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大河入海处之课间休息—关于人民的漫想 -- 史文恭

没有那共产党人忘我的牺牲精神，无法想象TG能够在如此的环境中发展壮大，直到红旗从延河边，过了黄河，过了长江，遍及中国的每一寸土地。这种那个朝气蓬勃的奋斗史，任何时候读起来都是令人心潮澎湃的。。。

有一点疑问，是教头读书偏好八卦呢？还是，只能言近意远的说说八卦？

最近的心情并不平静，因为这个系列的挖掘总让俺忍不住地联系到现在的中国。假如说以前我们所看到的国内贪腐现象还可以勉强用个人私欲膨胀这个理由来搪塞的话，那么现在，就算是从官方的报道里，那些经过遮掩之后的报道里，都已经无法掩饰一个可怕的现实，那就是贪腐已经成为一个政务人员们有目的地与民争利的一个表象，----可怕的不是贪腐，就像脓疮虽然污秽，却能够用外科手术处理，----但是内在的，对一些惊心动魄的大贪腐案，一个无法表示出从高层开始彻底清查，根除的决心和行动的潜规则和风气，才是真正令人惧怕的。----因为这意味着作为公用事务管理机构的政府，她的公信力和权威正在被她的机构和人员无声的腐蚀着，-----而这种腐蚀，目前已蔓延成了一种常态，-----对照历史，这个现状让人有一种沉重而伤心的荒谬感，----而更让人困惑的是，假如历史的研究真的是一门科学的话，那么，中国现代史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扭曲反而应该是一种必然。--------从这个角度，我们必然要思考，是什么让延安的TG变成现在的TG，是什么，让一个生气勃勃的革命党变身为一个体态臃肿的执政党呢？

但，对于俺而言，上面的问题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尤其不适合在心潮起伏时对此进行研究，----所以，接下来的文字，俺必须要提醒大家，这只是一个粗线条的抒情，而不是建立在仔细翻阅资料基础上的结论，----大家姑妄听之，一笑而过吧。

延安时期的TG，从她整个的历程看来，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第一， 这是TG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化的一个雏形和发展期。-----革命党和执政党的区别在哪里呢？俺的理解是，革命党时期，TG所争的是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她所在的环境是残酷的，她所进行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她的作风是激烈的，---但是执政党而言，是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时期，此时，她的环境是和平的，她所做的工作的按部就班的，她的作风的循序渐进的。----当然，我们此处也可以用“打天下”和“坐天下”来形容，---但TG和以往中国历史上其他政治组织有一个本质的区别，那就是她拥有一个完整体系下的指导理论。她是以改造社会结构为己任的。---是以，俺在这里，必须用“革命党”和“执政党”来表述。----因为上面提到的这个特质，建国后的TG，作为执政党，她的作为和一般意义上西方的执政党，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

第二， 延安时期的TG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我们上面提到过，TG从1937年底的三万党员，八年之后，到1945 年时，其党员人数已经达到了121万，这样的一个跃升，必然要带来一个问题，即如此急速发展之后的TG，还是原来的那个TG吗？因为一个政党的扩张并非细胞分裂，经过残酷长征锻炼过的早期TG精华其实大部分都是前农民出身的战士，他们又是如何发挥“种子”的威力，把TG的优良作风传播给纷至沓来的新党员们呢？-----当然，这个问题可以有一个较为表面的答案，即TG在延安非常重视干部培训，著名的“抗大”就办了九期，总校和各地的分校累计培养了将近十万多干部。（这里也可以顺便提一下，延安时期，TG对当地的现代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无论大，中，小学教育，甚至幼儿教育，TG的成就都远远超出之前延安的统治者们。）-----但是，抗大毕竟是一个较为表层的原因，---因为同期的国统区的教育并没有中断，同样也培养了一大批学生，黄埔的分校也办得欣欣向荣，----为啥就没有TG所取得的成果对当时政治影响那么巨大呢？-----因此俺觉得，这个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看TG的扩张是在怎么样的环境下取得的，----而答案就是，TG当时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外有日伪蒋相逼，内部又是自然条件相比较为艰苦，经济极度不发达的农村地区里，艰苦奋斗才扩张的。----那个时候入党，是硬梆梆的，你要是在军队，就要准备带头冲锋，你要是在地方，同样要干最困难，最危险的工作，顺便举一个例子，蓝苹同志到延安后，不仅要经过组织的考察，而且还曾下放到传说一辈子才洗三次澡的陕北农村锻炼了一段时间啊。----所以，虽然TG抗战八年的扩张速度极为迅猛，但同时，她的扩张是在如此严酷锻炼的环境之下取得。还是孟子那句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

第三， TG的领导层的巩固和自我约束，-----在延安时期，TG的雷厉风行的效率和近乎一尘不染的清廉作风的源头，是来自于她的最高层。---在那个时候，TG的最高层们，是严格自律的楷模，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他们所推行的制度和纪律能够得以全面，彻底的贯彻。（说到这儿，有些同学可能会想起那时供给制度已经由大中小灶之分了。但俺觉得，供给制固然是一个问题，而且后来滥觞成为一个大的根源，但是，享受供给制和主观上以权谋私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概念。）---而这种自我约束的本源是因为他们，和通常意义上的政客相比，有一个本质不同，他们是有理想的。----俺曾经有很多机会观赏过一些港台的文人们所书写的所谓“党史”,经常看到这些作品里把一个TG高干的悲惨结局渲染一番后，然后来一个貌似意味深长的提示，通常是一个设问：“难道这些TG高干最后的结局就是他们当初参加革命的初衷吗?”---------其实很明显，对于这些港台文人们而言，参加政治，就是投资股票，所图的无非是最后的回报，---但他们恰恰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即绝大部分TG的高干们，都是抛弃了高官厚禄而投身革命的，无论是贺龙的军长，叶剑英的师长，甚至彭德怀的团长，或者毛泽东的部长，周恩来的主任，他们当时的月薪，以现在的价值计算，都是不菲甚至惊人的。而且这些人都是真正意义上的龙凤之才，所以，假如他们不投入这九死一生的革命生涯，是完全可以获得一个至少是富足的个人生活的。------因此，这些港台文人的“渲染”，看似深刻，其实勾勒的，仅仅是他们卑微的灵魂和浸透铜臭的境界而已。

是以，延安时期TG的清廉和高效不过是一个普遍规律的小小例证而已，：对于任何一个政治团体而言，只有最高层的廉洁才是唯一可以保证这个团体基本面廉洁的根本。“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反之亦然。

但是，历史是不舍昼夜的河流，在她向前时，事物和事物所在的环境，永远是不以人们善良愿望，而是依凭他们两者自身的规律和相互作用，蜿蜒流转的。当怀着感慨地目光回望延安时的TG时，我们不免要设问，假若TG从贫瘠的延安步入安逸的城市时，他们是否依然能够保持革命党的本色呢？----或者，我们进一步设问，是否要为了清廉而硬生生保持清教徒的苦修方式呢？----抑或，也许历史原本就是如此，任何事物都是从正面到反面，像莫比乌斯的带子上的那头蚂蚁一样，在无休止的循环里无休止的前进呢？

• 西河文萃第26期 2009年9月13日 中
• 西河文萃7月16日至9月11日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