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请教史教头和仓野兄 -- 鳕鱼邪恶

　新中国成立前后，斯大林曾派遣私人特使科瓦廖夫与毛泽东联系。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英文版 1992年第一至二期刊登了俄罗斯历史学家、汉学家塞格·冈察洛夫对科瓦廖夫的专访。在采访中，科瓦廖夫根据自己的亲历及当年摘录的电报笔记对 1948～1950年间中苏关系的重大事件做了回答。

　　我的特使生涯1948年5月中旬，我被召去党中央委员会，斯大林找我谈话。他给我看毛泽东刚刚发给他的一份电报，电报请求苏共中央给中国派去一个专家小组，帮助解决经济问题，恢复已解放城市的铁路运输，根据政治局的决定，我被指定为专家小组负责人，于6月初赴华。

　　凡有关中国的问题，斯大林都亲自掌握。毛泽东的任何极小的要求都必须及时单独向斯大林报告。

　　1948年12月，我回到莫斯科向斯大林亲自汇报了在中国的工作。1949年1月我陪米高扬重新回到中国，与中共高级领导进行了十分重要的秘密谈话。这段时期内，我的工作有了十分重要的变化。现在我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是向斯大林报告中共领导层以及这个国家的全部情况，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起桥梁作用。

　　1949年3月，中共中央从河北省石家庄附近的西柏坡迁移到北平。他们在北平郊区香山附近为我安排了一个住宅，这个地方离毛泽东的住处约八百米。从此以后，我几乎天天与毛见面。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我陪同毛泽东访问莫斯科，这恐怕是我在中国工作期间最重要的活动了。

　　就这样，我有幸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中苏关系新阶段开始时期的关键事件。

　　斯大林并没有建议解放军停止南进

　　我参加了米高扬和有关中国领导人在西柏坡的会谈。根据我的记忆，米高扬没有建议以长江为界，停止对蒋介石的进攻。

　　事实上，斯大林也没有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停止南进。我清楚地记得，1949年6月斯大林应中国领导人的请求和根据我的报告，给毛泽东发去一份很长的十分重要的电报，电报的第七段是关于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的。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提出三个建议，这是我逐字逐句从电报上摘抄下来的:

　　1.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向南进军，达到邻国边境时，应做好彻底准备和避免急躁行事；2.从南进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中调出两支精兵到港口附近地带，加强并做好那里的防御敌人的军事行动；3.目前不要减少人民解放军的编制。

　　我确实不知斯大林其他任何要求停止向南进攻的建议，很可能后来中国人错误地把上述三点建议与米高扬的访问联系在一起了。

　　高岗的背叛

　　1949年7月27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高岗表现得十分兴奋，高建议把东北宣布为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苏联当时有十六个加盟共和国)。高岗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东北遭到美国侵袭，并且可以成为南进击败蒋介石斗争中的最可靠的基地……高岗发言结束后，与会者报以掌声，但是刘少奇显然对此非常生气。

　　这时，斯大林站了起来，对坐在第一排的高岗说:“张作霖同志！”大会随即一阵骚动，因为张作霖是一个土匪，他曾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成为东北独裁者，后来又被日本人杀了。

　　会后，我与高、刘坐一辆汽车回他们的下榻地。刘在车上就指责高背叛，高为自己辩护。回到住地，高用俄文困难地对我说，他想在一个秘密场合向我报告中共高层领导内部的一些情况，他还提到，他要讲一个很重要的关于某些中国领导人对待中苏关系虚伪和反苏行为的问题。

　　我立即走到二楼，通过秘密电话向斯大林报告了这一切。斯承认对高的批评是过于严重了，但他说他必须这样做，否则中国领导可能会误解形势。他禁止我去听高岗的情报，说我还要回到中国去工作，不要卷入中国领导层的争吵中去。据我所知，斯大林派了另外一个同志去听取高岗的陈述，并将谈话内容报告了斯大林。

　　三天后，斯大林在孔策沃乡村别墅为高岗举行了一个送别招待会，在招待会上，斯大林竭力调解高和刘的矛盾，甚至建议他们俩为友谊干杯。刘少奇为了不使主人扫兴，显然很勉强地干了这杯酒。

　　第二天早上，高岗搭机回国；他的情绪很低，中国代表团没有一个来送行。那天晚些时候，在与刘少奇的会谈中，斯大林说:“我那天对高批评得太重了，你也是，我们都没有什么根据，请把我的意见转告给毛同志。”

　　刘大概很好地完成了这一委托，因为不久高岗即被任命在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担任很重要的职位。毛在多次与我的谈话中，经常强调，他一直支持高岗。但这并不意味着高岗头上的阴影已消失。

　　“照片问题”

　　1949年9月，一个香港百万富翁代表团访问了毛泽东，要求允许他们到东北去看看。毛同意了。这个团回到北京后，又见到毛并谈了他们对东北的印象。

　　他们说，东北的秩序虽然很好，但感觉不到是中国在那里进行统治，倒好像是有点来自北方的邻国。最使他们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几乎看不到毛的照片，而斯大林的照片在东北却到处都是。毛听到这个情况后很生气，当天就把高岗召到北京来参加政治局会议，议程只有一条，即讨论“照片问题”。

　　香港资本家看到的情况是真实的，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1948年底一个苏联新闻电影制片工作者小组来中国访问，他们感到在共产党解放沈阳后，却看不到斯大林的照片，感到很失望。在这种意见的影响下，高岗命令沈阳和东北其他城市赶制斯大林画像，并把画像挂起来，当然也有可能他以此来表示他对毛的不满，但现在很难说清。

　　政治局的会议一直开到晚上，大约清晨四时左右，高岗气势汹汹地跑来告诉我开会的情况，刘少奇第一个发言严厉批评高。他将高在莫斯科建议把东北改建为苏联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的事与东北不挂毛泽东照片的问题联系起来；周恩来接着发言，他指责高背叛，企图把东北让给苏联，他建议把高岗开除出政治局，甚至中央委员会。毛泽东没有发言，只是在投票时，支持谴责“高岗路线”的决议，并同意把斯大林的照片从全中国摘除。

　　高走后，我决定毫不耽误立即向莫斯科报告。

　　第二天，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国领导人向我解释了关于照片的事。根据他们的说法是这些照片质量太差了，必须拿掉。最后，在我并没有提出要求的情况下，与毛泽东就照片的事谈了一次话，双方同意在苏联军事部门、中苏合营工厂企业以及共产党、青年团中央委员会里，斯大林的画像不拿下来。

　　第二天，斯大林拍来一个电报，支持毛泽东、刘少奇谴责高岗。我把电报拿给毛泽东看，但只给他念了前面的一部分，谴责高岗的那一段没有念。有人发现我漏念了一段，并将此事报告了莫斯科，过了一天我收到一份很严厉的批评我的电报，我只好再去见毛泽东，并把电报的内容全部念给他听，毛泽东对我作的补充很高兴。

　　1949年12月初，毛泽东在去莫斯科的路上，命令在沈阳停车，并邀请我一起去参观市容。沈阳所有的大建筑物上都挂着斯大林的半身像，毛的照片几乎看不到，毛泽东对此显然十分不高兴。回到火车站，市委书记向毛泽东报告说，东北工人和高岗、林彪准备了一车皮礼品送给斯大林祝贺他七十岁生日。这节车现在就挂在毛泽东车厢的后面，毛泽东听后指示说:“把这节车卸下来，把礼品也卸下来，一半送到高岗家，一半送到林彪那里，对他们俩说，我已经准备了来自全国的礼品送给斯大林，东北至今还是中国的一部分……”

　　对高岗的最后的致命打击，发生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我已经开始了准备送给斯大林的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报告中对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批评。1950年2月，就在毛泽东即将离开莫斯科回国之前，我听说斯大林把我的这份报告，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关于中共中央的秘密电报送给了毛泽东。更严重的是，斯大林还把高岗个人给他的全部情报案卷给了毛泽东。

　　很久以后，我知道了斯大林向毛泽东递交这些文件是在米高扬的合作下完成的。1967年7月25日，我们有过一次谈话；米说，他怎么也弄不明白，斯大林这样做的动机究竟是什么。至于我则一开始就感觉到，高岗这下子彻底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