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文论武之文明复兴（一） -- 井底望天

四

有读者认为，俺在传统文化和历史上面知识过于贫乏，不应该谈文化问题。但是俺在说文论武这个系列里面，主要是以一种平常人心和基本人性的角度，去看待和理解历史，而不是拘泥于被某本史书上，某个特定作者的说法，来界定历史的事实。

但是这种看法，如果有偏颇之处，和严重曲解历史的地方，还请热心读者不吝更正。

比如说，看司马迁的《史记》，俺对周幽王和烽火台故事的解读，显然和司马迁的叙述不符。对汉朝七王之乱的解读，俺用了中国地缘政治的分析，对汉景帝的削藩行动做出分析，并没有拘泥于《汉书》等上面的描述，也是如此。

前面谈到北宋时候，新儒学的出现，是和北宋商业经济极度发达，社会享乐风气蔓延，道德水平大幅度降低，而刺激文化上的道德救亡运动，有很大的关联。估计对这个观点，很多人有不同见解。

当然俺只是粗略地指出北宋的市民社会的兴起，是可以从当时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上看得到的。也提到了中国妇女的裹小脚运动，从宫廷和王府等高级权贵之家，开始蔓延到知识分子们的家庭。

要看待北宋的经济发展，必须知道有几个大的社会变革已经产生。

一个就是中国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的开展。大家知道中国在汉朝的高峰期，人口达到了6千万，大部分人口是集中居住在关中、晋中、黄河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的华北平原地带。后来随着汉朝覆灭，国家分裂带来长期战乱，人口锐减，一直到唐朝中叶，人口才恢复到这个6千万水平，但是淮河流域人口密度降低，而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由于衣冠南渡，大批北方人口南迁，使得人口密度升高。

到了北宋的时候，不光是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高了，连带四川盆地、福建沿海、珠江三角洲、湖南和江西，都人口密度大幅度升高。整个北宋的人口应该是超过了1个亿，大概到了1亿2千万。而在中国南北分界线的淮河以北的北方人口是4千5百万，在淮河以南的南方人口是7千5百万，使中国经济和社会出现南重北轻的局面。

人口增长和密度增加，自然出现的结果就是城市化的出现。而为了满足城市里面的大规模市民的消费需要，必须在两方面有所改变。

一个是大规模生产消费品的能力，另一个就是便捷和低成本的运输网络。

低成本的运输，靠的是从隋朝开始，唐朝和宋朝都一直改进的大运河系统。通过对大运河的建设，和长江水道以及水道的其他支流和湖泊的连接，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交换市场被建立起来了。

在中国历史上，大概可以说是有4个时间段的交通大建设。第一个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的全国公路建设。第二个就是京杭大运河的开挖。第三个就是从清朝末期到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全国性铁路建设。第四个就是现在如火如荼的高速铁路建设。

这种低成本和高效率的全国性交通网络建设，对社会的变革影响是非常大的。

大规模商品生产的出现，自然首先是为了应付大城市里的各种生活需求。因此在中国的北宋时代，大概出现了西方后来的文艺复兴那样的情况。

因为人口的增长，华北平原和关中平原的森林覆盖率大幅度下降，因此用木材炼成的焦炭作为炼铁原料的生产方式，就被煤炭取代了。而铸铁技术的成熟，使得北宋在1078年的生铁产量达到了11万吨。要知道，后来工业革命的英国，到了700年后的1780年代的时候，大概才到了北宋产量的一半左右。

因此现代历史学家们，都赞成把北宋的工业发展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而英国产生的工业革命，并不是人类首创，而是建立在北宋的各种科技发展，后来通过东西方文化交流，而传输到欧洲的中国文明成果之上的。

不要小看这样一个认知。当今天的西方史学家们，认为西方工业文明，是建立在来源于东方的工业文明的基础上这个事实之后，那么以黑格尔和马克思-韦伯等等为代表人物，认定西方文明是一种特殊的、天命所归，唯一可以带来人类进步和现代化的西方中心论的谬论，就值得抛弃进垃圾坑了。

当然真正在坚持这个论调的人，在西方真正的学术界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市场，但是在政界就以美国新保守派的历史终结论调，就是说所有世界的文明，都会消亡而变成美国模式（好像希拉里刚刚说的殊途同归就是这个意思）。

在中国作为配合的就是普世价值派，一切以西方文明的取舍为标准，因此来断定非西方文明的存在价值。

其实当年出现西方中心论，主要是为了给西方当年施行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就是说只有西方文明才可以将世界带出蒙昧时代，进入所谓工业文明的现代化。因此任何西方国家，对非西方文明的灭绝和屠杀，都是这个历史必然的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事情。西方人有历史的责任，来担当非西方人的统治者，然后通过将这些文明改造成西方类似的文明，才完成这个责任。虽然西方人扮演了丑陋的角色，那么也是为了进步的结果，因此这种行为被理解成为“白人的负担”。

图一 白人的负担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西方中心论批判的思潮，在西方学术界兴起，是早于现在俺们看到的中国崛起这个历史大变革之前。关于西方崛起这个历史现象，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解释，大致可以归结为三种。

一种就是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兴起的主要源泉。一种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体系分析。一种就是后来成为主流的西方自由主义。

这三种理论，都可以归纳到西方中心论的范畴里面。因此一旦认定了西方的现代化，是建基在中国北宋工业文明的肩膀之上，是在于西方社会成功的吸收和消化了中国的文明成果，从而创造出现代化工业文明，那么大家要问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的中国，可不可以在吸收和消化西方工业文明的有益因素之后，重新崛起，以中国特有的文明，变成世界的新的领袖？

而这种中国的领袖地位，会不会在全球非西方世界，导致西方文明的强势地位，被因此而推翻，而导致西方优势地位的消亡？

这是西方思想界感到非常之惶惶不安的大问题。

现在的中共政权，是一个伪政权。抛弃了毛统，抛弃了工农，利益阶级和官僚资本相结合。因此，独裁无胆，民主无量。

因此，这个伪政权投鼠忌器，对很多其实对国族/自己统治很有帮助的事情，都采取掩耳盗铃的应付过去。

我觉得，中华文明要复兴，恐怕要循着毛统的路子，结合自己的文化传承，才真正有希望。

抛弃了毛统的复兴，是脆弱的，短命的，没有骨头的，很容易成为另外一个南宋，女人被人搞，男人是耸包。

三

北宋开始的大规模城市化，表现在当时作为京城的汴梁，人口已经过百万。这个当年独步世界的大都市之繁华，俺们今天可以从《清明上河图》这样的名画，或者是《水浒传》这样的名书中可见一二。

当时的中国是世界文化和时尚的制定者。大家都知道，从汉朝以来，中国的主要拳头产品是丝绸，但是后来因为对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嫁到于阗的东汉公主将蚕桑的养殖技术带到了西域，并逐渐蔓延到了中亚和印度，导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优势减弱。

因此在宋朝的时候，本来是唐朝人大碗喝来消暑的茶汤，就被大家给开发出另一个拳头产品—茶叶了。于是茶叶就替代了丝绸，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外贸产品，被用来安定边界，作为和游牧民族们换取军事物资战马的茶马贸易的主打产品，还横扫了整个世界市场。

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垄断地位，也是当年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当年的茶叶，颇像现在的石油，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欧洲市场的主要产品。英国在签订了《南京条约》这个不平等条约之后，终于可以在中国收集良种茶叶，招募制茶师傅，开始在殖民地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和印度的大吉岭大面积种植茶叶，来打破中国产品的优势。

宋朝除了把茶叶抬上了神台，还开发出另一个主打产品—青瓷。当年宋朝出口的瓷器，在欧洲是以等量的黄金来计算。就是说你一个瓷盘有多重，那么就要换取同等重量的黄金。

那个时候的中国产品，颇像今天美国苹果公司推出的新产品，不管你是iPod、iPhone，还是iPad，一推出来，全世界的人士们就跟着一起抽风。

商业上的繁华，自然就带来经济上的富裕。但是同时就带来享乐主义的市民文化大行其道，也就带来了今天俺们在中国也可以看到的道德沦丧和情色文化的泛滥。

虽然当年关于宋徽宗赵佶出去玩名妓李师师的故事，不一定是真实历史。但宋徽宗和大臣们玩斗茶游戏，在江南一带搜刮太湖石，运到汴梁搞园林艺术倒一点不假。那些用花石纲的名义，横征暴敛到了汴梁的奇石头，大部分都在汴京保卫战之中，被打个粉碎做了战争材料。

而中国文化中最为耻辱一页的女人裹小脚的风气，也是在北宋的时候开始兴起。如果看中国妇女的地位，从先秦到唐朝的时候，虽然和世界其他文化相比，同样是男尊女卑，但是从汉朝和唐朝的尚武习气，中间受到五胡乱华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女性形象的影响，中国妇女的地位，还算是比较人性化。

只有在极度商品化的市民社会里，当食色性也，大行其道，在商业活动中，女性作为一个主要消费奢侈品的物化功能开始出现。在这种大氛围下，主要作为迎合富裕男人的市民低级趣味的审美标准大行其道，慢慢宫廷和王府里才玩的三寸金莲游戏，就开始走出民间的富人和士大夫之家了。

本来对女性的美的欣赏是男人们很正常的感情。虽然远古的人们，开始欣赏女性之美，还是从笑容、皮肤、秀发、玉手和行姿上下功夫，还没有扯到脚上面来。

比如说《诗经》里的卫风，就写到“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后来宋玉的《神女赋》、司马相如的《美人赋》、曹植的《洛神赋》等等，都大致不离这个路子。

可是在宋朝的时候，当男人们把注意力放到了女人的脚上之后，估计看到女人的纤纤玉足，心里的情欲荡漾之时，那种把女人金莲放在手掌中慢慢把玩的感觉，不知是不是令男人们体会到他们把精致的玉器在手中把玩的感受。

这种感受，可以一语以蔽之，就是意淫。

于是当市场的爱好受到迎合，很多女孩子命运不济，没有生出一个纤纤天足的时候，后天的残酷更正就开始出现。而对这种情况的出现，文人雅士们是大加赞赏的。

比如说，大诗人苏东坡就写了一首《菩萨蛮》来赞美缠小脚的行为：

“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淩波去。只见舞回风， 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而在苏东坡大赞小脚之美的时候，就正好是北宋的奢侈之风到了高潮之际，逼得儒家中的改革派，比如范仲淹和王安石，要推行新政。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北宋的理学的出现，未尝不是一种改革者中的声音，就是在当年人欲横流的时候，要“存天理，灭人欲”，是有相当的进步和积极意义的。

这样的一种带有清廉寡欲的道德诉求，在其他宗教历史上，也不乏例子。比如说在犹太教教会腐败的时候，出现了耶稣。后来在天主教教会腐败和黑暗之中，出现了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清教改革家。或者说在藏传佛教中，出现的黄教创始人宗喀巴，都是这个路数。

在“享乐啊，生命短促啊”的纸醉金迷之中，人性非常容易迷失。因此如何找回生命的真谛，明了人生的价值，了解宇宙的规律，就是那些拒绝同流合污的思想家们的唯一出路。

而在当时盛行的道家和佛教，其实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为人们准备了摆脱混浊世界，从心灵上寻找一个解脱的心路历程。

但是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太过注重苦行的功夫，要求大家在成佛的过程中，要行很大的出世的行为。可是毕竟重视世俗生活的中国人，自然完全遵循，有颇大的难度。

这就是为啥印度的素食者，看到中国的佛教餐厅里，那些素牛肉、素猪肉和素鸡肉，颇为不解。既然你已经不吃动物了，嘴里嚼着的是豆腐，心里想的却是鸡鸭鱼肉，那么从修为的角度来讲，和真正的大块吃肉，又有啥子差别呢？

无论如何，禅宗顿悟的出现，从六祖慧能开山以后，就在中国的佛教里，开辟了一条入世就是出世的康庄大道。吃喝拉撒、砍柴担水，皆为修行。

那么这个禅宗的修为成佛，就很自然地被身居庙堂，心如游丝的士大夫官僚们欣然接受，那么在儒家改革者的眼里，自然就被借用来作为修养成圣的好法子。

当然如果只是简单地把中国儒家的理学，归纳为一种政治哲学，或者一个自身修为的学问，那么也太简单化了这个思想体系。

理学的出现，以及差不多同时出现的心学，算是中国哲学上的一个里程碑，那就是触及到了人生最根本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俺们眼前的这个大千世界，倒底是出于俺们人心的自我臆断，还是处于宇宙心的客观创造？

这个问题在西方的哲学史上，就是康德的观念论和柏拉图的实在论的争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