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为萨苏鸣不平！ -- 老引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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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这里谢谢老引和各位关心老萨的朋友。禀告大家，老萨现在活蹦乱跳的，一切都好。

这里面需要做点儿说明。

老萨前些日子的确跟红十字打了打交道，这件事儿有些朋友包括老引是知道的，但是，我嘱咐过几位知情的兄弟 -- 别往网上捅。

为什么呢？

理由很简单 -- 萨住院的事儿，我母亲并不知道，这些天我一直告诉老太太在搬家上不了网呢。如果捅到网上，老太太就知道了。我们出门在外，不能给母亲尽孝，也不应该再让她为我们耽心了。

我母亲直到今天也不了解这件事，以后我也不想让她知道。之所以我会在这里回复老引的文字，因为我知道她从来也不会上西西河。

其实以前我父亲病重，每次我回国都会在博客里面自称出差，也不过是为了避免让经常看我博客的亲友因此知道此事 -- 父亲是最不愿意惊动别人和以病躯与人相见的。所以，我只好在每次回国的时候说说谎话。

也请大家帮忙，成全这件事，不要在新浪我的博客里面提这件事。非常感谢。

如今应该是已经没什么事儿了。昨儿晚上和阿毛夫妇在梅田聚了聚，算是一来算是为祖国庆生，二来也是给自己祝贺一下手术顺利。顺便说一下，住院期间老萨也没闲着，顺手写了一本鸠山由纪夫传，回头修改剪裁好了，说不定还要放上来请大家指正。

从这件事，也想说另外一句话 – 有时候一些事情不解释，未必是有些朋友想当然的原因，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候会有一点复杂，不是什么都能讲讲清楚的。我想，每个人在生活中也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

因为一段时间不露面，有的朋友产生了一些误解。我刚才看了一下，有朋友以为我是些阿部规秀的时候把沙土集战斗写错了，被人拍砖所以不愉快而走去。这是个真正的误会。

其实，于这种事儿，我是不会有伤面子的感觉。熟悉萨的朋友知道我写作有一个要命的问题 -- 因为人在国外，所以我手中的中文资料比较有限，更不要说进行充分的判读了。有的时候不免会错用一些材料，这是很正常的事儿，有朋友指出，对历史事实来说是件好事。萨是图书情报专业毕业的，有一个案子大致与此相同 – 清末民初，文人以识书为能，一残本为一能者所得，鉴定为宋版，并有得意之句：“此非老眼不能识也”。事后发现这纯粹是错误，此书为清嘉庆年间所刻。此能者为章太炎是也。认定章太炎错误，是因为后来发现了此书的善本，看了前后题跋，何时印的一目了然。章太炎为何犯错？因为他没见到头尾，只能从线口，装订这些地方判断，得出错误结论自不稀奇。

每个人都不是圣人，章先生尚有出错，何况我辈乎。

具体到沙土集之战，我是在北京和一也是西西河上的老友谈此事时得到的说明，日前电话问之 – 为何说日军是一个骑兵联队？答曰：看到有资料说此战杀了四百日本骑兵，这个编制只有骑兵联队才够。

哦，原来如此。

那么，我是真不在乎呢，还是假不在乎呢？老实说，是真不在乎。何也？因为我对拍砖和面子这类的事情，有自己的理解，不妨和大家分享一下心得，不一定对，只是个人的看法而已。

因为工作关系，萨在日本和美国都工作过。

日本和美国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存在至今，都必然有它优秀的一面，如同中国有很多值得对方学习的地方一样，对方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对日本，我认为所需要学习的只有一样 -- 立了规矩，就是为了守的，除此，别无大事。

对美国，我认为所需要学习的至少有一样 – 把事情作为“技术层面的问题”进行讨论。

之所以会认识到这一点，是因为少年时代在科学院长大，有一点印象深刻的地方一直让我思考 – 中国的知识分子要么对权威胆怯，有错不敢指出，要么，就成为要打倒权威闹革命。经常在这两极之间摇摆不定，而新的权威就在这之间诞生。而以在西方公司的经验而言，同事之间讨论问题，基本可以畅所欲言，彼此之间也并未因此产生特别的隔阂和矛盾。

有一个玩笑，中国工程师讨论中急了，骂道：“我靠你妈！”美国工程师莫名其妙地耸耸肩：“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人爱面子，你反权威，不就是打人家脸吗？没有个不你死我活的。

其实爱面子，绝不是中国人的专利，很多地方的外国人比中国人更爱面子。比如，在日本，从事贷款的公司发现，如果营业员是女性，就会比男性获得更多的生意，因为女性比较温和，能够让借款的人不感到因借钱而面子受伤。然而，最能获得生意的却还不是女性营业员，而是无人自动借款机 – 面对一台机器填表借款，固然铁面无私，但无论怎样它都不会让借款的人伤面子。因为这个原因，日本最大的个人贷款公司之一レイク花了几年时间把上千家店铺都变成了无人借款店，果然收获甚丰。又比如在美国，到这里的中国人会颇为意外地发现，美国人爱面子几乎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 你可以经常听到美国人说“抱歉”，但是，如果他们在工作中犯了错误，你却几乎不可能听到他们说一句 – “我错了。”

相比来说，倒是颇有中国人不是那样爱面子，比如，日本某市的学生友好访问团到达广东佛山访问的时候，就曾被当地学生的“勇气”吓倒 – 几乎每个学过一点日语的中国学生都有抓住日本学生练习会话的胆量，这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 – 日本人的看法是如果你不能说很好的外语，就不要去和外国人说话“露怯”。

所以，爱面子不但是一种世界现象，而且中国人也并不是其中的佼佼者。

既然如此，为何中国人“爱面子”在世界那样有名，以至于我们会把它跟民族劣根性联想起来呢？

我的看法这并不是爱面子，而是我们不习惯于把一些事情作为“技术层面的问题”进行讨论。

什么是一个技术问题呢，就像计算一座桥需要多粗的钢筋才能保障安全一样 – 这是一个数学问题，一座桥需要多粗的钢筋安全，和工程师本人的品质并无关系。

什么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呢？一个认为要3厘米粗的钢筋，一个认为需要5厘米。结论，那个人为要3厘米的，一定是受了贿赂，为减少报价在造假，那个认为要5厘米的，一定是受了贿赂，为钢筋厂做托。两方面打一打人品仗，决定谁更有道理。

其实，需要多粗的钢筋，是可以通过计算得出结论的。

作为一名工程师，我更欣赏乃至崇尚在技术方面讨论和解决问题。

这帮了我不少忙。比如，和出版社讨论稿费，我的确和大多数编辑关系很好，这时候，中国人之间就会不好意思谈钱，萨也是一样。

OK，于是我在和人家喝完酒之后，就这样开口了 -- 来，现在我们讨论一个技术问题吧，这稿费怎么算才好呢？

好了，技术问题，我和朋友都拉得下脸来谈。稿费的技术问题谈完，接着喝酒就是。

之所以有这样的区别，我认为是和东方与西方的不同历史有关。欧洲的教会也曾为了耶稣的面子烧死很多挑战神学的人。但是我认为工业革命对西方的哲学思想起到了很大影响，工业革命后以数理逻辑为基础解决技术问题的社会现象也开始影响到哲学层面。因此，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在西方也有很多人养成了在技术层面讨论问题的习惯。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麦克阿瑟说服罗斯福攻打菲律宾就使用的感情牌。但尼米兹的越岛进攻则绝对是一板一眼从科学角度说服罗斯福。尼米兹是从技术层面讨论问题的典型。从哲学上说，技术层面的讨论没有谁是上帝，也没有谁是输家。

这种哲学，可能最早的起源是毕达哥拉斯。

很遗憾，我国实际上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工业革命，所以，对“技术层面讨论问题”还不太习惯。

窃以为，我们是需要这种技术精神的，当我们把事情作为技术层面的问题来讨论的时候，其实你就放下了对人的刀俎。

所谓对事不对人，其实就是“技术层面讨论问题”的一个中国说法。但是，很多事情不是你理解了就能做到的。就像小时候我很早就明白外语的学习很重要，但一直也不肯下功夫去学一样，道理通了，并不是事情就会照着做。

所以，虽然这样认为，依然很难期待所有人都会这样做。我们能做的，萨以为只能是尽量自己做到，别人不这样做的时候，尽量不要随着人家的节拍起舞，因为那是你开始放弃自己原则的时刻。

不随之起舞的理由，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你自己。萨的经验是，那样会浪费掉你很多本来可以干正经事的时间。 何谓浪费与正经事呢？还是可以用理科的想法讨论这个问题的 –

过后你回忆起自己花的这些时间，想不起有什么成果，你就是把时间浪费了。过后你还可以欣赏那段时间自己有怎样的收获，你的时间就没有浪费。

有朋友奇怪萨为何总有时间写东西，其实，我的一点所得不过是尽量把时间用得有效率一点而已。

时间就是你的生命，没有人能够赔偿给你。

不过，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脱离开这种思想，去拍人家的砖啦，去意气之争啦。。。没有一个人是圣人。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原则。

上次回北京的时候，吃饭时席间有一社科院的学者，有人问其对国内形势有无担心的？他应声道 – 只要潜规则不要变成明规则就好。

这句话，大家自己琢磨吧。

我们如果尽量不去做那种事情，但是有时不小心或者控制不住做了，我觉得那就是潜规则。如果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天经地义，生活中不会做的事情，拿到网上来就可以无所顾忌，因为需要发泄，那，就是明规则吧。

最后说一说老引。

老引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实际上，这样说还有点儿不太确切。

那一天，是两个朋友帮我和我的弟弟将我父亲的遗体从海军医院的太平间抬出来的。能够帮我帮到这个地步的，一位是我们这里的一位女编辑，一位，就是老引。

那一份情意，不是友情，而是恩情。

这份恩情，老萨会永远记在心里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