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八一八两大共谍韩练成、郭汝瑰，这帖子真相党都往上靠？怒！ -- 黄河故人
家园 说共谍很简朴的，请参考韩练成 说非共谍很腐败的，请参考郭汝瑰身边的某几位太保。
家园 黄河兄，今天看到的一则报道 台湾联合报关于朱諶之的报道。她的骨灰已经送回大陆。有空讲讲她和吴石的经过。
家园 黄河息怒，咱接着盖楼。 韩兢还提到过韩练成、郭汝瑰以外的"第三人"，即吕文贞将军。
吕文贞，河北省人。字石如，著名爱国人士。东北陆军讲武堂第10期、陆军大学第11期、国防研究院第1期毕业。曾任陆军大学少将兵学教官，陆军大学编译处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高级参谋兼中央设计局专门委员，第11战区参谋长，华北受降区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北平行营参谋长，北平剿总司令部参谋长，联勤总司令部参谋长，国防实践研究院军事讲座，国民党陆军中将。
吕是韩练成在国防研究院结识的挚友，和郭汝瑰也熟识。吕当年思想进步，曾和郭汝瑰一起，邀韩练成共同组织同情共产党的小团体，当时韩已经建立了与周恩来之间的单线联系，不能发展横的关系，所以温和地提醒他们：“汝瑰、石如，要掉脑袋的哟！”他们遂中止了行动。吕后来在北平行营任职，开始和李克农交往。罗青长曾受李克农之托和他保持单线联系。据罗披露，吕为TG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他亲兼董事长、夫人任校长的“惠中中学”里，就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以教职员身份出入。
大陆解放，吕文贞随军去台，后有暴露迹象，便于上世纪50年代初秘密撤回香港，62年6月移居澳门。文革中失掉与罗青长的关系。1990年，出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
吕文贞1995年11月29日病逝于北京，罗青长和几位老同志都赶来为他送行。吕老离世后，夫人戴丽仪常住广州，广东省有关部门指定专人联络，据说还为老人办理了离休干部待遇。
关键词(Tags): #谍海拾贝，家园 关于吕文贞将军的介绍有误，我曾有幸与其长子聊过这件事情 吕文贞将军是盖党旗、以部长的级别过世的。。其本人在香港澳门是做地下工作的，在世时级别为副部级。而其长子吕宁远从小就以质子的身份生活在北京，在WG的时候受到磨难但是被周总理过问而平安度过。一直是有人在他身边盯梢着的。吕宁远老人对共产主义有很深厚的研究，是俺的精神引路人 下面引用一段吕老的文章：
“隐形将军”与“继续革命”很多朋友在了解了“隐形将军”郭汝瑰；韩炼成；吕文贞的经历后，都会提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他们都会放弃高官厚禄；名利双收的重要位置成为了共产党人？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更不能脱离正确的社会发展规律，否则我们就无法得到正确的答案。
首先我们需要恢复的第一个历史背景。
那就是“国民党人的历史成因”。
我们要知道国民党不是因为“反对共产党”而产生的，因此，早年参加国民党的国民党人也不是为了反对共产党而参加的。
人们都知道国民党人“北伐”的历史，都知道当年国民党是为了救中国；为了推翻“封建王朝”而成立的。因此，早期的国民党人，既没有“反共”的意识，也不是为了“反共”的政治目的而参加国民党的。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推翻封建主义挽救中国。
只有恢复了这个历史背景，我们才有可能跳出“两党的斗争”的认识桎酷，来正确的认识和理解这些“隐形将军”。
其次，我们需要恢复的第二个历史背景。
那就是：国共两党，都是产生于中国农业社会历史时期，都是受限制于农业劳动方式历史必然的政党。
因此，无论是哪一个政党，都无法逃避农业社会的宏观历史规律；都无法摆脱不改变农业劳动方式的前提下任何“革命”，“造反”之后，必定只能获得“改朝换代”的历史结果，都无法改变“农业劳动方式社会必然产生封建社会”的自然法则。
也就是说：无论是“要饭阶级”的朱元璋；还是“没落贵族阶级”的刘邦，无论是他们的“真实目的”还是他们的“表面目的”都无法逃脱“革命”“造反”之后，重新成为“农业劳动方式决定社会性质”的“如来佛手心”变成“新皇帝”的历史命运。
正因为如此，凡是抱有“推翻封建社会”“真实目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必定会面对“主观真实目的”与“客观必然规律”之间的矛盾。
处于国民党核心，最早感到历史规律威胁的国民党人，就会为了实现主观上“推翻新的封建主义”而投身共产党“继续革命”。
处于共产党核心，最早感到历史规律威胁的共产党人，就会为了实现主观上“推翻新的封建主义”而成为右派。
同样，即使是“领导革命”的毛泽东本人，当他坚持“以农业劳动方式为主”的时候，也会面对相同的问题。
当他发现自己同样无法摆脱“农业劳动方式必然产生封建主义”的规律，必然“被推举”为新的“万岁，万万岁”自然法则囚徒的时候，为了实现“英雄的真实目的”，他也会提出党内夺权“继续革命”的“理论”。
他们之间的差别，仅在于一个是认识到蒋介石“已经”成为了“新皇帝”，一个是认识到自己“将被”变成“新皇帝”的差别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看，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又何尝不是共产党内的“隐形将军”？
中国革命的这一段历史，不仅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无论是个人的“政党更替”还是全党的“继续革命”，都无法改变“社等人会劳动方式决定社会性质”的自然法则。也提出了如何改变社会性质的新尝试。
当我们从另一个方面观察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英国的“圈地运动”还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无论是“追求超额利润”的真实目的，还是“推翻封建帝王”的表面目的，都逃不出“改变社会劳动方式”的“如来佛手心”即使保留了“天皇”和“王室”也无法抗拒变成了“民主社会”。
因此，中国革命走向了放弃农业劳动方式的闭关自守，提出了开放搞活转向工业劳动的方向，整个社会开始了保留“有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天皇”的民主化的进程。
最后我们要恢复的第三个历史背景。
那就是：区分“革命者”主观上的“真实目的”与“表面目的”，区分“革命者”客观上所处的历史位置。
如果“推翻封建主义”只是“革命英雄”主观上的“表面的目的”，那么，他们就会象蒋介石一样“顺水推舟”的成为“新皇帝”。
如果“革命英雄”主观上从来不知道除去封建社会性质之外还有其他社会性质，他们就会成为“比较开明”的新皇帝。
如果“推翻封建主义”确实是“革命英雄”主观上的“真实目的”，他们就会象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继续革命”。即便是他们已经得到了政权，也会用“文化大革命”；用“走资派还在走”的形式来“继续革命”。
在客观上，处于整个政治核心位置上的“革命者”，更加具备感知这种历史规律变化的“敏感”条件。因为这种变化既不对他们隐瞒，也要通过他们实现。所以只有他们首先感知“表面目的”下的这种微小的变化。
因此，在存在两个政党的历史时期，就会出现两党之间“真实目的”与“表面目的”相互矛盾造成的“隐身将军”。
在只有一个政党的历史时期同样会出现“总书记反党”“党内走资派”“真实目的”与“表面目的”冲突的怪现象。
当然，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一样，如果不改变决定社会性质的劳动方式，“无论是英雄的表面目的还是英雄的真实目的，都不是推进历史的动力”，这一点，正在被中国革命“北伐”；“隐形将军”；“文化大革命”；“开放搞活”的社会实践进程所证实。
正因为如此，如果把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放到中国近代史的长河中，蒋介石就是顺水推舟的新皇帝；毛泽东就是保留皇帝宝座而极力挣扎不肯就座的准皇帝；而邓小平却是砸碎了产生皇帝宝座农业劳动方式的假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