍一看，墨家可不得了，天、鬼神、人，啥都讲到了，挺唬人的。但是，如果结合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墨家所描述的这副画皮也不难看穿，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人嘛。多说一句，在先秦诸思想中，只有墨家拿鬼神来吓唬人，但是，他家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人。可见，在多少年前，咱们就进入世俗社会了。

春秋到战国早期（商鞅那个变态的军功赏爵，还没出来之前），战争还不是特别的惨烈，持续的时间也不是很长，所以人口增长的速度应该是很可观的；随着铁质农具的逐渐应用、牛耕技术的逐步推广，一大批劳动力从土地耕作中解放了出来。

跟今天农民工进城一样，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那一大批劳动力迅速涌入了大城市，制造了城市病。如齐国的都城临淄就是“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简单说就是堵车，或者说，交通出不便。其他的大城市，也差不多都是这个德性。除了交通，还有啥不便，每个人结合自己的实际生活状况可以想象一下，古今的差距应该不会太大。

进了城，就不能再种地了，干啥呢？有头脑的做生意，倒买倒卖；脑子不够奸诈的做手工业，自产自销。就这么着，一个市民社会，冉冉从东方的地平线升起。

从政治学的角度说，任何一股人群形成了足够强大的势力，都会有政治诉求（除了实实在在的在蛋糕比例上多切一刀，精神上的需求也不可忽视，人毕竟不是纯粹的物质动物嘛，还是有一定精神需求的）。随着市民群体的急剧扩张，墨家思想应运而生。这，就是我认为的墨家思想诞生的时代背景，对不对呢，反正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光是一帮小商小贩们在那里折腾，相信没多少人会关注他们的政治诉求（那年头没有爱疯、没有微博、没有……），但是，另一个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手工业者群体，高层就不得不重视了，制造武器装备的人。即便当时没有爱疯、没有微博、没有……，但是，有间谍啊，对方有的东西，你还没有，那不是等死吗。

从春秋末期开始，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战争的残酷程度也在不断的加剧，这就要求各诸侯国（含诸侯国内部的争斗）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御，都得拿出足够数量的武器装备，并且质量还得越来越好（从出土文物看，当时的武器制造水平的确令人咋舌）。在数量和质量的双重压力下，诸侯国所需的武器装备制造者的绝对数量，只能是越来越多。这股力量，谁敢得罪得起？！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墨家一出，那真是风生水起：孟子就说过“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后世的韩非子也说“世之显学，儒、墨也。”。虽然评论的时间有先后，但是墨家思想在不同阶段都占据了战国时期思想界的半壁江山，似无异议，有异议的部分，也不过是这个“半”是五五开还是四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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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这么热闹，墨家的政治诉求到底是啥呢？

开放，政治领域的开放，用墨家的话说，就是“尚贤”。简单说就是，别管出身，就看有没有本事。这话说起来有点儿大而化之，透着一股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味儿，但是，粗读一下《墨子》，就发现墨子举的例子、打的比方（甭说还有一部分是专门论述科技的，如小孔成像），都跟手工业有莫大的关系。说墨子没夹带私货，我是不怎么相信的。很容易理解啊，人都是拿自己熟悉的东西来赋比兴，对吧，比如说，古代是“破镜重圆”，当时是铜镜嘛，今天是“重启”，有电脑了嘛。

墨子夹带的私货是什么呢？我的看法是，政治领域不能老是把持在你们那帮大地主手里了，俺们手工业者也有平等参政议政的份儿。说简单点儿，墨家是来夺权的，夺大地主的权，最起码也是要求平分秋色。

可惜，在农耕时代，你一个以手工业本位出发的思想，咋能夺得了靠土地生活的地主的权呢？在当时，手工业是为农业服务的（其所生产的武器装备，也是为了保护农耕核心地区），农业才是核心产业。这就注定了，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墨家思想都只能是停留在思想层面上，不可能在政治实践中有啥建树，连平起平坐都做不到，虽然墨家当时闹得挺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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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先贤，墨子比我这个呆头呆脑的家伙要高明得多。他老人家也知道手工业者是一个弱势群体，所以在团结内部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

比如说“兼爱”，大的方面，墨子是要求诸侯之间要互敬互爱。以我的小人之腹度来，在大城市里，大伙儿都是来自五湖四海，都是靠手艺吃饭，谁都可能有揭不开锅的时候，彼此之间要互相帮一把，帮今天的别人，就是帮明天的自己（兼相爱，交相利）。其实，墨家的“兼爱”跟儒家的“父母、兄弟之爱”，本质上没啥差别，都是就近互助嘛。

再比如说“非攻”，大的方面，墨子是要求诸侯之间要和平相处。以我的小人之腹度去，他老人家是要求自家人要内部团结，不要自相残杀（无论是肉体上的，还是言语上的），以最大限度的保证自家的凝聚力。这个主张，似乎跟儒家的“亲亲”也没多大的差别。

不过，考虑到，没啥血缘关系的人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伸出双手，心里还是热乎乎的，墨家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给我的感觉是“热”。

以个人主义为导向的道家思想，指导不了群居的人类的生活（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不要紧，还有其他的思想在蠢蠢欲动呢。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要相信人类的创造力（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没有物质上的创造力，人类早就被凶禽猛兽吃光了，没有精神上的创造力，人类也早就自己把自己杀光了。

但是，接下来要说的这一家，恰恰就没有创造力，儒家。孔夫子都说自己是“述而不作”，也就是说，他老人家只转帖，不原创。以孔夫子的这种态度混西西河，早晚得被老铁永远关进小黑屋。

不说儒家也不行了，孔夫子的辈分在那儿摆着呢，何况，他家还以文武之道的正宗自居呢。

上学的时候，我就浏览过一些儒家经典，当时看一句，就骂一句：放狗屁；今天，重新翻看儒家经典，看一句，就拍一下大腿：说得太他娘的对了。

前何倨？后何恭？

答案是，生活。

少年不识愁滋味，从没想过柴米的价格，也没把七大姑八大姨之类的人际关系当回事儿，满脑子里只是大丈夫要建功立业，不屑于那些婆婆妈妈的东西；如今也为稻粱谋了，每天一睁眼就琢磨柴米油盐酱醋茶，春节前还要为该去哪个家过年伤神，既不能拂了自己老娘的意，又不能让丈母娘不高兴，老伤脑筋了。

生活真是一把杀猪刀啊，把一个曾经有理想、有抱负的大好青年，硬生生折磨成了一个市井小民，唉。

哎、哎、哎……，说你呢，瞎感慨个啥啊，说正事儿，别跑题儿。

说正事儿、说正事儿……，正事儿就是，儒家那一套，实在是太适合居家过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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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孔夫子都坦白自己只是一个转帖者，那原创者是谁呢？周公。说起来，周公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跟居家过日子差不了多少。

这话说起来就长了，长到了三千年前的周初分封。周初分封的时候，除了分封姬姓子孙，还分封了一大批功臣，如老姜。这批功臣虽然不姓姬，但是，也大都跟周王室有姻亲关系（葵丘之盟的时候，周襄王就称齐桓公为舅父）。简单说，全天下的诸侯，不是姬姓的子孙，就是姬姓的儿女亲家，他们都是一家子。这tmd才是纯粹的家天下呢。

既然是一家人，在确立治理天下的指导思想的时候，周公采用了柔性的、几乎没有惩罚措施的“礼治”。“礼”只是规定了什么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不能做，但是，如果有诸侯做了不该做的、不做该做的，咋办？

答案是，批评教育加舆论谴责，怎么说也都是亲戚，拉下脸来公事公办，就有点儿那个了。再者说了，亲戚之间为鸡毛蒜皮的事儿就翻脸，那以后这个天下还是不是姓姬，就难说了。所以对那些偶有小错的诸侯，要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通过做思想教育工作，把那个不上道的诸侯，拉上正道。

如果说服教育、舆论谴责没效果呢？那就得征伐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不是说着玩儿的。从武王立国开始，据半信史、信史的记载，周王室就没少打仗，周昭王还不明不白的死在了征伐的归途中。

呵呵，这种治国方式是不是和家长教育孩子很像。孩子犯小错的时候，以批评教育为主，闯大祸了，就拖过来打一顿屁股，让他小子长长记性。

在周王室牛X的时候，“礼治”这一套的确很有效。原因嘛，很简单，任何一个诸侯，都没有能力单挑周王室，所以，周天子说啥就是啥，即便诸侯心里不服，嘴上也得连连称是，山呼天子圣明。就是挨了周天子的揍，诸侯也得乖乖的忍着，周夷王煮了齐哀公，齐国就忍了嘛。

当周王室不再牛X的时候，“礼治”这一套就不灵了。“礼”这套糊弄人的鬼把戏，说好听点儿是软实力。软实力如果没有硬实力在背后撑腰，比面条强不了多少。周王室东迁后，硬实力下降了一半左右，他还想和以前一样靠礼法号令天下诸侯，不是做梦吗？

更恐怖的是，已经有诸侯有能力挑战周天子了。繻葛之战中，周天子组织的联军不但被郑军打败，周桓王还被郑军一箭射中肩头。周桓王却默默地吞下了这枚战败的苦果，默默的忍受着箭伤的痛楚。这一战宣告了，继物理层面的周王室落寞后，精神层面上的周王室也彻底坍塌了。后来的“尊王攘夷”，不过是照顾一下周天子的面子而已（践土会盟的时候，晋文公连面子都不给周天子留，害得孔夫子写《春秋》只能用曲笔：天王狩于河阳。）。

可见，“礼治”这种治国方式虽然很柔性，但必须在一个有绝对优势硬实力的中央政府主导下，才能行之有效。随着绝对强势的周王室不复存在（就是诸侯国内部，绝对强势的诸侯也没几个了），“礼治”不可避免的要被淘汰出历史舞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就在这时候，儒家却跳出来主张“依礼治国”，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嘛，活该他家在整个春秋战国不招人待见。

儒家时时以周公的好学生自居，在我看来，他家却是跟周公满拧。因为掌控了全天下最有油水的关中和洛阳，建立了绝对强势的周王室，周公才讲仁义，行王道。儒家却反着来，认为只要讲仁义，行王道，就一定能建立起强势的中央政府。一个唯物，一个唯心，绝对的满拧。按说孔孟不是傻瓜，怎么学周公反而学成了周公的反面呢？也许是境界的差距吧，周公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孔孟之流撑死了也只能算是伟大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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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礼”这种柔性的规范来调节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不怎么靠谱，但是用他来调节农耕时代的家庭关系，就相当合适了。因为周公就是为调节家庭关系，才设计出这套玩意儿的嘛。

除了家庭成员，人还是要与外人打交道的。怎么跟外人打交道，儒家的主张挺有可取之处，和而不同，也就是，人与人之间要适当的保持一定距离。在帮助外人时，要量力而行，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要优先照顾好最亲近的人，如果还有多余的能力，再去照顾别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儒家给我的感觉是“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