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河

主题:哈哈,很有意思啊。 -- 史文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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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你毕竟还是心有余而能力不足,算是可怜的主了~
    • 家园 好好写点东西

      莫在细枝末节上纠缠,这样的帖子比较难以有实质性内容

      最近在河里看忙总的帖子,觉得对最近三年董事局和经理层的经济思想的变动和路线的变化的归纳是很有意思的

      如果你有时间,也可以写写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思路变化的帖子

      不过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前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的内容

      觉得当时的情况对现在其实有很多可以借鉴的东西

      最近比较忙?所以喜欢吵架玩来调节心情?

      • 家园 是啊,受教受教,惭愧啊,

        看书看得比较多,正在归纳理清头绪中啊。。longyun兄指点的对。

        此外,忙总的帖子的确很好,俺也在结合看《朱总答记者问》一书学习中啊。。。。

    • 家园 有四层讨论:刘的问题,薄的问题,江的问题,手续问题

      刘少奇这里,当时他还不是接班人嘛,上传下达会有失真,但还不至于真的搞欺上瞒下,拿自己性命开玩笑。

      薄一波等这里,狱中有考验,出来有贡献,有人说他们小资产阶级投机?我记不清薄一波是大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了,不过定义他们投机的人,自己也有点投机吧。

      江青拿来比较的问题:总之江青放现在就是moko排行榜上,靠大款的银子打名次的ppmm,没什么好比较的。

      手续问题,这个我看跟华北将沦陷有关,在诸同志狱中已有考验的情况下,华北国民党又将玩完,61人被用来打入共党的可能很低,这样刘少奇才能从权。

    • 家园 要么是战俘要么是间谍,怎么那么乱

      从来就不应该研究这种事。在战争中俘获对方人员,要么是战俘、要么是间谍。把事情搞的那么乱,明显是TG中了国军的套。

    • 家园 刘少奇的招术是个损招--------这个判断和文革无关

      几日不见,没想到这个话题越来越热乎,党史专家史文恭发了四篇专著,萨老大也凑了几句热闹,河里名人达雅甚至出了专集,另外见识了雪里蕻大拿的水平,不是盖的。这种情形不多见。很好,很长见识。

      老萝卜虽说是始作俑者,最初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自己都不清楚目的是什么,还是燕人张翼徳在燕人:和alarm一个毛病中总结得对:网友们大多是业余时间上网,又不是专业人士,更非当年的亲身经历者,同样也没有能力下断言是否有更好的营救方法。所以只能从原则上说,这样做不好。这是一个价值判断。

      所以,这个题目讨论到最后,就是对刘少奇当时的做法是不是合适,做一个判断。薄一波这班人并不是叛徒,文革把他们打成叛徒集团显然是不对的。史教头的说法我不能接受,为什么讨论刘少奇的手法就是热爱文革,就是替江青张春桥翻案,这个我始终搞不明白,四篇大作似乎也没有说清楚,尽管第四篇这句话还加黑了。看到唯一的解释就是,七大八大对此已经有定论了,今天再扯就是文革思维了。这句话气势很大,却没有说服力。我承认薄一波在文革中为此受到迫害,这是不公正的,而且中央早早就平反了,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这就能证明刘少奇36年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吗?当年魏延曾经提出过子午谷的方案,但是被诸葛亮否决了,魏延后来谋反被杀。现在也有一些人讨论魏延的子午谷方案,难道这些人都是想替魏延翻案?因为魏延脑后有反骨,所以子午谷方案就一定不可取吗?这根本就是两回事嘛。就是史教头本人,也以讥诮的口吻写过胡服陈毅等领导,这难道意味着你要打倒刘少奇陈毅,为文革张目吗?显然也不是。

      刘少奇当年采用的诈降术,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国共有22年的斗争史,之前还有和军阀的6年斗争史,和日本人的斗争史,东北是14年,关内是8年,使用这种诈降术,除了这次,我是没有听过。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体会当年的华北是个什么情况,如燕人张翼德在上文所说,“日本人的势力有多远,国民党的势力,当地的军政官员的情况”,也就没有资格去说,因为如何如何,刘少奇就有权利或没有权利这样做。但是如果把36年的华北放在整个的共产党的历史中,就可以看到,它还远不是最困难的时候,比如412后井冈山前,抗联时期,红军长征后的江西,长征中的红军。抗战中,共产党的某些根据地某些时候也面临极其困难的局面。这些情况都不会比36年的华北好。但是无论面临比36年的华北困难的时候,还是在面临比它顺利的时候,中共都没有使用过这个方法来解救狱中党员。所以,用“36年的华北形势危急,需要特事特办”的理由为刘少奇开脱,是站不住脚的。

      共产党员被抓后,出狱方式有多种。有人觉得革命这事不好玩,自己退出。这就是自首变节和登报,发反共声明。这种人,国民政府待之以普通居民,不再找他们的麻烦,共产党也不再接受他们。这是当时的社会现实。

      史教头在有关江青的长文史文恭:【原创】再谈谈叛徒问题,并谢野狼兄和公鲨老中认为,江青从国民党的监狱里出来,也做了某种手续,所以也是叛徒。给我造成的印象是,只要在国民党监狱里做了手续出来的,就是叛徒。看了最近大家的讨论,对于中共组织营救党员的方式有了些了解,比如铸剑兄提到一句:中共地下组织营救采用的自首手段,一般只是表示年幼无知误入歧途。铸剑:关键是必要的手续是什么样的手续。。还有雪里蕻在和史文恭谈论江青出狱时,也谈到了一种出狱方式,“具结取保”。雪里蕻: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认为徐明清说的更靠谱 指出了它和自首书的不同,并且特地谈到了三种不同的方式:具结取保、自首书和登报反党。雪里蕻:出狱当然是要履行手续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组织在长期的实践中,仅仅认同具结取保的方式。对自首的人认为是变节,要开除的,登报反党更严重,那就等同于叛徒了。

      当然,具结取保可能只适合于共产党的小人物,大人物就要费劲了。有人不是提供了材料吗,张琴秋这种级别的,得要周恩来这种超级大佬出面,才能保三个。要是都像刘少奇这样,登报反党,那哪儿还用费周恩来的事啊,大家登报发个反党文告就出来了,真是个好买卖啊。不过这样来几次,共产党的党性怕也磨没了。

      根据30年代那个特定的社会现实,雪里蕻的结论是:“当时的规矩,凡是登报反共的,就算是叛党了,此前此后都是如此,这意味着一个人为之奋斗的理想破灭。对于这个规矩,涉及其中的每个人都应该是明白的,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拿到北方局的指示后,61人在监狱里连着开了几次会议还定不了。 北方局(也就是刘少奇)在这一情况下,还是要他们以登报反共的方式出狱,是对这些人的政治生命不负责任。”雪里蕻:我也正想就这个问题稍微多说一下 根据各位提供的30年代的情况,我认可雪里蕻的分析。也就是说,刘少奇用“诈降”的方式,用登报发反共声明来救人,非常欠妥。我的感觉是,为了业绩,他毫不顾及手下这帮人的政治前途。

      当然,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刘少奇还是知道这个举动的是非同寻常的,所以事先给张闻天写了信,要求中央批准。那么,是不是给张闻天写了请示,张闻天批了,刘少奇就没有责任了呢?显然不是。史教头在第一篇论文里说,首先提出这个方法的是柯庆施,而柯庆施后来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所以似乎没刘少奇什么事(说实话这篇论文里逻辑关系比较复杂,没怎么看明白)。要知道,当时刘少奇是北方局的书记,北方局的大政方针他得负责任。他的副手柯庆施提了方案,但是只要你刘少奇采纳了,向上报,当然是你刘少奇负责,这个是很显然的。打个比方(以下场景纯属虚构,见谅),江苏人均GDP最落后的市是宿迁,宿迁市财政局长向宿迁市长建议,说我们准备突破政策,搞个赌城,像美国的拉斯维加斯那样,吃喝嫖赌一应俱全,保证三年就能赶上苏州。宿迁市长采纳了财政局长的建议,向省政府打报告,要建一个这样的超级赌城。这省政府一板子打下去,肯定是打宿迁市长的屁股,而不是宿迁的财政局长。市长既然采用了下属的建议向上报,那当然他要认可,他得负责。另外一头说张闻天,即使刘少奇的报告提到了这个非同寻常的方式,因为张闻天及中央其他人没有身临其境,他当然做不出具体的判断,只能在大方向上把一下。所以,就算张闻天事先知道登报发反共声明的方案,这个责任也只是个领导责任的。就像发了矿难,省长要付领导责任一样。当然了,如果张闻天他们事先知道实情,那刘少奇的责任可以卸掉许多。但是,刘少奇作为北方局的书记,出了成绩一定是他的,出了差错,也不这么容易逃掉,他是华北的总负责。所以,我的结论就是,即使张闻天知道实情,中央最多担一半的责任,至于柯庆施,最多1.375%。

      中共之前15年对蒋、军阀没有采用过这种手段,之后还有13年才夺取政权,面临蒋、汪、日等不同的敌对势力,也没有再次采取过类似的手段,我认为,中共实际上是了解这种手法的危害性的,所以就没有发扬光大。就像一个学生,虽然偶然靠一次做弊通过考试了,但是还是心中有数的,以后就没再干过。

      另外laska兄反复提到,营救61人就是因为刘少奇办的,而且这些人都成了刘派,所以才被揪出来作为罪状。当然我知道,这些被营救的人成了刘少奇的小圈子,是他们倒霉的重要因素,不过另外想想,刘从31年1月就是政治局候补委员,44年基本确立接班人的位子,45年正式成为2号,到66年文革,30多年时间,处理的党务政务成百上千,怎么就这个成了文革第一件大案呢?这不是也说明,在他处理的所有事务中,这件是破绽最大、最为人所诟病的吗?

      所以,刘少奇救61人的做法,我承认这是一招,但是个损招。

      通宝推:伊粟,empire2007,笑任平生,盲人摸象,天涯无,发了胖的罗密欧,唐家山,土拨鼠yuanap,SleepingBeauty,寒冷未必在冬天,好知明言,james,Diver,雪里蕻,燕人,秋末冬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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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补充一下

        据我在一些文章中看到,柯庆施是狱中支部坚决反对此法的人之一,并没按此法出狱,所以是后出狱的,在华北差点被薄他们整死,太祖与中央干预后,调到华东工作的。所以他与华北帮才格格不入。

      • 家园 花您,道理说得非常明白。
      • 家园

        俺老家宿迁招你惹你了,也要被扯出来亮个相。。。。

        以花砸之!

      • 家园 不好说。因为出狱抗日是不受监视的工作,故刘少奇的办法可行

        干部保出来,不会继续被监视,当然主要是一旦沦陷华北国民党已经无力监视。

        比如说土地革命时,白区是不能待了,去红区也会被一路跟踪,没准就被策反了。解放战争时期也类似这个情况。总的讲,你反党声明出狱,组织上肯定还要继续审查,这个过程你是个了解党的人,你就可以危害党,所以国共内战状态下不能这样。

        也就说这个办法在华北将沦陷的情况下可行。因为可行,所以是否可取在当时就不是很要紧的事情了。

        看这个问题在这儿争论,去掉那些旁的杂的,还是个“薄一波等是否比江青等更可信”的问题,或者另一题“薄一波等是否比江青等更值得毛主席信任”。

        个人认为,从入狱前、在狱中、出狱后、建国后,诸方面历练看,显然薄等能力在数个数量级以上。所以史文恭贬损一下江青等,无大可厚非之处。

        而61人事件,是否应当让毛觉着薄等其实也不大值得深信,至少不强过江青。这个么,至少文革初期,江青手里权力还有限时,用江青肯定更顺手。

        不过史大把刘少奇和柯庆施的责任分开,却是一个问题。估计以史大的理解,柯办61案是战时,是为党;柯举荐张姚是太平时,是为私。

        所以行文虽然有点乱,但史大认为同样是出狱者,因公通融的薄一波等远比之因私通融的江青等,更有用于国家,这个观点无可厚非。

        就我看,也确实办公事薄等适合些,办私事江等适合些。刘薄之事其实难免,在中共人才过盛的情况下,把政务归于周,军务最终选择叶,自然有人被淘汰。即令私事,最后也优选为汪东兴、张玉凤。

      • 家园 我就说你的倒数第二段

        “不过另外想想,刘从44年基本确立接班人的位子,到66年文革,20年时间,处理的党务政务成百上千,怎么就这个成了文革第一件大案呢?”

        首先这件事情是在44年前。其次,我去google了“文革第一大案”“文革第一案件”“文革第一件大案”,都没有找到跟这个事件相关的东西。不知道你的第一件大案是指时间还是严重程度。

        我Google找到了这个:

        http://normaltech.blog.sohu.com/83341850.html

        http://xhw200212.bokee.com/6631995.html

        第二个link有更多细节。我把《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摘抄一下。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证》

        1968.10.18; 中发[68]155号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份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葬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现已查实,刘少奇出身于地主家庭,一九二一年,他混入党内的时候,就不是一个怀着革命理想的青年,而是一个充满极其腐朽极其反动的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异己分子。四十多年来,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刘少奇一贯使用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招降纳叛,里通外国,疯狂地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干下了数不尽的反革命勾当,成了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

        亿万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这个最阴险,最凶恶的反革命头子挖出来,把他的一小撮反革命同夥挖出来,对于纯洁和加强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巩固和加强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现仅将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反革命罪行的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刘少奇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叛变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阶级斗争更加激化。正当上海工人同英,日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进行紧张搏斗的时候,窃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负责人职务的刘少奇,借口养“病”,躲开上海总工会。军阀邢士廉于九月十八日查封了上海总工会,十九日下令传讯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刘少奇畏惧斗争,于同年十一月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当时,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正在厉行白色恐怖,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六月发布了“四斩”反革命布告;十月杀害了工人运动领袖黄静原等同志。十二月十六日,刘少奇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经过审讯,赵恒惕亲批将刘少奇“斩决”。这时,刘少奇的后台,纷纷出动。刘少奇的把兄弟,长沙禁烟局长洪赓扬和省府会计、赵恒惕至亲杨剑雄,伙同军阀叶开鑫,贺耀祖和刘少奇的胞兄刘云亭出面,进行反革命政治交易。屠杀共产党人的大刽子手赵恒惕,向刘少奇这个“要宰的人”提出了活命的条件。刘少奇完全接受,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接着刘少奇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

        二,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充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汪精卫,陈公博的走狗,进行了一系列出卖工人阶级,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

        一九二七年三月,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革命与反革命大搏斗的紧要关头。毛主席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出建立农民武装的伟大号召,率领广大工农群众向反动势力进攻。湖北的工人革命运动,也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反帝斗争蓬勃发展。当时在武汉窃据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重要职务的刘少奇,心惊胆战,迫不及待地破坏工人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在武汉屠杀革命群众的“四·三”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刘少奇却要工人“严守纪律”,“万勿骚动”,为日寇保镖。蒋介石在“四·一二”发动反革命政变,何键部下许克祥在长沙实行“五·二一”事变(马日事变),夏斗寅部队在湖北实行反革命军事政变以后,刘少奇适应国民党的反革命需要,与汪精卫,陈公博进一步秘密勾结,并被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刘少奇向陈公博献策:(一)调走武汉工会骨干,使“干群脱节”;(二)解散工人纠察队,“防止暴动”。刘少奇并且利用他窃据的职务,实行了这个极其恶毒的阴谋,解散了在革命斗争建立伟大功勋的工人纠察队,于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把全部枪支弹药,甚至连童子团的木棍也捆得整整齐齐,装上卡车,拱手交给了国民党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

        为了掩盖他的内奸面貌,蒙蔽群众,刘少奇还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六月二十八日晚,汪,陈将刘少奇等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密谈,然后“释放”。刘少奇还按照汪,陈旨意,亲自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二次工运会议上,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意义及经过>的叛卖报告,遭到广大工人的强烈反抗。在出卖了工人武装,使武汉工人阶级在反革命屠杀面前变成赤手空拳之后,刘少奇无耻地喊叫:“现在把武装解除了,枪支也交了,我也放心了”。

        汪精卫为使刘少奇“留在共产党内”不致暴露,在武汉“七·一五”公开反共大屠杀前,指使他躲往庐山,先住在白鹿洞书院,后住牯岭军阀朱培德的公馆里。当我党中央把武装起义的决定通知他,要他去九江开会时,他根本不理,继续进行叛卖勾当。刘少奇写信给陈公博,提出《改组工会意见书》,密告我党在“国府”警卫团,中央军校和汉阳兵工厂内的情况,要汪,陈“速除”,部份地破坏了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刘少奇充当内奸,工贼,出卖革命,充当帝国主义,蒋介石,汪精卫的走狗,死心塌地地反共反人民,双手沾满了革命同志的鲜血,十恶不赦!

        三,刘少奇一九二九年窃据满洲省委书记时的大叛卖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日,刘少奇(当时化名赵之启)与孟用潜(当时名孟坚)在奉天(今沈阳市)纱厂被大军阀张学良逮捕。刘少奇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孟用潜是省委组织部长,供出省委委员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丁君羊,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东满,北满,旅大,抚顺等十多个特(县)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个支部。当敌人要刘少奇带着特务去抓人时,他积极出谋献策说:省委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三省地方党组织。大军阀张学良对刘少奇的献策,颇为赞赏。于是将“共产党案”改为“工潮案”,并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将刘少奇“释放”。刘少奇奴颜卑膝地给大军阀张学良写信说:“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于刘少奇积极地给大军阀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刘少奇这一次的大叛卖,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占领东北三省的前夜。当时,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正在南方英勇作战,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刘少奇的大叛卖,不仅适应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大军阀张学良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需要,而且直接地破坏了东北三省抗日救国的领导力量,直接地配合了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需要。刘少奇还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大军阀张学良的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罪恶至极。

        以上,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罪行,都经过反复查实,证据确凿,铁案如山。长时期以来,刘少奇使用各种卑鄙无耻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段,掩盖他的这些罪行。刘少奇在一九五二年写的简历底稿中,把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履行投降条件离开湖南,写成“多方营救,驱逐出境”;把一九二九年在奉天“被一叛徒出卖”投敌,涂改成“在罢工中”被捕。刘少奇利用他窃据的职权,对他叛变投敌充当内奸的知情人,大批的加以包庇,重用,对即将暴露他的叛变罪行的杨剑雄等人,则杀人灭口。刘少奇还指使叛徒安子文等在解放后秘密销毁许多敌伪档案。然而,这一切,今天都已完全破产。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丑恶面目,已经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此外,广大革命群众还揭发了刘少奇许多极其严重,令人愤慨的其他反革命罪行。例如,一九三六年,刘少奇指使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六十一个叛徒,公开发表“反共启事”,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此案,已由中央核实定案,在全党公布。又如,刘少奇在一九三六年勾结大卖国贼蒋介石和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曾养甫,阴谋消灭红军,取消红色政权。一九四一年,刘少奇派投敌叛变分子冯少白作代表,与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勾结,向日寇乞降。一九四五年,刘少奇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鼓吹“议会斗争”,瓦解人民解放军,积极推行“和平民主新阶段”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一九四六年,刘少奇通过美特孟用潜与美帝国主义头子司徒雷登勾结。一九四七年二月,刘少奇同北平美国战略情报处派往延安的美特王光美结合起来。一九五○年五月刘少奇还亲自派他的舅子美特王光琦去香港,向美帝中央情报局“供给不少价值很高,颇得美方重视”的情报,等等。至于刘少奇在全国解放以后,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镇压革命群众运动,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以及在外交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勾结帝,修,反,充当叛徒,内奸,工贼,破坏各国革命运动的罪行,揭发的材料,都极为广泛,具体,深刻。对于这些材料,我们也进行了调查核实,将另作报告。

        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夥叛党叛国的罪行。

        现把刘少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进行种种叛变活动的罪证附上,请予审查。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发出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证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叛卖活动的主要罪证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我略去下面的罪证,详见第二个link)

        1968.10.18

        你可以看到,前面的重头,有一,二,三。这个61人事件,只是在“还揭发了。。。例如。。。”下面,因为时间最早排在前面,字数稍多。后面还有一长串,都是有名有姓,具体情况和真相史教头和雪公可以去研究挖掘一下。所以61人案貌似不是刘的破绽最大,最令人诟病的东西。刘的三顶帽子是“叛徒,内奸,工贼”,说的都是他自己是,而纵容叛徒招降纳叛反而不是重点。重点在于更早25年,27年,29年的那些“证据”,是对汪精卫,对陈公博,对张学良,从对方出场人物看,从情节来看,要重得多。也用来“证明”刘是潜藏很深的“叛徒”“内奸”“工贼”,混入党内窃据要职的。

        这个61人案影响主要在于它涉及当时还在位的很多人,又多是刘的党羽,一下子全部跌倒。后来文革后这些人有些又复出出任要职。所以似乎增加了它的分量。

        • 家园 谢谢指出,已修改。另推荐几个帖子

          刘是搞工运出身,31年就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参加过遵义会议,北方局白区工作是他的显著业绩,从4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中共的顶层。我的时间范围确实有漏洞。

          我说的“文革第一件大案”,首先是指它时间早,文革初期由小将们出马,67年三月中央发文正式定案。范围广,牵扯多,影响大,全国大部分老百姓都知道,借这个案子,刘的倒台已是定局。你说的对,它的分量好像是重一些。所以这个案子也是后来第一个被平反的大案。不过你去Google,都是“中南文革第一大案”,“谭甫仁遇刺”什么的,你要看看文革的书就知道了。

          推荐几个帖子给你看一下:

          61人活到文革的,有大概40人。这些人无一不是隐瞒、掩盖自己的这段历史,其行为有些像今天担惊受怕的窝案贪官或逃犯。

          gb0088:我还没看完,刚才很快浏览一下,没发现涉及这个问题的文字

          上面引文中,61人中的李楚离在大约56年提出,要党公开地给一个结论,老当缩头乌龟可不行,怕的就是将来说不清楚。这是能避开冤案的唯一可能的方法。如果他们能在66年以前,主动向党说清楚----这个说清楚,是明明白白地、坦诚地按组织程序把其中的关节点说清楚,而不是与个别人交流时,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地谈论过----那么,这个61人案,或许就不会成为一个大把柄。当然,看后来文革的烈度,要想完全避开也不太可能。

          gb0088:我觉得关键不在于毛知道不知道,而是刘们是不是主动说清楚

          雪里蕻:有个说法叫“革命的同路人”

          秋末冬初:我赞同这个判断

          雪里蕻:刘少奇如果有大智慧的话

          • 家园 记起老萝卜来

            最近在新浪上看到这个东西。这个跟61人案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不过是个新四军的诈降。是粟裕批准的。你可以看看作为参考。

            外链出处

            TG历史上比较注重纪律和气节,所以接受敌军起义多,自己诈降很少。这件事情就是基本没有先例的事情。不过TG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也会根据情况,采取这种策略。而后来结果也和61人案相似。这些人也多少受到了冲击。

            汤团其他人员在以后的岁月中经受了更多的考验,有的甚至是终身的误解。在历次运动中,他们的命运总是被冲击,心灵饱受冤屈。有的老战士,一生都得不到历史公正的待遇,有的人为此而失去了生命。

            貌不惊人的汤景延,1948年用生命又一次填写了悲壮人生,他率领解放军苏浙边区游击队和国民党作战,陷入重兵包围,司令员阵亡,任党委书记兼政委的他,被捕投入上海监狱,在狱中和王孝和同室,相互砥砺,结为知己。

            3个月后被敌人枪杀在上海江湾刑场。

            当我看到汤的最后结局时候。我立刻想到过去看到的一部很老的影片《铁窗烈火》。这部片子的主人公名字叫张少华,在解放前领导工人运动,被国民党当局杀害。还记得里面有个工贼叫做盛约翰,在选举时候做手脚,被工人发觉揭露。张少华应该是以王孝和的原型。电影里面跟张一起坐牢牺牲的确实有一位姓汤的新四军军官。这个应该就是汤景延了。

          • 家园 谢谢你的连接,但是我还是有不同意见

            我说这几点:

            第一,从这件事情来看,刘用这种方式放掉这61人,是有功的。他的动机是为了革命,结果是这61人很多出来后都帮助TG打开了华北的工作局面。从实用主义角度,这个做法没有错。从形式来说,就算有问题(这个你们和史教头争得够多,更专业,我就不掺和),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不过当时华北情况危急,通讯不发达,时间有限,刘又到北平不久,人脉不足,缺少人手。所以刘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你说刘的这种方式对这61人不负责。这是从后来看。三十年代TG的地下活动和军事斗争都是很残酷的,有今天没有明天很正常。很难说这些人出来后会不会有很快牺牲。刘自己也未必知道自己能活到哪天,更未必料到44年飞黄腾达。恐怕刘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只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而已,未必有先知先觉考虑到文革那一天。考虑到这件事情是在36年春天发生,西安事变还没有发生,国共还在敌对,加上华北还有日本人,情况是复杂。

            第二,刘后来在党内地位上升,有一个贡献就是开创了白区斗争的新局面。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就是,他对不对的标准不是跟杨开慧和瞿秋白比怎样,而是是否对革命有贡献。你可以用就义来对革命贡献,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对革命贡献。斗争形式是很多的。

            第三,这些人解放后没有出来讲清楚,出来讲清楚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不但涉及自己,还要麻烦到自己的同党。如果刘不倒台,能从毛和平接班,这件事情也永远不是问题(除非他们在刘的当权时代自己政治斗争失意,当然给的罪名肯定不会提到刘)。

            我十多年前看过一个电视剧《潘汉年》,说潘去跟汪伪要员接触,被他们挟持去见汪精卫。回来向老毛报告,没有说见到汪精卫的事情。晚上想去汇报,但是又没有机会。所以最后没有说清楚。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春秋笔法。但是就算有机会,能不能说清楚,都是个问题。以后也未必逃脱厄运。

            第四,文革的罪名,大多为了打击对手而设。比如,彭德怀访苏,就是里通外国;《海瑞罢官》是为了彭德怀申冤;给王光美定罪,没有做过牢不好定叛徒,但是她会英语,那就定美特。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件事情就算没有发生,或者发生后说清楚了,文革照样不愁没有打倒刘少奇同党的材料。周恩来死前进手术室前,还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一说叛徒)!”因为四人帮正在整他“伍豪脱党”的材料。这本来是说清楚的事情,但是笔杆子在人家手里又可以变成不清楚的事情。你说,周对于“伍豪脱党”的惊恐程度,是不是“其行为有些像今天担惊受怕的窝案贪官或逃犯”?

            你说“这个61人案,或许就不会成为一个大把柄。当然,看后来文革的烈度,要想完全避开也不太可能”,我看岂止是不大可能,你跟错了人,就算没有这个把柄,也有其他把柄。

            第四,你的link里面有某某人揭发。我不知道这些揭发是在什么场合下。如果是在文革专案组的逼供下揭发,我看要打点折扣。

            关于逼供方法,康老在延安时期就有心得,可供参考:

            “诀窍是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向犯人提一万个问题,让犯人永远答不完。如果是犯人答完了,主动权不是让犯人夺去了吗?他答不上来,主动权便在我们手里,他就得听从我们的摆布。我们大喝一声,就会吓得浑身发抖,屁滚尿流。让他跪着,他就不敢站着。善于抓主动,就是要居高临下,先声夺人,出其不意,突然袭击。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把犯人整得晕头转向,惊慌失措,使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使犯人永远被动,处处挨打,防不胜防。剩下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乖乖地投降。这既是策略,也是一门艺术。你们要善于巧妙地掌握这门艺术。”

            “究竟用什么方法来扩大战果呢?打个比方,就像抓老鼠,下夹子、放毒药、养猫,都是一种方法。但还有一种更巧妙的方法,叫以毒攻毒。抓一只个头大的公老鼠,用一粒黄豆塞进它的屁眼里,然后用线给缝上,几天之后,黄豆发涨了,老鼠疼得像发疯似的,从这个洞钻进去那个洞,见着老鼠就咬,咬死一大批之后,自己也疼死了。我们搞肃反也应该这样,先抓住一个典型,把它放出来。让它咬,乱咬,横咬,竖咬,咬了这个,再咬那个,无休止地咬。咬一大串,谁也跑不了。他咬了这个人,这个人又咬了那个人。这样一来,一变二、二变四,几何及数地增加。我们战果不就扩大了吗?”说到这里,他洋洋得意地说:“这叫利用矛盾。谁都想保自己,都想立功,立功才能得到宽大。要想宽大,就得要有表现。什么叫表现?就是拿出‘礼物’,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要把别人当作‘资本’,‘砝码’,把别人揭出来。咱们就让他们互相揭发,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最后,看了你上文的回帖。觉得你还是很认真的一个网友。很高兴跟你讨论问题。

            通宝推:南京老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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