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秦无衣:梁山泊好汉排座次 前言 -- AleaJactaEst

　　说到梁山好汉操纵武器的厉害，恐怕没有人能比得上“轰天雷”凌振了。凌振原是燕陵人，后来在东京甲仗库担任副使砲（非“炮”字）手。经呼延灼保荐，来到梁山水泊阵前。凌振“善造火砲，能去十四五里遠近。石砲落處，天崩地陷，山倒石裂。”他是“宋朝盛世第一個砲手”。诗云：

　　“火砲落時城郭碎，烟雲散處鬼神愁。轟天雷起馳風砲，凌振名聞四百州。”

　　作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在它问世不久，就被运用于火炮实战。在唐朝末年的战斗中，圆环形状的火药包，就被利用作一种杀伤力威猛的火器，在战场上崭露头角，一显身手。宋时所谓火炮当然不是後世的管状火炮，其实是类似于今的炸药包，而用人力抛石机（砲）抛射。　　现存世界上最早的火炮，是中国西北地区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1038─1227年）的一尊铜铸火炮。而到北宋末期，也就是梁山好汉们所处的年代，由于实战的应用，一些军火专家对黑火药的性能有了更多的认识，他们将黑火药装入纸管中，制成燃烧性武器：“飞火”。因为“飞火”中安装了药线，点燃药线便可引燃火药，使纸管爆炸。倘若再用抛石机（火砲）将这种“飞火”弹射到到敌军的战阵中，那么火药爆炸所产生的威力，就给敌方造成了极大的杀伤。因为这种火器发射后，伴着爆炸声在空中飞舞，所谓“烟云散处鬼神愁”，“轰天雷起驰风砲”，就像是晴空霹雳爆炸，因此，当时也被人们称为“霹雳炮”。后来南宋士兵在与金兵作战时，就曾经使用这种火器炸死和烧伤过大量敌人。著名的岳飞大破“铁浮图”中，就有“霹雳炮”使用的功劳。抗金名将刘锜曾有诗云：

　　“一激轰然如霹雳，万波鼓动鱼龙息。穿云裂石响无踪，却虏驱邪归正直。”

　　我想，性格焦躁暴烈的“霹雳火”秦明的绰号，估计即是由此而来。另外，这种“飞火”因其爆炸时在天上飞旋，就如狂飙一般，因此也被称作“旋风”。“黑旋风”李逵，“小旋风”柴进的绰号，估计也和这“飞火” 砲有关。

　　不过，那时的火砲可能还没有在战斗中广泛使用，而掌握火砲实战技术的专家也不是很多，因此它还算是稀罕物。像凌振这等能熟练的操纵三种砲石（第一是風火砲，第二是金輪砲，第三是子母砲）的专家，更是凤毛麟角。因此凌振在水边驾起“飞天火砲”，轰击梁山泊下鸭嘴滩的小寨时，那隆隆的炮声，吓得山寨上那一帮平日里只知道耍枪弄棒的好汉们，尽皆失色。

　　这是梁山好汉们第一次面对现代战争的热兵器的强大威力。但是，遗憾的是，农民军毕竟是农民军，梁山头领们并没有由此重视这种新武器的开发。凌振后来被梁山泊擒获归顺之后，他的技艺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从而大行其道。因此，“轰天雷”实际上也就成了闷炮了。凌振的座次，竟然排在了“锦豹子”杨林之后，位居第五十二。后来在征讨方腊时，在攻克众多的崇山峻岭，险要关隘时，凌振的火砲却不能一展神威，致使枉送了许多梁山好汉的性命。

　　这种悲剧的发生原因，多少存在着对精尖武器主观认识上的保守的农民思想。

　　我想，可能是在冷兵器时代，那些农民出身的好汉们，更注重的是个人的气力和勇武，而不是在战斗中科技的含量。比如在那些话本小说中，战斗的场面大都是由一对一的武将的决斗组成的。一个或几个人的技艺，本事，往往就决定了一场大战的胜负。或者就是施展兵法，布阵厮杀了。实际上，这种英雄主义色彩浓烈的战斗格局，也只能在演义小说中发生的。设想一下，倘若让凌振这种人大出风头，那么小说中的战争就真的变成了血淋淋的屠杀，从而缺少了精彩的艺术效果。

　　但是，在历史上似乎从来没有间断过战争的中国人，对于提高战争的质量，却表现出不可思议的保守甚或是麻木的态度。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近代的鸦片战争时期。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在他1989年出的《停滞的帝国》一书中，曾经描写到中国人对现代军事技术的顽固的排斥态度：1792年，英国特使玛格尔尼在到北京拜见乾隆皇帝时，随行中还带了一些现代武器，包括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提武器：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等。“这也是为了暗示英国武器的绝对优势，但同时也是为了谨慎地大量推销世界上最好的兵器。当然，礼品介绍中也提及‘削铁而不卷刃的利剑’（注：成语”削铁如泥“的语译）——这是为委婉地介绍英国特种钢方面的优势。”

　　有趣的是，当英国官员要求把炮弹即刻送到圆明园去试射时，中国人却自以为技术熟练，没有要用英国的炮手。中国人“是否确信自己单独会使用大炮 呢？他们是否宁可失败也不愿意承认在这个敏感的领域里处于劣势呢？英国炮兵把炮送去后马上就被打发回来。1860年火烧圆明园时发现这些大炮与炮弹完好无损地仍在那里。它们从未被使用过。它们被重新运回伦敦。”

　　想想看，那时距离凌振所处的梁山时代，亦即北宋末年，已经过去了将近七百年了！而清朝统治者对战争技术的认识，还是停留在梁山好汉们的水准上，这无论如何都是生存的悲哀了！我们中国人把战争看作是一种艺术，而我们的敌人，则是把战争看作是一种残酷的、你死我活的生存手段。这也是中国在火炮发明之后的千年间，仍然备受外族蹂躏的主要原因。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停滞的帝国》还写到了玛格尔尼在北京看到的焰火奇观，无论从花色优美及创作造型上，都比他看过的同类焰火高出一筹，包括在巴达维亚看的中国焰火在内。“一个巨大的火网，有圆的、方的、六边形、八边形和菱形的，发出各种颜色的光亮；接着一声爆炸，天上布满了像太阳、星星和金蛇般的焰火。”真是一幅太平盛世的景象。

　　我们中国人乐于用火药制造烟花爆竹来粉饰太平。然而，缺乏火炮保护的、无论是多么辉煌的文明，也是注定不能长久生存的！

　　回头再来看凌振，我们或许会发现，听不到振聋发聩的炮声的火炮专家，该是多么的孤独！

　　倘若说到梁山一百零八将中，谁的兵器最花里胡哨，那就非吕方、郭盛两个愤青的方天画戟莫属了。他们两人后来在上战场时，几乎就成了宋江身边的摆设。——因为到了宋代，画戟早已经成了仪仗队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摆设。这两位少年壮士，武艺不是十分高强，但偏偏却又好追求时尚。他们在各自的兵器方天画戟上，分别缠上华而不实的金钱豹子尾和金钱五色幡。

　　因此，两人一出场，几乎就闹了个大笑话。

　　当宋江、花荣的前哨人马经过对影山时，恰好碰上这对活宝正在为了意气决斗，两个愤青，谁都不服谁，就跟如今街头上掐架的小年轻差不多。两人中吕方披红，郭盛挂绿，排场上极尽铺张奢华，算是时髦的草寇了。两人打着打着，那戟上的绒绦却缠在一起了。幸好花荣一箭就将他们的缠结给射断了，不然的话，他们的这场迹近作秀的决斗，不知该如何收场。

　　大家一看都知道的，小温侯吕方，赛仁贵郭盛的形象，无疑分别是对三国勇将吕布和初唐名将薛仁贵的Copy.因为吕布和薛仁贵都是叱咤风云的善使方天画戟的名家。尤其是吕布的那杆戟，跟他的赤兔马，几乎就是他一副英雄的化身。

　　戟的由来已久，远在商朝早期就已经出现在战场上了。在战国到魏晋时使用的最广。到了唐代之后，戟中的方天画戟，逐渐被皇家的仪仗队采用作为排场的工具，充作门面，所谓化干戈为玉帛了。像《水浒》中的伪皇帝方腊的仪仗，就是这样排场的：

　　“金瓜密布，铁斧齊排。方天畫戟成行，龍鳳绣旗作隊。”

　　一旦一种惊天动地的兵器成了豪华的摆设，它的威严，便就有些狐假虎威的味道了。这是闲话。

　　戟是戈与矛的结合体。它按式样和大小可分为方天画戟，青龙戟，钩镰戟等长兵器，以及双戟，短戟等。戟一般都是由锋，援，胡，内，搪五个部分组成。《释名。释兵》中称：

　　“戟有三锋两刃，内长四寸半，胡长六寸，其援长七寸半，三锋者，胡直中短，言正方也，刺者著截，直前如截者也。戟胡横贯之，胡中矩之外勾磐拆，与柄长一丈六尺。”

　　戟用“援”之法，有冲铲，回砍，横刺，下劈刺，斜勒等；用“胡”之法有横砍，截割等；用“内”之法有反别，平钩，钉 壁，翻刺等；用“搪”之法，则有通击，挑击，直劈等。

　　而我们在这里提到的方天画戟，则是一种在戟杆一端装有金属枪尖，一侧有月牙形利刃通过两枚小枝与枪尖相连的、威震沙场的利器。

　　史籍和文学的记载中，有很多使戟的高手。像项羽的天龙破城戟，三国吕布的方天画戟，典韦的大铁戟，初唐名将李靖、薛仁贵，以及中唐中兴名将、《红楼梦》中贾珍点过的传奇《满床笏》中所唱诵的郭子仪的方天画戟，后唐太祖李克用的虎威戟等，差不多都是伴随着一个个让人血脉贲张的英雄时代出现的。“方天”两字，直如愁云惨淡，龙战于野，流星赶月，白虹贯日。

　　而其中最著盛名的，自然是项羽的天龙破城戟和吕布的方天画戟了。大家只要想一想，后来帮刘邦灭了项羽的韩信，曾经担任过替项羽扶戟的郎中，就知道这枝戟的份量了。项羽在“巨鹿大战”时，持着天龙破城戟，在数十万秦军的铁阵中，如入无人之境，让风云变色，那是何等的英雄气概！而吕布的一杆方天画戟，南征北战，从无敌手，使他成了三国中无可争议的头号战将。

　　这些战将，使戟充满了传奇色彩。就像我们一提到枪，就会想到王彦章一样，一提到戟，这些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也便会跃然眼前。

　　而在《水浒》中，吕方、郭盛的两杆方天画戟，跟书中其他几位高手的比起来，只能算是中看不中用的“银样蜡枪头”了。他二人后来死于乌龙岭上的乱石下，也算没有埋汰了手中的两枝方天画戟。

　　让我们来看看《水浒》中的另外几杆方天画戟。

　　首先要提到的，是在大家印象里不太讨好的史文恭的那杆方天画戟。在天王晁盖讨伐曾头市时，史文恭一出场就是提着一杆方天画戟。虽然书中没有具体描述到史文恭操作方天画戟的过程，但是以他的武功，我想将他列为水浒中使戟的第一高手，应该是没有异议的。

　　第二位善使戟者，该算是高俅讨伐梁山时，他手下的十节度使中，云中节度使韩存保了。这韩存保善使一枝方天画戟，他是与呼延灼对阵的。两人棋逢对手，在阵前更不打话，一个使戟去搠，一个用枪来迎。“两个战到五十余合，呼延灼卖个破绽，闪出去，拍着马望山坡下便走。”　　这一段格斗描写的相当的精彩，几乎不下于林冲与河北节度使、老将王焕的那场枪对枪的恶斗。韩存保和呼延灼从马上打到水里，那惨烈的一幕，直让人想到三国时马超在渭水边斗“虎痴”许褚，在葭萌关下斗张飞的惊心动魄的情景。不过，这些精彩的场面，不知道是作为老师的施耐庵Copy罗贯中的呢，还是作为学生的罗贯中Copy了他的老师。反正，这些经典的场面，早已经和当事人血脉相连了。

　　此外，辽国的统军大元帅兀颜光和他的儿子兀颜延寿，都善于使方天画戟。而兀颜延寿，恰恰是被呼延灼生擒的。莫非呼延灼对方天画戟情有独钟？抑或他的双鞭，注定就是方天画戟的克星？！

　　而书中使用方天画戟最狠的，该算是方腊的侄儿、有万夫不当之勇的方杰了。

　　方杰正和秦明单挑时，他的手下杜微猛然向秦明掣来一柄飞刀，秦明急躲时，被方杰一方天戟聳下馬去，死於非命。这个方杰的武功不同一般，且看这一段：

　　“宋江陣上，關勝出馬，舞起青龍刀，來與方杰對敵。兩將交馬，一往一來，一翻一復。戰不過十數合，宋江又遣花榮出陣，共戰方杰。方杰見兩將來夾攻，全無懼怯，力敵二將。又戰數合，雖然難見輸嬴，也只辦得遮攔躲避。宋江隊裡，再差李應、朱仝，驟馬出陣，併力追殺。方杰見四將來夾攻，方纔撥回馬頭，望本陣中便走。”

　　他一人独挡四条一等一的梁山好汉，还真有点吕布的余风了。可惜他是命运不济，最后死在打入方腊内部的间谍柴进和燕青手下。

　　戟的时代，也因此划上了一个句号。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60年代主演京剧电影《野猪林》）曾在京剧《野猪林》中饰演林冲。他在开头“东岳庙”出场时，满含喜悦之情，轻快地唱道：“四月晴和微风暖，柳荫下，绿野间，百鸟声喧。” 那一天，林冲与娘子张氏一对伉俪，恩恩爱爱地相扶将着，携带着侍女锦儿，一起来到东京“大相国寺”间壁的岳庙，一边踏春，一边上香。林冲志酬意得，继续唱道：“酬壮志，保国家，鹏程得展，保佑我与你，好夫妻，偕老百年。”　拥有一份令人崇敬艳羡的职业，拥有一个美貌贤惠的妻子，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男人的福分。算起来，林冲一家，也算是东京有名的武林望族了。他的父亲林提辖，也曾经名耸京都，他的岳丈张教头，原先曾在八十万禁军中任职。无论怎么说，跟上梁山的那些满脑子平民意识的流浪汉们比起来，林冲的家庭是幸福的。

　　林冲手中打着一把折叠纸西川扇子，一边在大相国寺边上徜徉行走着，他对自己的现状，十分的满足。不知不觉间，他离开了张氏跟侍女锦儿，独自散步来到散发着浓郁田野味道的菜园子边上。这时，他听到了一阵喝彩声，随后看到了鲁智深，正在那里挥舞着禅杖，汗津津地在表演武功。两个英雄相会了，遂结拜为兄弟。此后，鲁智深在一路护送林冲上沧州的肝胆相照的义气，便和陆谦的阴险嘴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为梁山第一大侠，鲁智深当之无愧。然而，林冲愉快的情绪很快就被破坏了。问题出在他的姿色过人的太太张氏身上。林冲与张氏成亲估计有些年头了，却没有子嗣，因此可能有些美中不足之憾。他们到岳庙来求香，我寻思无非是想求得有一男半女而已。张氏可能很想给林冲生个小豹子头，承继父业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她很想做一个尽责任的妻子。 仅从这点上看，我觉得张氏应该是《水浒》中最有亮丽色彩的女人了。她后来被高衙内逼得自杀而死的那份刚烈，是扈三娘下嫁与王矮虎的委曲求全所难以比肩的。王英的“劫色”跟高衙内相比，其实好不到哪里去。更何况扈三娘的全家都被梁山好汉们赶尽杀绝了。因此，张氏与林冲的光彩，是互相辉映的。我想，大家之所以恨高俅，潜意识里可能还是因了张氏的冤屈。张氏是个百年不遇的女人。后来林冲被发配到沧州时，临行写了休书，而张氏却又死活不承认这一点。她对爱情与婚姻的这份执著，又使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等水性杨花的女人，黯然失色。潘金莲等人的闪光点，是在于对性的迷恋，以及伸张自我。 　　这时，纨绔子弟高衙内出现了。本来高衙内倘若就像一般的公子哥儿一样，逢场作戏，调戏一番张氏后，即知趣地撒手，他和林家的这场不愉快的纠纷也就作罢了。然而，这个心理变态的花痴，偏偏不知是哪根筋错乱了，竟然当真恋上了林冲娘子（后来他因“恋色”病死，做了风流鬼。这与一般戏文中的恶少可不同）。林冲也因此突如其来地被卷入了一场残酷的悲剧中。因此，事情还真像时下里流行的切口说的：长得帅不是我的错。美丽也有可能是一种错误。在一个平庸、凡俗、甚至丑陋的社会中，美丽是一种祸水，对此我深信不疑。一个女人，长得俊俏些倒也罢了，因为在当今这个可以将平庸包装成高贵的社会里，只要你眉目五官没有什么大的出入，谁都可以夸你是美女。但是，美丽却不一样了。美丽是会焕然生辉，是会生电的。像高衙内这等人，身边肯定不乏漂亮的女人，他应该是个懂得“劫色”的花花公子。因此，他一下子就被张氏的美丽和不同凡俗的魅力迷住了。高衙内算是半吊子的西门庆，倘若他朝思暮想的对象的不是张氏，而是潘金莲，那么他的人生，就不会是病恹恹地在被窝里结束的。

　　说起来，高衙内跟王英，周通，贾瑞等人一样，都是喜欢“劫色”的汉子。很多女人也是因为在他们下流的打劫下，才变得生动可爱。他们的行为如果搁在时下里，保不定会有多少的女人暗地里欢喜不尽。然而男人们似乎多是喜欢意淫的，他们有色念、色心，却缺乏高衙内之流的色胆。所谓男的不坏，女的不爱，其实是很有几分道理的。女人的矫揉造作的清高和男人的犯贱，使我们烂泥般平庸的社会，偶尔也会透射出些许亮光来。这是闲话。

　　林冲娘子因为长得美丽，才酿成了一场悲剧。

　　可以说，在梁山一百零九条好汉中，只有林冲是真正被逼上梁山的。换上其他的好汉，在碰到高衙内这等鸟人时，可能就是一刀将他结果了，然后举家奔逃上梁山落草。但是林冲做不到，他对主流社会毕竟还有着诸多的留恋，比如功名，家族荣誉，富贵等。这种负重，使他进退两难。林冲终于还是没有像王进那样想得开，带着妻子离开东京。因此，他才会唉声叹气地跟好友陆谦抱怨道：“男子漢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這般腌臢的氣。” 此时，林冲还是将陆谦看作是好友的。在苦闷的时候，拥有一个朋友，就像是雪中送炭一样。但是，这样的朋友实在太少了。只有一个初涉江湖的人，才会满街都是朋友兄弟。真正的老江湖，是不会有死心塌地的朋友的。林冲还没有真正涉足江湖，因此他才会跟陆谦说出这种贴心话来。然而，就是这位早年就跟林冲一起学读“人之初，性本善”的谦谦君子陆谦，其实正是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最阴毒的罪魁祸首！

　　一部水浒，歌颂的多是友情。但是陆谦却是个例外。他就像是林冲的一道阴影，一直鬼祟般跟踪林冲到了沧州草料场。在陆谦看来，既然已经将朋友出卖了，那么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斩尽杀绝。

　　林冲终于被逼上路了。高俅因为高衙内的一念欲望，不遗余力地要将林冲置于死地，可为用心良苦。而水浒所表现出的更让人痛心的悲剧，似乎还在于日后高俅被梁山好汉们生擒，然而林冲却眼睁睁地看着天大的仇人被宋江送走。我想，那时林冲的心一定不是在流泪，而是在流血！

　　林冲在离开汴梁上沧州之后，他的脑子里，肯定时常缠绕着张氏的罩影。张氏在林冲离开不久后，就被逼自尽了，她这是对权贵的蔑视。她的节烈，同时也是林冲在风雪山神庙时，淋漓尽致挥洒快意的一道亮丽的陪衬。

　　林冲在开封府外州桥下写下的那道休书，其实也就是他的绝命词。林冲唱道：“纵然保残生，亏对爹娘，亏对贤妻。

　　报国壮志一旦抛。“在林冲看来，自己涉身危机四伏的江湖之后，便不该再有家庭之念了。他在上了梁山后，久久没有去接张氏上山，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充满酒精味和血腥味的梁山，不该是善良的女人们呆的地方。在得知张氏自尽后，我想，对于女人，林冲是死了心了。凭着这一点，张氏在天之灵，也该瞑目了！ 　　当年在延安时，曾经配合“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创作了几部京剧，像《打渔杀家》，《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差不多都是带有鲜明的革命色彩的。而其中的阮小七跟林冲等人的形象，则充满了革命的英雄主义。这自然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因而拔高了人物形象。

　　毛泽东后来曾经在《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一文中，引用了明代戏剧家李开先的《宝剑记》中《夜奔》一出的唱词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以此讽刺那些老革命在评职称时的小气肚肠。 　　说了这么多闲话，该回到题目了。林冲直到被逼到草料场的那个风雪之夜，才真正地清醒过来，欲哭无泪。因为陆谦最后还是放不过他。林冲在迈向梁山的道路上，每个脚印几乎都是带着血痕的！

　　我每每想到林冲时，印象最深的，无非是他肩上扛着一杆铁枪，上面吊着个酒葫芦的形象，还有那个寒风凄厉、雪血纷飞的草料场。那是红色跟白色组合成的一个悲壮的场面。如今我们头头是道的“逼上梁山”这个苦涩的英雄落魄的壮举，便是在那满裹着雪花的血红色里，完成了最后的洗礼的。

　　那天林冲在小店里打了一葫芦的酒回来，正值大雪纷飞。施耐庵写道：古時有個書生，做了一個詞，單題那貧苦的恨雪：“廣莫嚴風刮地，這雪兒下的正好。扯絮撏綿，裁幾片大如拷栳。見林間竹屋茅茨，爭些兒被他壓倒。富室豪家，但言道壓瘴猶嫌少，向的是獸炭紅爐，穿的是綿衣絮襖\，手撚梅花，唱道國家祥瑞，不念貧民些小。高臥有幽人，吟詠多詩草。”

　　这写雪的词到底写的怎样，只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其实，也只有我们汉文化的背景，才能容许林冲走到这种欲哭无泪的人生尽头的！于是在《野猪林》的结尾“山神庙”一段，林冲拖着长腔，悲怆难抑地唱道：“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彤云低锁山河暗，疏林冷落尽凋残。

　　往事荣怀难排遣，荒村沽酒慰愁烦。“ 这当真是英雄末路了！而陆谦的那把炽烈的大火，将林冲残存的最后一丝热情，也给焚毁了！当年读古龙先生的文章时，看到“最致命的敌人，往往就是你最好的朋友”这句话时，不禁感慨万千，背上汗毛直竖。倘若一个人不是拥有众多的朋友，曾经对朋友有过真挚的情义，又受过朋友的出卖，是不会说出这种冷酷的话的！古龙还有一句话：“没有朋友，死了算了”。我想，这可能也是他无比寂寞、因此只能寄情于酒的原因。我是从来不敢去想象朋友们的真诚的，因为那也是我个人生存的支柱之一。想想看，我们从小到大，共经患难培植起来的感情，难道就那么不堪一击吗？！我们并不是为了什么理念活着，道理很简单，我们生来似乎就是命中注定的。像陆谦这样，因为嫉妒而燃烧了自己，同时也燃烧了朋友的人，他的生命，又值得几何？在火料场上，林冲酣畅淋漓地将陆谦一刀取出了心肝，同时也将一段他曾经相当投入的友情给杀死了。这个结局正像林冲说的：“杀人可恕，情理难容！”

　　所谓的“情理难容”，我想应该正是陆谦对友情的背叛吧。一个真正的好汉，最难容忍的，便是朋友阴毒的刀把子。这也是晁盖临终时不能原谅宋江的缘故。金圣叹说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寫的只是太狠。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徹，都使人怕。這般人在世上，定做得事業來，然琢削元氣也不少。”他的这段话，可以作为林冲在朱贵酒店里的那首题壁诗的注脚：“仗義是林冲，為人最朴忠。江湖馳聞望，慷慨聚英雄。身世悲浮梗，功名類轉蓬。他年若得志，威鎮泰山東。” 从此之后，林冲将抛弃隐忍的性格，以一种冷酷的面目登场了。梁山不相信眼泪！

　　谈到秦明的武功，我想得先从梁山泊好汉第二次攻打曾头市时，他和史文恭的对阵说起。书中写道：

　　“斯時史文恭出馬，橫殺過來。宋江陣上，秦明要奪頭功，飛拍坐下馬來迎。二騎相交，軍器並舉，約斗二十餘合，秦明力怯，望本陣便走。史文恭奮勇赶來。神鎗到處，秦明後腿股上早中了一下，倒撞下馬來。”

　　史文恭的武功，自不待言。他能在黑漆漆的夜间，于远处将一枝毒箭射中晁天王的鼻中心，可见其人箭法之精湛。而主要是由他调教出来的曾家五虎，个个武功都不可等闲视之。作为出色的徒弟，可能只有史进堪与一比。

　　梁山好汉第一次攻打曾头市时，史文恭持的是一杆方天画戟，而此时在跟秦明对阵时，他用的则是一杆枪。

　　但凡武功高著者，使用什么兵器都得心应手。就像林冲，使枪跟使丈八蛇矛时，一样的出色。卢俊义也是如此，虽然他“棍棒天下无双”，但是枪，刀等一到了他的手里，也便威风八面了。这是因为武功练到了一定的火候，已经得意忘形，随心所欲了。

　　相比之下，秦明似乎还远没有达到这种境界。这里的“力怯”两字，其实正道出了他的武功的修为，其实还停留在拼斗力气的层次。而从技艺而论，诸如耍枪的，耍刀的，差不多都可以在技术性方面讨些巧，以减轻实战时力道的挥霍。我们虽然不说练武者人人都能臻至“四两拨千斤”的境界，但“讨巧”二字，却是武功的最起码的路子。武艺之“艺”，无非就是寻找在格斗搏击中的技术突破的可能。只有神力而没有技巧，无非只是匹夫之勇而已。

　　秦明的狼牙棒，其实应该说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兵器。因此他只有在攻打大名府时，跟索超的大斧搏斗的时候，才真正算得上是棋逢对手。两人脾气相投，兵器的路子也大抵相同。只看谁的劲道能支撑到最后了。

　　南宋初时民间有一句俗话说：“金人有狼牙棒，我有脑袋。”虽是气话，却有道理。那狼牙棒狠劲抡落下去，脑袋瓜不开花才怪呢！

　　对于狼牙棒的印象，我基本上是从连环画上获得的。它棒头呈瓠子状，上面密布着牙齿状的尖状物。在我看来，这是梁山泊上最拿不出手的兵器之一。它不但外观毫无美感，而且也会让人联想到临阵搏斗时的不雅。

　　我不知道秦明是如何教出“镇三山”黄信这个彪悍的徒弟的。黄信使的是丧门剑，跟狼牙棒完全是两码事。说起来，这很有点像化学老师给商学院的学生上课的样子。因此我想，秦明跟黄信的师徒关系，更像是形式上的拉扯，而不是武功上的传承。在官阶的排列上，秦明的统制职务，比黄信的都监，高了一级。在讲究权势此消彼长的官场上，凭借这种尊卑地位来确认这种师徒关系的情况，十分的普遍。

　　这就像认干爹干娘那样，凭借假设的亲缘关系来确立利益的延伸，其实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像苏轼跟王安石的师生关系一样，两人根本就没有学术上的传承关系，而只是因为王安石引荐了苏轼而已。

　　黄信在清风寨的事变中，充当了打头阵的角色，他上窜下跳的奔忙，其实是在为秦明的出场铺垫和造势的。于是，当秦明挥舞着粗重的狼牙棒出场时，他的形象，实际上已经高高在上了。徒弟如此，做师傅的当然更不得了了！

　　后来，在宋江的策划和撮合下，花荣的妹子成了秦明的娘子。这个联姻，受益最多的当然还是宋江。所谓媒人，都是一些不甘寂寞的组织人士，他们扮演的是两栖动物的角色。而宋江看起来是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媒人之一。他将婚姻跟义气连在了一块。比如王英跟扈三娘的作合。宋江认为，义气是可以弥补人生的诸多残缺的。他本人就是通过感人的义气，弥补了身高的不足，以及长相的黑丑。

　　正如伟大的恩格斯说的：“婚姻是政治的继续。”而宋江似乎早已深明此道。

　　秦明在娶了花荣的妹子之后，他有了一个强大的靠山。花荣因为在上山前身份低微，只是清风寨的副职，只相当于武警大队队长，属营级军官。因此，在上了梁山后，他的位置，只能在官阶远比他高的都统制秦明之后了。尽管他是秦明的大舅子，而且，他的武功，一点也不比秦明逊色。在梁山上，倘若他们两个姻亲联手，相信没有人是他们俩的对手。

　　我觉得，以武功与箭术而论，花荣其实是位列五虎上将的最佳人选之一。但是，在排座次的时候，事情似乎倒了过来，反而是秦明成了五虎上将之一了。五虎上将的选拔，出身是一个很大的考量。梁山上的座次规矩，其实比官家的品位排列还要严格。这是闲话。

　　让我们回到开头那句话：“秦明力怯，望本阵便走。”

　　仅凭这寥寥九个字，我认为秦明位列梁山五虎上将之列，实在是有点勉为其难的。

　　诗云：

　　“風日清和漫出遊，偶從簾下識嬌羞。只因臨去秋波轉，惹起春心不肯休。”

　　列位看官，你道这诗从何而来？这诗道的是北宋末年时，山东阳谷县，风流商贾西门庆，跟妖冶怨妇潘金莲的一段生死缠绵的爱情故事。

　　说起来，西门庆跟潘金莲流传于世的名声，决不下于宋江，李逵，林冲，武松，鲁智深，而高于吴用，卢俊义，阮氏三雄等人。他们是《水浒》中的一对活宝。

　　我之所以这样评价他们，是因为他们完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壮举：如何在爱情与死亡之间做出果断的抉择。

　　情到深处便如烟。

　　当然，我在这里触及的，仅是《水浒》中的西门庆与潘金莲，与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笔下的那个拥有类似县公安局长官衔的，身兼商家与土豪于一身的西门庆，绝无干系。那是演义。

　　西门庆与潘金莲的爱情故事，因为一包砒霜，从而招来了千古骂名。

　　倘若我们从反面来看下砒霜这件事，便可以知道，当时的法律和社会公德，对通奸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为，中国人的面子是丢不起的。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如果丢了面子，关乎的不仅是他个人的事，而且还对整个社会价值观念产生重大的冲击。

　　武大郎丢不起这个面子，如果他知趣一点，戴顶绿帽靠边站，就不会有后面的悲剧了。西门庆和潘金莲也丢不起这个面子，如果他们继续偷着相好下去，也不致于遗臭万年了。而武松呢？虽说他后来是为了复仇而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但是，他的复仇，也不过是为了一个面子：他必须无条件地去掩护他哥哥的懦弱所产生的道德败坏。还有，通奸是触犯法律的。而正义恰好正在他这一边。他赢得了舆论与法律的双赢。

　　西门庆和潘金莲短暂的爱情的失败之处，就在于他们的行为，冲击了大多数人的面子。他们苦心经诣的那包砒霜，其实就是为了对付这些人的面子的。倘若没有大多数人都在拼力维护这个面子的前提，他们也就没有必要硬逼着武大去咽下那翻肠绞肚的苦药了。

　　面子一拉扯开来，就像麦芽糖一样，粘糊糊的。西门庆和潘金莲的苟合，一经曝光，便被粘住了。这时他们不得不寻求解脱的途径。

　　同时，让我感到有点凄恻的是，倘若西门庆不是真正的爱上了潘金莲，他是不会把砒霜交给潘金莲的。聪明如他，他应该非常清楚这样做的危险。但是他终于作了！这使他和潘金莲的爱情，变成了一股靛蓝色的毒焰。

　　武大之死，在于他没有自知之明。他自以为他是潘金莲的丈夫，但是，在他被毒杀之前，他其实只是我提到的面子上的一张狗皮膏药。阳谷县里，没有人把他当人。他的惨况，给西门庆的砒霜，增加了浓度。

　　于是武松从京城公干的回家，实际上也就成了正义的回归。武大的退化与懦弱的形象，在武松的畅快淋漓，快刀斩乱麻般的伸张气节之时，得到了补偿。

　　水浒就是注重这种价值的平衡，这或许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民主的意识。民主这东西，说白了是形而上意识的成分更多于生存的实在内容。它大多数时候是在挂羊头卖狗肉。而水浒中的平民意识，在更多的方面，也充斥着对民主的申诉，而且还带有更结实的俗世风味。这就是武松摒弃了官府的裁决，宁愿自己担承着杀头的干系，将西门庆和潘金莲一起血淋淋地了结了的社会背景。这些是闲话。

　　说了这么多，西门庆该出场了。书中写道：

　　自古道：“沒巧不成話。”這婦人正手裏拿叉竿不牢，失手滑將倒去，不端不正，恰好打在那人頭巾上。那人立住了，正待要發作，回過臉來看時，是個生的妖嬈的婦人，先自酥了半邊，那怒氣直鑽過爪洼國去了，變作笑吟吟的臉兒。這婦人情知不是，叉手深深地道個萬福，說道：“奴家一時失手，官人休怪。”那人一頭把手整頭巾，一面把腰曲地還禮道：“不妨事，娘子請尊便。”

　　如果排除西门庆和潘金莲两人后面的那一包砒霜，我觉得，在古典小说中，这段描写，绝对出彩！它把西门庆和潘金莲两人的情态，描摹得如在眼前。西门庆那种像猪八戒看见美女时“雪狮子向火”般的情态，让人忍俊不禁。我想，当初兰陵笑笑生一定是在阅读到此处的时候，产生了灵感的吧？！

　　接下来便是众所周知的故事。于是施耐庵拉长了声调，向读者们发出了忠告：

　　“水性從來是女流，背夫常與外人偷。金蓮心愛西門慶，搖蕩春心不自由。”

　　悲剧的发生，其实是无需任何添油加醋的过程的。倏然间感情的撞击，不啻于现在的飞机失事。融洽的男女的床第之欢，既让人兴奋，又让人恐怖不安。偷情的意义在于，它让你在意想不到的情景下，闪电般地见识到反叛的乐趣。这就像小孩的恶作剧一样生动。

　　我们之所以对西门庆和潘金莲之间的偷情，表现出极大的关怀，原因也无非在于此。当然了，我并非在这里鼓励偷情，倘若有人因偷情被执，责任不在我。这是闲话。

　　每个人的心底，其实都暗藏着某种叛逆精神。这股逆流，也正是梁山泊的光辉。但是，当西门庆和潘金莲的这股欲望也开始勃发的时候，那光辉就变成了砒霜了。如果西门庆毒杀了武大后上了梁山呢？！

　　单从人命的数字来看，武松杀过的人，决不会比西门庆少。西门庆的错处，就在于他使用了砒霜。而这种阴毒的做法，在江湖上，绝对不是好汉的行为。虽说是情有可原。

　　但是，如果西门庆不用砒霜，他能在保存体面的状态下，长久地和潘金莲尽鱼水之欢吗？

　　因此，这让我对爱情感到悲哀：也许从亚当与夏娃那一刻起，爱情的乐趣，便设定是在于偷偷摸摸的状态中进行的。

　　或许爱情一经公开，便成了面子了。

　　想说呼延灼，首先得提一下在水浒中只被提及一次的他的先人呼延瓒（赞？）。

　　据《宋史》记载：“呼延赞，并州太原人。父琮，周淄州马步都指挥使。赞少为骁骑卒，太祖以其材勇，补东班长，入承旨，迁骁雄军使。从王全斌讨西川，身当前锋，中数创，以功补副指挥使。太平兴国初，太宗亲选军校，以赞为铁骑军指挥使。从征太原，先登乘城，及堞而坠者数四，面赐金帛奖之。七年，从崔翰戍定州，翰言其勇，擢为马军副都军头，稍迁内员寮直都虞候。”

　　他应该算是宋太祖赵匡胤到宋仁宗时代的名将。他使用的兵器，是铁鞭跟枣槊。中国民间通俗文学一贯具有浓厚的传承色彩，它的审美趣味，热衷追求的是角色甚至道具的认同，而不是求新，求异。这使他的文化群，在最简单的话语的鼓励与潜移默化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倔强的精神。这是任何高深的学问，都难以做到的事。也许，这一点看看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形象的根深蒂固的理解，就可以知道了。

　　像呼延瓒的铁鞭，到了呼延灼手里时，摇身一变，成了竹节熟铜鞭。而他的枣木槊，则成了呼延灼力荐的“百胜将军”韩韬的贴身兵器。

　　而在《说唐》中，尉迟恭的贴身兵器，便是双鞭加长枪。他与秦琼的著名的“三鞭换两锏”的故事，几乎成了《说唐》中的经典。秦琼跟尉迟恭的形象，后来成了民间的门神，祭灶那天，民间老百姓将两人贴在门板上，希望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在福州话中，“锏”与“钱”同音。福州话是古汉语的活化石，我胡乱猜测一下，想来大家也有发利市的意识吧。

　　有趣的是，呼延家传的枣木槊，在《说唐》中却成了尉迟恭的死对头单雄信的得意兵器。这可以说是后来的话本先生的移花接木的举动吧。尉迟恭身高一丈，跟吕布差不多。但是他“腰大十围，面如锅底，一双虎眼，两道粗眉，腮边一排虎须。善使雌雄两条竹节鞭，有万夫不当之勇。”

　　这是做门神的最好形象。然而，尉迟恭在《说唐》中，却不是十八条好汉之一。秦琼之后，王伯当和单雄信这帮贾柳店结拜出来的，总算忝居末位。后来秦琼的双锏，又在评书中，交到了牛皋的手上。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因袭心理，是如此的固执，就像律诗，一千多年过去了，大家还在按律抒怀，这于别的民族文化来说，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事。

　　怀旧，因袭，缅怀，认同，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固执特征。但是，既是文化，便没有好坏之分。文化跟文明的定义，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文明代表着进步，而文化，注重的则是独具的特色与影响魅力。倘若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么就没有了最起码的说话的理由。

　　我以为，文化跟战争一样，都是一种生存认同的错觉。基于此，历史也有可能是一种错觉。

　　扯远了，还是回到呼延灼吧。在五虎上将中，除了“霹雳火”秦明的狼牙棒有点突兀之外，其他四人的兵器，都是有源可本的。而呼延灼在投降上山前，他的职务跟秦明一样，都是统制使，有点像如今的武警支队司令。呼延瓒之所以能在《宋史》的列传中出现，除了战功外，还有他的家教。他在身上刺满了“赤心杀贼”的文绣，在四个儿子的耳后，刺上“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

　　《宋史》中又说：“（呼延瓒）及作破阵刀、降魔杵，铁折上巾，两旁有刃，皆重十数斤。绛帕首，乘骓马，服饰诡异。性复鄙诞不近理，盛冬以水沃孩幼，冀其长能寒而劲健。其子尝病，赞刲股为羹疗之。”

　　呼延家的前身，是匈奴人的后裔。他们的这些生活习惯，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上千年的文化的同化中，匈奴民族早已融入汉民族中。就像呼延灼，他的最精彩的表现，还是死在与金兀术对阵的战斗上。《说岳》中的他已经苍老了，体弱年迈，但雄风犹在，这使得他的铜鞭，能够和他的先人沟通起来。而不是像杨志去卖刀一样的窝囊。

　　《宋史》中关于杨家的描述，也就是列传中杨业与其子延昭两人不多的笔墨。

　　我觉得汉民族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的同化功能。中国人即便是在战争中，也是夹杂着文化因素的，因此胜败对于我们的民族而言，似乎都无关紧要。秦朝之后，中原一带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由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但是到了最后，这些杂乱无章的民族，都被汉文化消融了。这便是文化的力量。

　　我曾想，或许我的身上，也有着北方游牧民族的血统。但是这点似乎也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身上流着的是，我们汉文化的血。

　　女人在施耐庵的笔下，几乎没有什么好角色。即便是林冲的娘子，细细分析起来，其实也是祸水：没有她，林冲能被逼上梁山，走上绝路吗？

　　在施耐庵的眼里，美丽是讨嫌的。

　　我觉得，水浒中女人们所爱的，正是那些自命为热血男儿所忽略的一种亲昵之情。男人们可以大碗吃酒，大块吃肉，挥洒人生，而深居于闺中的女人，却没有更多的选择。她们唯一的乐趣，便是得到男人们的呵护。在如今自慰棒四处流行的时候，我不免为北宋末期的女人们感到可怜了。她们倘若连那种为人的最起码的乐趣都得不到，那么她们的人生，该是怎样的残破？！

　　不言而喻，施耐庵在描写女人时，心灵上必定承担着巨大的痛苦。因为在他之前，没有哪位作家正儿八经地描写过女人的。唐宋传奇里的女人，如蜻蜓点水一般，后来因了所谓评论家的缘故，她们的形象都被拔高了。而施耐庵手下的女人，都是赤裸裸，血淋淋的。因此他的笔划，也有些错落了。

　　一个作家，倘若一生中只拥有一个女人，那么我们可以坦诚的宣布，他笔下的女人，必定是不真实的。有的作家喜欢在女人身上获取灵感，这其实只是一种龌龊的借口。每个男人都必须为女人付出责任的。林冲让人敬佩的，也正是这一点。

　　林冲的休书，是对自己无能保护自己女人的宣判。而很多的女人，其实都是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一生的。后来林冲娘子的自尽，也算是给自己的男人一个满意的答复了。这是水浒中唯一的一道描写女人的光辉。

　　其他的女人，几乎都背着淫秽的名声。从反面来看，这未必不是男人们的龌龊之处！

　　如果一个男人，在最起码的****上都不能给女人带来满足，那便是男人的不是了。像潘金莲，摊上了“三寸丁”武大，她的花心，武大一辈子都捅不破的。西门庆不过是个过路人而已。阎婆惜也是如此。宋江身材矮壮，作她的女人，只有伤心而已。

　　女人并不都是热意于“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在如今这个社会上，女人选择的机会，要比男人们少得多。尽管大多数的男人，说起来都是窝囊的。更不用说北宋年代了。我觉得，女人们之所以进入青楼，其实就像男人们上梁山一样，都是为了伸张自己的个性。

　　施耐庵对女人们的解剖，简直深入到了肝肠！且看这一段对潘巧云的描写：

　　“黑鬒鬒鬓兒，細彎彎眉兒，光溜溜眼兒，香噴噴口兒，直隆隆鼻兒，紅乳乳腮兒，粉瑩瑩臉兒，輕嬝嬝身兒，玉手生生手儿，一捻捻腰兒，軟膿膿肚兒，竅尖尖脚兒，花蔟蔟鞋兒，肉妳妳胸兒，白生生腿兒。更有一件窄湫湫、緊搊搊、紅鮮鮮、黑稠稠，正不知是甚麼東西。”

　　我想，男人看女人的眼光，也大抵就是如此了。男人心底的阴暗之处，跟女人的下体，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越是隐秘的东西，想象起来就越生动。

　　红楼梦中对性的描写，是高雅的，而施耐庵对性的描写，则是淫气十足。潘金莲和潘巧云的故事，实际上并不是对性的扼杀，恰恰相反，它起到了鼓励的作用！

　　就像金圣叹说的：“潘金蓮偷漢一篇，奇絕了，後面卻又有潘巧雲偷漢一篇，一發奇絕.”“奇绝”两字，明显地充满了欣赏的味道。

　　我在看水浒时，一读到那几个女人的段落，就觉得施耐庵是在诲淫。他的百喻一讽的效果，恰恰让读者对女人产生了难以抑制的欲望。

　　而施耐庵在解决女人时，无一例外的采取的都是剖取心肝。这让我怀疑他带有某种程度上的恋母情结。先看武松。那潘金莲被武松腦揪倒來：

　　“兩隻脚踏住他兩隻肐膊，扯開胸脯衣裳。說時遲，那時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裡銜着刀，雙手去斡開胸脯，取出心肝五臟，供養在靈前。肐查一刀，便割下那婦人頭來，血流滿地。”

　　这是多么的酣畅淋漓，惊心动魄！从中不难看出，武松实际上也就是个性压抑者。有时做男人的确是很累的。倘若将武大的事迹往仁义上靠，那么，我觉得，这仁义不要也罢！

　　还有更精彩的，就是在翠屏山上，杨雄将潘巧云“一刀從心窩裏直割到小肚子上，取出心肝五臟，掛在松樹上。”

　　这样好像还不太畅快，楊雄又將這婦人“七事件分開了，將頭面衣服都拴在包裹裡了。”

　　从这里不难看出施耐庵的价值标准：倘若一件美好的东西，你要是得不到，那么就将它毁灭！强盗的本质，便是如此。

　　很多男人其实都是为了女人活着的，因此他们根本受不了女人对自己的背叛。

　　像李师师，倒是惬意的作了女人该做的事。她至少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男人。她是皇帝的情人，后来，她又想做燕青的情人。我设想，在金国人攻进汴京之后，李师师的下落，是不是该着落在消隐的燕青身上呢？！

　　作为女人，在北宋年代，在施耐庵的笔下，是没有什么更好的理由出嫁的！

　　李俊在从张横的刀口下救了被发配到江州（今江西九江），路经揭阳镇的宋江一命后，不无得意地介绍道：“我這里有三霸。哥哥不知，一发說与哥哥知道。揭陽嶺上嶺下，便是小弟和李立一霸。揭陽鎮上，是他弟兄（穆弘、穆春兄弟）兩個一霸。潯陽江邊做私商的，是張橫、張順兩個一霸。以此謂之三霸。”

　　什么叫“霸”呢？霸的意义，可以分为大霸与小霸。

　　小霸就是恶霸一方，在当地的号召力和权势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李俊的口气看来，这“霸”字应该是个中性词，而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那种贬义，不然的话，李俊也不会那么津津乐道了。它讲求的是赤裸裸的实力，而没有什么道德的含量。

　　小霸的横，带有较大程度的盲目性。小霸们在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的心理作用下，身上往往有着一种地域性的优越感，以及权力的自我膨胀欲望，他们也容易满足于这种以暴力取胜的方式带来的权威形象。在官方的制约能力无法切入地方的实力集团，并对它们实行有效的管理之后，各种“霸”的势力，便应运而生了。他们在黑白两道都吃得开，并且时常凌驾于黑白两道之上，在二者之间创造某种制衡力。在此情况下，官府也只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权”在“霸”的面前，只能俯伏。

　　而大霸，则是雄霸天下，那是相对于孟子所主张的“王道”而言的。比如“春秋五霸”，其中任何一方出头了，东征西讨，没有人敢非议它是不是正义之师，甚至包括周王室，也不敢过问。还有西楚霸王项羽，江东的小霸王孙策等，几乎都是凭借实力牛逼轰轰的。他们的行事特征，就在于不受任何力量的限制，横行霸道，我行我素。这是真正的霸气。

　　放眼当今世界，一霸独尊。我想，这也许就是诸如南联盟，伊拉克等极权势力崩溃的原因吧。霸道的极限，其实跟极权并没有什么两样。而所谓的正义，也往往是霸道者诠释的。这是闲话。

　　在水浒中，侠义与霸道的界限，是相当的模糊的，这是我们在阅读水浒时，不得不正视的一点。二者几乎可以被我们视为是相同概念中的两种延伸义，就像是一把刀子上的两面锋刃。它们往往是血脉相连的。

　　真正的侠义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行动的自由，它可以不受地域的制约，也可以不受任何制衡力量的制约，因此它的畅快凌厉的解决方式，凸现的是超越于权势之上的潇洒。但是霸道就不一样了，它与制衡力量是相辅相成的。霸道比侠义少了几分仁恕，几分超脱，而多了些法家的作派。

　　水浒中的霸道，后来差不多都是折服于“义”字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施耐庵的价值取向。但是问题在于，这种霸气与义气的整合，是不是真的具有合理性？

　　让我们回到“揭阳三霸”。

　　先看李俊说的第一霸。“混江龙”李俊说他和“催命判官”李立是一霸，后面还捎带了童威、童猛兄弟，在那揭阳岭上，做些没本钱的生意，跟孙二娘的十字坡酒店差不多。这种霸，还属于偷偷摸摸的，没什么体面，他们只是霸住了同行业的一个铁饭碗，别的人在同样的地皮上，是不能跟他们抢这饭碗的。凡是经过揭阳岭的人，但凡有点油水的，差不多也就先被他们榨干了。因此，这揭阳岭肯定是个好去处。不过，别人却捞不得这油水。因为李俊他们已经将此处霸住了。

　　再看第二霸。那是揭阳镇上的两个恶少，“没遮拦”穆弘，“小遮拦”穆春兄弟俩。他们仗着是镇上的大户人家，又兼身手不凡，因此独霸一方。他们的霸道是明目张胆的。本地人畏惧他们的名头，视之如虎狼，没人敢惹他们。而外地来的人，如果不先给他们面子，那就休想在他们的地皮上混了。

　　两个恶少中，老大穆弘倒也罢了，可能武功高强，胸怀间有些抱负，因此整日价以酒浇愁，醉了纳头便睡。偏偏老二穆春在武功上又只是半桶水，却好出头逞强，被冲州撞府卖膏药的“病大虫”薛永，一拳就给打得翻倒在地。穆春的霸气，可能更多的是得力于他的兄长。他们的霸道，不同于高衙内，高衙内毕竟是大地方上的，天子脚下，他只能横，却成不了霸，尽管他的父亲是太尉。我觉得穆春的行径，倒更像是延安府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和东京天汉桥边的大虫牛二，他们都是霸气与痞气的结合。

　　他们哥儿俩的做派，在如今国内的城镇上，几乎随处可见。行政与警力在霸道面前，也显得苍白无力了。

　　后来穆弘之所以能位列八骠骑，主要还是因了宋江的赏识。宋江看那穆弘時，端的好表人物。但見：

　　“面似銀盆身似玉，頭圓眼細眉單，威風凜凜逼人寒。”

　　这正是宋江喜爱的人物。说实话，我们几乎不能从穆弘的武功中，看出他能位列于八骠骑的优势。他甚至对宋江也没有任何的恩德。唯一的解释，我想就只有他的形象了。而宋江是个注重形象的人，但凡长的俊白清朗的，他没有不喜欢的。

　　第三霸是“船火儿”张横、“浪里白条”张顺兄弟。他们在浔阳江上，做的也是没本钱的生意，不过手段更狠一点。张顺早去了江州做鱼贩子了，这江边只剩下了张横一人，胡乱靠摆渡讨些买卖。张横在宋江和押解他的两个公差上了张横的渡船后，他心满意足地唱道：

　　“老爺生長在江邊，不怕官司不怕天。昨夜華光來趁我，臨行奪下一金磚.”

　　跟张横的“板刀面”（就是一刀将过渡客人砍到水里去，干脆利落）与“吃馄饨（让过渡客人脱光衣服，自己跳到水里去）”比起来，揭阳岭上的“催命判官”

　　李立之使用蒙汗药谋取钱财，差不多都可以说是菩萨心肠了。在这里，张横的霸道似乎比穆家兄弟更横，因为他根本就不买他们兄弟俩的帐。

　　不过，误会归误会，虽然在那个不走运的黑夜，宋江被两霸吓得只剩下半条命，但是最后大家毕竟都尽释前嫌，皆大欢喜。于是结拜过了。一经结拜，什么恶霸，土匪，也就都成了侠肝义胆的哥儿们了。几位霸道人物，摇身一变，也就成了侠义之士了。这为日后的江州劫法场，埋下了伏笔。

　　我们看到，此时，霸气与义气之间，已经没有了界限。霸只是屈服于义，而对其他人而言，该横行霸道的仍如故旧。而宋江的脆弱的义气，在霸气的折腾之下，不但没有折损，反而得到了更大的伸张。这不得不由人对他所怀抱的义字的真正含义，产生怀疑。

　　话说鲁智深悄然逃离了桃花山，迤逦来到阴森破败的“瓦罐之寺”，在又饥又饿之际，恰巧又碰上了飞天夜叉丘小乙和生铁佛崔道成两个野狐。鲁智深不忿于他们的荒淫放荡，一时言语不合，三人斗将起来。可惜鲁智深因为饥饿，气力不加，只好落荒而逃。在赤松林中，他邂逅了正在剪径的史进。因为天色昏黑，鲁智深又落发出家了，两人直到恶斗了二十合后，方才认出了对方。于是两下里剪拂了，吃了干粮后，再赶回去与丘小乙和崔道成厮斗，并杀了两人。

　　（所谓剪拂，《水浒》中提到，“原来强人下拜，不说此二字，为军中不利，只唤做剪拂，此乃吉利的字样。”我个人认为，剪拂乃是“捡福”的谐音，取俯身下去，把福捡起来之意。跟女人行礼“道个万福”之万，估计是同样的借谐音讨吉利。万该是“弯”，即斜弯腰半蹲下的动作。）

　　鲁智深对史进与他并肩战斗的这段生死情义是相当看重的。他在上了梁山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报史进之恩，提议要去少华山请他来梁山入伙，一起快活。这是后话。

　　史进原是上延安府去寻找他的师傅王进的，上次在渭州因鲁达拳打镇关西，他匆忙地就跑走了，没跟鲁达道别。他去了延安，没找到王进，将近一年的时间，四处漂泊，最后竟落到剪径的地步。

　　史进在老种经略相公处，居然没找到王进，这更增添了王进去向的神秘感。我想，小说的妙趣也许正在这里，虚实相间，神龙见首不见尾。倘若史进找到了王进，或许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这是闲话。

　　此时，鲁智深的去向相当明确：他要到东京大相国寺去挂单。我想，倘若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此时进退维谷的史进，很有可能要跟鲁智深结伴而行的。对他来说，少华山的日子实在是太沉闷了：除了喝酒，大家还是喝酒。但是，史进此时全无主见，他万般无奈地跟鲁智深说：

　　“我如今只得再回少华山，去投奔朱武等三人入了夥，且过几时，却再理会。”

　　跟梁山上大多数喜欢用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情来打发日子的好汉们比起来，史进应该算是个不甘寂寞的浪子。他自小就是个逆子：他娘因为劝不住他习武胡闹，一命呜呼。他爹死后，他只因为朱武的苦肉计，瞬间就将富庶的史家庄一把火烧了。而此时，他是个没有任何江湖经验的富家公子（后来大家都称他史大官人，有点好笑）。他不对任何人负责，包括他自己。他只图一时之意气与痛快。

　　因此，史进自幼养成的无拘的性格，决定了他只能成为一个浪子。

　　史进是个做事没有什么主见的人。这首先可以从他的拜师习武中看得出来：在遇到王进之前，他一共拜了七、八个师傅，杂而无当。师在精而不在多，但是史进却是见一个拜一个，结果练就的只是一身花拳绣腿，正像王进说的，“赢不得真好汉。”

　　而史进的优柔寡断的性格，最突出的还是体现在，他在到底是想安身于做一个职业的草寇，还是借着公子形象浪荡于江湖上时，始终不能做出明确的抉择。倘若不是最终因替东京画匠王义父女出气，以至身陷华州府囹圄，他可能还不会铁了心跟鲁智深上梁山快活的。在史进看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种好汉生涯，快活是快活了，但是对于该享受到的真正的人生来说，似乎还有着某些不可替补的欠缺滋味。

　　这个欠缺是什么呢？

　　对于一个精力旺盛的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来说，你要让他放弃对女人的热爱，无疑是很困难的。我想，史进之所以在身上刺了九条龙，之所以轻财习武，无非是受了当时时尚的影响。那时女人唱曲是时髦，男人刁蛮是好汉。史进也不能免俗，他想扮酷，但是却将他的母亲活活气死了。算起来，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不会超过三十五岁。

　　不过，史进追求女色的手段，跟周通和王矮虎之流比起来，可能是大异其趣的。后者因为自身条件的限制，他们倘若不落草为寇，很可能这辈子就将与女色无缘了。而出身于大地主家庭的史进，是不屑于对女人动粗的。从书中不多的文字交待中，我们可以得到暗示，他甚至可能是个怜香惜玉的浪子。

　　施耐庵对史进着墨不多，从整体故事的走向来看，史进基本上只是充当了走过场的角色。以我看来，水浒的真正开端，应该是从鲁达开场的。史进不过是个引子。

　　但是，书中却为史进的故事，留下了两个让人感兴趣的悬念：第一个悬念是，他在回到少华山重新入伙的几年时间里，他在干什么？难道他真的甘于寂寞，终日呆在山上大碗吃酒，大块割肉了吗？

　　第二个悬念是他与婊子李瑞兰的厮混。在宋江率军攻打东平府时，史进可能觉得自己入伙后无所作为，便提出要到东平府做间谍的要求：

　　“小弟舊在東平府時，與院子裏一箇娼妓有染，喚做李瑞蘭，往來情熟敬我。”

　　这段话，实际上是对史进在与鲁智深在瓦罐寺分手后，直至后来陷身华州府这几年浪荡生涯的坦白。当然了，水浒中对很多好汉的故事，都是点到为止。史进的故事也不例外。不过，大家倘若有兴趣将上述的两个悬念串联起来，便不难发现，不甘寂寞的史进这些年到底都在忙乎什么了。

　　但是，史进毕竟还是少了些江湖经验。正像梁山上众多的好汉一样，史进也栽在了品质恶劣的女人手上。他把婊子之间的行当，错当成江湖好汉们的游戏规则了。看来，史进自始至终还是没有搞明白江湖，人生，男女，情义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同时，我想，这也是王进的悲剧所在。王进只交会了史进精湛的武艺，却疏忽了交他如何做人。王进当初难道没有想到，凭他的武艺与沧桑经历，最后都难免被错乱的江湖逼得无处可逃，更何况初生的牛犊史进？！

　　金圣叹批语说“令人有生子当如九纹龙之叹”史进最后在昱岭关前，死于江南第一射手小养由基庞万春的箭下。

　　北宋末期，首都东京繁荣娼盛。因为行业竞争的激烈，因此，很多有才艺的妓女在京城里都混不下去了，只好跑到外地去混。那时的妓女跟如今那种纯粹卖肉的货色可不一样，她们是要掌握诸多的娱乐技艺的。像阎婆惜，“长得好模样，又会唱曲儿，省（Xing，通，会之义）得诸般耍笑。从小儿在东京时，只去行院人家串。那一个行院不爱他。”

　　像这样的乖巧人物，在京城里也都混不下去了，可见当时东京娱乐业之兴旺。

　　但是，既然是从京城出来的人物，来到了像郓城这样的小地方，尽管是落魄了，面子自然还是要撑持着的。至少她们在自我感觉上是这样。到了一定时候，她们免不了就要拿捏一番，那脾气也就大了。

　　阎婆惜被宋江“包”了之后，宋江“端的养的婆惜丰衣足食”。按理说，她应该很满足了才是。但是事情坏就坏在她的伪小姐的品性上。

　　俗话说：“戏子无情，婊子无义。”正是这个道理。像最近台湾八卦的倪X与夏X的绝情恋，似乎也只能聊博一笑了。

　　所谓的卖笑，纯粹就是训练出来的一种职业性的谋生手段。娼妓的笑容，无论是多么的灿烂，也总是虚伪的，兑了水的。即便是风雅如李师师，她都被道宗皇帝“包”了，仍然不改风尘妓女，水性杨花的本性。她“见了燕青这表人物，能言快说，口舌利便，倒有心看上他。酒席之间，用些话来嘲惹他。数杯酒后，一言半语，便来撩拨。”

　　这就有点出轨了。李师师的这种轨迹，体现的其实正是妓女的本性：她们是不屑于从一而终的。她们生存的理由，便是放荡。而这一点，是任何的安全套都约束不住的。婊子要从良，其难度就跟戒毒一样。

　　做婊子就跟抽烟喝酒一样，是很容易上瘾的。因此她们一闻到腥味时，便不免蠢蠢欲动了。阎婆惜在宋江不能满足她的床上需要的时候，便暗地里跟宋江的同事张文远投怀送抱了。宋江的绿帽子在郓城县里熠熠生辉，可能也就瞒过了他这当事人。在对女人方面，宋江是个无可救药的精神麻木者。

　　宋江包了阎婆惜，本来是为了救人，但是阴差阳错，后来他却不得不将阎婆惜宰了。个中原因，我想就着落在阎婆惜的拿架子上。这娘们刚过了几天好日子，那“小姐”脾气就上来了，开始跟宋江较劲：“你不来采我，指望我娘一似闲常时来陪你话，相伴你耍笑，我如今却不耍！”　　婊子们最难以让人忍受之处，就在于她们还自以为是正常的女人。宋江莫名其妙地充做了一次风流好人，没尝到甜头，却极尽窝囊之能事。这种孬角色，在《水浒》中也只有他才能扮演的下去。宋江这辈子坏就坏在婊子的身上，不过，他成就也是成就在婊子身上。——后来他走了李师师的后门，终于受了招安。看来，他对女人也并不是一味的抱有偏见的。只不过是女人到了他的眼里，就只有了利用的价值，而没有了床第之趣了。比如他撮合王矮虎和扈三娘，那是赤裸裸的乱点鸳鸯谱，为的不过是自己的为人信誉而已。这是闲话。

　　当阎婆惜无意中得到了宋江的招文袋后，她一下子便觉得自己应该开始从良了：有关宋江私通梁山的文件，将使她和张文远的爱情，以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而且，她还将得到经济上的巨大补偿。这种对爱情的现实化，使得她的精神进入了亢奋状态。

　　可惜的是，作为婊子，她的架子摆得太大了，她不知道什么叫适可而止，什么叫得饶人处且饶人。说白了，就一句话，她不懂得如何去尊重别人。

　　一个不懂得尊重自己的人，或许他（她）永远也不可能会去尊重别人的。

　　阎婆惜以为自己占尽优势，因此一再逼迫宋江立马兑现他在经济上的许诺。但是她忽略了一点：宋江既然敢与梁山强盗私通，他的身上必然也隐匿着匪气的。于是，宋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只好一刀将阎婆惜结果了。

　　这意外的一刀，让宋江摘掉了绿帽子，他终于像个正儿八经的男人一样出逃了。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通俗歌手白秀英和郓城县都头雷横的身上。雷横受了帮闲李小二的撺掇，来到勾栏听白秀英唱诸宫调。不巧他坐在了前排青龙头的首位，白秀英她爹白玉乔过来收钱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冲着雷横。但是，雷横这天身上刚好没有带钱包。

　　雷横是个吝啬鬼，书中说他“只是有些心扁窄。”像他这样的身份在地方上混，平时出门根本就不用考虑带钱包了没有，自然有人巴结他的。这时他身上一文钱也没有，人家又要讨个彩头，便十分尴尬。而白家父女又是有来历的：白秀英是新任知县在东京时的姘头。白秀英仗着有靠山，又觉得自己是从京城来到小地方演出的，面子十足，因此对雷横冷嘲热讽，言语相逼，终于惹火了雷横，一拳将白玉乔打翻了。然后雷横便被知县拿了，在烈日下示众。

　　赤日炎炎似火烧。

　　事情本来到此应该结束了，但是白秀英仍然紧逼不放：她觉得她的面子丢不起，她是京城来的婊子，地位自然要高这郓城县的乡巴佬一等。因此，雷横老娘来给雷横送饭的时候，她痛打了雷横老娘一通。雷横是个孝子，他一枷梢就将白秀英打得脑浆迸流。

　　阎婆惜跟白秀英这两个东京来的婊子，都死在了那份自我拔高的意气上。她们不但作践了自己的肉体，还作践了自己的灵魂。她们甚至没有最起码的敬业精神。

　　在中国历史上，妓女曾经是文化的激素，像苏小小，薛涛，鱼玄机，李师师等人的身上，都附加了不少名人的因素。妓女在如今的文人笔下之所以还能受到欣赏，也就是因了这些颇有灵气的女人的缘故。她们赤身****地站到了古板的牌位面前，让正统的文化神经颤抖不已。

　　宋朝时官僚文人狎妓成风，不以为耻。柳永竟日在脂粉队里风流，后来考试时被宋仁宗涮了，便打起了“奉旨填词柳三郎”的招牌，也不为意。欧阳修，苏东坡等大文豪，哪个身边没有过青楼女子的缠绵？！而像梁红玉，从良后也成了备受赞赏的巾帼英雄。因此，可以看出，宋时的妓女是拥有独特的地位的。

　　但是物极必反。可能也正是这种特殊的境遇，把吃这碗饭的当事人宠坏了，以至于把自己的身份都弄得错乱了。这是导致了阎婆惜与白秀英悲剧的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