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经学通论》摘录（4） -- 柞里子

3 群经略说

3.1. 书

3.1.8

最早怀疑这部“后伪孔传”为伪作的人，是南宋学者吴棫。吴棫在所著《书裨传》中指出：“后伪孔传”新增添的经文远不如原有的经文艰涩难懂，不像是真的古文。不过，这种从文体上提出的怀疑，不容易令人信服。令“后伪孔传”之为伪作成为定论的功臣，当首推清代学者阎若璩。阎若璩尽二十年之功，写成《古文尚书疏正》一书，罗列“后伪孔传”作伪的证据一百二十八条，论证大都坚实有力。比如，阎若璩指出：见过孔安国所献古文《尚书》“逸书”原件的西汉学者刘歆，曾引用过属于“逸书”的《伊训》篇中的一句：“诞资有牧方明”，而“后伪孔传”的《伊训》篇中却没有这一句。由此可见“后伪孔传”新增的二十五篇绝非孔安国所献古文《尚书》“逸书”的原貌。又如，阎若璩指出：“后伪孔传”号称孔安国所撰的传文中提到“金城”这一地名。“金城郡”设置于汉昭帝始元六年，而孔安国死于汉武帝之时，倘若“传文”确为孔安国所撰，则绝无可能出现“金城”这一地名。

除阎若璩外，令“后伪孔传”之“伪”相大白的，当数年辈稍晚于阎氏的学者惠栋。惠栋继承阎氏之见，写成一部《古文尚书考》。《古文尚书考》不仅提出许多与阎氏相互发挥以及阎氏不曾发现的证据，而且将“后伪孔传”的伪经文的出处逐一列出，标明伪经文的某句出自某书、某句抄自某文。经惠栋如此这般剖析，“后伪孔传”作者的作伪手段遂彻底暴露无遗。

惠栋的友人程廷祚在学术界的名气远不及阎、惠，然程氏所撰《晚书订疑》，从历史背景的角度出发，对“后伪孔传”出现的年代作了极为精辟的论断，功不可没。程氏指出：东晋时人都没有见过这部伪书，因而梅赜献书之说本身值得怀疑。倘若确有梅氏献书之事，则梅氏所献者绝非这部伪书。南朝刘宋初年的学者、同于元嘉年间 故去的裴松之、徐广、范晔也都不曾见过这部伪书，而裴松之之子裴駰却在其所撰《史记集解》中大量引用“后伪孔传”的文字。由此可见，“后伪孔传”出现的年代当在刘宋元嘉之末，而不是像传说的那样在东晋之初。

不过，历代揭发“后伪孔传”为伪书者，大都依然相信梅赜献书之说，有人甚至直呼这部伪作为“梅氏古文尚书”。其实，梅赜献书之说，无论从逻辑上推敲还是从史实考证，都显然站不住脚。细节姑置之勿论，兹仅就五点要害分析如下：

其一，作伪者的目的显然在于令其伪作广泛流传，如果这部伪书确由郑冲伪造，郑冲如何只会私下传授苏愉而不公布于众？难道郑冲有先见之明，能够预测其伪作会在身后流行，因而无须自己推销？如果皇甫谧所撰《帝王世纪》的确征引过这部伪作，则说明这部伪作在西晋已经问世。为何与皇甫谧同时以及较皇甫谧为晚的晋代学者从无一人引用或提及这部伪作？

其二，东晋之时只有“豫章太守”而没有“豫章内史”的官职；曾任豫章太守者并非梅赜而是梅赜之弟梅陶；梅陶任豫章太守在晋成帝之时而不在晋元帝之时。《世说新语·方正篇》提到梅赜曾任豫章太守，刘孝标注已经指出“梅赜”为“梅陶”之误。据《晋书·陶侃传》可知，刘孝标之辩，言之有据。由此可见，豫章内史梅赜在晋元帝时献书之说，从根本上就矛盾重重，不可置信。

其三，如果梅赜在东晋之初就献上此书，为何东晋与南朝前期的学者从未有人提及之。其间虽有个别学者提到“孔传”，内容皆与“后伪孔传”不同，显然指“前伪孔传”无疑，而“前伪孔传”早在西晋已经立于学官，与梅赜献书之说了不相涉。

其四，范宁之孙、《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曾特别强调其祖范宁所授一切经学皆尊奉郑玄，而“后伪孔传”无论就版本还是注释而言，皆与郑玄的《尚书注》分道扬镳。既然如此，范宁如何会替反郑玄的“后伪孔传”作注解？

其五，梁武帝萧衍在称帝以前虽曾以学者姿态出现过，却从来不曾出任博士之职。由此可见，萧衍在为博士之时驳斥姚方兴所献《舜典孔传》之说，也是无稽之谈。此外，如果萧衍在南齐之时就已经驳斥过姚方兴所献之书，怎么会在称帝之后反而令其流行？

3 群经略说

3.1. 书

3.1.7 （2）

“永嘉之乱”后，中原一带“五胡”割据，史称“十六国”；西晋王室逃至金陵，偏安江左，史称“东晋”。东晋之初，朝廷拮拘，用于学术、文化之经费大减，博士之职由原来的十九名减至九名。其中职掌《尚书》者仅得两名，一名传郑玄之学，另一名所传授者竟然既非贾逵、马融之学，亦非王肃之学，而是“前伪孔传”。郑玄之学得以经动乱而不衰，因势力雄厚。“前伪孔传”之得以越贾、马、王三家而后来居上，想必是因为打着孔安国这块招牌。不过，“前伪孔传”虽然得以立于学官，在学术界的地位仍不能与郑玄一派相提并论。举例而言，东晋末年对于推广《尚书》学起过重大作用的大学者范宁，其所讲授的《尚书》就完全依郑玄之学说为依据。继东晋之后，出现南北对恃的相对稳定局面，史称“南北朝”。北朝始终只传郑玄之学，时至南齐，“前伪孔传”也在南朝失传，于是郑玄一派成为《尚书》学的唯一学派。不过，郑玄学派在《尚书》学一枝独秀，并不等于郑玄学派在学术文化领域独领风骚。两晋、南北朝学术风气尚玄谈，得宠的是《易经》、《老子》与《庄子》。《尚书》属于朴学，因而乏人问津。北朝崇佛学、轻经学，更置《尚书》于经学中的次要位置，等于是冷板凳中之冷板凳。因此，无论是两晋还是南北朝，《尚书》学皆远不及汉、魏之时风行普及。研究《尚书》者渐少，熟悉《尚书》版本来龙去脉者渐稀，这无疑也给“后伪孔传”的作者提供了可趁之机。

如果经学继续无人问津，“后伪孔传”恐怕也不会出笼。然而，经学忽然时来运转。因何而时来运转？因南朝中期梁朝的开国之君梁武帝萧衍本是精通经学的学者，既为皇帝，即重兴太学、恢复五经博士之职，经学于是得以在南朝起死回生。就在此时，一部号称孔安国所传的真本古文《尚书》突然广为流传。这部《尚书》不仅不同于流行已久的郑玄注本，而且也不同于“前伪孔传”，因为这部《尚书》不仅号称“传”为孔安国所作，而且其“经文”有五十八篇，与西汉末年包括“逸书”在内的古文《尚书》的篇数相合，较之古文《尚书》家流传已久的三十四篇本，则多出二十四篇。这二十四篇的篇名是：

1． 舜典

2． 大禹谟

3． 益稷

4． 五子之歌

5． 胤征

6． 仲虺之诰

7． 汤诰

8． 伊训

9． 太甲上

10． 太甲中

11． 太甲下

12． 咸有一德

13． 说命上

14． 说命中

15． 说命下

16． 武成

17． 旅獒

18． 微子之命

19． 蔡仲之命

20． 周官

21． 君陈

22． 毕命

23． 君牙

24． 冏命

这部《尚书》有三十三篇经文之篇目及内容与郑玄注本完全相同，《泰誓》三篇则篇目虽同而内容不同。在多出的二十四篇之中，《舜典》篇其实就是三十四篇古文本《尧典》篇的后半部，《益稷》篇其实就是三十四篇古文本《皋陶谟》篇的后半部。至于《泰誓》三篇，虽然见诸三十四篇古文本，“后伪孔传”的作者却弃之不用，而是另撰三篇。于是，这部伪《尚书》的经文与传统三十四篇古文本的经文之不同，实为二十五篇。

至于号称孔安国写的“传”，与“前伪孔传”的“传”有无关系？有何关系？皆无从考核。或以为但凡存在于“前伪孔传”的“传文”，“后伪孔传”的作者大抵皆抄袭之。其实未必，因“后伪孔传”的作者并非但凡能抄袭之时皆以抄袭为务。 比如，《泰誓》三篇的经文，今、古文《尚书》原本皆有诸，而“后伪孔传”的作者却断然弃之不用，而是通过搜罗先秦文献对《泰誓》篇的徵引以及其他有关文字拼凑成新的三篇。若不是有马融指出今、古文《尚书·泰誓》三篇的文字可疑在先，这手法不可不谓高明之极。既有马融指点迷津在先，如此这般则颇有泄露天机之嫌。令人不解的是，多年来并无人看破这一点。除去伪造经文与传文，“后伪孔传”的作者还伪造孔安国的“序言”，叙述孔安国获得这部古文《尚书》以及为之作“传”的经过。此外，以往各种版本皆把“书序”集中编排在全书正文之后，“后伪孔传”的作者却把“书序”根据篇名拆开，分别编排在各篇之前。如此这般加工令这部《尚书》看起来更加系统化，因而也更加“现代化”，本应是作伪的蛛丝马迹，却也多年不曾有人看破，也是令人费解。

这部伪造的古文《尚书》虽然到梁朝才开始流行，却据说早在东晋之初就已出现。根据学术界陈陈相因的传说：东晋元帝之时，豫章内史梅赜（梅，一作枚；赜，一作颐）向晋元帝献上这部《孔传古文尚书》。据梅赜说，这部《尚书》由魏末晋初学者郑冲传给扶风人苏愉，苏愉传天水人梁柳，梁柳传城阳人臧曹，臧曹传给梅赜。梁柳是晋初大学者皇甫谧的表弟，皇甫谧不仅在梁柳处见过这部《尚书》，而且在所著《帝王世纪》中予以引用。《帝王世纪》今已佚失，仅存零星引文。又据说范宁替这部古文《尚书》作过注解，不过当时《舜典》篇的“传”仍然缺如，直到南齐建武四年才由姚方兴发现有“传”文的《舜典》篇。姚方兴把这篇经文连同传文一起献给朝廷，朝廷对姚方兴所献进行审查，发现姚方兴所献的《舜典》篇经文比梅赜所献者多出十二个字。当时正充任博士的萧衍，不信姚方兴所献者为真，姚本人不久又犯罪被杀，故姚所献之经传遂无人问津。至于郑冲从何获得这部《尚书》，则传说完全没有交代。

3 群经略说

3.1. 书

3.1.7

王肃，曹魏时大儒，王朗之子。王朗师承杨赐，以精通《易经》著称。杨赐即号称“关西孔子”的杨震之孙、因“鸡肋”闻名并也因此而见杀的杨修之祖，故王肃之学，同贾逵一样，也是家学渊源。王肃还有个更为知名的亲戚，晋代创建者之一的司马昭，正是王肃的女婿。王肃于《尚书》、《诗经》、《左传》、《论语》、“三礼”等皆有注释，并皆得以立于学官，其父王朗所传《易经》也得以立于学官，因而门生遍布朝廷，形成与郑玄一派分庭抗礼之势。

王肃之学固有其独到之处，然其学之所以能在短期间内异军突起，正因有司马氏为其政治靠山之故。王肃尚未出世之时，郑玄业已公认为学术权威，故即使有政治靠山如王肃，想要动摇郑玄的学术地位也绝对不易。王肃于是施展出如下两招：其一，抬举郑玄的前辈。但凡郑玄之说与贾逵、马融不同者，王肃皆据贾、马之说以抨击郑说。其二，伪造古书以证郑说之误与己说之正。前一招无可指责，后一招则无可原谅。前文提到的伪作《孔子家语》，一贯被视为出自王肃之手。被近人疑为王肃或王肃同夥所伪造者，还有《孔丛子》以及冒充孔安国著的《孔传古文尚书》。就内容分析，《孔传古文尚书》似为王肃的《尚书注》作声援，而《孔丛子》则似为《孔传古文尚书》作宣传，有些地方甚至还似为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作舆论。极可能由于这样的政治原因，来历不明的《孔传古文尚书》一经出现，居然就同贾、马、郑、王四家的《尚书》一起立于学官，成为朝廷法定的一派。

除去政治因素之外，这部伪造的《孔传古文尚书》之所以能轻易地被接受，还因为这部所谓的《孔传古文尚书》并没有伪造经文，只是在贾、马、郑、王四家之外增加了一家注释。注释本来人人可作，假托孔安国的名义，不过旨在加强其权威性而已。后世学者大都忽略了这一点，误以为魏末出现的《孔传古文尚书》就是如今流传于世的《孔传古文尚书》，不加区别地简称之为“伪孔传”，从而进一步混淆了《尚书》的历史。其实，流传至今的《孔传古文尚书》不仅伪造了孔安国的注释，而且伪造了《尚书》经文，出现的时代也更晚，绝不可与魏晋之时立于学官的这部《孔传古文尚书》混为一谈。为示区别起见，姑称前出者为“前伪孔传”，后出者为“后伪孔传”。

“前伪孔传”的出现，因完全缺乏线索，故只能以“来历不明”四字概括之。至于“后伪孔传”的出现，却离奇曲折得简直可以演义为一篇侦探小说。欲知“后伪孔传”的来历，得先从“五胡乱华”谈起。所谓“五胡”，指匈奴、鲜卑、羌、氐、羯五种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强调“历史上”，因五种之中除羌之外，馀皆不复存。所谓“不复存”，并非斩尽杀绝或全部驱逐于境外，而是混融于华夏，遂不复辨认。所谓“乱华”，指发动叛乱，致令西晋王朝覆灭，并在北方形成割据与混战的局面。“五胡乱华”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就《尚书》的历史而言，则只须集中注意力于“五胡乱华”之初、史称“永嘉之乱”的事件。

“永嘉”，晋怀帝的年号。永嘉五年匈奴刘聪 （匈奴单于降汉内迁之后，受赐姓刘氏，刘聪为单于之后，故以刘为氏。）攻占洛阳，俘晋怀帝，纵火焚烧洛阳皇宫，使皇宫藏书荡然无存，其对于图书文献的破坏，绝对不在当年项羽焚烧秦宫之下。当时今文《尚书》在民间已不流行，藏于皇宫的欧阳以及大、小夏侯的本子复毁之于火，于是自西汉伏生流传下来的今文《尚书》，在经过四百年的兴衰之后，终于彻底失传。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原件如果有幸逃脱董卓之乱，如今也是化作灰烬了。古文《尚书》学虽于民间流传，不曾因此而绝灭，但民间流传的古文《尚书》版本从来不包括“逸书”在内，故从此古文《尚书》的“逸书”也如今文《尚书》一般，彻底失传。由此可见，就《尚书》而言，“永嘉之乱”造成的损失，名副其实惨重不堪。经过这次惨重不堪的损失，今、古文《尚书》经文的本来面貌竟如何？各流派之注释的本来面貌竟如何？遂无从得知，而“后伪孔传”于是得以乘虚而入。

3 群经略说

3.1. 书

3.1.6

不过，东汉古文《尚书》学派虽然在学术界大盛，今文《尚书》毕竟是学官的基础教材。东汉朝廷于今文五经皆制订了标准读本，用漆写成。因藏于皇宫藏书阁兰台，故称之为“兰台漆书”。民间所传授的今文五经版本颇有差异，不见得尽与“兰台漆书”相同，为保证能通过朝廷的考试从而获取官职，于是有应试者买通掌管“兰台漆书”的官吏，篡改“兰台漆书”的文字，使之与自己熟读的版本相同。行贿受贿的人多了，“兰台漆书”自然是一改再改，以至一时间今文家派出现经文版本危机，众学者莫知孰从。于是，到汉灵帝之时，大学者、大文人兼大书法家蔡邕建议把标准经书读本刻石，使行贿者无从下手。

东汉朝廷采纳了蔡邕的建议，并令蔡邕主持其事。蔡邕于是会同其他学者一起，对《易》、《尚书》、《诗》、《仪礼》、《春秋》经文及《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种今文官方定本进行一番整理，最后由蔡邕亲自执笔用隶书书写。熹平四年 动工刻石，分别刻于六十四块石碑之上，历八年始完工，完工之后石碑立于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太学讲台之前的广场。当时朝廷官员、地方儒生纷纷前来抄写，日以千计，车马塞途、盛况空前。刻在石碑上的经文，史称“汉石经”，或“熹平石经”，又因其为用隶书一种书体写成，亦称“一体石经”。“熹平石经”的《尚书》经文，以欧阳家的版本为主，校之以大、小夏侯两家的本子，共一万八千六百五十字。如今“熹平石经”残片拓本中所存《尚书》经文共计八百零九字，不足原件百分之五。

“熹平石经”树立不到十年，发生董卓胁持汉献帝迁都长安之乱，洛阳皇宫所藏图书以及立于太学的“熹平石经”皆遭受严重损坏。经过一番混战，待到曹魏政权的建立，文化事业方才有所恢复。魏文帝曹丕不仅重新设立五经博士，而且曾经修复“熹平石经”。至于魏国所设的五经博士之中，于《尚书》采取了哪几家？因史书失载，未可断定。可以肯定的是，古文《尚书》已被正式立于学官。因“熹平石经”所刻为今文，故魏国于正始年间根据古文版本重新刻了一次石经。史称“魏石经”或“正始石经”，也称“三体石经”。称“魏”或“正始”，其意自明，不言而喻。称“三体”，因石刻对每一种经典，皆用先秦古文、秦篆与隶书三种书体分别刻划一次。

如前所述，孔安国得古文《尚书》之后，为便一般人认识起见，曾用隶书笔法改写，古文原件献给了皇帝，非朝廷学者莫得一睹，而外间经孔安国所传的所谓古文《尚书》的文字实际上并非古文而是所谓“隶古定”。“三体石经”之所以能于此时问世，系因杜林获得漆书先秦古文《尚书》一卷之后，先秦古文字经卫宏与《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等人的研究，渐为不少学者与书法家所认识与临摹。例如，当时有位古文《尚书》学者兼书法家，复姓邯郸，单名淳，就曾用先秦古文抄写过《尚书》，颇受时人珍重。当“三体石经”刻石之时，遂用邯郸淳写的先秦古文《尚书》作为范本。因其字体笔划头粗尾细，类似蝌蚪，故俗称“科斗文”。至于为何以邯郸淳写的先秦古文《尚书》作为范本，而不取法孔安国所献原件？史无记载，无从考核。或因原件经董卓之乱，业已丧失或者残破不堪亦未可知。

今文家派在东汉业已在学术界被古文家派压倒，至曹魏而古文家派得立于学官，古文经典又刻上石碑，故无论志在学、还是志在仕、抑或志在得兼，无不趋走于古文家之门，而今文家之学遂成绝响。不过，此时古文学派之贾、马两家虽然仍立于学官，在学术界却也皆式微，唯郑玄一家独秀。然而，郑玄一家独秀的局面为时亦不长，不久就形成郑玄与王肃两家对抗的局面。

3 群经略说

3.1. 书

3.1.5

然而，古文《尚书》的好景不长。王莽的新朝不旋踵而亡，继起的东汉开国之君刘秀是今文《尚书》的信徒，他选择今文《尚书》家欧阳派的学者桓荣为太子的师傅。太子即位为汉明帝，又特别尊宠师傅，桓荣一家接连三代为五皇帝之师，授业于桓氏的弟子数以千计，得以贵为公卿者不胜枚举，桓氏一门之盛，古今无匹。东汉后期，桓氏弟子杨震又是一连几代为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以至有“关西孔子”之号，可见当年声名之赫赫。 故终东汉之世，古文《尚书》始终未得立于学官。

不过，经过王莽与刘歆的提倡，古文《尚书》在学术界的地位在东汉却日渐增高，不仅流传渐广，而且开始有人为其撰写著作。据《后汉书·儒林传》，东汉初年古文《尚书》学者周防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不过，对古文《尚书》流传功劳最大的，却要数杜林、贾逵、马融、郑玄等四人。杜林自幼从父受业，博览群书，尤其精通古文《尚书》。新朝末年，天下大乱，杜林避难陇西，在陇西偶然获得一卷漆写的古文《尚书》，如获至宝。东汉建立之后，杜林在京城洛阳朝廷为官，结识了朝廷中另一位研究古文《左传》的学者郑兴，两人共同提奖古文家派的经学，致令古文经学在学术界大为盛行。当时另有一位古文《尚书》学者卫宏以及卫宏早年的弟子徐巡，因佩服杜林的学问，都拜杜林为师。卫宏还曾研究过杜林所得漆书古文《尚书》上的古文字，写成一本古文字学的专著《古文官书》。也许因此之故，后世有些人产生误解，以为经杜林传授的古文《尚书》只是那一卷漆书，或以为东汉盛行的古文《尚书》出自杜林而不再是孔安国传下来的古文《尚书》。这两说其实皆不能成立。杜林早在获得漆书之前就是古文《尚书》专家，而且漆书只有一卷，较当时流传的古文《尚书》更加残缺不全，杜林断无因获得一卷漆书就放弃以前所学之理。杜林也不具备一手遮天之势，可以用其所得的一卷漆书取代业已流传二百多年的、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此外，晚于杜林的东汉古文《尚书》学者一概认为其所学、所传，皆为孔安国所献者，并无一人声称其所学、所传者为杜林所得之漆书。不过，如此这般说，并不排除杜林等人曾用漆书对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作过校对订正的工作。换言之，经杜林传授的古文《尚书》也许可能同孔安国的“隶古定”本稍有文字上的出入。

同杜林一样，贾逵也是家学渊源，其父贾徽曾师从涂恽学习古文《尚书》。贾逵博通今古文之学，是打破今、古文家派界限，兼通今、古文各经的大学者。他起初传授今文《尚书》，依据大夏侯家的版本，后替古文《尚书》作训（“训”，即“注释”），采用杜林所传授的版本。贾逵既无今、古文家的门户之见，故所著古文《尚书训》，兼采今、古文家之说，间下独到之见，从而开创不墨守一家之师说的学术风尚。自贾逵之后，东汉古文《尚书》学者皆效仿贾逵旁徵博引、自成一家之言的研究态度。东汉明帝时朝廷效仿西汉成帝、哀帝之例，作过一番整理皇室藏书的工作，其主要负责人恰是贾逵与《汉书》的作者班固。整理完毕之后，班固根据刘歆《七略》与整理的结果写成《汉书》的《艺文志》；贾逵则仿刘向《别录》之例，写成一部摘要，也取名《别录》。贾逵的《别录》今佚，其中关于《尚书》的简介见诸唐代学者孔颖达主编的《尚书正义》。据《汉书·艺文志》可知，今文《尚书》的版本无论是欧阳家还是大、小夏侯家，在东汉明帝之时皆与刘歆之时相同，没有变动。而皇室所藏之古文《尚书》，却由五十八篇变为五十七篇，因古文《尚书》“逸书”中的《武成》篇在东汉初期遗失。至于民间的古文《尚书》，则从来仅有三十四篇，“逸书”并不在其中。

汉明帝去世之后，贾逵一再向继位的汉章帝推荐古文《尚书》，汉章帝遂令贾逵比较古文《尚书》与三家今文《尚书》的版本，写成一部《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成为第一部沟通今、古文《尚书》的著作。汉章帝还在建初四年于白虎观召集一次大规模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既有今、古文家学者，也有如贾逵一样兼通今、古文两派的学者。讨论的结果由班固总结编成《白虎通义》，亦简称为《白虎通》。白虎观学术讨论会进一步促成今、古文家派的交流，从此，两派之争走向低潮，综合今、古文两派之见逐渐成为时尚。建初八年，汉章帝采纳贾逵的建议，令各今文家学者选派一名高足学习古文《尚书》与古文《左传》，并授官职予师从贾逵习古文经的弟子。于是，古文家派虽不曾立于学官，却终于取得了等同今文家派的政治地位。

继贾逵之后，古文《尚书》学派复经马融、郑玄的鼓吹而终于后来居上，彻底压倒了今文家派。马融附会董仲舒三纲五常之说为孔子学术，以孔子之见，未必不为“小人儒”。不过，当时人却以“大儒”目之。之所以得“大儒”之称，原因有三：其一，学问渊博。马融是历史上第一位对《易》、《书》、《诗》、“三礼”、“三传”、《孝经》等儒家主要经典皆有著作的学者。其学虽有庸俗可讥之处，亦不乏精辟之见。比如，马融发现不仅先秦各著作所引《尚书·泰誓》的文字一律不见于今、古文《尚书·泰誓》，而且先秦引文同今、古文《尚书·泰誓》在文体上亦不相同，从而论断今、古文《尚书·泰誓》系后人伪作。马融不仅为对《尚书》内容真伪质疑的第一人，其论证手段也为后世研究《尚书》与其他经典著作所取则。除儒学之外，马融还曾注《老子》、《淮南子》与《离骚》，可见其博，不以儒家学术为限。其二，文彩飞扬。马融不仅为经学家，而且为文学家，赋、颂、碑、诔、书、记、表、奏、对策、七言诗歌等等各种文体，无所不能。其三，弟子众多。卢植、郑玄等名家、大家，皆其高足。

郑玄，字康成，山东高密人。少时为乡啬夫，非所愿，后弃吏而入太学，先后学习各种儒家经典以及算术、历法。自以为函谷关以东没有比自己更高明的了，遂西入关，通过卢植的介绍拜在马融门下。据《后汉书》的记载，马融授徒时“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上课时还居然有歌女舞女表演，如此排场，较之董仲书的“下帷讲诵”，有过之无不及。卢植有幸得为马融入室弟子，侍讲多年，从来不曾瞟一眼歌女舞女，因而深受马融的气重。郑玄没有这份运气，投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见马融一面，只有听马融入室弟子转述的份。然郑玄不以为耻，日夜诵习所闻，未尝懈怠。一日，马融同高足探讨天文图像，需要善算术者，听说郑玄精于此道，遂召郑玄登楼与会。郑玄乘便向马融请教多年积累下来的疑难，问毕即告辞东归，令马融徒生相见恨晚之叹。

郑玄回归故里后名声大著，拜在郑玄门下者数以千计。东汉末年先后发生两次所谓“党锢之祸”，因士大夫、学者联合反对宦官，被宦官指为结党为逆。但凡被指为党人者，重则迫害致死、逮捕下狱、流放边疆，轻则罢官、禁锢。郑玄亦因名列党人而遭禁锢，遂闭门著书，于儒家各经大抵皆有注释之作，于古文《尚书》自不例外。郑玄的注释大都不拘于一家之说、一派之言，而是旁徵博引、融会贯通，于前人之学，既有继承又有批判。故自郑玄之注释出，古文《尚书》遂形成贾逵、马融、郑玄三派鼎立的局面。久而久之，贾、马两派皆亡而郑玄一家独盛、历千馀年而不衰。不过，郑玄对古文《尚书》的讲解不仅搀杂了今文家的观点，而且也混入一些“纬书”的说法，故郑玄所传的古文《尚书》虽然还是用的孔安国传下来的版本，其观点和研究方式却已与西汉以及东汉初年的古文《尚书》家相去甚远。

3 群经略说

3.1. 书

3.1.4

汉成帝、汉哀帝之时，刘向、刘歆父子曾先后奉敕整理皇家藏书。刘歆将整理结果总结为《七略》。据《七略》所述，至汉末之时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在版本上皆出现了一些变化。大、小夏侯两家的今文《尚书》仍作二十九篇，没有变动。欧阳家的今文《尚书》却把《盘庚》篇拆为上、中、下三篇，内容虽未变动，目录却列为三十一篇。古文《尚书》则不仅同欧阳家的今文《尚书》一样，拆《盘庚》为三篇，还把《泰誓》这一篇也一拆为三，更把《顾命》一篇的后半部分成另一篇，名曰《康王之诰》。不仅止此，古文“逸书”中的《九共》篇也一拆为九。于是原本四十五篇的古文《尚书》就成了五十八篇。不过，同今文《尚书》的情况一样，篇数虽有增加，内容却无变动。《史记·殷本纪》称帝小辛（盘庚之子）“乃作‘盘庚’三篇”。《史记·周本纪》有前后两“康诰”，前者为周公作，据说旨在教导卫康叔（周公之弟）如何为政；后者为周康王（周武王之孙、周成王之子）作，意在宣扬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编写的年代恰好继周成王所作之《顾命》篇之后。由此可见，今、古文《尚书》篇目上的变更并非空穴来风，其实是受《史记》的启发而来。

刘歆偏好古文，上书汉哀帝，请立古文《尚书》、古文《左传》等于学官。汉哀帝令刘歆同五经博士讨论，五经博士都是今文家派，为把持自己的学术地位与官位，自然皆持反对意见。刘歆因此写了一封致五经博士的公开信，指责五经博士为牟私利而学术态度不端正。这封公开信就是学术史上有名的《移让太常博士书》。“移”的意思为“递交”、“传送”，各部门之间的公文往来例称之为“移”。“让”的意思为“谴责”。五经博士属太常管辖，故通称之为“太常博士”。大都出身今文家的众博士读罢刘歆的这封信后忿忿然群起而攻之，刘歆招架不住，自请外放，置古文各经于学官之事遂告流产。

《移让太常博士书》不仅在当时的政界与学界引起一场风波，而且也授后世对古文家派持怀疑态度者以柄。这是因为刘歆在信中追述古文《尚书》历史时，把孔安国上书请立古文《尚书》、因巫蛊案起而遭搁置之事，说成在汉武帝“天汉以后”。

《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安国“蚤卒”，于是清末今文派学者康有为据此而论断孔安国无缘见及天汉以后的巫蛊事件，并从而推论鲁恭王在孔子故宅发现古文《尚书》、孔安国献古文《尚书》之事，以及古文《尚书》本身，皆出于刘歆之捏造。

这种说法绝不可能成立，这不仅是因为与孔安国同时的人如司马迁等，以及刘歆以前的汉代学者皆提到过这段“史实”，而且也因为与刘歆同时、攻击刘歆不遗馀力的今文家派皆不曾怀疑这段“史实”，故称之为“史实”，断然无质疑的馀地。

此外，《史记》“蚤卒”两字并不能证明孔安国究竟死于何年。孔安国死前曾为临淮太守，据《汉书·地理志》，临淮郡置于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可见孔安国之死不得早于是年。汉武帝时不止发生过一次巫蛊事件，第一次巫蛊事件发生于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最后一次发生于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至二年。即使孔安国死于征和元年以前，不能见到最后一次巫蛊事件，却绝对可以见到发生于元光五年的第一次巫蛊事件。刘歆的“天汉以后”说，可能出于一时疏忽，忘记了元光五年的巫蛊事件。出现这样的疏忽并不足为奇，因为征和元年、二年的巫蛊案导致丞相下狱死、皇后自杀、御史大夫自杀、太子造反、失败之后自杀、京城巷战，牵连死者数以千计，故汉人一提起巫蛊案，往往不期然同这一次巫蛊案发生联想。刘歆之误，当因此而致，如果有意作伪，当会检阅史书，查个一清二楚，而不会含糊笼统地说一个“天汉以后”。元光五年的巫蛊案虽不及征和的这一次轰动，也导致皇后见废，相连及诛者三百馀人，足以令汉武帝无暇顾及孔安国之献书。故但凡不信古文《尚书》者，可以怀疑孔安国所献者为孔安国所伪托而非孔子故居之真本，也可以怀疑孔安国在把古文《尚书》改写成“隶古定”时无意失真或有意篡改，但怀疑古文《尚书》出自刘歆作伪，则为荒谬无疑。

刘歆外放不久，汉哀帝死，王莽掌握了汉朝的政权。今、古文家学派之争的局势于是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王莽不仅也偏好古文，而且与刘歆为布衣之交。故王莽掌权之后，不仅刘歆获得重用，本在民间传授古文《尚书》的学者王璜与涂恽也得以成为朝廷命官，各古文经皆顺利立于学官。后来王莽创立新朝，刘歆成为国师，古文家派更是盛极一时。于是，有些趋炎附势的今文家学者遂改学古文。趋炎附势者想必不为君子，然于促进今、古文两家的学术沟通则不为无功。自孔安国以降，今、古文两派学者皆仅守师说，致令两派如井水之于河水，各不相涉。究其实，则无论今文《尚书》抑或古文《尚书》，毕竟都是《尚书》，相互沟通、截长补短，于《尚书》学实有利而无弊。

几乎读不下去了

一直就知道自己对国学了解的很浮浅，看了楼主的文章才知道有多浮浅

2 经学起源

2.1 （1）

虽然六经之中只有《春秋》一经勉强堪称孔子所作，称孔子为经学之创始人却未尝不可。理由何在？曰：理由有三。其一，先孔子之经文极可能经过孔子编辑、删节、修改。其二，先孔子之经文经过孔子的传授之后，方才成为一门系统的学术。其三，后世之经学家，无论流派为何，皆尊奉孔子为其鼻祖。在这三项理由中，最后一项最为重要。即使日后有证据推翻理由之一、之二，依旧不能动摇孔子之为经学创始人的地位，因为这种地位的历史意义，并不来自事实而是来自认同。

既然如此，论经学之始，自当先论孔子其人。有关孔子生平事迹言行最为可靠的文献当数《左传》、《论语》、《史记·孔子世家》以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至于见诸《汉书·艺文志》的《孔子家语》，其原作的作者不可能是孔安国，所谓孔安国的后序，肯定是后人的伪作，详见下文。原作的内容未必可靠，而据颜师古《汉书注》可知，该书早已佚亡，在唐代所见者，已为后人之伪作。1973年河北定县出土西汉竹简《儒家者言》，其中有与今本《孔子家语》相近的文字。1977年安徽阜阳又出土一批竹简，其中亦有与今本《孔子家语》相近的文字。于是有人据此而认为视今本《孔子家语》为伪作未必妥当。其实不然。一般而言，作伪的手段不外乎二。手段之一，抄袭、汇编散见固有文献中的相关文字，比如，今本《孔子家语》大量采取《论语》、《左传》、《国语》、《荀子》、《小戴记》、《大戴记》、《说苑》，以及先秦诸子。《儒家者言》等竹简的出土，只不过令今本《孔子家语》采取当时尚存的文献名单中增添一部《儒家者言》而已，并不能证明《孔子家语》之非伪作。

作伪的手段之二，凭空杜撰。抄袭与汇编，目的不仅在于充实其内容，也在于增强其可信度。至于凭空杜撰的目的，则往往在于鼓吹某种观点、掩盖或者歪曲某种事实。抄袭、汇编散见前人著述的手段，其作伪之心固然可恶，有时却能收保留古代文献之功。何以能如此？因为当时存在的古代文献在后代或者失传，而伪作却偏偏能幸存于世。至于凭空杜撰，则绝对无善可陈，须当全力攻之。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史记》所记，分明指出孔子之为私生子。而《孔子家语》却道：“伯夏生叔梁纥，曰虽有九女，是无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于是乃求婚于颜氏。颜氏有三女，其小曰征在，颜父问三女曰：‘陬大夫虽父祖为士，然其先圣王之裔，今其人身长十尺，武力绝伦，吾甚贪之，虽年长性严，不足为疑，三子孰能为之妻？’二女莫对，征在进曰：‘从父所制，将何问焉？’父曰：‘即尔能矣。’遂以妻之。”

《孔子家语》所谓原配生九女，妾生一残疾男云云，貌似平铺直叙琐事，其实皆为续娶颜氏铺平道路，如此杜撰，堪称手段高明。妾生男而残疾之语，尤其精妙，因孔丘替其兄嫁女之说见诸《论语》。倘若孔丘无兄，从何替其嫁女？倘若其兄嫡出而康健，孔氏何得由非长子之孔丘继承？捏造一庶出之残疾男，这些问题于是皆得以迎刃而解。不过，“颜父问三女”云云，却是作伪者的败笔。当孔子之世，但凡明媒正娶，未有不遵父命者，何须细致描绘如此以强调之？目的显然在于企图掩盖《史记·孔子世家》“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的“恶劣”影响。之所以在“恶劣”上加引号，因为野合私生等违反后世贞节观念之事，在先秦之时屡见不鲜。当孔子之世，甚至下至西汉之初，野合、私生等等，本来未曾视之为恶劣。正因为此，故孔子自己并未有隐瞒之意，而司马迁亦未曾有隐讳之举。

说司马迁不曾为孔子隐讳，证据还不止于上面的引文。比如，《史记·孔子世家》称：“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 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陬人輓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此即司马迁不为孔子讳之另一证据。倘若孔子并非私生，焉能不知其父之葬于何处？倘若孔子之母“从父命为婚”，为何会对其子隐瞒其父之墓葬所在？

说孔子自己不曾隐瞒，证据虽不如此直接，亦绝无可疑者。比如，《论语·子罕》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孔氏为鲁大夫，大夫为贵族而非贱人。倘若孔子从小生长孔大夫之府邸，如何能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不过，《孔子家语》的作者虽不免有败笔而毕竟不失为作伪的高手，基本上是点到即止，听凭读者自我“醒悟”，不曾与《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公开辩驳。替《史记》作《索引》的唐人司马贞就不这么高明了。司马贞不仅在《史记》“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正文之下征引《孔子家语》与之对抗，并且唯恐读者不能体会《孔子家语》替孔子私生翻案之意，或者唯恐《孔子家语》的文字尚不足以胜翻案之任，于是又从而曰：“今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征在少，非当壮年初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故《论语》云：‘野哉由也’，又‘先进于礼乐，野人也’。此言野者是不合礼耳。”

且不说“叔纥老而征在少”之根据仅见《孔子家语》，未足以为据，即使事实如此，视老夫少妻为非礼之“野合”说，其据又何在？于是，唐代更有张守节其人，作《史记正义》，于“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之下作注曰：“男八月生齿，…… 八八六十四阳道绝。女七月生齿，…… 七七四十九阴道绝。婚姻过此者，皆为野合。故《家语》云：‘梁纥娶鲁施氏女，生九女，乃求婚于颜氏……’ 据此，婚过六十四矣。”张守节一席生理大道，貌似言之有理。问题是：男过六十四而婚遂为“野合”之说，根据又何在？依然是荒唐无稽之论、信口雌黄之说。捏造如此这般理论的目的，依然不外是企图掩盖孔子之为私生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