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水利专制之源----《河渠书》的阴谋式解构 -- 普罗丁
家园 【讨论】自送花 试过，没戏。
我发现这里有很多奇特的规矩，都是方便一个特殊群体的。
家园 春天来了， 这儿一片绿油油。
自反而缩,虽千万人投草，吾往矣。
- 复 春天来了，
家园 【整理】（八）汉武水患 继续读《河渠书》。
往下，我们发现，司马迁已经写到了汉文帝和汉武帝。从赢政继位（前247年）到汉文帝继位（前179年），有多长的时间？大约70年。在长长的70年间，中国竟没有发生一次值得司马迁同学记录的大洪水，这是令人惊异的。如果再考虑到，其实郑国渠本身也与水患没什么关系，那么洪水这种如今已成家常便饭，三天两头在CCTV出现的东西，怎么在2000年以前，居然是“百年难遇”的呢？古代人和现代人，究竟哪个聪明一些？究竟哪个“现代”一些？
不管怎么说，到了汉文帝的时候，总算出现了一次值得记载的大洪水：
·汉兴三十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隄，於是东郡大兴卒塞之。
很清楚：这一年，黄河水流到“酸枣”这个地方的时候，泛出了河堤，于是当地政府派了不少人去堵。堵上没有呢？看样子是基本堵上了，否则司马迁的记载，应该会更多一些。这个地方名叫酸枣，那么或许当年，已经是一个以果树种植闻名的地方，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相对发达。所以如果大水弥漫，可能会有较大的经济损失产生，所以郡政府的官员着急，也是合乎常理的。注意这里的“郡”这个字。原本中国有百多个“县”，后来，大约是感觉到这么多县的管辖，比较困难，于是嬴政同学就设了几十个郡，去“监管”这百多个县。多了这么一个直接向皇帝负责的中间层，嬴政感觉到，似乎政令下达就顺畅了一些。
还有“金堤”这个词，从这个“金”字，我们大概可以想见，当地的官员和军方，为了防止河水的溢出，影响经济民生，是很在河堤方面下了些工夫的，要么就是投入了很多资金，要么就是在某些有助于审美的部位，涂上了一层金色，再或许是有过一个美丽动人的“金堤传说”。总之，要动员人们去修一条堤，还要修出来管用，也不是件简单的活。后人注解说：“金隄一名千里隄。”可见金堤工程之浩大。这么大的工程，做完以后，居然还是挡不住黄河之水，说起来也挺悲情的。
·其後四十有馀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决於瓠子，东南注钜野，通於淮、泗。
好了，这里就是我们下一个关键分析的起点。真不容易啊，整整过去了40多年，中国水利史上才有了点故事可说。
什么故事？请看下一句：
·於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是时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决而南则鄃无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彊塞，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
这里，出现了两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一个叫汲黯，一个叫田蚡。当然，他们的名气，与2000年后的一部由一个英俊的年轻人主演，一个出色的女人导演的电视剧，有莫大的关系。汲黯的故事，笔者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但是田蚡，我印象深刻。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剧中最大的一个大坏蛋。
不过有时候，坏人也未必做的每件事都是坏事，正如好人并非只做好事。所以，我们需要具体地考察，这里田蚡究竟做了什么事。
这一年，又发了大水，河水在“瓠子”这个地方决口，还一直往前奔跑，跑进了淮河和泗水。可见这回的水，的确是有些厉害的，也可见，瓠子和我们在前边见过的瓠口，恐怕没什么地理上的关系。由于某种我们不了解的原因，汉武帝很紧张，派重臣去找人“塞”，但是始终塞不住。这个时候，大坏蛋田蚡出场了。
我们知道，但凡分析一个人，最重要是观其行，其次是听其言，再其次是听旁人的介绍。所以这里，我们先看田蚡的直接引语：
“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
家园 看到这段文字，我哭了 “原本中国有百多个“县”，后来，大约是感觉到这么多县的管辖，比较困难，于是嬴政同学就设了几十个郡，去“监管”这百多个县。”——这是历史老师的责任，还是数学老师的责任？
家园 【整理】（九）众志成城 “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
Oh my God！这话说得多好啊，既有水平，又合真道。怎么大坏蛋也能说出这种至理名言？
可是，有一个人不这么看，谁呢？司马迁同学。司马迁跟汉武帝、田蚡是同时代的人，相互应该都认识，所以他看田蚡，就不会像我们这样肤浅了。他怎么看的呢？他经过调查，发现田蚡这小子之所以跟皇帝这么说，是有私心的，因为他的税收范围在北边，而河水在南边决口，正好合乎他的利益。
这里笔者有点走神，因为笔者发现了一个字----“菑”。这个字，在前边也出现过，就是在讲大禹的时候，司马迁说过一句“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也”。究竟这个菑，是什么意思呢？
笔者开始查字典，这一查，查出了麻烦，因为“菑”字，竟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思：
1. 未开垦，或刚开垦的荒地
2. 灾害
照一般的想法，司马迁写的这两个“菑”字，当然都应该是灾害的意思，这才对得上。可是笔者有些不信邪。笔者在非常小人之心地考虑一个问题：太史公会不会搞错了呢？
也就是说，明明这个菑，最初就是刚刚开垦的荒地的意思，所以“水菑”或“河菑”，它原本的意思是河水帮忙把荒地给开垦了，然后人类不需要多少工夫，就能在这些地上收获植物。
这跟“灾害”、“水患”，何止天壤之别！完全是一个肯定，一个否定，倒过来了。
结合我们前边作过的分析，一个清晰的图像，已经出现在笔者的头脑中：很久很久以前，人类与河水的关系，是非常的和谐的。人类不但不会担心河水为患，反而每到夏秋，都期待河水涨得多一点，高一点，远一点，这样，就会有很多的地上可以长出植物来，供人类和他们的子女食用。
而经过了大禹的时代、秦始皇的时代，这种观念已经成为遥远的回忆，被埋在每个人的思想深处，成为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而在表面上的“集体意识”中，原本是自然母亲之伟大恩赐的“菑”，居然变成了一个充满了恐惧和敌对情感的词汇。当我们的司马迁同学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反复地接受了这种情感的填塞，接受了种种关于“恐怖之水”的故事。所以，他每用一次“菑”，都是在否定意义上使用的。
“恐怖之水”，这个问题我们后边再涉及，现在先停止走神，回到大坏蛋田蚡的高论上来。
我们首先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田蚡明明知道，他自己是洪水南溢的受益者，还敢进言主张“消极无为”呢？他不担心汉武帝刘彻怀疑他的小人之心吗？
我认为，有三种可能性：
1. 田蚡早就知道南岸堤防不稳，容易出事，所以索要的是北边的食邑
2. 北岸高，南岸低，所以南边一旦决堤，损失重大是必然的
3. 田蚡不但把北岸堤防做得不错，也曾经主张加固南岸堤防，但那不是他的势力范围，所以说了没用
必须指出，以上三点完全是笔者个人的猜测，没有史书和实地的证据（至少笔者没有发现相关证据）。但是，鉴于有疑点就要寻求解答的人类通则，笔者认为以上三点分析是有助于解释田蚡进言这件事的。它们可能一个为真，两个为假，也有可能全部都是真实的。
无论田蚡的话，究竟出于什么动机，但是我们意外的发现，他的观点是有很多支持者的。谁呢？“望气用数”者。
“气”，基本上等同于今天的“自然”。“数”，就是周易数术，当时的最高科学理论。又懂得观察“气”，又懂得用“数”的人，那么当然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了。任何时代，知识分子的人数都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群，所以田蚡的支持者，看来真是不少。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佩服司马迁同学，虽然他个人未必喜欢田蚡这个人，但是仍然秉笔直书，说有很多人支持田蚡“无为而治”，任水流淌的观点。
无为而治！这个词有点耳熟。我们记得在《汉武大帝》这部电视剧中，田蚡有个姐姐，好像是汉武帝的老妈，整天不干别的，只做一件事：织布。还有当时的一些有权势的女人，如窦太后，也喜欢治布。她们讲过，这样做表明了一种态度，就是大汉朝要以“无为”治天下。
但是，嘴上说“无为”，行动上真的无为吗？中央说无为，地方上就会无为吗？联想一下前边简单讨论过的千里“金堤”问题、酸枣产业问题（那还是在大唱无为高调的文帝时期），我们就能感觉到，事情恐怕远不是那么简单。
不过别忘了，当时田蚡的身份，可是“丞相”。无论某些学者如何论证，说当时的丞相实权有限云云，但一个丞相和一群高级知识分子都赞同“让它流”，这仍然代表了当时的主流思想。何况，还有皇帝他妈呢。于是，汉武帝同意了“无为派”的主张，而且坚持了很长时间，没有再找人去堵水。
家园 你这是拿埃及的条件硬往中国套。 结合我们前边作过的分析，一个清晰的图像，已经出现在笔者的头脑中：很久很久以前，人类与河水的关系，是非常的和谐的。人类不但不会担心河水为患，反而每到夏秋，都期待河水涨得多一点，高一点，远一点，这样，就会有很多的地上可以长出植物来，供人类和他们的子女食用。埃及的粮食作物是小麦，冬种夏初收，夏季涨水时粮食已经收了。
中国当时的粮食作物是粟，就是小米，春种秋收，夏季泛滥就全完了。
埃及气候干旱，需要靠河水泛滥来灌溉，不存在中国的“风调雨顺”；中国气候湿润，大部分年份靠天下雨，水太多了就完蛋。
家园 【整理】（十）官僚决策 某一天，前边提过的一个人（郑当时！好名字。）冒了出来，说出了一段改变中国历史的话：
“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馀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馀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馀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穀。”
在分析具体内容之前，我们不妨先从“形式”上比较一下田蚡的话和郑当时的话。田蚡的话，总共三小句，但其实说的是一个意思，就是河水的运动是“天”事，人不要去管太多。用句现代术语，可以说田蚡的说话方式是“同义反复”。再看郑当时的话，总共15小句，每句的意思都不相同，却能够一口气地说下来，意思相互连贯，可见他的思维能力的表达能力，那是相当之强悍的。此人实践的经验，应该也是相当之丰富的。果然，天子汉武帝听完这整整15句话，当即表示：OK，挖渠！
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汉武帝刘彻这么痛快地就同意了郑当时的意见，究竟是被他的这种雄辩滔滔的能力给震住了呢，还是真的听懂了，也相信了他所表达的意思呢？
要想弄明白汉武帝听懂没有，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先看看自己能不能听懂。怎么做呢，就是把这段话，翻译成为我自己更容易理解的白话文：
“以前从涵谷关东边的地方往关西运米（粟），在渭水中部一个地方上岸，需要经过六个月，才能基本完成。”
好，到这里算译完一句了。煮酒古文高手众多，若有译得不对的地方，还请指出。这句话表达的意思，表面上似乎是清楚的，但是一细看，麻烦就来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自己想要说清楚运粮的方式、时间等等，绝不会像郑东时这样说。比如我会说：如果从大梁运米到咸阳，会经过哪些路线，最终多少时间。这样一来，时间地点路线都非常清楚，刘彻同学一听也就领会了，然后我再说下一句。
可是郑当时完全不是这么说的。首先，他的时间是没有的：“以前”，也就是从地球产生之时，到他说话的这一刻，都算以前。如果是个欧洲人，一听他这个开头，就知道必是扯蛋无疑（问题我们是伟大的中国人，中国人不能随便怀疑别人扯蛋）。然后，地点也没有，整个“关东”那么大面积，他指的究竟是从哪里开始运？按今天的地理，从洛阳运和从北京运，那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更要命的是，他居然连路线都不说，连水路旱路都不讲，你也不知道是用马车还是人力，用大船还是小船，然后，居然就能够得出一个结果：六个月！
如果我是刘彻，光听到这里，我的头已经晕了，何况郑当时说的还是文言文，所以我不仅晕了，而且有些愤怒了：你郑当时当了个“大农”，很了不起吗？是谁给你的胆子，如此忽悠天子？
可是很抱歉，当时的汉武帝连表达愤怒的机会都没有，因为郑大农已经十分流畅地说了下去：“漕”的长度，总共有九百多里，运起米来，有很多难处。哦，到了这里刘彻同学好像明白一点了，原来郑大农说的只是用“漕”，也就是水渠来运啊，那么我误会他了，他的的确确是说了路线的，只是我没听明白，没认真听，不好意思。问题是，这个什么“漕”，怎么有九百里那么长？究竟是从哪里算起的？所谓“难处”，又是指什么，郑同学为什么不肯明说呢，唉，他大概是觉得我年纪太轻，涉事太浅，好多事情理解不了吧。可是，他不告诉我具体的情况，我怎么可能理解呢？
正当刘彻胡思乱想的时候，郑当时的一席话，已经说完了，用一种恭敬而充满期待的眼神，仰视着大汉天子。刘彻本来有一肚子话要问，不料一张嘴说了一个“啊”，就说不下去了，不好意思，实在是有点混乱，要点太多，补习不够。面对满朝文武，他急中生智，把一个张大嘴的“啊”，变成了“哦”，于是“OK挖渠”几个字，就顺势地从嘴里跑了出来。
家园 【整理】11.竹籃打水 于是“OK挖渠”几个字，就顺势地从嘴里跑了出来。
这一挖，挖了整整三年。
说到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需要指出：汉武帝挖渠事件的决策责任，难道仅在郑当时身上吗？不是这样的，汉武帝的责任同样不小。为什么呢？因为天子无戏言。如果你汉武帝刘彻，真的同意了郑当时的建议，准备动手挖渠，那你也应该说清楚，究竟从哪里开挖，挖到哪里！！
可是，汉武帝没有说，他只说了“OK挖渠”几个字（原文是“以为然”），然后满朝的文武，就认为这事已经定了（什么事？还是不知道！）。这时，有一个官员战战兢兢地提出一个问题：“谁来主持挖渠工作呢？”
厉害，连项目经理都没有找好，居然就能把一件事定下来。这个官员还算有勇气的，敢提出这个问题。汉武帝想了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只好问郑当时：爱卿有什么理想的人选吗？
郑当时回答：我推荐齐人徐伯表。
好了，现在除了郑国人，齐国人中间也有擅长水利的了。姓“徐”，可见祖上不是齐国当地的，是不是不搞点歪门邪道，就混不下去了呢？齐国和我们前边讨论过的蜀国，有一点是非常相似的，就是流行道教（当时还没有这个名字），装神弄鬼、捞取钱财的业务，自然就比较发达。那么在这个徐伯表的眼中，做水工是不是显然要比做道士高尚一些呢？（这些都是笔者的猜测，缺少确凿材料的支持，仅供参考）
但是，徐伯表这个工程师的存在，至多说明了此次挖渠事件（我实在不愿意使用“项目”这个词，还差得很远）的一种客观条件。现在我们需要稍作分析的是，这一事件还有没有更具根本性的动力和根源？
从郑当时的话语看，隐约可见三种动力：
1. 以前运粮食，有“难处”
2. 顺便“溉田”
3. 郑当时的身份是“大农”，即农业部长，有“做事”的动力
先说第一点，我们和汉武帝刘彻一样渴望知道，究竟以前的运法，有什么“难处”？
可是，既然郑当时和司马迁都不肯说，我只好用猜测的了。好在我的猜测，不会全无依据，因为下文紧接着就有一个河东守，指出了某种难处。他说：
“漕从山东西，岁百馀万石，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
虽然这个叫做番系（大约可念作“潘系”）的官员，也是出于挖渠的动机才说这番话的，但是总算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点线索。他的话语显示，最大的难处在于“败亡”，其次是“烦费”。
败亡是什么意思呢？番系本人已经死了几千年了，太史公也过世许久（虽然他的英灵，仍在许多人的梦中出现），所以我仍然只能猜测。从字面上分析，“败”，当然不是打了败仗的意思，而应该是腐败。粮食运得太久，所以腐败了。虽然他没说究竟要运多久，但我们从前边农业部长那个恐怖的“六月”数字，可以体会到一些问题的严重性。不过，还是要追问一下，粟米放上六个月，就会腐败吗？那还要粮仓做什么？实际上，腐败不腐败，存放的条件是相当关键的，如果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应该可以放上两年以上。当然了，有人可能会在此指出，对于运到咸阳给皇室和贵族食用的米，不要说六个月，两个月都不行！必须是最新鲜的！如果你渠道不畅，我就向唐玄宗学习，让你也运一回荔枝，看你畅不畅！（原来，唐玄宗和杨妃当年的做法，竟可能含有某种政治和管理意义啊。）
再看这个“亡”字，亡就是没有了。好好的大米，作为物质而客观存在的大米，当然不会凭空消失，那么只能是有人把它“转移”了。谁呢？两种人，一是外部人，二是内部人。无论哪种做法，都叫做“盗”。更糟糕的是，无论哪种做法，都不好处理。内部的偷盗如果泛滥了，几乎就是无法处理的。
通过这些分析，我们终于大约可以明白，郑当时大人所说的“难处”是什么了。说白了，这些都是它农业部长职分内的事，管理起来，固然很难（几船米运上几个月，还要水手押夫始终规规矩矩？奴隶也做不到啊。烦[人力]和费[财力]，是免不了的了，烦费之后是否管用，则更难讲！），但是要在皇帝和百官面前承认自己失职，恐怕是难上加难。
再看“溉田”。
或许需要再次强调，我们目前考察过的每一次挖渠工程，灌溉田地都是附带的、次要的目的。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古代的官员，就不关心百姓的生计吗？其实道理一说透了很简单：这些地方在挖渠通水之前，根本没有田地。要么是森林，要么是荒原。
可能有人提出置疑：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以其他理由为名，行利益百姓之实呢？
笔者承认，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我一向以为，凡事的“动机”只是一个侧面，而且是不太重要的一个侧面。具体做了什么，做成了什么，做失败了什么，考察出来更有意义。
那么，依据司马迁的记载，汉武帝时期的这几次挖渠，究竟发挥了多少“溉田”效果呢？以下列个简表：
郑当时工程----
溉田预期：而渠下民田万馀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穀。
溉田结果：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
番系工程----
溉田预期：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壖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万石以上。
溉田结果：数岁，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
庄熊罴工程（龙首渠）----
溉田预期：诚得水，可令亩十石。
溉田结果：作之十馀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
总结一下，郑当时的水渠，使渠下的许多民田得到灌溉水源。番系的水渠，原来希望把河水流过的“弃地”连接起来，但由于河水屡次改道，挖了渠的地方又没有水，实际上没有发挥什么灌溉作用。最后把这些无水的土地，交给当地人，少收一点税。（能用来做什么呢？恢复森林还是继续低水平放牧？）庄熊罴的工程，司马迁没有明说究竟发挥了多少灌溉作用，只用了一种形象化的说法，类似于“没有想象的那么繁荣”。如果就此判断，那么作用也是基本没有的。
可见，三项巨大的工程（其实太史公记载了四项，但另一项根本没打算用来灌溉，完全是运粮用的，结果还没运成，因为水太浅），只有郑当时那一项，发挥了有效的灌溉作用。但是是否像他预期的那样灌了“万顷”良田，则未可知。那么，这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加起来约十年的努力，基本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里有个问题，这十万左右的挖渠大军，究竟是哪里来的？
家园 【整理】12.人生大業 这方面，司马迁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每次就是那两个字“发卒”。于是这两个字，怎么翻译非常关键了。“发”，应当是发动，动员。“卒”是什么东东？
我们都下过中国相棋，里边有两种最小的武力单位，一种叫兵，一种叫卒。可见卒是一种行政级别最低的人士。但这里的关键是，他们是“兵”吗？
笔者认为不是，因为他们如果是“兵”，那就没有必要动员了，直接派过去就行了。因此，他们至少不会是常备军的成员，他们平时的身份是“民”。当然，这些民们之前可能打过仗，之后也可能随时会去打仗，但这不能改变他们在绝大多数时期是“民”的事实。
于是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场景，那边郑当时的水渠项目一申请下来，这边郑当时的关系人和手下就闻风而动，带着凭证，带着钱财，来到了一片他们熟悉的城乡，贴出告示，称天子眷顾万民，准备挖渠，特征募民夫两千名（这里有个技巧，你一下子说征两万名，反而没人来了）。
问题来了：这些“民”们，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愿意去跟着郑大人挖渠呢？有三种可能性。
1. 钱多
2. 当官
3. 扬名
先看第一个。所谓“钱”，当然是在商品经济社会才有意义的东西，中原和我们前边讨论的四川不同，战国时期就有了比较像模像样的商品经济，经过汉初的恢复，到了汉武帝时代，钱能够管用这一点，还是可以肯定的。但是钱管用还是不管用，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每一个人，都会去考量，究竟你郑大人给的钱多呢，还是我自己种田或做买卖挣得的钱多。
从“发卒”工作的顺利情形来判断，郑大人给的钱，是很有诱惑力的。这是为什么？难道当时中原有那样大规模的人群，处于失业状态吗？
“失业”是一个恐怖的词汇，相当恐怖，这一点，如今30岁以上的人士，恐怕没有多少体会，因为他们往往从一生下来，自己一生的“业”，差不多都确定了，反正都是为国家、政府做贡献，区别只在怎么做而已。
但是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情况完全不同。他（她）的业，很大的程度上还处于未知的状态。而未知的领域，永远能够激发出人类最强大的创造力，当然，也可能是最强大的破坏力。
那么，汉武帝那个时代的人，那些“民”们，他们的业，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呢？
这个问题相当复杂，要多复杂就有多复杂。但是，越是复杂，笔者越要尝试去了解。
我们知道，司马迁的《史记》，或者说中国目前为止所有的“史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或弱点，即对“民”关注极少，尤其是对于那些loser，那些无甚惊人之举的庶民，都不会予以关注。这就给笔者的研究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即虽然我们这里提出的只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一个关于这些“民”有没有确定的人生事业的问题，答案只需要“是”或者“否”就可以搞定的，但是要想确切地证明或阐释这个“是”或“否”，其难度却是令人恐惧的。（如果有人进一步追问，他们当时究竟有哪些“业”呢？笔者将唯有跳河以谢天下。）
怎么办呢？由于我们的司马迁同学，愣是硬着心肠，在他的长篇巨著中对庶民不着一字，笔者只能另想办法。还有什么证据，可以传达出当时民间的人生追求呢？这些证据有什么办法能够保存下来呢？有一个----坟墓。
人会说谎，但是东西不容易说谎，所以出土的西汉物品，应当是比较可靠的。但是考古又是一门大学问，笔者无奈之下，决定在此请出一位历史大家，借助他的知识权威，帮助我们解答这个要命的问题。
这个大家，叫做葛兆光。他写了一本书，叫《中国思想史》。这本书的第三编第一节，是旷古烁今唯一一段系统阐释西汉民间思想特征的文字，其间涉及了宗教、哲学、天文、地理、政治、伦理、艺术、巫术、材料技术等等领域的知识，十分强大。因此，当笔者从这段文字中搜索上述问题的答案时，心下是十分的安稳和愉悦的。
那么，考察的结果是什么呢？汉武帝那个时代的“民”，他们的人生事业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
答曰：基本是确定的。
我们来看看，葛兆光给西汉人民归纳出了哪几种“人生追求”：
1. 顺天
2. 长生
3. 幸福
一说到“天”，我们的某些大学者，就喜欢滔滔不绝，扯上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话。但是葛老师不是这样的风格，葛老师很实在，他对“顺天”的描述是：
1）对日月星辰的运行方式的模拟
2）通过祭祀神灵不断地感受一种“神秘的支配力量”
3）在生活环境（如建筑）中体现宇宙的结构
4）在生活知识（如医药健身中的“五行”）中体现秩序感
归纳一下，原来那个年代的普通人的一大追求，或者说最主要的人生追求，就是体现出自己生命的神圣感。怎么体现呢？通过以各种方式模拟和祭拜“天”来体现。这里要注意“顺天”和“通天”的区别，在葛兆光的分析中，“通天”是属于知识分子（即我们文中的先生）的特殊追求，而绝大多数的人民百姓，是把“顺天”作为一件极其快乐，极其充实的事业来做的。
但是，不是还有“长生”和“幸福”这两种追求么？它们和顺天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长生”的问题，葛兆光用几个汉代墓室的内容来回答了我们。原来，在这些墓室里边，往往刻有天地人三界的景象，那意思是说，墓主人在人间的生命结束之后，不是在天界继续存在，就是在“地界”继续存在。所以，长生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因为不但灵魂是永在的，肉体都有可能一直发挥作用。
那么，“幸福”追求的表现又是什么呢？葛老师给我们找了一面铜镜（铜镜这个东西，看来也是“天”的象征），上边有70字的铭文，几乎把所有古墓中能够找到的关于“幸福”的表达都概括了进去：
“李氏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殓灭天下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传告后世乐无极，自有纪，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饮食枣，夫妻相爱如威田鸟，长宜子。”
貌似说了很多，很乱，其实归纳一下，有这样几个方面：
1. 国家有面子，人民得休息
2. 风调雨顺，粮食熟透
3. 父母身体健康，且能够把这个信息传达给后世
4. 神仙世界的存在
5. 爱情，爱情对子女的良好影响
笔者发现，当时人的幸福追求，似乎和今天的一般追求，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仔细一看，每一样却都有所不同。比如爱国，那个时代所主张的爱国，是其他各国人民都对“大汉朝”服气，口服心服。换言之，不是自己说自己热爱国家，或心里爱着就够了，还必须是做出事情来，让别的国家仰慕，才算完成“爱国”的任务。再比如，粮食也是今天的大问题，但是那个年代的人，好像在乎的不是粮食的产量和GDP，而是“熟”，也就是说，粮食既然被种在了地上，就要努力让它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长好了，熟透了，再被人吃掉，这才算尽了“天道”。
还有祝父母身体健康，这个大概不希奇，但是那时的所谓“健康”，却是源于一种“天力”，也就是“天”的保佑，这种被保佑的感觉，似乎比身体结实、不得疾病本身还要重要，以至于一旦做到了，便非常急于让后代的子孙和其他人都知道，这才是天下最有“面子”的事情。
可见，那个时代的幸福观，和现代的最大区别，就是它在每一种现代的幸福之上，都增加了一点关于“天”，关于“神圣”的东西。对那个年代的人来说，你无论做了什么事，无论得到了什么，如果这些结果或成果是“违天”的，那一点都不会快乐。
家园 【整理】13. 順天國企 但是，这样分析下来，笔者仍然感觉不够满意，因为我们仍然不知道，那个时代的人，会通过哪些方式来达到“顺天”，达到“幸福”呢？他们的人生事业蓝图，有没有更加明确的确定性呢？
沿着上边提供的线索，即国家有面子、粮食熟透、父母健康和夫妻恩爱，当然还有“神仙存在”，笔者进行了一番搜索，想知道有没有一些确定的业务，可以保障西汉年间的人们，获得他们想要的幸福。
最终，笔者发掘到了一条线索。这条线索的来源，说起来有点奇怪，是一个叫商殃的人。我们知道，商殃是个搞变法的人，搞了一套严酷的法制，被后人骂得不轻。但是这个商殃，一边在推行法制的时候，一边不停地批判战国末期的社会，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反而让我们能够了解到，当时的人们究竟搞出了哪些“业”来。在秦统治中国的短短30年间，这些“业”有没有继续存在，笔者找不到足够证据。但是，当汉初大搞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时候，这些“业”肯定都能恢复了活力，这一点是笔者能够断定的。
商鞅所记载的“业”，包括：
·乐队（声）
·杂技（服）
·开旅馆
·建筑
·代人做农活
·卖米
·卖酒
·卖肉
·讲师
·魔术师（方）
·女子从事军事贸易
·家政服务
以上是商鞅直接提到的事业，他所暗示存在的事业还包括：
·出租土地与河流
·职业政客
·车辆出租
我们知道，商殃原是卫国人，后来先后到魏国、秦国寻求发展，所以他所描述的这些“乱相”，应当不是一时一地的特征，而是他游历各国之后的一种概括。可以看出，商殃最为反感的这些业务主要是两类，一类是物品贸易，一类是服务业。商殃反对这些事业，认为它们的出现妨碍了人们对耕种的专注，认为这些事业导致了大量懒惰、闲散、奸滑、贪婪的人群的出现。但是，我们从2000年后的一个西方著名经济学者的名著中，却看到一种截然相反的论断，认为正是各种“业”的出现，才使农民和城市居民摆脱了懒惰和闲散----
“闲荡、偷懒、随便这种种习惯，对于每半小时要换一次工作和工具，而且一生中几乎每天必须从事二十项不同工作的农村劳动者，可说是自然会养成的，甚而可说必然会养成的。这种种习惯，使农村劳动者常流于迟缓懒惰，即在非常吃紧的时候，也不会精神勃勃地干。”
可见，在亚当·斯密的眼中，人所从事的“业”越少，那么工作效率越高，越容易摆脱某种“天然的懒惰”。他和商鞅都渴望看到人们积极工作、态度热情向上的状态，但是呼吁的内容却截然相反。这是怎么回事呢？限于本文的主题，笔者无法对这个问题深入探究。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上边列出的所有“业务”之中，缺少了一种极端重要的内容----制造业（如果把建筑除外的话）。
那么，究竟是战国末期制造业尚未发展起来，还是商鞅并不反对这些业务呢？抑或兼而有之？无论如何，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到了西汉年间，这些业务都具有迅速恢复生气的条件。而且，正像我们从司马迁的记载中所看到的那样，一种作为现代制造业重要基础的产业----矿业，也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所以，综合起来看，汉武帝时期的人民，有许多事业可以选择。其中的不少项目，如音乐、建筑、酿酒、农业专项技术等等，即使没有现代工业作背景，仍然具有良好的成长空间。那么，他们怎么还会失业呢？怎么还会抢着去做异常艰苦、单调的挖水渠工作呢？
对于如何选择一种理想的行业或职业，如今的年轻人非常有经验。但以笔者所见，无非需要对各种职业的以下几方面进行比较：
1. 短期利润
2. 中长期利润
3. 名誉上的收获
如果再加上汉代人特有的一种考虑----“顺天”，则有了三到四种的择业标准。
那么，既然当时有大量的民众，愿意选择挖渠而不是上述各种行业，这就说明，挖渠比上述事业更加符合这四大标准。这是为什么？
先看利润。很难相信，开旅馆、建筑、职业政客、军事贸易等等，会比挖渠的短期收入更低。但是，这些行业的前期投入显然更大，门槛更高，往往要求某种特定的资源，为许多民众所无。另外，这些行业的市场前景，并不稳定。比如开旅馆，正如商鞅所记载的那样，是在一种外交、旅游、学术交流和商业活动蔚然成风的大气候下，才成为一项具有前途的职业。而当秦始皇把全国的富户都给集中起来，置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陕西和四川，则旅馆业兴盛的先决条件，已经丧失了一大半。建筑业和军事贸易，同样受到中央统一管理政策的严重影响，而职业政客，似乎只有在类似于“七国之乱”这样的内斗中，才能获得暂时的生存空间。
相比之下，其他的几项职业，虽然市场状况相对稳定，但利润较为微薄，而且往往需要上门服务，甚至长期的住家服务，容易让人产生不安全感。这样综合起来考量，参加挖渠队反而是一项颇为稳定的，容易令“各方面”感到放心的理想工作了。更何况，它还具有另两个方面的潜在收益：名声和当官。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笔者没有找到任何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参加水利工程，尤其是进入一线的挖渠工作有助于仕途的发展和出名。但是，从本文所讨论的李冰、郑国、徐伯表以及后来的若干项水利工程的延展情形来看，从水利和国家政治始终密不可分的关系来看，到了汉武帝的时期，从事水利工作与当官出名之间的连带关系，的确很可能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集体意识。而且，鉴于上万人的参与对组织能力所提出的特殊要求，一些善于管理和沟通的基层人员得到提拔，甚至进入上层政坛，是必定发生过的情形（汉代流行的察举征辟制，也为这一途径的畅通提供了另一重保障）。更何况，基于我们前边的分析，无论挖一条水渠的实际作用有多少，它在服务国家、利益百姓、福及子孙方面的象征意义是客观存在的，换言之，它很可能是一种“顺天”的事业。
真的是这样吗？
家园 【整理】14. 荒野驚雷 或者，换一种问法。当诸位民工们面对着成为国家建设工程一员的辉煌前景的时候，当他们踌躇满志地告别亲友的时候，他们无疑会有一种顺应天意的雄壮情怀。可是，当他们来到工地现场，当他们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呆上两个月之后，他们是否仍然相信自己的选择？
工地和家庭，有什么不同？
仍然借用葛兆光老师对“顺天”的杰出概括，我们不难发现，当环境改变之时，“顺天”的意义也不可逆转地发生了巨变：
1. 离开了妻子，爱情变得遥远了
2. 离开了父母子女，“传承”变得遥远了
3. 远离了城市建筑的象征
4. 远离了阴阳五行的医学（除非他们就地打坐，练练气功）
5. 远离了耕地、粮食和对“风调雨顺”的关注
6. 远离了祭祀天地、祖宗、山川、鬼神的各种复杂的仪式
还有什么剩下了？
日月星辰！
但是，此时在挖渠民工眼中的日月星辰，也和平时大不相同。因为再也没有“先生”们令人信服的指出，这个是“荧惑守心”，京城要出大事，那个是“天行健”，你们要自强不息。（更多细节请参看司马迁《天官书》）
此时的“民”们，看见的只是一片属于他们自己的星空。他们应当如何“模拟”和“效仿”？
他们还会相信众星的运转，仅仅代表了宫庭和皇权，而与他们自己无关吗？他们能够从中感到自己传说中的祖先，即黄帝的气息吗？他们还会对几种闪亮星体的“异动”，感觉到恐惧吗？陈胜关于“王侯将相”之另类血统的惊天一问，以及2000年后一个西方人关于神秘的“无产阶级”的警告和宣示，是否会同时涌现在他们的心中？
从《河渠书》的具体记载，我们容易体会到，即使郑当时的工程尚能比较顺利地“三岁而通”，而在其他几项工程进行之时，挖渠是否“顺天”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具体、非常现实的问题。在庄熊罴工程的最后，太史公记载道：
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龙骨，故名曰龙首渠。
《括地志》对此注解说：“伏龙祠在同州冯翊县西北四十里。故老云汉时自徵穿渠引洛，得龙骨，其後立祠，因以伏龙为名。今祠颇有灵验也。”
无论是“得龙骨”，还是“伏龙”，都不是一种“政治正确”的信息，所以我们需要注意，这样的信息为何会得到传播和采信，并最终在史家的书籍中保留下来？笔者认为，这表明到了该项工程的末期，“顺天”与否所带来的现实管理困境，已经超过了不详词汇所引发的意识形态敏感。所以，即使高高在上的汉武帝听到了这些传闻，都有可能表示理解。
悲剧还在继续。司马迁往下的记述显示，汉武20年来的折腾，劳而无功，形势反而更加严峻：
自河决瓠子後二十馀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禅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
这段话，颇不好解读。前边一直说干旱，后边却忽然又说“瓠子”这个地方再度决口，再次让汉武帝（此时已到中年了吧）很紧张。这里边的玄机，究竟是什么呢？笔者的分析是，所谓“干旱”，其实是一个虚指，而实际的意思是“田地缺水”。是哪些田地缺水呢？恰恰是那些通过挖掘水渠，而新近开辟出来的耕地最容易缺水，所以导致了粮食的普遍“不登”，即无法成熟。实际上，大河两岸的天然耕地，是不太在乎雨水的多少的，而那些远离大河的耕地就不同了。那些田地的主人，恐怕有不少是直接参加了挖渠的，他们辛辛苦苦的劳动几年，结果上天却不能通过降雨而体现出眷顾，则汉武帝的种种努力是否顺天，汉武帝本人是否“天授”，便成为一个非常严肃的、致命的问题。
此时刘彻的办法是：不惜一切代价，堵住瓠子决口。因为只有堵住这里，下游才能有足够的水位，去保障那些人工渠道不变成恼人的摆设。那里的农民，可不是什么世代耕种、靠天吃饭、老实巴交的乡民，而是有组织、有视野、有勇气的一帮青壮年，他们已在长期的共同奋斗中，结成了牢不可破的男性战友之情。他们的不满，对于整个政权的打击将是摧毁性的。
家园 【整理】15. 雨后彩虹 结果，几乎所有的中下层官员（包括大量高官）都泡进了水里，但是不听话的黄河水，仍然选择大量地向东南流去。面对此情此景，刘彻同学悲从中来，唱出了一首动天彻地的《河决歌》：
“瓠子决兮将柰何？皓皓旰旰兮闾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钜野溢，鱼沸郁兮柏冬日。延道弛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方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
一首还不过瘾，又来一首：
“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污兮浚流难。搴长茭兮沈美玉，河伯许兮薪不属。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穨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万福来。”
通过我们对此事件之背景的全新分析，刘彻的这两首诗歌，也就不难得到另一种、显然更为准确的解读。原来，20年前这里决口的时候，刘彻虽然也有些担心，但在丞相田蚡和众多知识分子的劝说下，选择了“让它流”。于是从黄河中下游到淮、泗之间，就出现了一条新河（正所谓“蛟龙远游”）。可是，随着华北中原地区（即今山东河北一带）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发展和集中，随着同一地区耕地的大量开发和河渠的大量挖掘，“旧川”原有的水量不够用了，而且可能还出现了泥沙堆积的现象（“水维缓”）。所以，刘彻为了堵上这条新河，恨不得把山都给铲平了。但是，“归旧川”、“神哉沛”、“万福来”之后，新河附近那些新开辟的耕地，又该怎么办呢？司马迁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最后，“决口”终于堵上了，太史公的结论是----双嬴，皆大欢喜。怎么讲？一方面，黄河“道河北行二渠”，那些渠里边终于有水了。另一方面，梁和楚这两个地方的水灾，也就解除了（“复宁”）。我这才明白，原来前边所谓梁楚之地的“不登”，指的是因为水太多，一直泡着，粮食才不易成熟。这有些令人不解：不是说河水一直流到淮河跟泗水里边去了吗？那么所谓一直泡着的地方，自然也就形成一个天然湖泊了。谁会反对出现天然湖泊呢？只有一种人，就是原先已经在里边种过庄稼、盖过房屋的人。这样的人会有多少，是个问题，司马迁认为情况很严重，但是没有具体的记载。而在汉武帝的诗歌中，只提供了两条线索，一条是“齧桑浮”，关于齧桑，一说是地名，一说就是吃桑叶的天牛，要么是这个地方完全成了湖泊，要么就是天牛依赖为生的桑树都在水里泡着了。另一条线索是“卫人罪”，卫人，一般认为是以前商代的遗民（商鞅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和其他人杂居的地方，其文化地位有点像今天的河南。河南人的脾气是比较大的，毕竟当过皇亲国戚，见识不同，所以一旦有人“罪”起来，连天子都怕。（想想一个商鞅搞出了多大的事吧。）
总之，一番兴师动众，沉玉伐竹、官员下水、天子放歌之后，这个牵动着大汉朝至少50%的民众神经的问题，终于被暂时摆平了。当然，也就是“暂时”而已，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司马迁接着写道：
“自是之後，用事者争言水利。”
随着这个“争”字，一向奉行无为而治之黄老思想的华夏，被彻底推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发展靠什么？今天的回答是“电”和“路”，那个年代的回答则是“水利”。中原的西方、西南方、南方，都以水利为由头，进入全面开发状态，“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
然后，我们的司马迁同学，回首他曾经走过和看过的几乎所有的大川，说出了一句颇有些沉重的话：“甚哉，水之为利害也。”
水这个东西，究竟“利”多，还是“害”多？司马迁没有回答。而在《史记索隐》的作者看来，还是积极一点比较好，所以他的结论是“填阏攸垦，黎蒸有年。宣房在咏，梁楚获全。”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人对水做的这些事，还是好处多一些的。
写到这里，这篇《河渠书》解读就要结束了。但是，前边留下的一个问题，笔者还没有解决，即那时的人们对于“恐怖之水”的一种普遍意识，究竟是如何得来的？
其实，不仅仅是那时，对中国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们，对于“洪”这个字，会有比较独特的印象。在我们最为熟悉的明清两朝和民国时期，“洪”字则更是和几乎一切民间组织，一切民间信仰都能扯上关系。那么，这种对于洪水的普遍关切和恐惧，是来自人们确切经历的杀伤人命、损毁家产的实实在在的洪水呢，还是一种渊源流长的、埋藏在观念深处的历史潜意识？何者为主，何者为次？
这个问题，以笔者的能力，恐怕仍无法回答。我能够说的是，如果是前者，那么唯有尽力获得历史真实的洪水伤人数据（如板桥水库案），分析原因，改进技术和管理，以求防患于未然。
而如果是后者，那么就更加简单了，我们只需要意识到，所谓“洪”，与其说是一种毁灭的力量，不如说是一种破旧立新的力量。正像明清两代的人，会非常巧妙地把“洪”字改成“红”字，把“洪发会”说成“红花会”一样，西方的上帝耶和华，在跟人类始祖之一诺亚立约的时候，他所指向的，也不是陆地上弥漫的大水，而是天上的彩虹。
家园 平原石头大人参见！ 献个花，大师回河，幸甚至哉！
家园 大师V5！ 小的特来献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