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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秘密录音”事件——1 -- 老老狐狸
家园 又是一万丈高楼 坐看高楼平地起。
家园 “秘密录音”事件——3 最近在人民网文史栏和新华网理论频道登了巴人原载于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王兆成主编的《历史学家茶座》第二辑的文章“蛛丝马迹之于历史——读《杨尚昆日记》，很有意思。
……
我非常痛恨借机搞政治迫害的错误做法，也非常痛恨借事整人害人的狭隘报复。同时，我坚决主张，凡是因错误做法和狭隘报复而伤及人的，一定要推翻、平反，还历史于真相。然而，一种倾向往往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我们能不能借助平反冤假错案之风而把过去工作上的失误也遮掩过去呢？
譬如，１９６１年５月８日，杨尚昆给毛泽东写的自我检讨信，在今天看来是否不应该写呢？或者说写错了呢？
又如，毛泽东为１９６１年春季那段“秘密录音”而大发脾气之事，是否也发错了呢？叶子龙曾说：“由于种种原因，录音工作曾受到过毛泽东的几次批评。”是否在今天看来，毛泽东也批评错了呢？当时的录音工作究竟有无限制？有多大限制？很有可能是边际界定不清，才诱发了震动高层的“秘密录音”事件。但是，目前透露出的信息，尚不足以解释引发震动的全部理由。
再如，尽管毛泽东曾经支持录音工作，但是后来发现有问题，作为最高首长，他完全有权力决定不做或中止。可问题是，为何有人敢于不听“大老板”的话？不要说毛泽东，就是其他国家的最高元首，假如时时处处都陷入被录音之中，恐怕任何国家的最高首长也是不愿意的。然而，现在又给这种事情平反，人们就不得不问：“秘密录音”一案，究竟错在哪里，对在哪里？假如当年确有批评对的地方，是否在今天也仍然应该坚持？
总之，我始终感到，现今释放的信息，仍然不能使“秘密录音”事件构成一个清晰而完整的图像。
历史的真相依然朦胧。
……
这文章内容其实没啥，据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新华网、人民网同时转载，这倒大可体味！
附：
[URL=http://www.people.com.cn/GB/198221/198819/198851/12387682.html]人民网：杨尚昆回忆录披露令毛泽东震怒的"秘密录音"真相
[/URL]
通宝推：大汉铁骑,家园 看了两个连接，觉得邓、彭两位在这事中还真难逃干系 家园 关键是该不该录音，决定权理应在主席手上。 按杨尚昆自己回忆最初请示录音的缘由：
以后开大会，毛泽东准备讲话时，我就请示他要不要扩音，他说“可以”，我再顺便问是不是也录一下音，他说“可以”，我们才安排扩音、录音。此事的起因是开大会时，主席的重要讲话未得以完整记录而引致不满。身为中办负责人、长期跟随主席左右也熟知其脾气禀性的杨尚昆不会不明白：除此之外，主席小范围谈话、特别是涉及敏感问题时，绝不会首肯有人秘密记录、录音。这一点，老杨究竟是疏忽还是明知故犯，不得而知。
毛泽东讲话历来不喜欢人家做记录。这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事件发生以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另外，俺下载研读过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CWIHP)解密的前苏联绝密档案，前苏联驻华大使尤金（Pavel Yudin）在五十年代中期与主席的多次谈话均有详细记录。估计当时不仅中办，连老毛子也录了音。
家园 邓小平和彭真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 毛泽东第一次批评录音工作，是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对录音问题提出批评。为此，杨尚昆郑重地召开了有中办各局、室、馆负责人参加的厅务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批评并进行了自我批评，同时严肃地提出如何改进办公厅工作问题。但是，毛泽东在一些重要场合上的讲话如果不录音，不留下点记录，就是失职。中央办公厅是要对历史负责的。
中办机要室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后，1960年4月，提出一个明确录音范围的报告，建议：
（一）中央大型会议；（二）中央召开的中型会议；（三）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重要会议上的讲话、报告；（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同地方领导同志的谈话；（五）中央召开的电 话会议；（六）兄弟党领导人在我们党的会议上的讲话；（七）其他中央指定需要录音的讲话和报告可以录音。此外，一律不准录音。
这个建议本来是好的，但是，杨尚昆出于谨慎，没有接受机要室的意见，还是坚持一事一议，遇有确需录音的情况，杨尚昆都要请示邓小平、彭真，得到他们的同意后，才批准机要室进行录音。
家园 要录音的时候，肯定是有明确指示安排的。 怎么可能大会上做的安排，随便就安排到卧室？男女可以在卧室做爱做的私事，但能脱光了衣服在大会上做爱做事吗？
明摆着就是不对，有什么好辩解。能探讨的只不过是他们的心态，到底以何心态去录音？
家园 大郎一直在关键问题上，含糊其辞！ 不愧是老牌办公室主任！
家园 所有历史都是人民写的 最终，铁证如山
家园 “秘密录音”事件——2 1966年5月24日，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中发［66］277号文件），说明了杨被打倒的原因：
“杨尚昆同志的主要错误如下：（一）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
（二）他把大量的机密的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机密。
（三）他同罗瑞卿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了反党活动。
（四）他还有其他的严重错误。”
“窃听器事件”是当时公布杨的主要错误。
对于“窃听器事件”，江湖曾有说法：
1、叫“秘密录音”还是叫“窃听”？都不要紧，事实是，在当事人不知道、不同意的情况下，用秘密手段录音，这是用敌我斗争手法。
2，牵涉其中的有公安部负责技术和政保部门的干部，特种器材厂。特种器材厂就是仿制东德的“特种录音机”，也就是窃听器的。
3，录音，或者是窃听，一些同志那里有记录稿。
文革后，杨彻底平反，中央书记处于1980年10月批准了中办《关于原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秘密录音”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说：
一、“杨尚昆同志在原中办机要室的录音工作上，从来没有搞过阴谋活动。过去在党内外公布的有关杨尚昆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谓错误，是不存在的，建议中央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二、“借录音问题强加给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等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统统推翻，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三、“1961年1月至4月的录音，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同志是没有责任的，因而1961年给他们的处分是不适当的，建议中央予以撤销。”
四、“鉴于所谓‘秘密录音’一案株连人员很多，影响很大，建议中央将这个复查报告批转有关单位，以消除影响。”
将上述《复查报告》和近年出版的杨的日记、回忆、叶子龙的回忆等对照，感觉有对不上之处！
杨在改开后谈过“秘密录音”，只提会议录音，对61年4月震动中南海的大事件，杨回忆是：
1961年4月，我正在河北省徐水宣讲《人民公社六十条》，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龚子荣的电话，说毛泽东追查录音问题，要我立即回京。我回到北京以后，才知道毛泽东在长沙准备接见外宾时发现要录音，生了气。我在向小平、彭真同志说明情况的同时，一方面向毛泽东作书面检讨，承担责任，说在录音问题上疏于检查，请求处分；另一方面责成机要室的同志抓紧组织力量，选择最重要的录音尽快转化为文字记录，然后把所有的录音带清点、登记、销毁。对毛泽东的录音工作是中办机要室的正常业务，时任中办机要室主任的叶子龙回忆录记载：1961年，毛泽东为在他的专列上安装录音线路的事发了一次大脾气。
根据毛泽东生前的一些警卫员、服务员的回忆文章，情况大致是这样：1961年春，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某日，毛泽东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完后，服务员步出，恰遇另一专列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告诉服务员，他知道刚才毛泽东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问他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装置及设备。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闻讯后，大发雷霆。“秘密录音”的事情就这样闹大了。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秘书都牵连进去，受到处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毛泽东秘书）受到严重警告处分，1961年底离开了中南海，1962年调任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康一民（周恩来秘书）受到严重警告处分，1965年9月调任中国人民银行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刘少奇秘书）警告处分，1964年3月调任中央监委驻第三机械工业部监察组监察员】。
而杨日记以及回忆录，对于这段时间很含糊，隐晦而曲折，甚至干脆回避，必须提到时，很巧妙：
1960年4月，我陪毛泽东外出巡视，直到6月下旬，上海会议（就是毛泽东作《十年总结》讲话的那次会议）结束后才回到北京。在这次外出期间，毛泽东多次接见外宾，被接见的客人分别来自亚、非、拉美、东欧、西欧等遍及全球；客人的身份从民间团体、社会知名人士到政府首脑和共产党的领袖；接见的地点有时安排在毛泽东临时下榻的地方，有时安排在他乘坐的专列上。这几次谈话都录了音，当然是经毛泽东事先同意的。说没提吧，好像又有；说提了吧，细看不是一码事！经典呐！
叶子龙在回忆录写道：
1959年11月中央杭州会议上，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谈到中苏关系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当时胡乔同志插话说，还有录音呢。主席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我立即让录音员停止了录音，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毛主席外出录过音。根据叶子龙的回忆：毛泽东曾对其说过，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
在1959年11月，毛泽东第一次批评录音工作后，杨召开了有中办各局、室、馆负责人参加的厅务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批评并进行了自我批评，同时严肃地提出如何改进办公厅工作问题。中办机要室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后，1960年4月，提出一个明确录音范围的报告，建议：
（一）中央大型会议；
（二）中央召开的中型会议；
（三）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重要会议上的讲话、报告；
（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同地方领导同志的谈话；
（五）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
（六）兄弟党领导人在我们党的会议上的讲话；
（七）其他中央指定需要录音的讲话和报告可以录音。此外，一律不准录音。
叶回忆记载：这个规定送毛泽东看了，他表示同意。
但杨出于谨慎，没有接受机要室的意见，还是坚持一事一议，遇有确需录音的情况，杨都要请示邓小平、彭真，得到他们的同意后，才批准机要室进行录音。—————————————————————————————
对比着读回忆录真是好玩哪，既然对毛泽东的录音工作是中办机要室的正常业务，那为什么毛泽东会多次批评录音工作；既然1959年11月杭州会议后叶子龙再也没有派人跟随毛泽东外出录音，那么1961年春季“录音事件”的录音者又是谁派的？是谁决定对毛泽东的任何谈话都要录音的？反过来问，对毛泽东的任何谈话都录音的做法，是否符合毛泽东曾经审定的那个规定？
通宝推：凯尔勒,大汉铁骑,特里托格内亚,桥上,ifuleu,家园 为什么一再的要给毛录音？ 为什么一再的要给毛录音？为什么在给毛反对的情况下还录音？明明有了录音规定，但却违背规定情况下还要录音？
这种情况已经表明当时，有种势力已经在党内形成，包括毛周等等，都在其注视下。
家园 中共党内高层很有一部分人跟不上中国的形势发展 从35年到达延安到76年毛主席去世的这历史。虽然中共有着民主表决，集体决策，但是主席深思熟虑拿出的个人的意见一直是代表着党的正确方针路线。
抗战时期的依托苏联尊蒋介石为首向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转变。抗战胜利后由联合政府向推翻蒋介石的独裁政府转变。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三大改造。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一次次，主席的正确意见将党内的一些高级干部闪的断了腰。
举例说：前面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主席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需要民族资产阶级帮忙一起来干呢。接着主席去了趟苏联，朝鲜战场猛打美帝国主义，接着国内开始三反五反运动，形势在变往着有利于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方向转变。
少奇同志没赶上形势，在天津卫吹捧民族资产阶级老岳父的话音还没有落，接着，国内就开始工业计划经济，农业初级社高级社的收拢土地了。这让党内的二把手太那个了吧。
后面反右派扩大化，大跃进，三年灾害，庐山会议，四清，文革爆发。时间的延续，党内担任具体工作的二把手不断出现工作失误，工作错误，最后出现掩盖失误错误，推脱责任。最终党内公开路线分歧，矫枉过正，毛主席送给刘主席一顶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帽子打倒了事。
党内一部分高层如果拥有技术手段，及时地把握毛主席的思想动态，那在党内激烈的斗争中关键的节点中，拥有有利地位，更何况还可以对毛主席进行诱导暗示做出错误判断，掩盖自己错误，推脱责任，打击异己。
具体可见，三年灾害开始初期，封锁饥荒真消息，散布丰收瞒产假消息，结果毛主席判断失误，饥荒跟大上工业农业项目以及归还苏联贷款重合，三年灾害的天灾人祸叠加可以比得上旧时代的饥荒。
总结，在一些人眼中，用一切技术手段对付毛主席，就可以把毛主席当作一个利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