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上海三十年往事（一）走穷命带财运的朱鎔基 -- 大势至

一个美国大公司，需要1000吨/年的一种原材料，而这种原料需要投资巨大的工厂才能生产，如果把设备投资算进成本，他自己生产的话，就会相当的昂贵。他会找一个中国供应商，每年采购1000吨吗？不会的，它会找十个中国供应商，开一个高价，对每个人都说要采购1000吨。至于说建厂的资金，他还可以贷款。

　　 然后中国供应商一算，合算呀，自己投资一半，就能有这么高的利润，于是纷纷投资巨资建厂。等到工厂都建完投产，结果中国的厂家就发现，美国的大公司赖账了，说自己没有那么多需求，价格必须大幅度下降。当然，自己企业不好，借给大家的贷款马上要还了……

　　 然后呢？十家中国公司就自己之间打价格战，便宜卖了亏的比停产要好，而且人家还在后面逼债，没有收入不行呀。

　　 产品最后掉到地板价，也就可以付一下工人的工资，至于自己之前的投资，那是每年都在赔。而最后呢，没有向外国大公司借款的公司都倒闭了，而借了款的公司呢，一方面，产品太便宜在赔钱，另一方面，因为借款不得不债转股，企业的控制权落到了美国大公司手里，当然，既然这是他们需要的原料，那么，价格能压多低就多低，反正左手亏的，右手都赚回来了，而且还不用在税收高的国家交税。

　　 转了一圈的结果，美国大公司没有花钱或者仅仅花了一点点钱，就取得了这种原料的控制权，低廉的价格加上稳定的供应，完美呀！

　　 亏掉的，乃是落后国家的供应商，之前的疯狂投资，全部都赔掉了。不仅如此，美国大公司还可以靠控制股票市场上这些供应商的股价，另外再从落后国家的股民手里大赚一票。

　　 往往，到了这种时候，那个原料，已经不重要了，在金融市场上捞来的要更多了。这些钱，几十年的原料费用都出来了。

　　 看完这个例子是不是觉得可怕？问题是这种老把戏还在一次次的上演，大家看看宁夏石嘴山那个鸟不拉屎的穷地方，对属于世界顶尖高科技产品的“多晶硅”的投资热情，就可以发现，这种喜剧就在我们身边上演。当然，幕后的黑手西门子更坏，贷款，炒股不算，还要卖设备，高价倾销垃圾，另外还要赚一票，吃相之难看，实在令人不齿。

　　 不要以为德国人有什么好的，西门子干这种事情太多了，中国好几个产业都是这样的局，比如轧钢，比如锂电池，现在还没被收割罢了。德国人出口多什么的，并不是技术有多好，而是贿赂先行，搞阴谋的能手，他们对落后地区的腐败，潜规则，了解的很清楚，别忘了，人家19世纪就开始贿赂日本海军了。日本的三井也是一样，向德国老师好好学了，至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朗咸平专门出了本书，大家可以找来看看。至于美国干这行的厂家就更多了，从GE,DOW化学，杜邦，等等，基本上投资中国的500强，都在干这同样的把戏。这十年，这些国际巨头，需要找到之前发展出来的新技术所需要的供应商，所以需要让落后国家当了裤子来投资，来为他们提供过剩产能，这样以后才能获得廉价的产品和大量的资产。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develop/1/374888.shtml

共同富裕与寡均之患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没接触过的人不知道什么观点，接触过的并没有“仇富”心理，只要富裕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取得，通过按劳分配而不是按权力分配得到，富人是值得敬重的。善良的人们尊重所有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致富的富豪，孙大午没坐穿牢底原因说明公道自在人心。仇腐心理很正常，当年“阶级斗争”，如果地主通过自己和祖先艰苦奋斗致富，被杀是值得同情的。如果通过与官府勾结搞歪门邪道，“流血斗争”并不为过。官商害怕“仇富”是好事，民族商人也担心“仇富”，恐怕就是体制或者社会秩序问题了。如果不能真正做到按劳分配、按能分配、按合法资产分配，稳定也不会恒久，富人的不安全感无法消灭。

即使按照公开的数据，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已经大得惊人，感觉比上世纪90年代政治教材上美国的贫富差距厉害多了，要知道这主要是从1979年开始短短二十几年实现的。美国贫富差别也不小，但美国吃救济金的穷人也可以满手金戒指，可以养狗打手机，美国最穷的公民是新入藉连英语都不会说的他国难民。

如果一个国家20%的人占有80%财富，分配非常均匀，贫富差别至少在16倍以上，正常情况下最富裕的20%人口和最贫困的20%人口贫富差别不会低于50倍。如果0.4%家庭占有70%的财富，即使高层和底层内部分配完全平均，家庭贫富差距最少也是500倍，实际人均“鸡的屁”再高，政治宣传再得力，“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灾难也是迟早的事情。

为了“共同富裕”这一伟大理想，希望先富起来的中国官僚及其家属，看在已故“总设计师”的份上，为了“稳定”，拉穷哥们和穷姐们一把。

可能是官员及其亲属财产不透明导致的误会，总觉得在中国它们最富有。“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能要求官员及亲属财产公开，社会主义祖国为什么不能呢？将来查巨额财产来源也有话说。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和经济总量的确有了极大的提高，如果人民感受不到实际购买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GDP高速增长只是税务部门和既得利益者的数字游戏。从“共同富裕”这个标准衡量，改革成功还需要相当漫长的奋斗。

中学政治教材上，“共同富裕”是一个重要话题，喊来喊去，共同富裕总是难以实现，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排除阶级因素导致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导致的贫富差距是“共同富裕”的最大拦路虎。中国古代官员之所以喜欢“告老”后还乡，地区差距没有后世这么严重是重要原因。“荣归故里”，在县城和乡下都置办产业，摆绅士派头，比呆在物价高昂的京师小心翼翼，和权贵对比时自惭形秽滋润多了。古代盛产候补官员（进士）的长江三角洲城市，比京师吸引的读书人和贩夫走卒更多。如果地区贫富差距得到缓解，南飞的“孔雀”北返，大都市爆炸的人口消散就可能构造新的风景线。

商人则不然，除了地头蛇似的官商，想发财、想发大财，最好依托信息和交通都发达的大城市。发财后回乡除了有钱，政治地位有限，斗不过“灭门的知县”。即使在现在，一个百万富翁乃至千万富翁，受巴结的程度往往不如一个小官僚，很多父母对子女的期望是回乡当小污吏而不是拿高薪的白领。毕竟，资本家的钱是自己的，每笔支出都要算计一番，官僚支配或分管的钱是国家的，花得越多，可能截留的好处越多。

除了军工采购，和平年代政府统得越死，管得越多，官员腐败的机会越多，纳税人日子越难过。包括“阳光采购”在内，政府采购越多，民间资本越弱小，官商勾结越猖獗，权钱交易越严重。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首相数小泉纯一郎在任时间最长，小泉内阁在外交领域屡屡遇挫，屹立不到只有归功于良好的内政。日本经济在小泉任内复苏，他真正推动了日本的邮政改革，从1999年到2005年，日本政府公共项目支出从35万亿日元下降到20万亿日元，即使国民经济停滞，每个日本国民平均可支配收入也实际增加了至少1000美元/年，把“大锅饭”改为“小灶”，伙食质量应该改善不少。继任者的外交底气，肯定会因此增强。日本人拥有世界第一的海外资产，每年花费巨额资金购买原料填海建造人工原料基地，外汇储备依然世界第二。浏览最新的国际地图，多山的日本地图铁路四通八达，37万平方公里国土上铁路总长超过中国铁路一半，估计想在国内投资也缺少合适的项目。中国拥有上万亿外汇储备，超过几十年实际利用外资总和，但中国老百姓上学、看病甚至吃饭都困难。中国外贸总额排名世界第三，建立在工人工资除了糊口所剩无几的基础上，而且欠薪现象严重，更不用提完善的劳动保护措施。拖欠民工工资最严重的建筑行业，很多源头是政府或国企工程。“民无信不立”，信用的链条是环环相扣的，如果员工不能按时拿到全部薪酬，他的资信和活动能力都会受到制约，如果政府工程资金不能按时给包工头，工人欠薪也不奇怪。

不用说民工，就是文章作者，有几位能在《著作权法》规定期限内（1个月）得到稿酬，有多少编辑部在代扣作者个人所得税的同时，把税单附上，更不用说作品作者被改名换姓，稿酬标准往往由未经允许的转载者掌握。媒体向来是监管最严厉的行业，因为垄断等原因，效益也非常良好，很多杂志堂而皇之的在末尾注明“请作者及时索取稿酬”，而不是主动联系或及时把稿酬转交指定机构，投稿被换名发表的现象也不罕见。现实就是这么无奈，因为“非法出版物”获罪不稀奇，因为蓄意拖欠克扣挪用稿费受处罚的社长、编辑没听说过，因为剽窃被判刑的盗名者或取消职称的“专家”“教授”更是闻所未闻。克扣甚至截流稿费，有挪用公款或贪污的嫌疑。动员作者投稿到杂志网站，而网上投稿条款有“免费”刊登之类的字眼，也是精巧策划之一，“马丁伊甸”时代的美国编辑在21世纪的中国同行中可以找到知音。文章是给人看的，就像妓女是给嫖客玩弄的，但妓女也会拒绝满身流脓的变态贪官，未经允许转载就像强奸妓女然后自定嫖资或赖帐，剽窃者则集老鸨、收费者、强奸犯于一身。杂志或报刊成本主要是印刷、办公、工资、稿费四项，发行量稍大的杂志，按5-6折出货，仅销售收入即可收回成本，广告收入是净赚。不包括有拨款的刊物，只要实际发行量超过起印数（一般2000册）即可保本。5000册四色印刷的企业宣传册，实际成本一般不超过纸价两倍，很多著名专业杂志发行量只有几千份。一般作者与其花几万块钱买书号，还得承担销售不畅风险，不如找印刷厂花更少的钱自印自销。企业印刷宣传册最好把设计费和印刷费分开，对好的设计别抠门。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法规落实不到位，“新社会阶层”是不会买账的，老的联盟中坚也可能有怨言。

也许我太孤陋寡闻，没听说哪个好色的腐败分子因为淫乱罪加刑，他们或她们玩没玩过“双飞”，“双飞”算不算“聚众淫乱”？未风闻娱乐场所老板因为组织卖淫就把牢底坐穿，却听说“黄色网站”管理员被判处无期徒刑。网开一面的还有168和9开头的色情声讯电话，经常受到这类小广告骚扰，报纸上这类广告也不少，“黄网”管理员不断被判刑以后还是如此。当然，我是不殚以最大的抵触面对目前的中国通讯商的，没有亲自验证，因此也可能是虚假色情广告，不管怎样，电信网通等运营商负责人都逃不了责任。办假证卖黑车的短信广告更猖獗，想想彭水诗案，公安要查非法短信，实在太容易了，却对此类普遍现象不作为。

和知识分子相比，更为弱势的民工利益依靠一纸空文，就能保障到位么？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各项法律，读一遍也要几周，落实到位率是多少？大国和小国不同，大国地大物博，自给自足，内贸有天然优势，欧盟成员多为外贸大国，2/3是在欧盟内部进行。中国沿海省份，不知道内、外贸比率是多少。如果国内经济紧密程度还不如国际，基层指挥不力就不奇怪了，过去中国军阀割据，很大原因在于交通不便，经济一体化程度不够。现在中国企业争做外贸，林立的收费关卡、缺乏保障的应收账款、地方保护主义是重要因素。输出产品不如输出文化、输出品牌、输出标准、输出技术、输出资本，一瓶可口可乐生产成本几分钱可以卖几块，在原产地被视作穷人垃圾食品的肯德基、麦当劳加盟费就数以百万计，工业设计挺漂亮缺乏技术含量的韩国奢侈品走俏中国，每吨生产成本几千元甚至几百元的日化产品毛利率至少3000%……这几样都不是建立在短期内难以追赶的技术基础上。要是中国老板这类项目在全世界开花结果，外贸总额有多大的意义呢？因为历史原因，中国企业家从1979年甚至1992年才起步，但很多行业发展后劲不足因素是政府部门“合法伤害权”太多导致，保护既得利益者的法律也挡不住“潜规则”。

任何后进国家，借助先进者的现成经验，发展速度都会比较快。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发展，不是政府主导一切的结果，而是重商主义的胜利。除了铁路和兵工厂，日本政府产业都半买半送给了真正的民族资本财团。甲午战后获得了大量赔款，日本经济仍然要依靠生丝等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支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妓女还在南洋为天皇从劳工身上创汇。二战以后私有化更彻底，日本的富裕也是在二战以后。大国和强国发展基础工业是必须的，但经济繁荣、人民富裕必须寄托在民营资本上。无论古今中外，多数情况下政府主导的竞争行业项目综合经济效益是最差的，相对于自己的钱“输不起”的资本家，多数官员是不必在乎所主持项目的可持续输赢的。

解决地区差距，单靠拨款是解决不好的，且不说从征税环节开始的“火耗”损失，单拨款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竞争，（包括异地为官的领导互相帮助）拨款给不给领导家乡都容易引发怨言。几十年过去了，政府拨款并没有显著改善地区差距。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放开户籍造成的就业、上学等限制，让市场来规划。几年前，上海一个清洁工可以拿几千元，在西部可以招到十倍的人工。如果应聘者处于同一起跑线，相信绝对不会出现类似的反差。也不用担心贫困地区人口都涌到发达地区，任何地方的职位都有饱和点。贫困地区年轻人走了，劳力不足，平均资源更多，收入也会升上去的。为防止黑心老板混水摸鱼，医疗保险落实抓紧即可。“孔雀东南飞”是好事，南下的“孔雀”可以学到先进经验，被桎梏在一地只会被埋没，无能的官员们也会反省，利用卡住档案、户籍的卑鄙手法，也无法留住人心。原发达地区的居民不用担心生活质量降低，高质量的服务价格肯定会降低，之前积累的资金等也可以作为资本，到原先的贫困地区投资。希望在新一届政府的殷切关爱下，还没有脱贫的同胞能早日过上温+饱的生活，希望冬天光脚的学生在中国绝迹，特别说明一下，一盒36分钟（标记为30分钟）的Beta摄像带价格足以买20双普通布鞋，专业摄像机和后期设备折旧成本更高。省级电视台一档节目，海选的演员（看穿戴小姑娘们并不富裕）到农村学校，发现大部分学生没有手套时，凑钱为他们每人买一副手套，不知道更富裕的摄制组成员为西部儿童做了什么，除了本职的拍摄。

2006旧作《把窗户纸捅开》一部分，2007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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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只说对了一半。朱镕基的确是发展了经济，但是代价是什么呢？我认为朱镕基发展的是对内掠夺型经济，千万个普通人的钱包、千万人的用以养命、医疗、教育的积蓄被掠夺、千万人的流离、、、造成的中国“经济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