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乡村纪事(话题沉重,拒绝抬杠,慎入) -- 然后203
家园 看到湘潭事故的时候我心都吊起来了 老家那边还有无数亲戚朋友啊……
然后再看，无人伤亡，稍微平静一点。
再一看事故发生在岳塘区，立刻又提高警惕——俺就是岳塘区土生土长的。小时候遍地疯跑疯玩，哪个地方没去过啊？可看事故的具体地点，一个我完全不知道在哪里的地方。
仔细一回忆，想起来湘潭曾经搞过一个区划大变动，把原有的六个区（好像）合并成了雨湖岳塘两个大区。好吧，大概这个地方是在原本其他区，合并进来的吧。
打电话回去问，说那地儿在长潭高速旁边，离家人常待的地方老远呢。
这才彻底放心。
家园 又碰到老乡了。。。 岳塘区好像是在桥东。。。那偶原来去玩的都是雨湖区了。。。
曾经自己骑车，沿着韶山路一直南行，过易家湾，过昭山，到建设路那个桥，过了桥，就是绿色的圆圈式天桥。。。那一次很累很happy。。。
不知道长潭高速在湘潭的接口是哪里。。。
家园 长沙女你好 96年你们那儿还在点蜡烛？
家园 浏阳的烟花牛X的很，很著名的一起事故： 某货车运浏阳的药料去苍南，半路上遇一客车追尾，结果，炸得那个是七晕八素，整个客车全部挂掉，连遗骸最后都要用 DNA 确认身份……
家园 【原创】乡村纪事- 之血税 在家乡的小路旁边的墙上，总有着各种各样的标语。计生办的：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上人多难生存。教育口的：经济腾飞，教育先行。还有税务的：皇粮国税，天经地义。
按照老百姓的说法，农业税叫做“公粮水费”。在包产到户之后的很短时间以内，农业税负大致是合理的，老百姓能够承受的。那时候农村一片朝气蓬勃。集体的财产积累还在，比如各种机械，脱粒轧棉推土，我们生产队几乎拥有当地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农业机械。另外各家各户的生产积极性极其高涨。在那几年里，方圆几十里的村庄都憧憬着电灯自来水公路，修建了高大的水塔，将自来水管道也接入户了。
但随后的光景却让所有人的希望化为泡影。自来水管道被切割私用了，水塔也被废弃。修路的计划也只能一拖再拖。集体的积累逐渐被败光，最后连村委会的树也被卖掉。而且村里的债务有多少，从来不曾公开过。
为什么逐渐加重负担了呢？
我没有做很详细的数据分析。全面的理解可以参照李昌平先生的著作。我根据亲身体验可以总结下面的几条原因（分类并不准确）：
一是税外费用(因公费用)的逐步增加。比如教育费附加，所谓的建设费等。
二是公共开支的增加，最直接的是学杂费。记得1988年幼儿园报名交费是10块钱，而后年年有涨。
三，摊派，为什么要摊派呢？一是公务办事人员增多。二是瞎报工农业产值，然后让农民顶缸（这个素不为外人所知）。
四，通货膨胀。农民是最没有能力抵御通胀的。
近年来的农业政策调整取得的成效越大，越能说明过去20多年里面对农业敲骨吸髓的程度。在有税费的时候，即便外出打工的家庭也没有能力盖新房。但是仅仅取消农业税两三年，家乡的楼房已经盖了一茬又一茬了。说农村消费已经启动，我看是没有异议的。
但遗留问题并不是没有，比如村级债务。村级债务是怎样积累下来的呢？交税。
一般是这样的，上级机关为了尽快受上农业税来，给下面的行政村进行奖金激励，而滞纳要罚款。村里对农民的情况知道的很，这税不是一天两天收的上来的，还有不少“钉子户”，于是借债先交税。跟谁借？银行？没有抵押银行才不会贷款呢。都是找关系向有节余的政府机关借款。比如1990年代如日中天的计生办。几十年利滚利算下来，谁知道有多少。
那些书记村长都是人精，过几年一换届烫手山芋不要自己抗。曾经在换届选举的时候村支书坚决不肯连任，连夜外出做生意去了。
但是这税还是要收啊，皇粮国税，天经地义么。面对越来越难的收税，乡镇政府终于祭出了杀招，成立征税小队，招募了地方上的一些小痞子，对农户武力征税。当他们来我家的时候，我怀里揣着一把篾刀在一边看着，如果有人动手，我也决不会客气。
可叹我父亲作为一个老党员，从来没有过亏欠公家的想法，向来都是村委那帮人打开缺口的目标。那天结果怎样有没有交成税款我已经不记得了，但双方都客客气气并无一点火气。
在还没有取消农业税的最后几年里，我的家乡就像一个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老汉，一片残破衰败的景象。下面是2007年底在给家人打电话后一时激奋写下的，虽然今天的光景要好了，但我衷心期望这样的历史不要出现反复，让中国老一辈农民在幸福平安的憧憬中老去。
我的家在农村。我从来不相信媒体上所谓“新农村建设”的宣传，也从来不相信所谓的“送*下乡”活动。至少，在所谓的新政普及到我的家乡之前，我不相信这些。在广大的社会投机分子眼里，农村只是他们获取政治资本的借口。从来不会有人愿意回到农村，献身农村。包括我，不孝的农民的儿子。
曾经以千千万条生命扭转中国革命命运的农村，曾经以身家性命为赌注拉开新中国改革序幕的农村，在时代的发展中迅速走向凋敝。
在我心中，农村印象是一幅由葱绿新鲜转向灰暗衰败的画卷。
许多人不知道，我的农村在1980年代末也有一段欣欣向荣的局面，曾经建过自来水塔，曾经有过轧棉场，曾经有过数十台套机电设备。而我的家乡也曾经是中国百强县，以棉花，黄花，状元花著称荆楚。
我的父老乡亲，也都做过“万元户”的梦。
现在的农村，就像一个走向死亡的老人的，每一次回家，我都能发现她多一点死亡的痕迹。
病汉老牛破车，老树昏鸦，这可不是秋思，这是现在的我的农村。精壮劳动力到城市打工去了，家庭几十年的积蓄被孩子上学掏空了，农药化肥又涨价了，种田种成破产了。大病等死小病拖，还要应付“公粮水费”。谁跟我提农民医保社保，农业免税我跟谁急。
作为一个经济学本科水平的青年，我知道以原始手段耕种为特点的小农经济必然要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挤压下崩溃，在此基础上产生现代集约型农业生产，产生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但问题是，中国的农业转型是以敲骨吸髓式的剥削为特征的。亲身经历让我对社会主义的公平与人道产生了怀疑，终于从一个又红又专的大好青年成为现在的旁观者，我将要看到的是以我的父母为代表的中国旧式农民的衰亡，但我看不到新的农业生产方式产生的土壤。
新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1980年代是农业农村大发展的十年，那个时候的城里人还在计划经济，过的并不比农村好。
农村经济由于政策的放开而大发展，也因为国家政策的控制而衰败。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农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十分低下，主要农产品的收购渠道＆定价权利长期控制在国家手中，直到2002年才开始以市场调节为主。
1985年中国正式形成价格双轨制。主要是包括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主要工业产品出厂价格、紧缺商品价格的双轨制，即同一城市、同种商品同时存在计划内、计划外两种价格的状态，国家计划任务内的实行国家牌价，超计划生产部分和按国家规定的比例允许企业自销部分实行市场价格。
在改革初期面临着和建国时一样的百业凋零的局面时，一个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就有争议并由最高领袖确定的制度在改革中得到强化－－工农产品剪刀差。这个曾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罪恶的经济制度，为中国改革向城市破局并支援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这对于农村意味着农业生产利润流向城市，城里人花着农民的钱。
但对中国十亿农民来说，并不算什么，只要吃饱穿暖，零花够用，生活有希望就行了。在双轨制下，两种价格的存在给有关部门极大的寻租空间。而且农产品收购渠道统一在国家手中。评级，定价，加工权，每一个权利都意味着－－钱。
我的家乡盛产棉花，各个棉花收购站都设在乡镇一级。1980年代以后，农民伯伯们发现价格波动不大的情况下，棉花的评级越来越低，最后不托人送礼棉花竟然卖不出去。有时候竟然要把棉花送到离家近百里的地方去卖。要知道，那是几百斤棉花，用架子车装着，用人力拉着或者是用牛车。一趟卖棉要花两天。
越到后来形势越坏。有一年农民将辛辛苦苦种出来，辛辛苦苦剥出来，辛辛苦苦翻晒好的棉花辛辛苦苦送到采购站，拿到的竟然是一张“白条”。－－这和现在农民工收获“白条”何其相似。
再后来，农民也都学会了请托，学会了以次充好，学会了棉里掺沙。终于有一年，国家收购的棉花出现大面积的黑心棉，腐烂棉甚至有的棉花包根本不是棉花。您说，这能怨农民吗？
棉花的收购在镇上，有条件的村则已经有了自己的轧棉场。我们村就有这么一台当时方圆几十里最大最先进的锯齿轧棉机，可惜后来来了文件，以安全为名将机器拆走了。也不知道有没有补偿。
我在高三时，租住着镇上棉花采购站一户人家的地下室。有一天上楼去交房租，随便参观了一下房东的房子。三房两厅，装修即使放在今天也接近“精细”，单位分的。
村里的几十套机电设备是原来集体时代留下的，改革初期每家忙于生产，每人打设备的主意。但农业生产越来越艰难，集体负债也积累的越厉害，那些黑乎乎的大家伙全部被贱卖。一个清冷的早晨，在许多人还在睡梦中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我在大队部看着最后一台履带推土机被人开走，就像被偷走一样。最后，大队部里公有的几十棵杉树也被锯倒卖掉。
当初所谓的民营企业，在1990年代没有卖过假冒伪劣产品的不多。刘家兄弟就倒卖过伪劣饲料。企业家的原罪，永远将这些人钉在耻辱柱上。看一个人的品行，要看他处于贫贱时。何况刘家兄弟倒卖伪劣饲料时，已经不贫不贱了。欺负农民的人，我记恨他一辈子。
农民在中国社会中永远处于最底层，他们的经济要求向来最低，他们的政治要求也向来被忽视。他们是中国最容易受伤的人，而每次受伤，还要献上卑微的笑脸。特别是在现代经济的冲击下，农民是在通货膨胀中受损害最严重的人。因为他们的投资渠道最单一，农民意识也不符合于商品经济。抛弃土地下海的农民，哪个没有一身的伤痕，更多的伤刻在心里。侥幸成功的，还有一个户口将他牢牢栓在农村。
1993－－1994年的通货膨胀，我记忆犹新。我的家乡水田不多，多数人家种小麦换大米。顺便说一句，粮食也由国家统购通销。村里有人在粮站有关系，拉着板车沿村用大米换小麦，然后卖了小麦去买大米，从中赚取差价。开始时是粮贩来得少了，后来是镇上粮站出现抢购。
粮贩再来的时候，小麦换米的比价开始变化。从100斤小麦80斤左右大米到后来的50斤左右大米。尔后的十年，粮食单价一直在一元左右浮动。在2002年左右，我注意到粮价回到一元以下。2006年农业丰收，但在2007年春节前，粮价又回到一元以上。
在一个计划经济主导的产业里，出现这样的价格异常波动，以及在改革开放初期以后的通货膨胀，都严重的动摇了我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信念。如果说改革初期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20年以来，是谁从农民口袋里掏走了钱，那是本该用于农业升级改造的钱，那是本该用于构建农村医疗社保的钱。中国农民的优秀品质－－勤劳，忍耐在通胀冲击和现代经济的压力下损失殆尽。
人心，散了。
我，这个中国农民的不孝子，从出生就给父母带来了不尽的烦恼。体弱多病，逆反思想严重，磕磕绊绊上了大学，毕业也没有理想的工作。诸事不顺，也谈不上接济家里。想到家乡的凄凉景象，也无心回家。
2007年春节前夕我决定不回家过年之后，打电话回家。父母都已年过半百，自己百般节俭却放心不下我的身体工作情况。
我插了几句我对宏观经济的看法，让父母先多买点粮食。母亲却浑是忘记了十年前200元钱过了个年的事，又唠叨着说起家乡风气大坏，偷牛的多起来了。收获棉花的时候偷棉花，收获小麦的时候偷小麦。我说，在古时候，偷耕牛可是要杀头的呢。母亲说，可没有见过派出所的抓到过偷牛的。
我又知道，我那敦实健壮的父亲，现在也开始小病不断。
我的千千万万父老乡亲，只构成中国经济转型时一个模糊的背影。在城市的万千脚手架上搬砖砌瓦，在写字楼间搬家送水，在大街上维持清洁，在流水线旁挥汗如雨。他们是中国发展的基石，却从没有人真正关心过他们，从没有人愿意倾听他们的声音。他们注定要消失在历史中么？
在这样的不公平的社会现实里，我看不到所谓的和谐发展的希望，不谈其他，就说数量如此庞大的阶层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能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先富起来的人们，你们能够安享经济果实吗？鬼才知道。
看了我的这篇乱谈的人们，不要起哄，不要骂娘。我知道自己理论功底不够，资料缺少，文字零散。但种种事实均有发生，只是很多很多人不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劝您一句，知道比不知道好。
我只是写给自己，让自己永远记得自己的出身，让自己永远作一个好人，也记得对父母的承诺－－永远照顾好自己，照顾好他们的不孝子。
家园 花 家园 然后203,你是天门人吧。 然后203,你是天门人吧。
而我的家乡也曾经是中国百强县，以棉花，黄花，状元花著称荆楚。————一声叹息。
家园 说得对！ “在有税费的时候，即便外出打工的家庭也没有能力盖新房。但是仅仅取消农业税两三年，家乡的楼房已经盖了一茬又一茬了。说农村消费已经启动，我看是没有异议的。”
以我多年在农村徒步行走所见，你说的对，我的确没有异议。
十年以前，皖北农村平均年人均负担即已超过400元，一个四口之家，年负担将近2000元。那时，到珠三角、长三角打工，包吃包住，每月200至400元，扣除日用、往返开销，一年以打工十个月计，一人一年净得2000至3000元。
可是，同样在安徽，大别山最深处的岳西县，国家、安徽省、安庆市三级都是重点扶贫县，年人均负担只有80元，四口之家年负担3、400元。原因就是，因为是三级重点扶贫县，许多税负规定免征，基层就无可搭车、摊派。岳西县是个老区，在地跨皖、豫、鄂的大别山区，它是最深的深山，1936年设县，设县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把周围几个县交界处的深山区划为一个县，便于围剿红28军高敬庭部，号称红色岳西。可见其贫穷、落后、闭塞。但是，岳西农民的日子却过得比皖北农民要好得多。
现在，山区的新房越来越多，新路越来越多，自来水、电、移动通信、卫星电视、互联网也都真正普及了，在山里行走也很方便了。胡温新政，农民是得到实惠的。
家园 【原创】乡村纪事----之血案 我是个不会来事的人，所以没有考公务员。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头脑灵活起来，话也多起来，还能时不时搞点怪。
河里的气氛其实不太适合写这些东西。我也并不想向大家散布沉重。这次算沉郁爆发罢，以后也许没有机会回忆和写东西了。至于写得好不好，尽力吧。
下面是几个暴力血腥的故事，幸亏我没有萨大那样的笔锋，否则写出来能够拿来吓人。
按照时间顺序，第一个。
我们的村子在镇子的边上，往前边走个四五里路就是三个镇子的交界处-----叫做*口，又名*家咀。地理咽喉，倘若打仗，第一要占的就是*口。在太平年代是熙熙攘攘，三不管地带,这是自然形成的交易市场。地方税务扯过皮，划过地盘，但最后都不了了之。
从我们村到*口，要过一条河，有一座桥和一个渡口。渡口上是我们村一组的一条船来摆渡。小学时候跟大人走亲戚回来过渡，只见河对岸乌牙牙坐了一地人。父亲认识轮值的梢公，就问他出了什么事。梢公三叔呵呵笑着说对岸的曾某坐船不给钱还扬言要来打人，村里的兄弟伙轮流来照看着免得吃亏。父亲皱眉说，摆渡一回几毛钱的事，那曾某是不是喝多了。
没曾想过了两个星期，竟然真的出事了。而且出了两条人命，一个就是三叔，另一个是对岸曾某的舅舅。
说是三叔家走亲戚被曾某看见，于是在回来的路上埋伏，谁料三叔临危不惧，一边让人回去报信，一边顽强反击。曾某一看占不了便宜，也回去搬救兵。
三叔这边支援的人上来了纷纷叫着今天要曾家湾的好看。而曾某找到自己的舅舅正在一家饭馆里玩牌，输得是满面晦气，一听有人打上来，抄起旁边一把剔骨刀出去，问明白哪个是三叔，贴近身一刀捅去......
农村人都明白，械斗是械斗，一旦出了人命就变了性质。三叔的家人护住尸身，派人连夜追赶，在一片稻田里追上......
故事的背景是1990年代，故乡已经有人外出做生意，但大多数并不知道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四乡八里并不缺乏精壮小伙子，打架斗殴拉帮结派甚至发展为大规模械斗时有发生。但地方经济过于贫乏，并不足以孕育出黑社会来。
第二个发生在1996年左右。
当初小升初考试，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考试就结束了。但到选择学校的时候，我死活不愿意去临近的中学。盖其名声恶劣臭名远扬。
我初二的时候，终于出了大事。
一帮混混学生在夏夜里偷偷出校，带着棍棒绳索到附近的棉花采购站偷棉花。各位，混社会是需要经费的，并且需要不少钱才能混的开，有面子。
但当天并没能得手，于是一群人在马路上闲逛。那条公路现在已经改造成省级公路了，但当时还是一条破烂的柏油路，没有路灯，几个人在路边嘀咕着是不是需要劫辆车抢点钱。但拦了几次客车货车，没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停车。
看着一辆摩托扫着光柱过来，一个混子将手中的棍棒扔了过去。摩托躲闪不及，棍棒砸在骑手身上，然后摩托带着车上的两个人冲下了马路，摔在路下面的深沟里面。原来是叔叔送侄女回家，叔叔当场死亡，侄女成了植物人。
不懂事的青少年失足也只需要一念之间，但是什么让这些少年胆大妄为？应该由谁来负责？
出事之后那所中学很快招不到人，继而解散。
第三个发生在同村外出做生意的人们中间，大抵是A抢先占承包了一间食堂。于是在春节期间另一家B带人上门谈判，谈不拢于是开打。本村人打架没有闹出人命。
说实话家乡人都很精明，外出做早点生意，开始什么也不会做，但帮一段时间的工，就能自己开店抢生意。这种生意并不需要太多本钱和技术，只要人勤劳肯干，不欺骗顾客，再加上一个好的地段。进入门槛的降低引起种种纠纷，最后得手的也要付出额外的代价。
话说B打得A放弃后，生意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在2000年左右惹上了当地的流氓。本来 B仗着自己的几个子侄拳头硬并不怕地痞。在打斗中B的精悍强壮得像豹子一样的儿子被捅破了脾脏。尽管被抢救
过来但也是元气大伤.
春节回到家乡，外出作生意的人并不像外出打工者一样四处串门，原来的邻居关系也冷淡下来。生意的风险和收益都藏在他们闪烁不定的言辞后面，一旦团圆饭吃完，他们就已经准备上路了。之所以仍然回乡，一是户口还在故乡，二来需要给逝去的亲人扫墓。
最后一个是职业杀手作案.
我虽然是农民子弟，但从1998年以来没有干过什么农活。父母也挺为我能安心读书而高兴。但是有一天却在我面前提起一个敖某。说是此人高中没有读就出去，在外面闯荡了十多年发了大财，近来回乡盖房子娶媳妇。我很奇怪父母的反常，有心顶一句，他发财关我什么事。但话没出口，换了句，说，他要是在外面混的好还回来干什么，不如在大城市里面安家。
就在敖某盖完房子准备娶亲的时候，惨剧发生了。
家乡习俗，红白喜事的前一天晚上请乡亲喝一轮小酒，乡亲们顺便凑了份子，家乡叫做“赶人情”。
话说当晚一位在生意上和敖某有来往的乡亲带了一个生人过来喝酒，敖某也是见过场面说顺了人情话的，当即握手寒暄并安排入席，浑不知此人眉角带煞是来催魂夺命的无常。
喝酒导致话多，就在酒宴将散未散，人们在台阶上屋檐下大着舌头沟通的时候，杀手将敖某拉到阴暗处......
此案发生后本地流传多个版本，最邪乎的是说杀手十分冷静，在杀人后还到菜园前的水塘里面洗
净手上的血迹。案件的结果如何，我没有听到下文。但是对故乡人在外谋生的艰辛和复杂有了新的认识。
一个农民子弟要在外面的世界闯出名堂何其难哉。邓贤先生在《大国之魂》中谈到李弥将军，这样议论:
如果说中国的何绍周们是依靠皇亲国戚裙带关系后门后台轻而易举取得高位的，那么平民出身的李弥们便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功劳、汗水、忠诚、狡诈，以及察言观色、忍辱负重、卖身投靠、铤而走险等等来实现。家园 落后地区的民情大抵类似 我初中时是在一个小混混比较多的学校读的，初一时的班主任就被班里一同学用刀捅了。之后，此同学潜逃，班主任倒没大碍、后来养好了。只不过，此学校越办越出息，现在已经是家乡数一数二的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