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明朝那些事的那些事—正文 -- 花差花差农民

才会出这种笑话。

所以治史难，难就难在学着学着就失去自我意识了。

我同意碧血汗青的观点：单纯从经济帐上看，郑和无疑是收入远远大于支出的，可要命的是永乐要做“天下共主”，皇帝兼任财神爷，白花花的银子当流水一般赏赐给外国，面子是有了，里子掉了。

我看过的文章中（具体名字出处已经不记得矣，欢迎记得的过来打脸）有提到郑和下西洋的几个问题：

第一是本身耗费巨大，建造船队时“支动天下一十三省钱粮”，船队出海的全部经费人手由国家提供，且每到一地，册封赏赐，排场不小，但同时可以与对方进行货物交换。真正要命的是被册封的国家其后所进献贡品的价值常常小于我方给予的赏赐的价值。有一个说法是赏赐物品与贡品的差价一般在数倍乃至十数倍之间。比如，胡椒，在原产地每百斤1两白银，作为贡品后是每百斤20两。而且朝贡使者及家属和贡品多由郑和船队负责运送，不仅负责差旅费，还负责招待费（好大笔的管理费用）。并且当时日本、朝鲜、琉球等国尤其是日本，通货需求量大，但是自己的铸造技术和铜矿储量都不高，因此格外喜欢中国的铜钱，凡有赏赐，皆要求以铜钱为佳。这就造成了中国铜钱的大量外流。永乐时期，赐日本、朝鲜等东、西洋朝贡国的赏赐中常有铜钱一项，如永乐五年，“赐（日本）王白金一千两，铜钱一万五千缗......并赐王妃白金二百五十金（两），铜钱五十缗”，也就是说，就那一年，赏赐了日本国王光铜钱就有1500万枚，王妃5万枚。

第二就是我个人觉得甚为有趣的“附进物”（贡品以外的东西），据说附进物往往超过贡品数十倍。比如日本朝贡的刀，贡品3610把，“附进”的刀却有35000把。前面的这个说法我没有找到相关材料，但是附进物的价值却有记载，我暂时只找到了景泰年间的记载（有时间好好查一下永乐和宣德年间的）——景泰四年十二月，日本贡船携来之附进物若按宣德八年例赏付，“除折绢布外，其铜钱总二十一万七千七百三十二贯一百文，时直银二十一万七千七百三十二两有奇”，但“计其贡物，时值甚廉”。得旨，依有司之议，“估时值给之”，应合“铜钱三万四千七百九十贯”，最终则定为“除银、绢布外，给钱五万贯”。付赏后，日贡使允澎于次年正月上奏争乞云：“蒙赐附进物价值比宣德间十分之一。乞照旧给赏”。奉诏“命加铜钱一万贯”。但“允澎犹以为少”，遂令“更加绢布给之”——宣德初年与永乐末年之间，只隔了1年的洪熙，这个数据大约还能说明一点东西。即便那点附进物在景泰年最终评估价值（注意，不是公允价值）为5万贯——当时的官员还是认为物品过于廉价，不值这么多钱，因为首次评估价值为3万4千多贯——但是按照宣德八年的惯例，这么点东西，可是评估价值为21万贯有多的。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来进贡的物品实际价值与赏赐物品的价值差异过大。另外，评估价值的减少（至少差了4倍）可能说明了一个问题：明政府也开始财政紧张，还有可能缺乏通货（主要指铜钱，因为朝廷最后没有再多支付铜钱，而是以别的东西代替了）。

郑和下西洋，如果象葡萄牙一样开拓商路，发展海外贸易，向商人收取执照费，或者自己一枝独大做生意，就单个项目来说其实未必就真的入不敷出，损就损在了这个后续朝贡上，基本是不平等贸易（这玩意能不能称之为贸易？）。“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浸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万万矣！”——这一句话，注定了这种贸易不是建立在经济利益考虑上的。而明初的税负相对明朝的中晚期来说比较轻，重点在于休养生息，因此国库也未必见得很充盈——杜宗桓（宣德）：“（太祖时）天下田税，亦不过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于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这样一来，郑和下西洋这个项目以及此项目的售后维护，就成为了财政的一个很大的负担，更何况还有楼下某位大哥说的北元的军事威胁。因此，下西洋项目的最后取消，我个人认为，大抵还是跟财政有关。刘大夏焚毁（或者隐匿）资料的理由（花差兄引用的博客中有说明）——“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就说得很实在了。

另外，明月在《明朝的那些事儿》里面列举的史料导向是明朝亡于通货紧缩，这一点其实有待商榷，这里头也有下西洋项目的因素在里头。明初朝廷推行宝钞，本来是件好事，但是当时的政府很显然还不明白货币发行总量应该由什么东西来决定，于是就造成了滥发——黄仁宇写过“根据《明实录》即1390年一年之内，洪武颁发宝钞为恩赏赈灾购物共六十九次（《太祖实录》，页2981~3078）。其间载注数量或述及应赏人数及每人得钞因之金额可以计算无误者五十三次，其总额为宝钞88 607 315贯。其他十六次其钞额不详，但比较前述已知数可估计其总量近于7 000 000贯。是以此一年内，支出额近于95 000 000贯。当年宝钞收入额为20 382 990贯（《太祖实录》，页3079）。收支相抵，实多付发约75 000 000贯。根据官定价柜，每钞一贯值米一石，此数为全国二年半田赋之总值。即以当日市价钞四贯值米一石，亦近于半年田赋。其不能经常继续，可以预断。”——于是宝钞制度难以继续有效推行，再加上早期各国朝贡造成的铜钱大量流出与中后期的铜钱铸造质量问题（也是一种滥发），造成了明朝的中后期货币以白银为主。然后明朝中后期对外贸易逐渐加强，大量出口丝绸瓷器茶叶等货物，进口国却没有相应的物资与其交换，只能以白银等价，中国与西方金、银之间的比率又有落差（据说中国的金、银兑换率为1：4，欧洲为1：20），这样大约占世界产量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白银便源源不断地流入了中国，而与此相对的，货币发行权没有掌控在明朝政府的手里，资源总量也没有相应增加，货币供给大于实际需求的时候，就贬值了，这就是贸易顺差导致的通货膨胀。

我看到有人在讨论明月书中举的一个例子：陕西受灾，朝廷估算赈灾需要一百万两白银，但是朝廷没钱。其实这个说法有点怪，灾民不是要银子，他们要的是粮食，朝廷就算拿得出一百万两白银，它也弄不到这预算中的一百万两所代表的那么多粮食（增加得了流通中的货币的供给，却增加不了粮食的生产）——拿到现在好办，用通用货币向国外进口粮食，但是那个时候却没办法。

明月认为明政府亡于没钱，我的观点是，明政府不是没钱，而是它手里的钱不值钱。

第一次泡进河里游泳，就进了这么个帖子，写了这么长的不知所云的语无伦次的毫无逻辑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想打脸的，尽管上吧，我不会反抗的。

下西洋的事业自动停止了

西洋航海早期，经常有维生素供应不上而造成体质问题甚至死亡的事情。中国当年是怎样解决的？有没有人探讨这个问题？

如果是国字头的大“企业”，由亲信太监亲自出马的皇家工程，恐怕重重复复的上层架构会使得非必须的人员出超很多吧？这些上层人物，比如郑大人，自然是不虞这些供应困难的；但不可避免的是一定会消减那些水手们的供给，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数目之大，使得合格水手越来越少，可能也是这项工程无以为继的因素之一吧？

“民以食为天”。一块土地上的出产是有限的。在古代尤其如此。在美洲的高产作物没有引进之前，以国家力量进行如此规模的海上远征的确有些得不偿失。

同时代的西、葡等国虽然也搞大航海，但规模远不如明朝。成本也要低得多。

贸易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互通有无。在古代条件下，金银财富并不能用来吃、用来穿。假设中国出口了大量的瓷器丝绸换来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但生产力仍然不变，地里亩产仍然不变，那么大量金银的涌入可以形成金银本位（这正是明朝从铜本位过渡到银本位的原因。），也可以形成货币地租，但更多的金银，只会造成通货膨胀（这正是清后期财政困难的成因之一。）

但是，事物也有两个方面。海外开拓，打通了商路，也能够让美洲高产作物之类引种到中国。而自东南亚海路开通后，东南亚的香料、木材、甚至粮食都源源不断得流入中国。而粮食更为重要。

这里的困境就是一个规模vs成本vs收获的问题。下西洋的规模太大，而收获太小，甚至得不偿失。杀鸡用了牛刀。明明自宋元以来民间商船队就能完成的事情，却动用了国家力量。而动用国家力量后，又成了武装大游行，七下西洋，杀了一批土豪，又把别人的国王抓到大明，最终结果居然是寸土未得，分文不见。只不过满足了朱皇帝万国来朝的虚荣心。这种情况下，继续下西洋当然无异于经济自杀。下西洋难以为继，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下西洋虽然难以为继，民间的商业活动却从未停止。我们现在以为明清闭关锁国。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从政治上讲，闭关锁国是有的。但从经济上来说，东西商路其实从未停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