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面月球：冷战太空竞赛与我们的故事 -- 万年看客

阿列克谢.列昂诺夫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一直密切关注着美国人的太空项目。我听到阿波罗8号绕月任务完成时心情沮丧得可谓无以复加，因此我对他们下一次任务的观察多少带着一点超脱的心态。很明显，阿波罗9号将会十分复杂，风险极高。不过我对这次任务的乘员基本上一无所知。

我所知道的是：吉姆.麦克狄维特是这次任务的指挥官，大卫.斯科特与拉斯蒂.施威卡特是他的组员。我们通过电视和报纸追踪着任务的进程。我对于他们优异的工作表现表示极大的钦佩。当返回舱落地的时候，美国人很显然又向登月迈出了关键一步。

这时我已经清楚我们赢不了了。尽管确切的日期还没有发布，我们都相信再有一次阿波罗任务美国人就能最终实现登月的目标。而我们这边无论如何也无法保持进度。

除了联盟飞船原有的问题之外，作为L-3登月任务的载具而设计的N-1火箭也严重落后于进度。我对它的前身——用来发射联盟飞船登月舱的UR-500K 质子火箭——所能造成的问题有着亲身经历。这事发生在1968年春天的拜科努尔，我当时正在观察火箭发射。

就在升空之前，我正在发射台附近观察最后的准备工作。倒计时开始之后，我把我带来的人集中到巴士车上，开出里一段距离好看点火。结果刚一点火巨大的火箭就倒在了地上。推进剂爆炸声称了一团浓密的黄雾并迅速想着我们的方向蔓延开来。我立刻把人都赶回车上，一脚油门踩下去试图躲开这团毒气。但是汽车开进了死路，我不得不掉头冲着爆炸区域开回去。万幸的是我们躲开了毒气，但是这次经历依然令人心有余悸。不过要和我们登月的最大希望N-1火箭所遭到的厄运相比，这都不算什么。

N-1的第一次试射是在1969年的2月，发射后8秒，火箭第31级引擎失灵，火箭在距离发射台百余公里处坠毁。这次我也在拜科努尔并目睹了发射失败的全过程，但我只看到了远处的一道闪光与地平线上的火焰。安全措施很严密，所以无人伤亡，这的确给我们的计划带来了挫折。但是对于首次发射来说，并不能算是完全的意外。我们知道，美国人的巨型火箭土星5号也面临着自己的问题。要完成如此一件工程学上的壮举，各种问题的出现也在意料之中。

N-1火箭最初是科罗廖夫的设计，它是人类建造过的最强大的火箭。火箭重达1800吨，推力4500吨，高度110米。但是它有个致命的缺陷：火箭的30台引擎呈两层同心圆结构排列，所有引擎同时启动时，两层之间会产生足以破坏火箭稳定性的真空。之所以在发射之前没发现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苏联境内没有哪家机构可以同时检测全部30台引擎。5个月后的第二次发射带来了一场更大的爆炸。

这一次是在拜科努尔1969年7月3号的午夜。推进器的鼻锥刚刚脱离发射架，我就看到一团火球吞没了火箭。火箭倾倒在地，砸在发射台上，爆炸的巨响震碎了10公里范围之内的所有窗户。万幸的是这次也没有人员伤亡，但是发射台作为拜科努尔的主要设施之一完全被摧毁了。

尽管N-1火箭命运多舛要归罪于科罗廖夫，我相信如果他能活得再长一些一定能改正这个错误，而我们也能保持进度。甚至在为了登月而设计N-1火箭之前我就相信，我们可以在美国人的阿波罗8号任务之前几个月就完成首次载人绕月飞行。

大卫.斯科特

我们并没有立即得知尤里.加加林的死讯。当媒体开始报道他的葬礼时，谣言也随之泛滥起来，搞得我们也不清楚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传言里说他喝醉了并在打猎时丧生。但是报道称他死于坠机，这一说法更为可信。我们都认为，进入太空的第一名人类居然是如此的结局实在是太悲惨了。我们这边也因为坠机而损失过好几位宇航员。不过眼下我们必须将这些想法放到一边。1969年春天，我的第二次太空任务即将开始了。

3月3日的清晨——阿波罗9号发射的日子——发射台的景象和昨晚的一片繁忙相比大不相同。发射台四周一个人影也没有，好像一座空城。火箭已经加满了燃料，随时可以发射。工作人员都在位于火箭顶部的“白屋”里，等着帮我们进入指挥舱。除此之外就没别的人了。发射台周围很危险，不允许人员在附近聚集。但是整个场地如此安静依然引人注目。

吉姆和拉斯蒂先一步进了“白屋”，而我则在升降机外面又等了几分钟，因为升降机马力不足，不能拉我们三个人一起上去。作为指挥舱导航员，我的座位在中间，所以我最后一个进入飞船。吉姆要进入太空船并爬到左边，拉斯蒂则爬到右边，我正在等待时，朝阳升了起来。站在离地360的半空，四面通透，天空一览无余，一个美好的清晨展现在在我的面前。

“好了，”我心想，“要出发了。”

阿波罗的发射和双子星给人的感觉大不一样，力道要强大得多。土星5号的推力和震动强大得不可思议。发射两分半之后第一节火箭脱落，简直太猛烈了！就好像有人用巨型弹簧把我顶向控制台的方向，而挽具又把我们紧紧地勒在座位上。这感觉和遭遇火车相撞差不多，身边的一切都在摇晃并咯吱作响，此外还有火箭震耳欲聋的轰鸣。

从舷窗看出去，我们能看到各种碎片在我们眼前掠过。第二级火箭一点燃我们又被推回了座椅上，不过这回要相对柔和一些。发射后11分钟，第三级火箭启动并把我们送进了地球轨道。

我们的任务共计十天。前五天要完成与月球舱和指挥舱相关的一系列操作，飞行开始3小时内我们必须把月球舱从发射适配器内部的储藏间里取出来，这意味着要让指挥舱与火箭分离，调头朝向火箭顶端并与月球舱对接。

这是我身为指挥舱导航员的职责。不过我很快就遇到了问题。用来进行侧向移动的火箭推进器没有启动，我们开始漂移起来。

“靠，怎么又是这一出？”我心想。双子星8号时尼尔和我遭遇的麻烦还历历在目，眼下我可不想再来一回。

要是不能把月球舱取出来，我们的任务根本无从谈起。有这么一会儿，这次的任务看起来似乎又要失败了。我努力维持着指挥舱与土星-4B火箭的相对位置，吉姆和拉斯蒂则试图查明问题的所在。他们把各个开关和指示灯都检查了一遍，吉姆发现有几个飞行姿态指示灯没有出于开通状态。原本那一片仪表盘上所有的灯都应该亮起来的，但现在却亮得像理发店门口的灯箱一样。也就是说，这几盏指示灯对应的引擎燃料箱阀门是关闭的。

所有的阀门在发射前都接受过检测，这种情况绝对不该出现。地面控制中心认为一定是我们当中的哪一个在发射的时候在舱室里乱撞，不小心碰到了这些开关。不过我们都被挽具固定在座位里，所以这一点不可能发生。之后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发射时的震动触发了这些开关。又是个不大不小的惊喜。吉姆重新打开了这些阀门，这下我可以操纵指挥舱与月球舱对接并将其拉出来了。任务正式开始。

不过任务开始一段时间后我们又遇到了新问题。拉斯蒂不太适应失重环境，在第三天出现了严重的晕船症状，或者说是“太空适应综合症”。弗兰克.鲍曼在执行阿波罗8号任务时也遭受过这种病，不过他在任务结束之后并没有接受相关检测，所以我们对这种毛病知之甚少，尽管眼下拉斯蒂也发了病。

我们的任务结束之后，拉斯蒂自愿前往了佛罗里达州澎萨科拉海空军基地的晕机研究中心配合研究。这实在是勇敢的行为，因为所谓的“配合研究”，就是连续几个月每周至少接受一次晕机行刑室的折磨，行刑室内有旋转椅，倾斜房间，平衡木，还有专门刺激人眩晕的电影。最终的研究结果表明，大约有40-50%的人在进入太空时会遇到这个问题——具体症状和晕船十分类似——并因此无法正常执行任务。研究没能找到有效的预测方法；有些人在测试中很敏感，但在太空里表现良好，还有人在地面上没反应，进入太空以后才出现症状。

研究表明，要想适应失重状态——或者任何运动环境——就要在不至于触发晕眩反应的范围里尽可能快地运动头部。研究人员画了一张“不适等级图”，比方说一般性的呕吐就是第四级，那么适应方法就是要把头运动到2a的程度然后停下来。眼下拉斯蒂的应对方法——也是一般人的自然反应——是尽可能的让头部保持静止。结果这只是延缓了适应的过程，直到第三天任务最需要他的时候为止。

按照原计划，拉斯蒂要在第三天和吉姆转移至月球舱，之后两舱减压，而拉斯蒂则要进行一次两个小时的太空行走。这是为了证明万一两艘飞船之间的通道在对接时堵住了，组员依然可以通过出舱行走的方式从月球舱进入指挥舱。但是拉斯蒂这一病——尽管此时他已显露出了种种好转的迹象——计划不得不遭到修改。出舱行走的时间缩短了，拉斯蒂不再进入月球舱，而是在其入口处停留片刻，而我则打开指挥舱门为他拍摄。

一段时间以来，宇航员队伍里一直有人主张任务乘员有权为太空船命名。NASA之前的态度是：“飞船没有名字，只有任务序号。”具体原因没有说明。有时我觉得他们没有考虑到人的因素。但是到了阿波罗9号的时候，我们要操纵月球舱和指挥舱两艘太空船，为了两船之间的通信，我们必须给它们各起一个代号。

训练期间我们将月球舱昵称为“蜘蛛”，因为它的外侧有几条长腿，于是“蜘蛛”就成了它的正式代号。指挥舱是用一辆卡车拉到肯尼迪角来的，当时它看上去就好像蓝色玻璃纸裹着的糖果，于是它的代号就成了“软糖”。媒体打听到了这两个代号并将其当作了飞船的正式名称。

最后还是形势比人强，NASA终于允许宇航员为自己的飞船命名了。阿波罗10号的乘员将自己的飞船称为“史努比”和“查理布朗”。之后NASA认为名称和任务的关系应当再密切一点，因此阿波罗11号历史性的任务就使用了“哥伦比亚”和“雄鹰”这两个代号。不过我们的“蜘蛛”和“软糖”也就这样了。任务进行到第五天，两船分离的时候到了。

我作为指挥舱的驾驶员操纵“软糖”，而吉姆和拉斯蒂则驾驶着“蜘蛛”进行它的处女航。两船将在分离状况下飞行5个小时，距离最远时将有100英里左右。吉姆和拉斯蒂面临的风险尤其大，因为“蜘蛛”上没有隔热层，也就是说他们无法自行返回地球。一旦出现什么情况，我必须去救他们。

两船分离之后，指挥舱里就剩下了我一个。开战斗机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了独自飞行的感觉。当年在欧洲我驾驶了1000多个小时的F-100超级佩刀。我很喜欢那种掌控一切的感觉。不过在离地面30000英尺的空中驾驶战斗机和在离地面200英里的操纵飞船相当不一样。不过我也很放心地知道，万一出了问题，任务控制中心帮助我的能力远远超过任何空管台。

问题很快就来了。

会合动作做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看不到“蜘蛛”了。直到那时为止我在每一个为期45分钟的光照期内都能通过六分仪看到“蜘蛛”表面反射的阳光。而在黑暗期间，我能看到飞船上的指示灯。但现在是黑暗期，飞船却不见了。

是他们出了问题还是我出了问题？是他们的轨道错了还是我的轨道错了？是仪器的问题吗？也许他们的灯灭了。我是否应该假设他们正处于正确的位置？我该不该去找他们？任务控制中心说我们都没出问题，正处于正确的位置。所以我只好老老实实的等着，希望等到下一个光照期“蜘蛛”能重新进入我的视野。

太阳又出来了，飞船也出现了。通过六分仪，我能看到明亮的天空映衬着飞船笨拙的侧影。

“嘿，哥们儿，”我用无线电和吉姆通话道，“我看见你了。”

“我的老天，”吉姆很明显松了一口气，“你不知道我听你这么说有多高兴。”

但是正当“蜘蛛”和“软糖”拉近距离准备对接的时候，我们似乎又遇到了更严重的问题。本来对接应该由月球舱里的吉姆来完成，但是此刻他的视野正对着太阳，晃得他无法对齐两艘飞船。于是我借助瞄准装备指挥着吉姆完成了整个操作，过程中也免不了若干紧张时刻。指挥舱上部的短隧道顶端安装的探针插入了月球舱上部的短隧道顶端的浮动机构，触发三个捕捉闩，两艘飞船就此完成了“软对接”。

“我抓住了，”我向休斯顿报告说。然后探针被收了回来，以便启动若干更强力的钩形闩将两船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完成之后我通知休斯顿“硬对接”也完成了。

通道确定密封之后，我启动开关为通道充气。然后我打开的“软糖”通向通道的舱门并手工收起了探针，接着又触动了“蜘蛛”舱门上的一个阀门以平衡两船之间的气压。这一系列程序都完成之后，拉斯蒂打开了“蜘蛛”的舱门，他和吉姆两人就这样转移回了指挥舱。以上这些步骤要是有哪一项没能顺利完成，我们三个就得全体穿上太空服，他们两个进行出舱行走，我则要打开“软糖”的舱门放他们进来。这一过程将会极其费时费力。

我们的转移方式体现了美苏两国间登月理念的最主要不同。苏联人计划用出舱行走的方式来在绕月舱与登月舱之间进行转移。但是按照我们的方法，宇航员穿着衬衣就能完成这一操作。

会合的顺利完成让我们全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兴奋之余，我们觉得自己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了。最困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任务的后半段我们有了更多思考的时间。和我与尼尔那次短暂而紧张的双子星任务相比，这次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宇宙中群星与地球究竟美丽的多么惊人。

有一次，我们关闭了飞船内部的灯光，以便最大程度欣赏我们上下左右的美景。最动人心魄的是暴风雨中一道道闪电在锋线上与热带气旋里刺穿云层的摄人景象。电光闪烁之间我们能看到脚下天空中有一道道细微的条纹。这些条纹如此之细，一开始我们不知道它们是什么，甚至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眼花了。我记得第一个开口说话的是拉斯蒂。

“没错，我们也看见了。”我和吉姆答道。我们很快就明白了：这些是流星，是进入大气层并燃烧起来的陨石。没过多久我们又意识到，如果现在它们“在下面”，那它们之前一定是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去的。

任务的最后五天里，我们拍摄了数以百计的照片，我还和拉斯蒂聊了好几回天文学，就像当年我们刚加入NASA那会儿在沙漠里接受生存训练时那样。他在这方面所知甚多。他这人文化底子很深，在任务当中他随身带着伊丽莎白.芭蕾特.勃朗宁和索尔顿.怀尔德的作品，我随身带着的是国旗，贴纸，领带夹和史努比漫画。他还想在任务期间播放拉尔夫.威廉姆斯的磁带。我对古典音乐不大感冒，于是趁他不备把磁带藏到了我的贴身口袋里，直到任务快结束的时候才还给他。这事他一直都没有原谅我。

吉姆的性格与拉斯蒂很不相同。他更加保守，更有军人气质。我们相处得很好。但任务行将结束的时候吉姆显露了疲态。我们返回地球前的最后一晚，轮到拉斯蒂睡觉，我们两个则为返回大气层做准备。这时他转身对我说：“这是我最后一次任务了，大卫。我累了，真的累了。”他说得不错，他指挥了一次极其困难的任务，担负了极其巨大的责任，而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我们一回去他就改行做了管理工作。弗兰克.鲍曼在完成了阿波罗8号任务之后也是如此。参加一次任务就能很容易把人熬干，再也不想上天。杰出的NASA团队是得太空飞行看上去轻而易举，实际上这很难，真的，真的很难。

阿波罗9号的着陆极其成功。我们正中目标，就落在回收船旁边，直升飞机早已在我们头顶盘旋，一顿大餐正等着我们。返回休斯顿的途中我们在巴哈马停了一下，我们的家人正在当地机场的跑道上等着我们。

我刚下飞机，我的女儿翠希就给我看了一篇我们执行任务期间她在语文课上写的作文。题目是我们全家到月球上度周末。我不知道她的材料是从哪里找来的——她当时只有9岁——但是在她的作文里，我们都在月球表面蹦蹦跳跳，从氧气罐里呼吸。

“那里的尘土实在太重了，”她在作文结尾写道，“所以我们决定，下个礼拜六还是去动物园的好。”

阿列克谢.列昂诺夫

尤里牺牲之后的几个月里，航天员队伍的士气再创新低。我们依然在为绕月任务而接受着密集的训练，但是米辛还是小心怕事。联盟1号的灾难之后，有关人员对新型降落伞系统进行了大量测试，工程师们确信新系统万无一失。但是米辛依然犹豫不决。

和科罗廖夫相比他不算有魄力，决策力太差，而且优柔寡断。不过他是一个能力很强的工程师，即便是在酒后也是一样。这一点在一次关键场合得到过证明。

米辛的计划是在1968年上半年发射若干艘探测器飞船，同年晚些时候进行第一次载人绕月发射。于此同时，联盟飞船载人绕地任务也同时进行，以测试一系列复杂的会合及出舱行走操作。

1968年3月，第一架无人探测器飞船——即探测器4号——成功进入深空以模拟绕月飞行的返回阶段。9月，另一艘探测器飞船完成了首次次绕月飞行，飞船上还搭载了两只草原陆龟。在成功发射之后，米辛离开了拜科努尔，飞往位于克里米亚海的耶夫帕托里亚，当时飞行控制总中心坐落在那里。在飞行途中，他美餐了一顿，还喝了两杯酒。

飞机上天之后不久飞船就出了问题。一开始谁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问题（后来发现是星光指导系统出了故障），我当时正在耶夫帕托里亚主持监测工作，米辛一来就我就向他通报了情况。他立刻问我要故障仪器的草图，我把准备好的草图交给他。尽管之前在飞机上喝了不少酒，他只看了一两分钟就用铅笔在图纸上画了个圈。“就是这里有问题，”他说道。事实证明他完全正确。他这人的直觉相当敏锐。

故障排除之后，这次任务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绕行地球一周之后，飞船就被抛射向了月球。9月17日它绕行至月球背面，从月球上空拍摄了一组地球照片。尽管返回舱在进入大气层的时候出了点问题，但最终还是平安溅落在了印度洋，两只陆龟安然无恙。

10月份的时候，自科罗廖夫去世以来发射的第一艘联盟飞船成功完成了飞行任务。首先发射的是一艘无人飞船，第二天又发射了一艘载人飞船即联盟3号，乘员是盖奥尔吉.贝雷戈瓦（Gyorgy Beregovoy）。两艘飞船进行了会合，但是没有对接。贝雷戈瓦在绕行地球64圈之后平安返回。

在探测器5号和联盟3号任务成功之后，许多航天员都开始争取加入下一次载人绕月任务。新闻报道称NASA计划在年底进行第一次载人绕月。可是米辛却在11月发射了另一艘无人飞船——探测器6号。这艘飞船再一次飞过月球背面并拍摄了大量月球背面的图片，但是返回舱也再一次在进入大气层时出了问题，因此载人绕月任务再一次被推迟了。

美国人的载人飞船已经完成绕月飞行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当时正在莫斯科参加L-1绕月项目。电视，广播，报纸，阿波罗8号的新闻无处不在。

我突然感觉一切都正从我的指间流走，我似乎已经看到自己的梦想成为了泡影。

这就好像我过去几年来的努力全都白费了一样，我开始深切地担心起来，就怕上面取消我们的绕月项目。

话虽这么说，我依然十分欣赏阿波罗8号完成任务的方式。不可否认，他们干的漂亮。弗兰克.鲍曼很快就成为了第一位正式访问我国的美国宇航员，在接见他的时候，我方的政治领导人也表明了这一看法。

为了迎接他，莫斯科首都饭店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饭店里挤得可谓水泄不通。在场的人有穿军装的，有刚从单位上赶来的。相比之下，鲍曼穿得是黑夹克白衬衣，脖子上没扎领带，而是用细线挂了一块蓝色的石头，就和牛仔一样。他看上去十分帅气，人人都想尽可能的靠近他，好好看看他。

过了好一会儿，我终于和他见了面。我祝贺他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和其他人相比，我更能体会他所经历的一切有多么艰难。我没告诉他我也参加了绕月项目并正在接受训练，不过我感觉他好像知道。他这个人十分亲切。他也对我的太空行走表示了祝贺。我们开始讨论月球轨道上看到的月球外观是什么样的，以及最佳的月面着陆地点在哪里。

然后在场的人们要求鲍曼发言。他首先敬了几杯酒，预祝美苏两国在未来开展的太空合作，我和他对此有同样的想法。他很礼貌，也很会说话。对于听众问得问题他总是尽量有问必答。演讲结束后，他当场得到了一支图拉式步枪作为礼物。他的妻子苏珊穿着一身蓝，这时她站起身来，说她也想赠送一份个人礼物，然后就从自己的手指上摘下一枚镶绿松石的戒指并交给了盖奥尔吉.贝雷戈瓦，此前不久他刚刚因为完成了联盟3号的任务而获得提升。全场起立并为这一善意举动而鼓掌。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拿彼此当敌人看待，我们基本没有与美国飞行员面对面的经验。但当双方真正会面的时候，我们感到大家都是一样的，美国的宇航员也有他们自己的喜怒哀乐。

尼克松当选总统之后，和他的前任就职期间相比美国似乎更有兴趣与苏联拉近关系。在一阵激烈的军备竞赛升级之后，似乎有迹象表明军事扩散将要受到限制。首先，双方签署协议，禁止在外层空间使用核武器。我们视其为双方敌意消退的好兆头。

但是就在阿波罗8号乘员返回地球两周后，我对将来参与两国太空合作的憧憬差一点就破灭了，因为我再一次险些丧命。

当时联盟4号和5号任务刚刚完成，乘员们刚刚返回。莫斯科的庆祝活动正达到高潮。1969年1月，克里姆林宫组织了一场招待会，欢迎弗拉基米尔.沙塔洛夫(Vladimir Shatalov)，叶夫根尼.赫鲁诺夫（Yevgeny Khrunov）以及阿列克谢.叶利谢耶夫（Aleksei Yeliseyev）。一列车队载着他们穿过红场的庆祝人群前往克里姆林宫。他们三个坐在车队领头的一辆敞篷车里，后面跟着一辆吉尔117，里面坐的是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

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贝雷戈瓦和我坐的车跟在勃列日涅夫后面，我们后面的车里坐的是各国外交官和其他官员。

过了莫斯科河之后，领头的敞篷车和勃列日涅夫的座车突然一个疾转，从侧门开进了克里姆林宫。剩下的车队还是向波若维兹卡雅塔门前进，我们的车现在成了领头车。

靠近克里姆林宫的时候，人群中突然冲出一个人，身穿警察制服，挥舞着两把手枪，一言不发就朝我们射击起来。我们的司机头部受了重伤，车子立刻就失控了。

我当时坐在司机的正后方，贝雷戈瓦在我的右边。我一看到司机的脖子上多了个血洞就迅速把头拧向一边，碎玻璃溅了我一脸。另一颗子弹擦破了我的军装胸口。第三颗子弹的高度正好位于我的腹部，差一点没打着我，结果嵌进了另一边车门的烟灰缸里。还有一颗子弹贴着我的后背飞了过去。就算低着头我也能看见枪手疯狂射击的样子，直到他耗尽弹药才被人们制服。

我们的车上一共有14个弹孔——我居然没死实在是命大。要不是车子偏向了远离枪手的方向，至少有一颗子弹会打死我。但我还是捡回了一条命，而且没受重伤。捷列什科娃和贝雷戈瓦也是一样。

事后调查显示，枪手是列宁格勒的一名尉官，他在驻地的营房里偷了两支手枪，然后跑到莫斯科投奔他当警察的哥哥，他身上的警察制服就是他哥哥的。他供认称想要刺杀勃列日涅夫，但没说理由。

莫斯科当局在我们向克里姆林宫出发的时候就知道列宁格勒少了两支手枪。为了防止可能的恐怖袭击，火车都停开了，出入首都的主要道路也封闭了。事后我们得知，这就是勃列日涅夫的座车更改路线的原因。

枪击案之后，所有重返地球航天员的游行车队都停开了。

大卫.斯科特

1968年的圣诞夜，阿波罗8号飞过了月球的背面。萝坦和我，还有其他几位携家属的宇航员陪着弗兰克.鲍曼的妻子苏珊度过了这一晚。对一般人来说，圣诞夜应该是合家欢乐的日子，但是那年圣诞夜的气氛却十分紧张。

我们之所以担心是因为弗兰克在飞行开始的第一天就得了病毒性感冒，上吐下泻地折腾了24小时之后——对飞船的卫生系统构成了相当的挑战——他最终还是痊愈了，尽管这件事使我们对全体乘员的状况都大为担心。

之前一天，阿波罗8号首次飞过月球正面，任务控制中心只有一个问题要问：“从60英里的距离看去，月亮是什么样的？”

“月球是灰色的，” 吉姆.洛维尔答道，“没什么别的颜色，就好像巴黎的墙面灰一样。”

随着阿波罗8号在月球轨道上运行，全体乘员开始轮流朗诵《创世记》的第一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现在飞行已经进行了四天，任务也迎来了最关键的时刻。阿波罗8号即将脱离月球轨道返回地球。我们和苏珊一起在她家的厨房里等着消息。据估计，世界范围内大约有十亿人正和我们一样守在收音机或电视机旁边，等待着任务的最新消息。在绕行月球将近20小时之后，阿波罗8号准备点燃引擎离开月球轨道，返回25万英里之外的地球。

因为阿波罗8号此刻正位于月球背面，在30分钟的时间里地球和飞船之间都无法联系。如果过了30分钟通讯还没有恢复，那就说明指挥服务舱上的引擎出了问题，他们回不来了。

工程师们都很有信心，但家属们对技术方面的问题并不了解。苏珊很担心，我们有好几个人围坐在厨房的餐桌旁陪着她。距离最后一次通话刚过30分钟，也就是新年第一天的凌晨1点25，任务控制中心几乎一秒不差地收到了飞船的信号。

“全体通知，”吉姆.洛维尔的声音劈劈啪啪地从电波中传来，“我们看见圣诞老人了。”

他们这次任务拍摄了许多惊人的照片，包括那张经典的“月球地出”的照片。这是人类第一次从如此贴近的距离用肉眼观察一个天体——实在是不同一般！但是从通话记录看来，我觉得他们几个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充分领略自己看到的一切。

阿波罗8号是冷战太空竞赛当中关键的一步。它标志着我们终于赶上了苏联。我们这回也取得了一个“第一”——率先将人类送进月球轨道。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们已经赢得了竞赛。但是事后看来，双方咬得非常、非常、非常紧，尤其是在1968年的秋天。我们有些负责绕月轨道的工程师在他们的记事板上贴了很多非正式的便条，上面写着苏联方面下一次月球任务的时间窗口是在12月初，也就是阿波罗8号任务之前3周。大多数人对此都不关心或者根本不知道（少数几位NASA高层除外）。其他人知道的是在9月，也就是阿波罗7号任务之前一个月，苏联发射了一艘探测器 5号飞船并完成了绕月飞行，但是在返回地球的过程中出了问题。探测器系列是由联盟飞船改装的，专门用来执行月球任务。然后是11月10号，探测器 6号无人飞船也完成了绕月飞行并拍摄了月球地出的震撼照片。NASA内部大概有几个人知道下一艘探测器飞船已经停放在发射台上了，就等着12月的发射窗口。但是由于若干非技术原因，这次发射并没有进行。如果苏联航天员能乘坐探测器飞船抢先阿波罗8号三周自月球拍摄高质量的的地球照片并发送回来，竞赛的平衡很可能会发生剧烈变化。但是美国不会满足于仅仅完成一次载人绕月飞行，我们现在需要迎接更严峻的挑战，也就是登月。下一个任务就是我们的阿波罗9号，我们的目标十分明确。

在阿波罗9号发射前三周，吉姆、拉斯蒂和我调到了肯尼迪角。自从我上次执行双子星8号任务以来，这里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有各自的卧室，公用的浴室，还有一间大而舒适的起居室——照明柔和，座椅柔软，很有家的感觉。我们的主厨以前在一艘拖船上工作，他的预算就好像花不完似的。只要到了点，一定有一顿大餐等着我们。

阿波罗9号原定于1969年2月底在肯尼迪角发射，但是发射推迟了三天，因为在例行体检当中医生发现吉姆的白血球数目偏低，表明他可能得了感冒。我们气坏了。我们早就准备好了。我们根本没病。他们一告诉我们发射要推迟，拉斯蒂和我就穿上田径服绕着发射台跑了一圈。我们这是要让人看看我们究竟有病没病。

3月2号，早早吃过晚饭之后，拉斯蒂和我决定开车到发射台周围转一圈，看看我们的飞船。夜色笼罩之下，眼前景象十分壮观。所有的探照灯都对准在它身上，黑色天空映衬着飞船，看上去实在是美丽迷人。发射台上的气氛热火朝天，人人都忙着为明天做准备，加燃料，做检查，升降机上上下下，技术人员四处奔忙。

“我说，你看见了吧，”我对拉斯蒂说，“明天我们就要坐着它上天了。”

阿列克谢.列昂诺夫

大部分航天员在接受高强度训练的同时，也没有放下我们在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的学业。而尤里的担子比别人更重，之前他当选成为了最高苏维埃的成员，所以只要有时间他就会去开会，同时他还是航天员培训中心的代理负责人，他的声望还使得他要经常在国内外代表航天员集体出面参与各种活动。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应付如此繁重的工作量的，唯一能想到的解释就是他很年轻、健康而且热爱他的工作。

他的日程如此紧张，以至于他无法随心所欲地上天飞行。有时候一连好几个月他都挨不上飞机的边。我们这些人如果其中有哪个在一个月以上的时间里没碰飞机的话，下一次开飞机时就得有一名教练员和他一起上天，以确定他依然保有处理困难情况的能力。

1968年春天，尤里在这段时间进行了若干次出国访问，一次短期疗养，还完成了学院里的考试，结果他连着三个月都没开过飞机。按照章程，他必须接受飞行能力测试。1968年3月27日，他驾驶一架米格-15 从奇卡洛夫斯基空军基地起飞，和他同机飞行的是弗拉基米尔. 谢廖金（Vladimir Seregin），一名资深教练员。

那天早上，我正在主持一场月球任务训练课程。我和学员们搭乘一架大型直升机从距离奇卡洛夫斯基80公里的基尔扎奇机场起飞，按照安排要进行跳伞训练。当天天气很差，乌云压顶，大雨倾盆。我们刚刚跳了一回天气就进一步恶化起来，开始下冻雨。于是我取消了当天的训练并请求返回基地。

我们正在等待批准的时候，我听到远处传来两声轰鸣，我们马上讨论起来，有人说是爆炸，也有人说是喷气机穿过音障。我觉得两样都是。

20分钟后我们获准返回基地，由我驾驶直升机前往离奇卡洛夫斯基着陆。在途中我听到航管员急切地呼叫着尤里的代号：“741，741，741请回答。”

没有回音。

一开始我还以为他们要找我，因为我的代号是841，和尤里只差一个数字。于是我呼叫道：“841收到，什么情况？”不，他们想找的不是我，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没说。

我们在奇卡洛夫斯基刚刚着陆，一名军官就冲过来告诉我，尤里和谢廖金乘坐飞机的燃料在40分钟以前就应该耗尽了，但他们现在还没回来。我立刻来到指挥部，对卡曼宁将军说：“我知道这么说很可怕，但我从那边来的时候听见了爆炸声。”我当场画了一张当地的草图，说：“我建议马上派出直升机前去搜索。”

一架飞机立刻就派了出去，二十分钟后飞行员报告称在我所标明的位置有一片林地正在冒烟。他随即接到指示，就近找空地着陆，然后步行前往冒烟地点进一步察看。地上积雪很厚，他花了两个小时才走到，然后他看到了一架飞机的残骸。

搜救队也立刻派了过去，他们找到了谢廖金飞行夹克的碎片，但除了飞机残骸之外没找到什么别的。完全没有尤里的迹象。一开始我们以为他弹射跳伞了，但上百名战士拿着火炬找了一夜也没找到他。

破晓的时候，我们重新检查了坠机现场，找到了尤里的飞行夹克碎片，上面还沾着人体组织。这些碎片被人盛进手术盘里交给我检查。

几天之前，我陪尤里去理发，当时我发现他的脖子根上长了一颗很大的痣。

“你可别抠啊。”我说。

“我小心着呢。”他答道。

此刻，我能看到其中一块碎片上就粘着这颗痣。

“你们不用再找了，”我告诉搜救队员，“这就是他。”

我无法形容当时的感受。一个如此杰出而非凡的人，一个我一直敬爱如同兄长的人，就只剩下了眼前金属碗里的一捧残渣。死亡看上去从未离我这么近，它的面孔从未如此狰狞。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为那可怖的坠机现场画了大量图画和素描：折断的树木，烟雾，残骸。

坠机事故发生后没过几天，政府就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直属国防部管理。盖尔曼.蒂托夫和我作为航天员集体的代表授命加入。事故的各种可能成因都受到了严格调查，一个理论是尤里在空中试图躲避鸟群因而失去了控制，另一个理论认为他在空中撞上了热气球，因为我们在坠机地点不远找到了热气球的残余。后者成为了委员会的最终结论，但两个理论都未经证实。

一段时间之后，谣言开始传播起来。有人说尤里在上飞机之前喝醉了。有人说尤里和谢廖金从飞机里向外开枪打野鹿，导致了飞机失控。还有人说尤里根本没死，而是被秘密关进了监狱，因为他在一次酒会上把酒泼了勃列日涅夫一脸。甚至还有人说尤里已经进了精神病院。这种种谣言实在令我忍无可忍。

在各种谣言甚嚣尘上的关头，我接到了来自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我们敬爱的老师谢尔盖.米凯洛维奇.波洛特斯科夫斯基打给我的电话。

“我们一定要捍卫尤里的名誉，”他说，“如果我们无所作为，还能指望谁？”

我们十分努力地试图重启事故调查。我希望能以个人身份进行独立调查，我们在许多研讨会上反复陈述我们为什么认为之前的调查不彻底。一开始蒂托夫还支持我们，可时间一长就连他也做起了避嫌的打算。

尤里的妻子瓦伦京娜对我们试图重启调查的举动很不满，她认为我们应该让死者入土为安。她之所以会这样想主要是因为我们一直把关于尤里的各种谣言都瞒着她。最终，我们不得不让她知道她的丈夫究竟遭受了怎样的污蔑。“你是希望人家都说尤里喝醉了，”我问道，“还是说他还活着，但是疯了？”

我整整等了25年，关于坠机的资料才解密。我仔细研究了这些资料，从中找到了一份我当年写的报告，描述我所听到的两声轰鸣，时间间隔大约是一秒半到两秒。这份报告被人修改了，间隔时间被人改成了二十秒。

档案还披露在最后一次对地通话中，机组乘员报告说他们的飞行高度是4200米，尤里报告他们已经完成了所有技术动作并准备返航，坠机地点和最后的通话地点几乎吻合。这表示他们当时正被迫进行水平螺旋。

事故发生时，一架苏-15喷气机和尤里的米格机处于同一片空域。三名当地居民证实在事故发生前不久看到过这架飞机。根据当天的飞行安排，这架苏-15不得在低于10000米的高度飞行。当时以及现在我都相信，事故的起因是苏-15的飞行员违反规定下降到了云层以下以辨明方向。他没有意识到云层以下的天气有多么恶劣，在距离尤里和谢廖金10至20米的地方擦身而过并突破了音障。湍流掀翻了他们俩的飞机，使其陷入了致命的水平螺旋。

更糟糕的是，尤里和谢廖金乘坐的米格机加装了260升的副油箱，这是为了让飞机在作战时飞得更远。按照设计，进入作战区域之后就应该抛弃副油箱以完成作战所需的复杂动作，因为它们对飞机的空气动力学性能有着很大的影响。尤里和谢廖金当天并没有打算做难度太高的动作，但是坠机地点附近有好几棵树的顶部都被飞机削掉了，可见他们曾经试图重新控制飞机，而且很可能只差一两秒就成功了。

调查委员会当时绝对不会承认事故的起因是航管员没能有效地监控军用空域。我相信，多数人也无法接受真正的解释，因为其中涉及到的技术细节过于复杂，一般人很难理解。

但是至少现在没有人再说什么尤里喝醉了、不负责任或者疯了之类的话。关于那年三月可怕的一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四处讲述我所相信的事实真相，即事故是由一架经过的喷气机导致的。最终，这一说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大卫.斯科特

我第一次仔细观察阿波罗计划所使用的土星5号和土星-IB式火箭是在肯尼迪航天中心的组装期间。在项目早期我去过位于阿拉巴马汉斯维尔市的马歇尔航天中心，冯.布劳恩和他的火箭小组正在那里对土星5号进行测试，还见到了它使用的引擎的试运行。在那之前，早在六十年代我还在试飞员学校的时候就体会过火箭的威力，波音洛克希德公司在距离爱德华空军基地十英里的地方有测试场，测试的时候我们这里的地面都会颤动。

但是现在火箭的各部分组装在了一起，简直巨大得令人难以相信。土星5号火箭竖起来有350英尺，灌满燃料并安装上阿波罗火箭后的总重量有六百万磅，火箭推进力有七百五十万磅，尽管我对它有着完全的信心，可还是忍不住想：“这么大的玩意儿肯定成不了。”

装载无人阿波罗飞船的土星5号火箭与1967年11月进行了第一次试射，毫不夸张的说，世界都为之震动。随着火箭缓缓离开发射台，冲向佛罗里达的天空，135吨推进剂点燃时产生的震颤使得3英里外资深主持沃尔特.克伦凯特（Walter Cronkite）的新闻直播间的屋顶都为之晃动。

从心理角度来说，这么强大的力量足以对人的内心产生影响。但是从感情方面来说，知道将要把你的飞船送入轨道的火箭如此强大的确令人放心。

土星5号的发动还是有些问题，比如，第二次无人测试中震动过于剧烈以至于火箭的两枚引擎永久关闭。但是冯.布劳恩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很有自信。最初两次载人任务——阿波罗7号和8号——原定使用的是土星-IB式火箭，但是在1968年阿波罗7号发射之前，乔治.劳对我们的计划做出了重大调整。

这项改变极富远见，也是整个计划的转折点。但是，一开始大多数NASA的高层人士都被这项计划的大胆程度吓得目瞪口呆。

按照原先的计划，如果阿波罗7号任务完成顺利，就要在阿波罗8号中把月球舱和指挥服务舱一起送入地球轨道并完成会合任务。不仅要在地球轨道上对月球舱进行首次测试，而且还要进行阿波罗任务的第一次会合以及一次相当冒险的太空行走。这就是一开始指派给我的D计划，这项任务极有诱惑力，是试飞员的终极梦想。

之后进行的是任务E，即首次使用搭载月球舱的土星5号在远地轨道上对指挥舱的返回系统在较为靠近月球的距离进行测试。不过考虑到目前月球舱的种种性能问题，1968年夏天时任务D与任务E的前景并不乐观。

由于害怕苏联人会趁我们解决月球舱的各种问题时率先完成绕月飞行，劳提议直接将飞船送往月球，只装载指挥服务舱或CSM，CSM不仅要绕月飞行，还要进入月球轨道并环绕月球10圈再返回地球，这意味着CSM的火箭引擎必须连续两次运转得极其精确，否则阿波罗的乘员们将会绕行月球直到永远。

这项计划极其大胆而冒险，但是当时看来这是唯一赢得太空竞赛的办法。计划获批之后，迪克.斯雷顿把吉姆.麦克狄维特叫到办公室，问他愿不愿意和拉斯蒂.施威卡特还有我一起执行第一次绕月飞行任务。吉姆拒绝了。在我看来他的决定是正确的。绕月飞行如果能成功的话也的确十分振奋人心，但是其挑战性却无法与我们平时大力训练的出舱行走和飞船对接相比。

这也就意味着弗兰克.鲍曼——我们的任务之后下一次任务的原定指挥官——成为了阿波罗8号即新的C任务的指挥，组员是吉姆.洛维尔（Jim Lovell）和比尔.安德斯（Bill Anders）。这次任务结束后就轮到我们执行阿波罗9号任务，依然是D任务。这次的调整还意味着原阿波罗9号任务的后备乘员成为了现阿波罗8号任务的后备，而且还很有可能成为阿波罗11号的首发乘员。如果计划顺利，阿波罗11号任务将是第一次登月任务。阿波罗9号任务后备乘员组的指挥官是尼尔.阿姆斯特朗。

尽管如此，依然没人知道这次的冒险是否物有所值——要想让调整后的计划生效，我们所有的任务都必须成功。1968年10月阿波罗7号发射的时候，依然没有摆脱全部问题。

阿波罗7号的乘员是指挥官沃利.席拉（Wally Schirra），组员沃尔特.卡宁汉（Walter Cunningham）和唐.埃斯利（Donn Eisele）。他们之前刚刚执行了一次为期11天的飞行任务，结果全都患上了感冒，三个人都病怏怏的。更糟糕的是，他们的情绪也很急躁，这使得任务控制中心和乘员之间发生了不少冲突。

飞船指挥舱里有一个摄像头，这是为了制作电视节目而安装的，大部分冲突都是为了这个节目。沃利原本应当在任务开始24小时后在太空中进行一场电视直播。时候到了，休斯顿发出了指令：“好了，沃利，你的节目开始了。”可是沃利却觉得这会干扰他的飞行计划，所以不想干。他口气十分强硬地通知了任务控制中心。

“我是这次任务的指挥官，我要按照我的方式工作。”

原则上来说他是对的。他是指挥官。任务控制中心的角色常常受人误解，休斯顿无法“控制”任务，只能提出建议，只有从飞船内部才能控制飞船。但另一方面，任务控制中心的意见也决不能忽视，他们掌握的数据信息要全面得多，在很多方面对任务进行情况的了解要远胜于指挥官。

在这里我得说我支持沃利的决定，尽管我对他的态度有些看法。他当时压力很大，这是阿波罗1号火灾事故后的第一次载人飞行，他知道自己没有出错的余地。但他的态度太生硬了，像这样的公开冲突影响很坏。一方面打击了控制人员的士气，同时也让我们其他需要控制中心帮助的人十分尴尬。当时的飞行操作主管克里斯.克拉弗特（Chris Kraft）对此大为光火，他在私下里发誓这次任务的乘员谁都别想再上天。他们三个人也的确没有再次上天，他们的宇航员生涯就此结束了，尽管沃利在这次任务开始之前就宣布要退休。

1968年11月尼克松当选了总统，共和党取代了民主党。这对NASA是好消息——共和党一贯舍得在太空项目和军事项目上花钱。就算尼克松没有当选太空项目也会继续下去，但是NASA的预算每年都要交由国会审批，预算万一遭到削减，太空项目也必然受挫。肯尼迪提出的截止日期近在眼前，这时候财政上可出不得问题。

阿波罗7号发射后不久，苏联方面就将两艘联盟飞船送进了地球轨道，尽管为首的联盟2号是无人飞船。这仍是科罗廖夫去世后同类型任务的首次进行。《时代》杂志对其大加报道，封面故事就是“月球竞赛”。我们知道，苏联人正在研发一款比土星5号更强大的火箭，其推力足以将飞船送进月球轨道。然后在1968年11月他们发射了一艘无人Zond绕月飞船，即Zond 6号，登月版的联盟飞船。它拍摄了许多极其惊人的月平线上地球升起的照片。

竞赛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就算阿波罗8号能赶在俄国人之前完成载人绕月，俄国人仍然有可能率先登月。紧张情绪一触即发，休斯顿任务控制中心的各个醒目位置都挂上了大幅手写的倒计时牌，上面是下一次合适登月的日期。每28天才有一天合适登月，这取决于阳光照在月面的角度，这一角度必须刚好是12度左右，低了月面影子太长，高了反光太强，都会影响对月面的观测。

但是我们的进度已经无法更快了，我们已经是满负荷运转了。

总体日程的调整和阿波罗9号任务的重新部署意味着我们的训练也要随之大力加强，以覆盖更多太空飞行时可能出现的情况。在任务的某一部分我得独自操纵指挥及服务舱，吉姆和拉斯蒂则将驾驶月球舱进行第一次试飞。这意味着我们不仅仅要接受更多单项任务的训练，还要模拟两舱分离时可能出现的种种紧急情况。对我这个指挥舱飞行员来说，这也就意味着我得学着一人独立完成会合与重返大气层这两项重要操作，因为我们练习时设想的主要紧急情况之一就是月球舱发生故障导致吉姆和拉斯蒂无法返回指挥及服务舱，为了救他们，我必须独自完成会合。如果月球舱真的失去了控制，我甚至还不得不驾驶指挥舱独自返回地球。

独自一人驾驶阿波罗飞船返回地球意味着我必须一个人完成三个人的工作：我要代替吉姆成为指挥官，代替拉斯蒂成为系统工程师，我自己领航员的角色也要完成。同时完成三项工作本身就已经十分累人了，更不用说随之增加的训练强度。简单说来，我必须在三个座位之间轮换——首先是左手边指挥官的座位，然后是中间领航员的座位，最后是右手边系统工程师的座位。

为了能面对这两种意外情况，我设置了如下的操作程序：首先在右手边开始会合或返回大气层的操作，设置好所有通讯系统、电子系统以及环境系统；然后爬过中间的座位，到另一边启动相关程序；最后坐进中间指挥官的位置着手操作飞船。

我必须确保坐在左手边也能够到所有必要的系统，还要用操纵杆来模拟练习会合操作。我要十分精确地对准两艘飞船，还要恰到好处地启动火箭以减速并脱离轨道重返大气层。之后我要操纵一系列开关以分离指挥舱和服务舱，并调整前者的角度使得隔热层能指向正前方。这一训练进行了好几次，实在是非常累人。仅仅是在座位之间换位置就已经很耗费体力了。当然，太空中的失重状态多少能对此有所缓解。

除此之外，我还要接受另一项模拟训练，即月球舱没有遭到完全破坏，但是发生了严重故障，无法在试飞之后进行对接。我必须转换轨道去营救他们。规章要求如果月球舱在开始会合后1分钟内无法完成预定操作，吉姆和拉斯蒂就要停止操作并等待我的救援。在这项练习当中，我坐在模拟器里，模拟器会模拟各种不同的飞行轨道，同时我面前的电视机屏幕会播放相应的月球舱图像，就好像我正从指挥舱的舷窗向外观察受损的月球舱一样。图像会根据昼夜变化而不同，白天还好，到了夜晚就只能通过月球舱自带的闪光灯来对其定位。

我们练习中设想的另一种事故是指挥舱和月球舱无法对接，或对接通道出现问题。这时吉姆和拉斯蒂就必须通过太空行走的方式进入指挥舱。有一天，我们三个早上在肯尼迪角刚刚完成一场会合模拟训练，就立刻开车来到帕特里克空军基地，驾驶T-38来到休斯顿进行出舱行走的模拟训练。

为了进行这项训练，我们要在模拟的指挥舱和月球舱里脱下压力服，模拟舱室的尺寸和实物一致，只是没装电脑和其他仪器。然后我们还要练习如何穿太空服，戴头盔，还有插管线。再然后披挂整齐的吉姆和拉斯蒂就得不借助外力，自己爬出月球舱，进入指挥舱。在太空中这一举动十分冒险，因为他们的氧气很有限。吉姆的风险尤其高，因为他要依靠拉斯蒂背包里的应急氧气。如果他不能在45分钟里完成太空行走则必死无疑。这次的模拟训练一直进行到当天后半夜，这一天的训练时间超过了24小时，实在是非常累人。

所有的模拟训练都进行得很不顺利，按部就班纯粹是妄想。雪上加霜的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还会故意在模拟器当中“制造”各种故障，尽其所能地使情况复杂化以考察我们的反映。还有很多时候模拟器本身也会出问题，这时候训练就不得不暂停。这些模拟器在阿波罗9号任务之前常出问题，我们的发射几乎因为训练不足而推迟，尤其是两船会合方面的训练。每次模拟训练之后我们都要写报告并解释我们为什么没能解决特定的问题。总之，一切都十分紧张。

阿列克谢.列昂诺夫上校

星城，莫斯科

当年尤里.加加林完成首次太空飞行不久，上面为他举行了一个招待会，会上俄国东正教领袖阿列克谢.艾也在场。“你在太空里，”他问尤里，“见到上帝了吗？”尤里说没有。“我的孩子，”阿列克谢答道，“这可别对别人说啊。”过了一会儿赫鲁晓夫也过来了，并问了同一个问题。出于对阿列克谢.艾的尊重，尤里说他见到了上帝。“亲爱的尤里，”赫鲁晓夫恳求道，“这话请不要告诉别人啊。”

尤里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时候忍不住笑，一双蓝色的大眼睛放着光。这只是我关于这位挚友的若干愉快回忆之一。我们一起渡过了许多假期。其中一次是在上升2号任务密集训练期间。尤里知道我工作得有多辛苦，建议我们带上妻子出去玩一圈好叫我放松一下。他一直是个很细心的人。

当时是1964年8月，我们在莫斯科河上航行了十天。我们乘坐的船名叫“友谊号”，是丹麦政府送给尤里的礼物。我们事先说定，除了茶，盐和糖之外不带其他给养，这一路上有的是食物。我们花了很多时间钓鱼，打野鸭还有挖蘑菇。

莫斯科河与涅瓦河之间有众多运河相连。有一回我们要通过一个船闸，我们前面有一艘大船，船长一眼就认出了尤里，赶紧放下绳梯，邀请尤里上船和乘客们见面。于是我留下来掌舵，这活我以前从没干过，很快就出了麻烦。

尤里爬上了大船接受乘客们的祝贺——当时他对很多人来说就像上帝一样，我则试图控制“友谊号”。苏维特拉娜和尤里的妻子瓦伦京娜抓着泊船索，拼命想把船固定在船闸的两侧。不过她们也没什么经验，结果我们的船开始在船闸里剧烈摆动起来，还碰坏了船体。

那天早些时候我们从河畔村民那里买了些蜂蜜，因为没地方放，就全倒进了一个平底锅里面放在甲板上。船一碰船闸两侧盛蜂蜜的锅就滑到了一边，蜂蜜洒了一甲板，把苏维特拉娜和瓦伦京娜滑得东倒西歪。我只得放开舵轮去扶她们俩。

没了掌舵的，船摇晃得更厉害了，害我掉进了水里。这时尤里和大船上的乘客们都赶过来看下面为什么这么乱。我在水里挣扎的窘相惹得大家哈哈大笑。我们后面的船长这时大叫着让我们赶紧挪窝，说整个船闸都被我们堵住了。这下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最后尤里终于从大船上爬了下来，我向他道歉说不好意思把他的船碰坏了，不过他只是大笑着拍我的背，刚才的乐和劲还没有过去。

太空项目早期的那几年是我们最欢乐，最无忧无虑的时光。尽管失去了邦达连科，但航天员在太空飞行中牺牲的悲剧还没有发生。我们意气风发，在与美国人的竞赛中我们大幅领先，我们取得了如此之多的第一，一切都无法动摇我们的信心。

然后科罗廖夫去世了，科马洛夫牺牲了，米辛管理下的太空项目开始赶不上进度了。

我们知道，美国人也不好过。阿波罗1号组员的牺牲对美国太空项目造成了致命的打击。然后是马丁路德金与鲍比.肯尼迪的遇刺。我们无法理解鲍比.肯尼迪怎么会在哥哥刚蒙难不久就遭受相同的厄运。相比之下我们的国家要稳定的多，斯大林的暴政已经结束了，我们感觉很安全。

大卫.斯科特上校

载人航天中心，休斯顿，德州

1968年对美苏两国的太空项目来说都是关键性的一年，两大强国都极力想通过率先登月来向人类证明自己制度的优越性。最终的赢家会是谁呢？这是当年年初的热门问题。

这一年在很多方面来说对美国都不轻松。越战的影响开始显现，战局胶着，而且一月时越共刚刚发动春节攻势并取得了重大胜利。晚些时候马丁路德金与鲍比.肯尼迪的遇刺带给了人们更为沉重的打击。铁幕那边的情况似乎也每况愈下，对捷克共产党自由化尝试的镇压导致了强硬派的重新上位。但是这种种坏消息都基本与宇航员绝缘，我们如同在隧道中跋涉，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远方的一点上。

美苏双方的太空计划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我们这边因为阿波罗火灾而耽误了大约一年，我们的全部精力都花在了解决问题方面——问题简直数不过来。我们忙的脚不沾地，每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现有的一切都要推翻重来。就连阿波罗任务的代号都换了，之后的飞行都是按照任务种类或者目的来命名的。

在火灾之前，每次飞行都仅仅以其所使用的“土星”火箭的编号或者指挥舱的编号来命名。火灾之后，人们决定死难乘员所进行的是第一次阿波罗飞行。接下来的三次都是无人飞行，目的是测试新式的土星5号推进火箭及其无人指挥舱和较小的土星-IB推进火箭及其无人月球舱。土星系列是冯.布劳恩的设计，它们的代号是阿波罗4号至6号，第一次载人任务将是阿波罗7号。

此外，新的阿波罗计划还包括一系列难度与重要性都逐步提升的任务，这些任务根据其类型或目的用字母A至J来表示。A和B是无人任务，C是指挥舱在地球轨道的第一次无人任务，D和E是在地球轨道试飞月球舱，F是第一次月球任务，而G则是首次登月。H和J是延长乘员在月面的停留时间并扩展月面科学考察的范围。I原本是绕月“科学任务”，不过后来取消了。

整个计划的难度越往后越高。每一项任务的目标不管需要几次飞行都要完成，然后才能进行下一步。这意味着直到第一次登月尝试之前不久没人知道第一个登月的会是谁。

在火灾之后的混乱当中，1967年4月的一个下午有消息传来说迪克.斯雷顿叫全体在岗宇航员第二天开会。一般来说这种会议都是由宇航员办公室主任阿朗.谢巴德主持的，迪克亲自召开会议这一点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尽管当时谁也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上午，我们18个没有出差的人来到了载人航天中心四楼的一间小会议室，房间里充满了期待的气氛。我们中的大多数都穿着白衬衣并扎着领带，不过也有几个接下来要进行模拟器训练的人穿着稍微随便一点的运动服。但是我们的举止行为可是一点也没有随便的意思。我们三三两两地围坐在桌旁或倚在墙边闲谈，墙上还挂着上一场会议留下的任务表。但是迪克刚刚走进房间大家一下子都安静了下来。

两三句话之后他很快切入了正题。“将来进行第一次月球任务的人选就在这个房间里。”他说，“第一次登月的乘员现在正看着我。”

这话的含意十分明确：前三批之后招收的宇航员在登月计划的日程上是排不到我们前面的。当月早些时候宣布招收了新一批共19名宇航员，但这些早期登月计划没有包括他们。（不过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比如阿尔.沃顿（Al Worden）和吉姆.艾文（Jim Irwin）后来还是参加了月球任务）

我们知道，这回我们都是内部人士了。这是我所参加过的最兴奋、大概也是最简短的会议。迪克一离开房间我们随即涌上走廊，个个满面笑容。能与日后将要踏上月球的人同属一个集体令我感觉相当好。

“这回有趣了，”我对拉斯蒂.施威卡特说，“真想看看在首次登月之前一共要发射几次。”

当时还不清楚我们当中的那些人会入选第一次G任务——即登月。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了C，D，E，还有F任务的首发或预备乘员。在阿波罗火灾之前我，吉姆和拉斯蒂就已经成为了一次D任务的首发乘员，这次任务的目的是阿波罗月球舱与指挥舱在地球轨道上的会合与对接。这次任务原本应该是阿波罗8号，后来变成了阿波罗9号。这改变意义重大。

根据迪克开会前后确定的日程，阿波罗7号应于1968年10月发射。阿波罗8号应于1968年12月发射，阿波罗9号则于次年春天发射。三次都是绕地任务。第一次绕月任务的日期安排要到1969年春末才能确定。如果成功，那我们刚好能在年底之前——也就是肯尼迪的时限之前——登上月球。

但是在1968年的夏天，在阿波罗7号发射之前，肯尼迪的期限已经退居第二位了，现在真正的期限是赶在俄国人前面，不仅是第一次登月，还有第一次载人绕月任务。

两国都进入了长跑的最后一圈，成败干系越来越大。此时最终结果还殊难预料。只有NASA内部的少数高层人士——能接触到CIA资料的人——才知道俄国人离终点线有多近。

乔治.劳（George Low）是NASA驻休斯顿的阿波罗计划主管。很显然他能接触到CIA的情报。他很可能知道俄国人正在筹划一系列无人“联盟”绕月任务，为1968年底的载人绕月飞行做铺垫。这比我们的阿波罗绕月任务早了6个月。

俄国人率先登上月球的政治意义简直无法想象。我们不清楚苏联的太空项目面临怎样的困难，我们只知道必须加紧了。我们的项目即将遭到重大调整，而我则首当其冲地受其影响。

大卫.斯科特

1967年5月下旬麦克.柯林斯和我作为NASA的代表应邀来到巴黎，参加两年一度的航空展。此举用意是向世界宣告我们已经摆脱了火灾的影响，重新走上了正轨。NASA和苏联都布设了大型展位，双方都希望能让世界对自己刮目相看。比方说，苏联在这里第一次公开展示了“东方”式推进火箭。

我们在巴黎呆了一周，期间天天都在下雨。我们不习惯这里的天气，不得不买大衣。但是我们的妻子们都跟着来了，我们玩得很尽兴。我们和大使共进晚餐，还见到了携众多随行人员前来参观NASA展位的戴高乐总统。我们还乘坐军用运输机前往法国南部，在一座美丽的城堡酒庄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品酒之夜。

最有意义的是，我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苏联航天员。

上面叫我们不要和他们见面——NASA的官员们认为这将十分尴尬。不过，我猜这是双方大使馆牵线的结果，我们向外放出了消息称很乐意见一下苏联航天员。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曾经是战斗机飞行员，尽管是在铁幕的两边。战斗机飞行员总是对同行们充满好奇，哪怕或者说尤其是敌对方的同行。

我们得到通知，如果于特定时间前往苏联展位很可能航天员也会在。这不算正式会晤，我们对自己说，不过是柯林斯和斯科特两个人路过苏联展位的时候恰巧碰上航天员罢了。不是什么大事，我们这么想。到了约定的时间，我们带着妻子过去了，真巧，他们都在。

身着全套军装的帕维尔.巴亚耶夫上校和和身着便装的康斯坦丁. 费奥蒂斯托夫（Konstantin Feoktistov）正等着我们。不光是他们，全世界的媒体似乎都在现场恭候。他们肯定事先放出了风声。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摄像机，简直是无处不在。

巴亚耶夫和费奥蒂斯托夫走出来迎接我们，身边跟着翻译。然后媒体也一拥而上，你推我搡，互不相让。

这时巴亚耶夫站出来说话了。“全都让开，”他说，“我们要走了。”他似乎担心我们的妻子受伤。他这人很不错。

他领我们躲开了这群乱糟糟的记者，来到苏联展位附近的一架图-104旁边。飞机前方过道的两边摆好了桌子，上面放着伏特加和鱼子酱。我和巴亚耶夫坐在一边，柯林斯和费奥蒂斯托夫在另一边，我们的妻子则和翻译坐在一起。

巴亚耶夫的第一个问题是彼得.康拉德和戈登.库珀的近况。去年夏天他在雅典与两个人的会面令他印象深刻。巴亚耶夫为人果断沉稳，是天生的领导。我很喜欢他。费奥蒂斯托夫则要安静许多，刚才我们还在人堆里向外冲的时候他就想往回走，即便是像现在这么安静的场合他的话也不如巴亚耶夫多。麦克后来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鸡贼费奥”，因为我们这些人推杯换盏灌伏特加的时候，他总往自己的杯子里掺苏打水。

我们都不喜欢自己项目里的医生，为这个我们很是取笑了一回。我们问巴亚耶夫他对医生们怎么看，他走过去假装冲着麦克的手开枪。就我们看来俄国人在完成任务之后要接受的医学检测远比我们多。此外，我们还一致同意地面控制台在任务当中总是太罗嗦。

我们问巴亚耶夫航天员要花多少时间作报告，学习还有操纵模拟器，他开玩笑说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打猎和钓鱼上了。这时费奥蒂斯托夫难得地表现了一次幽默感，他说巴亚耶夫胳膊上有块青淤，这是他给钓上来的鱼量尺寸时留下的。我们邀请巴亚耶夫来肯尼迪角钓鱼，他接受了邀请但并没有保证。

然后气氛严肃了起来，我们为双方的死难人员敬了一轮酒，并希望两边都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故。麦克和我知道几周前一名名叫科马洛夫的航天员刚刚不幸身亡。我们不知道细节，也没有问。不过当巴亚耶夫询问阿波罗1号组员遗孀们的情况时，我们也问了他科马洛夫的未亡人近况如何。巴亚耶夫说她不太好，每天她都去给科马洛夫扫墓。

会面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邀请俄国人回访。两天之后他们过来了。巴亚耶夫迫不及待地爬进了展出中的阿波罗太空船，他似乎对它十分了解。这也正常，毕竟我们计划的各种细节都经常公开发表。我们的讨论十分坦诚，尽管双方都极力不让对方感觉自己在试图套话。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在俄国人的早期任务中航天员落地前要从返回舱里弹射出来。我们知道他们的太空船在陆地上着陆而不是在海上溅落，但我不知道航天员要自行跳伞落地。俄国人对我们在任务期间，尤其是在重返地球期间控制飞船的能力也很感兴趣。巴亚耶夫说他们的飞船在重返地球的时候是自动的，之后他又小声嘟囔了几句说他是第一个手动操纵飞船重返地球并紧急着陆的航天员。我当时对他的话并没有多想。

这就好比我们是一只球队，第一次去拜访对方的训练场，大家对周六比赛时彼此采用的战术都避而不谈，此时我们更关心的是拉近双方的关系。分手的时候我们又敬了一轮酒，预祝美国和苏联将来在太空领域有进一步的合作。

我们这些人能在这种非正式场合以私人身份坐下来关系重大。我从没想过面见航天员，但是我们毕竟有了这么一次机会坐下来开诚布公的交谈。我没有感到任何敌意，任何彼此竞争的感觉在对另一边的兴趣面前都让位了。

我们都是一个精英俱乐部的会员，这种会员身份给人的感觉比什么都强烈，无论是政治还是冷战的阴云都无法与之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