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评改开30年来的外交政策及其未来转向 -- 铸剑

改开30年来外交政策的特征，一言以蔽之，“韬光养晦”——即在外交关系中以不出头、隐忍、合作为主调。这一政策目前出现了转向的趋势，在黄海问题和钓鱼岛事件处理上已有体现；而温家宝在联合国发言中称中国是“一个敢于担当的国家”，隐然是执政者对这一转向的宣示。本文正是打算分析这30年来外交政策的取向与其未来转向的内部逻辑。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尽管这话忽略了外交的某些独立性，但用来描述中国外交仍是很准确的。主管外交的戴国务有段讲话，指出中国的首要核心利益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国家安全”不是指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些是戴讲话中的其次的核心利益）。这清晰地表明了中国外交的关键所在：即保证政权的内部稳定性。

政权的稳定性与一个一度很时髦的词相关，即“政权合法性”的建构。由于告别革命对政权历史合法性的破坏，现实政权的合法性只能来自于经济发展，即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执政者对未来继续增长的许诺。看看新闻联播，“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的反复宣传其实就是执政者对于自己合法性的舆论建构。由此，经济停滞对于执政者来说是最大的危险。因此，外交工作的重心必须服务于经济增长，外交政策的特征就很大程度取决于经济增长的特征。

而改开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有着很强的依附型经济特征，增长来自于互相支持的两个方面：一是严重依赖于外部特别是西方世界的市场、资金与技术，二是依靠抑制劳动收入增长，保证资本对劳动的榨取强度，以刺激投资增长和与西方世界作利益交换。这样，执政者一方面需要保持与西方世界的良好关系，另一方面要努力延缓内部矛盾激化，降低冲突烈度，以保证剥削的持续性。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共同决定了外交政策的取向。

首先，对依附经济增长的渴求，产生了对西方世界的依赖，这就要求外交的重心在于避免与西方的冲突，构筑良好合作关系。由于市场交易的短缺方对交易的过剩方拥有权力——在依附过程中，中国需要西方超过西方需要中国；因此在与西方世界的利益冲突中，交易机会给予与否成为西方国家的外交武器，而合作和妥协则成为我们的常态。

更深层次的研究表明，国际交换带来的利益在国内不同阶级中的分配总是不一致的，产品生产者和剩余控制者的利益经常存在冲突。剩余控制者常能从国际交换中得到更多利益，而生产者分享较少甚至利益受损。随着中国执政者集团阶级立场的变化，参与国际交换的热情也显著提高。因此，执政者集团通常比普通民众对于韬光养晦政策有着更强的偏好。

其次，“剥削的可持续性”要求意识形态的“去政治化”，它强化了对韬光养晦外交的需要。剥削是当下中国最大的现实存在，这一现实存在要求告别革命、肯定剥削，要求意识形态的“去政治化”。只有通过去政治化，才能引导大家做纯粹的经济人，而不是参与到争取本阶级或者共同体利益的政治行动中；才能通过“不争论”制造出对改革的“共同同意”，软化被剥削者的反抗，维持剥削的持续性。

而民族主义情绪是政治化的一个体现，民族主义的高涨会引发群众对政治的热情，很可能进而关注起自己所属共同体的利益，引发对执政者设定的资本主义进程的质疑，最后影响政权的稳定。事实上，国内民间左派的产生与壮大正是和美国轰炸大使馆密切联系的。

因此，外交手段不能激发民间的政治情绪，不能打断“去政治化”进程，这是执政者的优先考虑。强硬的外交对抗会引发群众关心政治，威胁到政权的行进方向和稳定，这成为执政者的重大顾虑。“做好本职工作是对国家对政府的最大支持”，正是这一顾虑的迫切表达。这也使得韬光养晦、尽快平息国际冲突往往成为政府的优先选择。

如上所述，经济增长方式对西方世界的依赖和对民族主义激发政治热情的担心，使得韬光养晦成为改开30年外交的主题词。然而，面对着资本主义危机和改开的现实困境，支撑韬光养晦政策的基础发生了动摇。

首先，在危机面前，执政者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将之提高到新的革命高度。而强调自主创新和内需拉动，实际是要求由依附型经济向内生型经济转型，这就使得未来对西方世界的依赖减弱。在这个转变成功之前，危机已使得资本主义重新回到卢森堡的理解：资本对外的地理扩张成为继续资本积累的根本可能。为了减缓危机对本国的冲击，排他性竞争已经取代合作成为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大国关系的主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国和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中国自然明白自己的利益所在。

同时，正如我在铸剑:评2010春夏之交的西西河风波中所言，当下中国重新“政治化”的进程已然启动：高层的权力斗争重新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各种政治势力都在努力争夺民意、扩大影响以试图在未来重构的政治版图中占据优势。目前，“反对政府“已经成为左右各方的政治正确性原则，软弱的外交政策很容易使得执政者成为其他政治势力的靶子，甚至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利用强硬的外交政策树立形象、重新整合自己的支持力量反而成了执政者更好的选择了。

因此，资本主义危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重新政治化的国内民间思潮，使得继续韬光养晦政策很可能要侵蚀经济增长机会和政权的稳定性，外交转向势在必然了。

但这一外交转向将会受到很大的制约。长期的依附经济发展已经造就了一个依附性的利益集团。如前所述，这个利益集团在国际交换中可以比其他人获利更多。因此，对于外交政策的转向有着天然的抵制意愿，这种意愿在执政者集团内部也同样存在。同时，出于对民族主义激发政治热情的担心，即便执政者愿意强硬，他也想隔离群众对此的热情，只愿意采用排除群众参与的精英化专业化的外交路线。我们可以仿照“片面抗战”的称呼称之为“片面外交”。

我们近期的对手——日本首相菅直人有一段话，可用来考察上述制约的影响。——“民众的政治责任感的强弱，也就在相应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外交的强弱。毛泽东的外交使中国在世界上的存在改变得非常卓著，···（他的成功缘于）执政党在自己的国内获得毫不含糊的支持，国民以天下为己任，不惜付出代价。一个国家有这样的力量，外交才会有根本的力量。国之力在民，民之力是外交之力。这是我对毛泽东外交感触最深的地方。”

从这个视角来看，“片面外交”的政策和利益集团的牵制使得外交转向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而这一转向对国家利益的实际保护能力也仍需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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