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歲月回眸 (41) 调总指挥部 -- 内燃机车

60 龙灏儿

龙灏儿，小时候这么叫。大了，觉得这么叫亲热些。我打电话问龙灏：“今年多少岁了？”龙灏回答：“三十七岁。”都这么大了？不能叫小名，改叫龙灏吧！龙灏的爸、妈是谁？

爸，龙冠球，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成都军区文化部转业来431厂。我俩有缘，都分配在厂工地指挥部；我在三分厂作办公室主任，他在办公室作秘书；我当总厂办公室主任，换来换去，他又换来当秘书。我退下来后，他当过总厂办公室主任、厂科协负责人。

妈，李淑惠，原成都市歌舞团团员、资阳县文工团员、资阳县中学和431厂中学音乐教师。

我和这一家人，共事十多年，退休后也保持联系，可我从不知道龙冠球的家庭身世和文革经历等等。我为什么和他交往？只有一件事，我觉得他文章写得好。我每写个什么材料，喜欢征求他的意见，我发觉他谈的东西，有观点、有深度。我常开玩笑，说他走错了门，不该来431厂，要去什么写作班子，当个“梁效”什么的，是个“人才”。

我对这一家人，就因为这么个关系，无论人家怎么评价龙冠球，我从不介意，对他依然故我。你们说，奇怪不奇怪。他们却“栽赃陷害”我，说我“两次救了龙灏的命”，可气！

先讲这第一次。

1972年，龙灏才10个月大，发烧咳嗽，弄到资阳人民医院住院，那时医疗条件落后，给小孩输液的针头都没有，用成人的代用，要给小孩输氧，没氧气。出院以后，不几天又发烧，再送县人民医院，这回挡驾了，人家不收。找领导、找主任，都劝家长：“这样的病孩子，即使这次治好了，以后花的医疗费，比你另外生三个娃娃花的钱还要多，还治他干什么呀？！”恰好，我“通勤”等车，来老龙家休息一会，看到这情景，我不知道哪根神经出了问题，象遇到什么不平事一样，我说：“哪有不医的道理？！走，到成都去治！”我们一块到了成都，住进了铁路医院。进去就输氧，病情逐渐缓解，这孩子救过来了。

好个李淑惠，你把这帐也算在我头上。主意不是你自己拿的吗？

这第二次救命呢？

龙灏是先天性心脏病，从小我见他就脸色铁青，嘴唇发紫。我问他们带他去四川医学院看过病没有？他们说，看过。医生认为这病叫法鲁式四联症，那时四川的医疗水平，还没得治疗这种病的条件。并且关照，这娃娃不要让他出去和另外的孩子玩，怕受刺激，容易猝死。这小孩，不但是个先天残废，还要自己把自己关起来，活着也象小囚犯。

我回家来，问老妻，问她这病有法治没有？她灵机一动，想到上海金崇厚是全国知名的心脏外科专家，他夫人在中大医学院读书时，同过寝室，给他夫人写封信问问。老同学、够朋友，夫人回信了。她说：目下在开展这种手术的医院和医生，只有北京阜外心脏外科医院的郭嘉强，沈阳军区总医院的汪增伟，还有就是她丈夫金崇厚。她已和他丈夫商量过了，这三位专家同学、经常开学术会碰头，让病家选择，他希望找哪位专家，他都愿帮助介绍和联系。其实，老龙夫妇早已找阜外医院打听过，说这种手术病人多，排队得等五到十年。这不是天大的喜讯吗？1975年3月，他们马上动身去阜外找郭医生，你想呀，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闹翻天的时候，这样的大手术，医院的秩序没恢复，咋能开展呢？郭医生劝他们等一等，等“革命”不压“生产”的时候，再来吧！“病人为革命让路”是天经地义的事，谁还有二话？打道回府。

1978年，我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沈阳军区总医院汪增伟医生作这种四联症心脏病手术，成功率达到97%，我把这天赐佳音转告了老龙夫妇，恰好，他俩在广播里也听见了。这喜讯让他们心花怒放，没白等这四年，真等到了希望。他们夫妇俩立刻起程去沈阳，找到汪医生，因为有金崇厚的介绍，当天就住进了医院，作了各种检查。因为当时医疗水平限制，他们的体外循环机只能开半小时，而龙灏这手术得两个多小时。为慎重起见，汪医生让龙灏出院，等医院条件具备了再来。

后来，老龙专程到阜外找过郭医生，郭认为如果你要在阜外作这个手术，他们可以安排，但他认为到沈阳可能条件还会好些。1981年，老龙夫妇又奔沈阳找汪医生求助，和上次一样，当天就住进医院。老龙两夫妇还到汪医生家探望，特备了四川五粮液，聊表谢意。汪医生对他们讲了下边一段掷地有声的话，这声音不知那些连“人民”两个字都不认识的贪官污吏作何感想？他说：“我要收礼物，我这屋子装不下，除了西藏而外，全国来找我的人，不知多少，医生只认病、认病人，不认礼物，不认钱，不拿回去，把病人送回去！”……为了准备龙灏的手术，汪医生拿着他的病情资料，专门到北京找同行们，作了探讨研究，因为准备充分、经验丰富、技术精湛，手术十分成功。据汪医生夫人事后讲，那天，手术后，他高兴得一路走、一路哼着歌曲回家的！

这样的医生，到底“革命”还是“反动”？不是有句人人熟背的名言：“知识越多越反动”吗？汪医生在“文革”中，也一度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不准上手术台为病人治病。汪医生为了锻炼自己动手术的手的灵活性，在被“停止动刀”的“改造”时期，他亲自绣了两幅“毛主席去安源”等刺绣作品，汪医生夫人曾将作品亲自展示给李淑惠看过。医生的本领，是用他对病人的赤诚、热爱，炼出来的呀！到底谁反动？谁需要改造？谁在毁灭文明？

李淑惠呀！龙灏的命谁救的？是民族的灵魂、是知识分子的良知！你别“栽赃”！我岂敢贪天之功为己功？

我的错误，是你龙冠球好多个月不上班，我没扣你工资。别人骂我，你笑！我看，救龙灏的命的三位医生的良心，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该记住。

59 机油冷却器

岳书记调来431厂后，他是“老工厂”，发现工厂生产的180调车机车，反馈回来问题不少。他嘱咐我们办公室要抓质量。确实，各地反映机车质量问题的电报，每天都要收到一些。工厂召开分厂领导干部会议，我们把这些电报，集中贴在会议室门口，加了个大标题：“四面楚歌，八方告急。”让大家了解问题的严重性。

我和沈海风同志常下分厂去走走，开始找分厂办公室的同志谈谈。由于我们把下边说的事“当事”，慢慢，分厂领导也愿和我们“聊聊”。后来，我们通知分厂办公室的同志来开会，有的分厂领导主动来参加，受宠若惊！

有次，我和老沈在二分厂柴油机车间，看他们组装柴油机后，已经准备离开车间走了，忽然一个姓刘的师傅把我们叫住，他火冒三丈，直嚷：“胡主任，这机油冷却器，一直漏油，每次装车都叫凑合，这机车出去咋不出事呢？到底要凑合到哪一天？”我听了，真吓一跳，难道经过这么多道关，大家都装瞎子呀！

回到总厂，在经过食堂的斜坡上，碰到一分厂生产组长王志万同志，我叫住他，我说：“老王，有个事和你商量一下，你下午是不是让生产机油冷却器的车间，派一个技术员、一个工人，到二分厂柴油机组装车间去看看，他们反映漏油。”走不了几步，我想去二分厂远，有几公里，回过头来叫住老王，叮嘱了一番：“老王，下午可别忘了呀！”

第二天，老王找我来了，他说：“我们工人去了，一看就说不行，把机油冷却器已经拉回来了。”我问他什么问题，老王说：“整个部件，钻孔全歪了，质量不合格，小修小改不行，工装都要重新作过。”

我们工厂，人多、分散，不可能开全厂大会。大礼堂有两个，岳书记决定在地处中心一点的礼堂，开个现场会。会上二分厂的同志，画了幅漫画，描绘他们安装机油冷却器的狼狈像，有关单位发了言，说体会、提保证。不震动也让你震动一下！

开完会，大家琢磨。这机油冷却器，一分厂认为完全合格，二分厂认为不合格。谁对？当然，下工序对。于是，开展了一个上工序访问下工序的活动，全厂掀起了人人关心产品质量的热潮，解决了许多潜在的质量问题。

内江地区开会，厂里派我去参加，临时，地委书记让我发个言，讲产品质量。我说完了，地委书记宣布，在431厂召开质量现场会。定得那么突然！简直意料之外！

我一点思想准备没有。我找到岳书记，心里有点歉然，我说：“我给你惹祸了！”岳书记才不象我哩：“开个现场会，开就开呗！”

这次会议，内江地区厂矿企业的负责人都来了，谁在大会上介绍经验？是生产厂长？还是总工程师？岳书记发话：“谁抓的谁讲。”让我讲？我哪敢！开黄腔咋办？

我临时想了个办法，二分厂热处理车间，有个工人叫曹子章，高中文化，我把他借调到办公室来，拿着我的《讲稿》，到全厂各单位去核实材料。没错，我才敢讲呀！后来，曹子章说：“来办公室工作，粮食、补贴比在车间少。”咋办？我说：“这等大事，我实在没法解决，留不下你，回去吧！”二十多年后，想起这些事，我和岳书记打电话，开玩笑，我说：“好个岳书记，你害我呀！”“咋害你呢？”我说：“不该我管的事，你让我去管，都得罪人了，我还不晓得！”

平时，我们讲邓小平理论，我看有的文章讲，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象岳异同志这样，自觉坚持邓小平理论的人，多呢？

之前，潜意识里就是俺们总厂的厂部机关,从没想到这词是哪几个字,又代表个啥意思.

一但意识到了,从那时起,就对三线的历史和周围的人物经历开始感兴趣了.

58 老大哥吴亚德

我调总厂办公室后，不久，老主任赵忠秀回北京，我被任命为代主任。

吴亚德，铁道部工厂总局调来的，在办公室作秘书工作。他和我是中央大学校友，都是土木工程系的，他毕业时间比我早好几年，是我的老大哥。我们过去不认识，他为人厚道，追求进步，有本事，有经验，不计报酬，不讲条件。这是咋安排的呀？对他，这不是屈材吗？

我怎么照顾好吴亚德呢？一般我不大安排他多少工作。即使需要他动笔写点什么，我总是先想好要点，意图交待得详细点，让他别太为难。他写的东西送来，我从来不让他返工，有什么要改动的，我自己动手得了，不再劳烦老大哥。就这样，我心理还觉得亏待了吴亚德。

后来，岳异同志调来工厂任厂长、党委书记，他不光通情达理，还很有魄力。认准的事，立刻拍板。有这么一个好领导，我把对吴亚德的看法向他谈了谈，我说：“你们也太屈材了吧！”岳书记说：“好办，让他到计划组作副组长，那不就有用武之地了吗？！”岳书记这一个意向，让我高兴晕了。我马上去找吴亚德，征求他对工作安排的意见。你猜，他是什么意思：愿意？不愿意？我万万没想到，他回答我的话是：“古话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在办公室干得顺心，就不动了！”天哪！连吴亚德想什么？我都没弄清，我这当主任的，作的是什么思想工作呀！

我们办公室几十个人，遇上子女入学、就业、参军……等，总要来人或发函来了解他的家庭情况，要求写他父亲或母亲的政治历史证明材料，这叫“政审”。如果写上他父母亲历史上有点什么“事”，很容易引起误会，弄个“政审”不合格。这不但对职工本人、子女不负责，实际上也对党不负责。我后来公开讲：凡是来写这种证明材料的，一律写“政治历史清楚”，就六个字，其他免了。

我在总厂办公室工作多年，不少同志学历高，有独立工作经验。我让他们每人都独当一面，决不让几个人共同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职责不清。有事，我都直接安排，不让人觉得有大、小秘书的区别，弄得相互矛盾。所以，这部机器运转得比较灵活、自然，同志间的关系也比较和谐、融洽。

这里要特别提到沈海风同志，凡我下基层，都和他同行，和下面探讨什么问题，回来如何安排办公室的活动，只要涉及到布置全厂统一行动的大事，都是他在负责。他作风细微，布置周到，对推动全厂工作，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常向同志们讲，具体的事都是你们干的，胡老头对你们照顾不周，对不起啦！

57 游泳池风波

四川四大河流之一的沱江，横穿资阳县境。沱江支流——九曲河，又横穿铁道部资阳内燃机车工厂，绵延厂区10多公里。

初夏，车城周围，柑桔满山，蔗田棋布，充满田园诗意。可就在这诱人的季节，每年都有工人、学生因下河游泳，被无情地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人们感叹过后，也提出那么点疑问：“工厂能不能为大家创造点游泳的条件呢？”

好几年，厂长办公会议，都讨论过修游泳池的事。“应该修，我们不能睁眼看着年年死人呀！”大家心里都这么想的。

在那向左、向右走路都可能成为“问题”的“文革”年代，大家不能不怕偏离路线！

看一看，等一等再说。

又淹死人了，领导又激动一次，又下一次决心，又讨论，又看看。

经过厂党委研究，游泳池应该上马，大家一致赞成。但是，修个什么标准的？怎么才能上得快呢？

一种主张：山沟里只解决有无问题，有个洗澡的地方就行，不能贪大求洋。

有的反驳：要修，既是活动场，又是运动、竞技场，不搞标准化就是浪费。

有的振振有词地说：高谈标准化？花钱太多，那是纸上谈兵，是少慢差费。

有的急中生智出了个主意：我们万人大厂，哪样人才没有？能不能眼睛向内？自己动手，就可以多快好省。

就看岳异怎么考虑了！他引导大家想一想，我们工厂十来万平方米“干打垒”房屋，当时看起来省了，现在能适应生产形势发展吗？要搞，得正正规规地搞，既考虑现在，又考虑将来；既考虑工厂，又考虑地方；既考虑活动，又考虑竞技。要上得快呀，只能自己动手，相信群众会理解的，我们总厂可以先带个头嘛！最后，大家统一了认识。

夜，漆黑，晚风呼呼，探照灯的强烈光束，把个游泳池工地照耀得亮堂堂的。总厂机关干部打响了游泳池施工的第一炮。

岳异脱掉外衣，换上解放鞋，拿出他10年当管工的本色，抬着满盛50多公斤土的大筐，在人群中来回奔忙。细心人还会发现：每当大筐快要抬起时，他总是把绳子往身边一滑，多半重量都压在他的肩上，抬前边的人一点也没觉察到！

工厂的领导、工程师、机关干部，个个汗流浃背，露出兴奋的微笑。家属站在边坡上说长道短，象是在欣赏丈夫的劳动英姿和辉煌战绩。小学生有的拿着土箕，两个人抬一筐，摇摇晃晃……

休息时，正奏着进行曲的大喇叭，戛然而止。机关党委康书记的声音在广播里响了：“今晚澡堂，九点半照常开门！”工地上响起了一片欢笑声！

总厂机关的行动，象给平静的水池，投下了一块石头，波浪迅速传到四面八方。各分厂职工，纷纷请战，要求加入到“志愿兵”的行列。汹涌的“浪涛”顶不住了，干脆，各分厂轮流上岗，统一指挥！

基坑很快挖出来了，初战告捷。砌边墙咋办？工人们在全厂10多公里范围，到处收集石料。一刹时，工地上叮叮当当，奏起快节奏的协奏曲。岳异来到一个正在清料石的工人身边，亲切而又好奇地问：“小师傅，你这手艺哪里学的？”“厂里！”岳异心想这机械工厂哪来石工？“谁教的？”工人望着这位陌生的老头顺口而出：“岳异。”把老头逗乐了，他接过小师傅的手锤、钻子，在料石上打了打，还真打出了一条纹路。“小师傅，不错，岳异教你多了一套本事呀！”

边墙，被这些“新石工”砌好了，是楞是线，还真修出了点水平！

又是一个漆黑的夜，总厂机关干部拉开了打池底混凝土的序幕。工地上灯火通明，搅拌机提高了嗓门在欢唱，岳异也和大家一样，推起小车，在穿梭的人群中挤来挤去，脚上、腿上到处沾满了水泥浆。

人群在欢笑！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从1977年11月到1978年6月，7个多月，一个50×25×2米的标准游泳池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接着，跳水池、十米跳台、儿童游泳池、看台，都很快地建成了！

盛夏，夕阳西下，晚风轻拂。游泳池里，人们在劈波斩浪，看台上笑语声声。老爷爷抱着小孙女站在看台上，让她在找游泳池中妈妈的倩影。小孙女不断地招着小手，向着来回游泳的妈妈，直喊、直叫……

一个时期，游泳池成了议论的热点：这也许是挽留“走资派”的一丝深情；这也许体现了工厂领导对群众的一片赤心！

也有另一种伺机而动的暗流。

一个时期，“整人”靠八分钱邮票，“大有可为”。岳异修游泳池“破坏生产”的控告信，一封接一封地直飞北京。

中央领导同志收到信后，极为重视这桩“大案”，铁道部急派工作组直奔四川。厂党委召开紧急会议接受检查。

据说岳异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独断专行拉用基建材料修游泳池，到四季度完成基建任务占年计划的百分比很小很小。

党委委员一个个瞠目结舌。修游泳池是岳异来厂之前就定的事，这次要修也是大家定的，他还没取得“独断权”的荣幸！现在，也不是岳异一个人的错误，简直是人妖颠倒。

工作组查证结果：游泳池全部材料费共用10多万元。到年末，工厂应完成的基建计划可全部完成。

岳异呢？既冷静、又风趣。他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啥法。要允许说话，你修游泳池没有向部里报计划，难道不是错误？应该请求处分。”

游泳池风波，以岳异作书面检讨、主动扣发一个月奖金、通报批评而告终。

这些年，耸立在车城的十米跳台，它从台顶不断发出信号，传向四面八方。游泳池经常锣鼓喧天，喜讯频传！

1985年、1986年，这里，先后两次被评为全国先进游泳池。光荣地被国家体委、全国游泳体协授予锦旗两面。

这里，已成为资阳县、内江地区业余游泳体校的训练基地，甚至省游泳队也来这里训练。内江市体委给厂里送来了“未来冠军摇篮”的锦旗！

这里，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竞技场，不光厂矿企业、地区、县里在这儿举办各种游泳、跳水、水球比赛，四川省企业杯游泳比赛就在这里举行。甚至铁道部也在这里举行了全路工业系统的游泳比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都以惊奇的口吻到处探问：“这游泳池是怎么建起来的呢？”工作人员答得很简单：“这是我们职工自己动手修起来的。要问上层决策的事，最好找岳异！”

然而，岳异呢？他早已调走、离休了。

时光流逝，又是一个桔红鱼肥的季节，迎来了建厂25周年。

游泳池碧波荡漾，它记录着工厂的创业史！

岳异应邀回来了。那位老战友、当年的“走资派”带着小孙女看望他来了。“老厂长，还那么健康！”

“你这位‘走资派’怎么又回来了呢？”

“人就那么怪，在资阳，我想回去，故土难离呀！回去了，又念资阳，故地难忘呀！再说，留在厂里的儿子、孙子都变成四川人了，他们还愿回去？现在我这不满10岁的小孙女，一口气已可以游150米啦，这游泳池我还想游几年哩！”老战友一口气从过去讲到未来。

“爷爷，你吹什么呀！我们少儿游泳班已培训1000多人啦，游150米算啥呀！”小孙女不高兴了！

可两位老人却舒心地哈哈大笑！

56 新厂长上任

1977年4月，岳异调来431厂。

岳异是位老新四军，“文革”前的十一级干部，长期从事兵工厂工作。解放初，任铁道部肖山机车车辆工厂党委书记。“文革”中，把这样一位老同志定为大连市三人反党集团，被造反派打翻在地。

大连工厂某车间管工班，新分来了个老工人，头发稀疏、灰白，中等瘦高身材，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在略带皱纹的圆脸上，显出庄严的神态。他来到班里后，机智灵活，主动积极，见啥干啥，不怕脏累。就是很少说话，常常陷入深思。

老头儿每天来得很早，从不缺勤，大伙还没上班，打扫卫生、准备工作，他就干开了。班长过意不去，有意提前上班，一看，老头早已到了。

老头儿是谁？岳异。几多风雨，他竟顶班干了整10年。

岳异怎么去的资阳工厂？

“四人帮”垮台，岳异从“死老虎”变成了“大活人”，铁道部请他去谈工作。

岳异到北京前，就有消息要调他到资阳工厂，给亲友带来过一阵骚乱和不安。

“在车间含冤10年，如今虽不讲索赔，总不能分配到山沟沟呀！”工友们发出了不理解的责难。

“你的子女当了10年知青，儿子都当上生产队长了，看哪个干部的子女还没回城？到资阳去，也不为子女想一想？”朋友们为他鸣不平。

“晓得哪天又搞运动，你一个人远在四川，哪个来照顾你。”老伴总结了历史经验，想得更远一点。

北京，车水马龙，阳光灿烂。这次岳异又安详地徜徉在天安门广场，四周苍松翠柏，花团锦簇，一群和平鸽，从天安门城楼掠过，激起他心潮起伏：我这有生之年，还能为祖国添点什么色彩呢？

部工业系统的领导找来了岳异，宽敞的办公室里，一株绿色盆花有半人高，傲然屹立在墙脚。

“从工作出发，资阳是个新厂，确实需要象你这样的老同志去创业。这些年，你够委屈的了，从你个人讲，应该照顾你留在大连，当书记，怎么样？”

领导意外的安排，使他反而特别冷静，大连工厂的情况，他再清楚不过了。“领导班子刚调整不久，有的患重病。我调整进去，人家就要再调整。我能去伤害已经被深深伤害的同志吗？留大连就不工作了，要干只能到四川……”岳异当机立断，作出了违背大家意愿的选择。

岳异精神抖擞、容光焕发地赴任了。

4月，川西平原一片翠绿，郁郁葱葱。挨过饿的人，喜看这丰收景象，令人倍加振奋。

资阳工厂派小车去成都接岳异同志，小车飞驰在成渝公路上，早早去为新厂长（后任书记）的到来作好安排，我想：新厂长第一次到四川，在成都得会会朋友，拜访一下兄弟单位领导，对这个文化名城，也应观光观光。所以我在路局招待所备了饭，准备了房间。

火车徐徐进站，一位身穿灰色涤卡、提着一个旅行皮箱的白发老头，挺着胸走了下来。“是岳厂长吗？”几个人迎了上去，热情寒喧。都以为有人陪送，行李还在车上。软席车上的人已走空了，大家才意识到新厂长是一个人踽踽独行。

“先到铁路局招待所？”司机问了一句。

“干什么呀？”岳异同志问。

“先休息休息，吃过饭再安排一下日程，在成都总得呆两天吧？”我说明事先作好的安排。

“在车上已经吃过饭了，我在成都不用停留。你们另外有事吧？”这样，一出站就上路。

新厂长豪爽的作风，使大家一点也不觉得拘束，一路上谈笑风生：“岳厂长，你这是单刀赴会，单骑闯巴蜀呀！”

岳异同志带着诚恳的口气说：“闯巴蜀，我只有一票呀！一家人、亲友都反对。谁叫你是共产党员呢？”停了一会，他关切地问：“现在工厂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大家沉默了一会，说了句真话：“问题嘛？都说资阳工厂的‘走资派’太多了！”

岳异同志大吃一惊，回头望了望大家：“都打倒‘四人帮’这么久了，哪来那么多‘走资派’？”

这一问，问得大伙都笑了，司机立刻解释了一句：“他们是说想从资阳调走的‘走资派’。”

“为什么？”

“你去了就知道了。大家都想走，你还来？”

“真会有这么严重？！”岳异在心里划了个问号。

岳异本来安排在招待所吃住。

他却天天拿着饭盒到大食堂打饭。这天，他正把菜端回房间，在挑除菜里的辣椒时，一位老战友走了进来，看着他挑出的一些辣椒，吃了一惊：“唉呀，厂长，你这浙江人怎么受得了这罪？不可以让招待所单独弄点菜吗？”

岳异一面招呼老战友坐，一面搭讪着表示：“我当了10年‘走资派’，现在可不愿再当‘走资派’了，来了就要下决心当个四川人，久了，也会被辣椒征服，会觉着有味道的。”

老战友不以为然：“你刚来，当然不愿当，我可要当，你就放我回去吧！”

“老伙计，你也当真想走呀？”岳异不解地问。

“怎么不是当真，我来的时候，父亲也一块来的呀。已经十来年了，仍是马路旁边就是农田，还经常有人下河洗澡淹死人……”

这个厂的骨干，都是铁道部下令从全国各个铁路工厂调来的。故乡明月好，确实大都是来谈想走的事。岳异趁这个机会，干脆征求一下老战友的意见：“从长远看，工厂还得乡土化，靠本地职工。等他们基本技术掌握后，我看可以放人，眼下，应该多为大家办点实事。”

客人走后，岳异收拾好碗筷。站在窗前，一列东去的列车，带着一缕白烟，由西向东驶去，白烟慢慢消失在远方。岳异被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困扰着，除了抓产品、抓质量，在生活设施方面要不要把游泳池先修起来？早都说要修，为什么不下决心先干起来呢？

55 室友岳学鑫

我在三分厂没呆多久，就调总厂作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主任是由铁道部调来的、管劳资的一个老处长；副主任王育栋，是铁道部工厂总局调来的；还有岳学鑫，是铁道部办公厅调来的。

岳学鑫，四川巴县人，四川省教育学院毕业，和我的老朋友刘德彬、兰国农同学。在铁二局人事处工作过。我调去后，和他同住一个套间，一人一屋，朝夕相处，十分融洽。他家住北京，当然常提到回北京的事，你想呀，我们算是长期分居的难兄难弟，一谈起分居的难处，真象子期遇伯牙，是知音呀！对那些从没“享受”过分居“乐趣”的高管，真是喋喋不休，牢骚发个没完。

没过多久,老岳调回铁道部办公厅当他的秘书处长去也。从此，只要我去部里开什么会，这位室友，总是关心备至，天转凉，一堆毛衣就送到招待所来了，问寒问暖，有求必应。即使我退下来以后，我路过北京，送往迎来，登卧铺票，一切难事，全包了。室友不弃，感激铭心。

他退休后，在部史志办帮助工作，又给了我许多帮助。《铁路春秋》发了我几篇稿件，都有老岳的功勋。我写《岁月回眸》，承老岳指出谬误之处，这我才发现他的文学修养不错，基本功十分扎实。但我还没觉悟到他是“才子”，最近，收到他的《成都怀旧》等长篇大作，惊觉他是深藏不露的瑰宝；近又收到他有关歌颂奥运的诗作，我在电话上惊讶地问他：“你是学语文的吧？”非也，学数学的。这就更添惊奇了！

我写的是《岁月回眸》小品，不能引用他的长篇大著，我觉得他的两封来信，十分幽默、调侃，既见文字功底，又可窥其文采、胸怀，特摘要附录于后，并略选其作品一、二首，小中见大。建议今后老岳的作品汇集成册，让大家共享。

附信一

崇俊老首长：您好！

在431厂办公室，您是副主任，我是秘书，您是顶头上司，我是直接下属，称您为老首长，一点也不冤枉您。当然，称老首长，表示上下级关系，难免不敢随便；称同志，只是工作关系，说话也要注意分寸，不能口吐狂言；称老胡，说明是朋友，可以无话不谈，包括发牢骚，指时弊，评古论今，歌功颂德，不会互揪辫子。所以，还是称你为老胡吧。

奥运会期间，有时心血来潮，写了几首打油诗词，家人自告奋勇，用电脑打印出来，今寄上一份，请予指正。有两首好象已经抄寄给你过了。学着写旧体诗，完全是为了自娱，写得不好也不会有人追究。你看完了，哈哈一笑，扔进字篓，它的使命便完成了。

岳学鑫

附信二

老胡：你好！

兹将我写的《成都怀旧》送请指正。这是一篇游戏文章，没有什么用处，读之或可消痰化食而已。去年，与原铁二局的一位同志在电话中闲谈成都优点，我顺便说了几句顺口溜，如“访武侯（祠），游草堂（寺），登望江（楼），觅青羊（宫），总府街头，春熙路旁，信口唠叨，信步徜徉”之类，他怂恿我写出来，以便读之可引起回忆。于是草率成篇，竟有四千来字，真是王大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那天在电话上我念了其中几句，想到你或许不会嫌弃，愿意览读评说，便让丑媳妇见公婆，抄寄给你。

有时手痒，还学着写点旧体诗词。今寄上五律一首，七律二首，沁园春四首，并请雅正。五律《自叙》中间两联是我的真实写照。所谓能饭，是说还能吃一点饭，而不是食量较大。睡觉还可以，不大失眠，因此，不晓得什么叫愁，想得开。出门后，走路有些困难，便觉得自己确实老了。打开书本，专心阅读，就把忧虑抛在九霄云外。有点自己安慰自己的意思。

写这些东西，是为了自我欣赏，很少示人，见者仅三五知己而已。吾兄，直友也，谅友也，多见多闻，故不避浅陋，贸然送上，或不我罪，岂非一大快事也乎？

老岳

附诗词七首

自叙

四时春复秋，白了老年头。

能饭殊堪喜，贪眠不晓愁。

出门须觉老，开卷即忘忧。

莫道天堂好，人间最可留。

奥运开幕 二首

良宵盛会喜空前，笑对熊熊圣火燃。

块块金牌来日举，年年好梦此生圆。

天心竞放花千朵，场内徐升旗五环。

奥运之歌谁敢唱，莎拉女士与刘欢。

我心激动更无前，仰视星空焰火燃。

四海健儿争胜负，五洲选手庆团圆。

歌声缥缈刘三姐，舞影婆娑杨玉环。

当谢艺谋总导演，荧屏面对万民欢。

男女乒团双摘金

男女乒团双冠军，六人定是智多星。

马琳王皓擎天柱，常胜将军王励勤。

郭跃王楠折桂手，青年战将张怡宁。

须眉巾帼同辉耀，奥运北京天地春。

满江红 奥运开幕

圣火熊熊，鸟巢里，欢呼未歇。人十万，心潮澎湃，兴高采烈。选手可擒山坳虎，健儿能揽天边月。去赛场，夺冠举金牌，雄心切。

病夫耻，虽已雪；强国志，何曾灭。五环旗，插遍水湄山缺。四海频传颁奖曲，五洲腾沸加油血。看姚明高跳远投篮，冲天阙。

西江月 中委女排之战

首战旗开得胜，人人奋勇争先。对手认输零比三，且看谁家夺冠。

蕊蕊快攻似箭，冯坤严守如磐。忠和教练笑开颜，来日稳操胜券。

西江月 男女体团两获胜

又见体操获胜，神州万众腾欢。女团继后男团先，祝贺双双夺冠。

教练队员相庆，莫忘队友桑兰。无缘参赛若干年，今日无忧无怨。

西江月二首 百米新纪录

九秒再加六九，飞人成绩翻新。果然石破又天惊，百米传来喜讯。

选手博君尔特，美洲牙买加人。今宵又把金牌赢，四海弹冠相庆。

人体有无极限，专家自可探寻。愿将纪录再提升，科学原无止境。

老博强中强者，美欧早已驰名。奖牌此处再添金，零八北京奥运。

54 难得糊涂说“通勤”

我去431厂那一天，在资阳火车站下车，先去县城厂招待所。人事组一位同志，见我有行李，知道是来厂报到的。他说：“先等一下，等厂里有便车出来，好把行李捎进去。”一会来了个卡车，他说：“上去！”行李和人都上了车。汽车开过“滑子桥”不远，停了。司机叫下去，我把行李卷丢在公路边，抬头一望，水田，竹林，农院，这厂在哪里呢？

经打听，“狮子山”有幢红砖宿舍楼，总厂机关就在那里。我拖着行李上去，到干部部交了材料，算是办了入厂手续。到哪去住呢？谁知道？自己去找吧！

和我同去的铁二局李鄂辉同志，他本事真大，竟找到了。在哪？一分厂“长沟”里边，有个正在修建的车间，大门左手边，有个变电房空着，连着两间小屋。一间已经有一对夫妇抢先住了，旁边一间，老李找了几块木板，再垫上一些稻草，不就成了一个通铺。这个“草窝”，成了我们新来的六、七个人的大床。在这一般人都难找着的山窠窠，安了家。

我先分配在管建厂的工地指挥部，后分在三分厂。431厂，下边原设了九个分厂，分在十多条山沟里，备战嘛，“靠山、分散、隐蔽”，后合并成七个分厂，厂与厂间，最远距离是十一公里，每个分厂都有独立的生活配套设施。如果不考虑战备，这种布局，是很不合经济核算的。

我是奔着“通勤”这点优越性，来431厂了。“通勤”，三分厂最难。那就先讲我在三分厂“通勤”的一点情况。礼拜六，刚上班，“通勤”职工，就象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打听有没有什么车进城！进城，至少十公里，咋走？只要有车进城，求爹爹、告奶奶，爬上去就行，哪顾得别的什么规矩！人到车站，忍饥挨饿，日晒雨淋，活该！

全厂加起来，通勤的人上百，即使你挤上了火车，能有座位吗？望呀！望呀！火车过了龙泉隧道，成都平原，一片开阔，火车的哐嘡声，象给我们这伙通勤人，奏响了迎宾曲！

火车到站了，该高兴了吧？快到家了，我们来个“载欣载奔”，跑啊！跑去赶公交车？哪有呢？跨过水沟，大片大片的菜地，又窄又小的田坎，才奔跑了几步，大汗从脸上直往下掉，头重脚轻人在晃，跑不动了。挨到家，老妻看着我那狼狈像，快找吃的，她说：“这叫低血糖。老头，通勤的味道不错吧！”

老头回家，更给老妻添乱。缝补点什么？吃喝点什么？回去带点什么？三个什么，够呛！我呢？能帮点忙不？厂里同仁，大家拜托的事一大堆，帮他们给亲友送点油、糖、花生什么的，帮忙去跑卧铺票，买点什么缺俏物资，打听点文化大革命的新动向，一上午能跑完吗？

吃完午饭，睡个午觉。不行！谁催命了？我得赶快到车站弄个回去的火车“坐号”，我还能在车上站几个小时？“坐号”能拿到吗？通勤的那么多，人家看着就烦！要遇上认识的站长、客运室主任，还有门。有时，我找人弄张公用免票去要。反正，没法，脸厚。

有次，车晚点，晚上十来点才到站。我们回三分厂的有六、七个人，还有两个女学工，天上有两颗星星该多好，总有人照看一下嘛！硬是漆黑！好在是公路，走着走着，两个女学工喊：“走慢点，实在走不动了！”走累了，不晓得哪位发牢骚：“一个工厂，把他妈的个分厂修得这么远，见鬼！”有人不高兴了：“唉、唉！这是毛主席的‘山、散、洞’方针，莫乱说！”有人象是在解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错不了！最多，是贯彻问题，不过交点学费……。”好容易走到三厂，过十二点了。夜深人静，昏暗的灯光，象是在欢迎这“通勤”凯旋的英雄？

礼拜一，刚上班，通勤人，不小心脑子一闪，又开始担心起礼拜六的事了！

写到这里，又触动了点情绪。人，总不能没有“家”，不信，让你在街头流浪一天试试，难道我就愿当这“通勤”职工？

通勤职工的这些困难，后来有改善吗？当然！我们后来随身带一个可折叠的凳子，总不用站着乘车、不用去要“坐号”了吧！后来，工厂安排了车接站，厂里开了厂内公交车，定时定点，买票上车，再不用去求人了。你问我还想不想通勤？

老妻已病逝快20年了，温馨的港湾，没了！

还争取去431厂吗？可能！

53 我去431厂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当权的都成了“走资派”，我们这个总指挥部，找不到领导人了。有次，我去找熊宇忠副总指挥诉苦，他说：现在中共中央西南局是程子华同志负责，你是不是找他商量一下。

谁想见西南局的主要领导同志，我估计得先约时间吧。可我方便，程主任和我门对门办公，我把办公室门大大开起，看见程主任上班，我一脚就跨进去了，连秘书胡克新同志都不用通报。我站着象开玩笑似的说：“程主任，我们找不到头了，你就管管我们吧！”你以为程主任会生气吗？哪能呢，他笑嘻嘻地给我回答：“你那里我咋好管哟！”这句话听起来，让我有点失望！接着他补充了一句：“不过，有难事找我就是了！”这一句，可把我听乐了，我高高兴兴地退出门。

别高兴得太早了，不久，程主任被揪斗了，还找谁？

再往后，党政机关基本都瘫痪，西工指也瘫了。随着新生红色政权的建立，干部都在重新安排工作。我们办公室的邵善臻同志，回铁二局上班。我咋办？铁道部资阳内燃机车工厂（简称431厂），是一个正在新建的厂，是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和“靠山、分散、隐蔽”建设方针的产物，西工指的政治部干部部长黄书存，奉调到这个厂作副书记，同时还从西工指调去了一些干部，他们告诉我：资阳距成都不远，礼拜六可以“通勤”回家。我和老妻长期分居，这“通勤”的优越性对我很有吸引力。加上老妻在省人民医院作过多次骨髓穿刺，确诊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造血功能出了问题，属于恶性病变，如果离成都远了，咋照顾家呢？除了去431厂，还有一个当然的去处，就是回铁二局。可铁二局机关在甘洛，山区，较远，太可怕了。于是我去找黄书存同志，要求去431厂。黄说：“你要来，得通过三线建设的领导机关同意啊！”我说：“这好办，现在省革委生产组是钱敏同志在管，我带你找钱敏同志去。”这个生产组管什么？相当于原来计委、经委、建委的事，全管了。钱敏同志在当三线建委副主任时，爱人没来，是单身。打成“走资派”靠边后，偶尔也来我们办公室坐坐，他解放了、安排工作后，曾给我讲过：“我已经出来工作，你们有难事找我就是。”有天下午，都下班了，我领着黄书存找到钱敏同志，谈了谈我的困难和想到431厂去的事，他连我的申请看都没看，就签了“同意”两个字。这一关顺利通过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还不行，我的人事档案资料在铁二局，还要打通这层关系，当时铁二局机关在甘洛，离成都很远，咋去？有一天，高科约我到他家吃饭。高科是谁？原铁道部二设计院政治部主任，后调西工指任科工部长，听说让他到431厂作书记，他不去。他请我吃饭干什么？原来他是请铁二局政治部主任陈晋同志吃饭，请我去作陪。

席间，高科同志问我：“老胡，你准备去哪工作？”我说：“想去431厂，听说二局不同意！”其实这句话我是随意说的，高科马上指着陈主任说：“陈主任在这里嘛！”接着，我向陈主任说了说我家的困难。他说：“应该照顾。你到局里来找我就是了。”

不久，我到甘洛去办调转手续，乘火车，下午到的。在招待所住了一夜，晚上和政治部办公室的同事吹吹牛，大家希望我留下来，不走。第二天一大早，刚上班，我走进陈主任办公室，一句话没说，他就签了字。我们在高科家吃饭时，他承诺的事，慷慨兑现了。

我，如愿以偿，就近，去了431厂！

52 摘地主帽子

黑五类、地主婆、精神病！这些年、这恶梦、这苦难！长萦心间，驱之不散！

1979年，打倒“四人帮”几年了，我常为自己“评成份”。我父亲一辈子当职员，母亲是小商，解放前三年已没什么土地了。主要生活来源，都是劳动所得。老妈这地主帽子，到底戴得对不对呢？这过去从不敢想的事，现在我突发奇想。

我老家垫江县，属涪陵地区管辖。恰好，我有个熟人在涪陵地委工作。我去信问他，这成份问题可不可以改啊！他不知道凭什么回信说：“可以改，正是时候。”

我向厂党委书记岳异同志说明情况，他觉得我讲得有理，他说：“去就去吧，算我派你去。”岳书记爱人陈厂长知道这事后，她出于关心和爱护，劝了我几句：“这些年，谁也没把你这出身问题当回事，你现在还去找这麻烦干什么呀？”陈厂长讲得有情有理。我说：“没啥，就是气不过，心里憋得慌！一想到这些年的遭遇，就是想问个青红皂白。不为啥！”

我乘火车、换轮船，风尘仆仆赶到涪陵。有幸见到了秘书长。秘书长向书记转达了我的来意。听介绍，书记是新提拔的一个年轻干部，他明确表示，请秘书长打电话给垫江县委，让他们复查一下。

我马上换乘汽车，翻山越岭，回到垫江。我堂弟有个邻居是副县长，我特地到他家拜望，问他知道这事不？他说：地委确实来过电话，县委很重视，已指定专人复查这事。查什么？我家历来只有一个佃户，一问便查清。事容易查清，可问题越问越吓人，这“土改”的事谁敢碰？谁负得起责任？县委又向地委反复请示，最后他们想出了一个两全的办法。县委书记安慰我说：“问题已经查清，文件正在打印，你先回去，材料我们给厂里寄去。”我真高兴，这天大的难事，办得真顺利。

回到厂里，一大早，我闯进厂政治部主任李副书记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就问他：“垫江发来什么文件没有？”“来了！”我毫无顾忌地表示：“好了，这回真没白跑。”李书记拉开抽屉，把文件找出来递给我，指了指，你看看这后边两句。我接过打印的文件一看，李书记说的两句话，是平时惯用的名词，叫“留尾巴”。文件承认我家属于错划地主，但鉴于“土改错划”，中央没有正式文件，等有了文件后，再作处理。四平八稳，上下左右谁也没有得罪，谁也不负任何责任。只是对于我，等于不说。

这事咋办？李书记再没说一句话。潜台词是：地方政府都不敢表态，叫我有什么办法！

我不服气。一次，我到北京出差，上班的时候，在路上碰见铁道部办公厅主任老孙同志，我拦着他讲了这件事，他以一种打抱不平的架势，告诉我：“把材料交我，这事我来办。”我遇上了救星，痛快。不久，部里把我的材料转下来了，刘部长在材料上批了几个字：“象这样的事到底该怎么办？”问谁？李副书记更有话说了，连部长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能知道？

我仍然不死心，中央不是天天讲：“有错必纠吗？”我到北京参加谷燕民同志追悼会，利用这次机会，我走访了中组部，要再没有结果，我就死心了。可中组部就是不一样，看了材料，问清情况，大笔一挥：“应按中央指示精神，实事求是予以纠正。”盖了个来访专用章。我如获至宝，这不就有了中央精神了吗？

下一步咋办？想来想去，对口，找省委组织部去。一位处长接待了我，他看了材料和中组部的批示，听我介绍了情况。他说：“你把材料留在这里，我帮你办！”我提心吊胆地提醒了他一句：“这东西丢不得呀！是我唯一的命根子啊！”他说：“不会，过两天，你再来。”过了两天，我先跑到他门外等着，一见他上班，就堵住他。他说：“你这些东西，我让三个部长都传阅了，我正在拟文件，内江、涪陵地区、你们厂，一家一份。文件中我加了一句，限期将处理结果报来，你放心了吧！”果然，不久涪陵地委给我厂里党委发来了函，正式给我妈摘了“地主”帽子。我的“出身”问题、女儿的“狗崽子”问题，通通都完满地得到了解决。“气不过”的气，烟消云散。

几年后，我再次见到我涪陵地委那位朋友，他主动地向我握手称谢，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说：“你帮我们地区办了件好事，那时，‘土改错划’，是禁区，谁都不敢碰、怕触雷，你这问题一解决，该办的冤案，大都办了。”

我老妈平反了，她能再迁回成都吗？县公安局表示：“可以迁，要成都来个准迁证。”好，到成都派出所去办，人家说：“已经回乡的不能再回城。”那时，城乡是二元结构，还没人敢讲“一体化”。

现在，大讲孝顺父母，我是个独生子，这个伤残老妈，总不能不养吧？幸好，我们居委会主任李伯伯，了解我家情况，一脚一手包办。先是居委会向派出所申请，报公安分局，再报市公安局，终于发了准迁证。我专程去垫江，把老妈接回成都。

老妻来车站接车，多年不见，发现这老妈不用拐杖，已不能走路。后瘫痪不起。

1991年老妻脑溢血病逝。1992年老妈走了，死时因长期卧床，手脚已不能伸直。她艰难地走完了大半生“地主”、小半生“非地主”的人生。

年轻的朋友们，我讲了这些，你们现在听起来，可能觉得不懂、无聊。不懂吗？那是社会历史。无聊吗？那是无奈！

51 我的出身

出身、成份，这两个词，是我1950年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填表时，才碰上的。那时，我没学过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新区还没土改，真的弄不清。

怎么填？“出身”这一栏，我看大家都不愿填“地主”，那我来填一个吧！好奇、冲动，什么原因，我说不明白。“成份”，当然填“学生”。你们以为我在讲笑话？没撒谎，千真万确。

我曾经听人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说几个领导研究上报“右派”名单，算来算去，还差一个。有位领导和我不懂“地主”一样，不懂什么是“右派”？随口说了一句：“把我报上吧！”

我父亲长期在电报局工作，解放前，当中学英语教师。因父亲抽大烟，母亲还兼作小买卖，卖点日杂用品维持生活。家中原有点地，因我读书早卖了，余很少。在县城租房住，临解放前不久，伯父在城墙脚不远，修了个土墙茅屋，邀父亲搬去同住。因地处农村，我家一下变成了农业人口。最初评为中农，减租退押评为富农，土改时认为我家生活较好，划为地主。我出身没有填错。

我是独生子。1952年父亲病逝，农会同意我母亲迁来和我同住。五十年代，我国举行第一次人民代表选举，老妈经审定有选举权，光荣地领取了雪白的、盖上大红公章的选民证。你别看老妈不识字，她知道有选举权，她已变成了“公民”，对选民证保管得可好了，用红布包得严严实实的。从这以后，几乎任何一次公民选举，她都有选举权，她那存放选民证的小包，加上了一张、又一张。

1964年，开展四清运动，那时我在贵阳。妻单位有人站出来给她打招呼：“你家婆婆是地主，应该遣回原籍，早走早主动，省得别人找麻烦！”天哪！有选举权的人，不算公民，还是地主？妻自己都说她脆弱，领导怎么说、就怎么办。她从没去过我的垫江老家，这次，她孤身一人，送老妈回家，往哪送？县城我有个堂哥，那时老妈已六十多岁了，就寄在他那里，托他照看一下吧。到县公安局上户口，人家掌握原则，地主一定要回农村安置。好不容易，又找到我家住农村的一个堂弟，在他家总算落下脚。妻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返回单位，如释重负。为啥？不是早走早主动、少麻烦吗？

老妈在农村一呆十多年，认认真真劳动改造，不慎在一次田间干活时，摔断了腿。堂弟来信，说已送县人民医院，后又说已经痊愈出院。真的好了吗？断腿没有接好，错位愈合，人要拄拐杖才能挪动，成了残废。这次老妈受伤，我没回去，为什么？她是地主，一个共产党员能当地主分子的孝子贤孙吗？据说现在某名牌大学称，不孝顺父母的不予录取；我这不孝顺父母的人，还有资格当共产党员吗？人变成了双重人格，难呀！

平时，我是怎样奉养老妈的呢？寄钱养她，有个划不清阶级界限的问题，咋办？为这事，我专门回去了一趟，找了生产队的支部书记，记得我是到书记家去拜访的，我主要的问题，是每月给老妈寄多少钱，才能得到农民认可。不然，老妈还在过地主阶级的生活，我咋向组织交代呢？这位书记好象没听懂我的话，他没有经历过我的处境，没有我作为党员的顾虑。他关心的另外一件事，他说：“你只要不欠生产队的口粮款，我们保证分够她的口粮。”唉呀！答非所问呀！于是我自己划了一个杠杠给他说：“口粮款，我保证按时交纳，我每月另给她寄10元生活费，高不高？”懂了吗？我怕的是我给老妈钱寄多了，他们有意见。他这次好象意识到我专程来访的原因了，他非常轻松地讲了一下过去：“你们家，我知道，是贫民，评成份的时候，一轰而上。我们没把她当什么，你放心，寄10块钱可以嘛！”从此，我按照书记的认同，每月给老妈寄10元生活费，按时给生产队寄口粮款。

过去的事，有的说得清，有的永远说不清。

50 精神病女儿

1972年，为便于照顾受刺激的曾丹娅，我们商议，将她调回成铁中心医院，因老妻在那里工作，比较方便。

一个人，如果人家把你认为是精神病，正常也会变成“非正常”。一次，成都闹水灾，丹娅冒着危险，骑车冲过深水，去到医院，一位领导看见她那狼狈的样子，转身就骂：“神经病。”

丹娅失眠，老妻让她住院调整一下。不两天，有人认为万一“出事”，负不了责，坚持要转送精神病医院。1973年6月，丹娅被送入营门口精神病医院，戴上了“精神病人”的帽子。从此，不少人开始把她当“太空人”看待，异类！

精神病院就那么好住么？这里，各种类型的病人都有，有的抑郁，有的狂躁，有的吵闹不休，让人恐惧。女儿那么小，那么清醒，进精神病院是最佳选择吗？最近，我偶然翻到了老妻关于女儿住院的几段日记：“1973年8月5日。送走了丹娅，心情非常沉重，在路上丹娅说：‘又好象小时候送我去托儿所一样，送到了你就走了，他们又把我关起来。’丹娅说：‘我好可怜，怎么得了这个病！我希望你天天来看我。’又说：‘你哪有那么多精力，哪天你病了你就不能来了！’‘我好害怕那些医生、护士，我一闹，他们就要把我捆起来。’我说：‘你不要闹嘛！’她说：‘我觉得闹一下才舒服，我还是去上班，还会好一些。’”天哪！这就是一个清醒的精神病人对“住院”的真实感受！

应医生的要求，老妻到病房去陪丹娅住过一夜，看老妻是什么感受。“1973年8月12日。10号下午去医院看丹娅，江医生把我留下来在病房陪丹娅住一夜，那一夜真是不平凡，整夜一会有人哭、一会有人唱、一会又有人在不停地走来走去……第二天，看见丹娅做完针刺治疗，就一道回家了。”

我计算了一下，丹娅1973年住院到1988年回家，先后断续上班4年，住院11年，回家后和家人一块生活了20年。这里，再看老妻的另一段日记：“1973年8月8日。我想能否接她出来几天，叫渝宝回来照顾一下，不好，再送她去医院。老胡不在，真急人！病情为什么愈来愈发展，是病本身的发展还是进了精神病院的刺激，她本来最害怕患精神病，住进去了，就一定得承认是这个病，这会引起别人更看不起她，的确是可怕的。我想，让她回家来住，环境总比医院好，住川医怎么样？人真是没有了主意。正象丹娅说的，她为什么要得这个病，为什么我们家要碰上这样的问题？医生说丹娅病程太长了，是我这个做医生的妈妈把她耽误了，真是这样的吗？太可怕了！”

“人应该经得起考验的，是的，考验是痛苦的。人都希望下一代比自己更幸福，可是，丹娅为什么又这样的不幸！”

“人的感情不能太脆弱，要坚强，人就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人要生存下去就得斗争。毛主席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中心就是要斗争，在人生的征途上是会碰上各种各样的问题，决不能做软蛋！但我自己毕竟是太软弱了，一切只怪自己，总是息事宁人的态度，不然孩子们也不会这么脆弱，这样胆小，造成这样的结果！”

“是的，医院里太冷酷了，病人和医生没有真正的同情，她多需要温暖啊！还是接回来吧！”

平时，我们常说：声声血、字字泪。这哪是日记？这就是见证。

其实，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太希望她能痊愈了。出院、上班、停药、翻病。多几个反复，病情就更严重。

1982年初，有天夜里，老妻看见丹娅忽然从厨房拿着菜刀出来，幸好她警惕性高，马上退回另一间屋，把门关上。她在外把房门、桌子都砍烂了，惊动了四邻。邻居故意在外敲门，高声大叫，转移她的注意力，闹了一夜，等我接到电话，下午赶回家时，她已安安静静，若无其事。我问她：“你昨晚干什么了？”她说：“我一时糊涂，弄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她特别强调：“妈妈头上的包，可不是我打的！”还说：“糟了，爸爸回来，一定要把我送派出所关起来。”她现在一句也没说胡话。

那些天，弄得我和老妻晚上不敢回家，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再糊涂”，虽然她一再要求不去精神病医院，最后，只能强迫把她送去“关”起来，一“关”四年！

有次，老妻在报上看见宝鸡某医院，可以用动脑手术的办法，治疗这种狂躁型的病人。可怜天下父母心呀！她又独自一人去宝鸡、上西安，找医生、求良方。她西安四军医大学的同学劝导她说：“这种手术还不成熟，可能留下重大后遗症。”怏怏而归。

丹娅住精神病院，用过各种疗法，如电休克等，病人十分痛苦！用过各种新药、贵药，每年费用高达一万多元。后转入成铁局夹江精神病院，用最古老、最便宜的药氯氮平（二、三元一瓶），半年后出院。医生一再讲：“这病只能控制症状，不能根治，回去药吃维持量，不能停药。象这种病人，回家过正常人的生活，是最好的治疗。”

这话能信吗？

二十年了，病情稳定。

我们的白衣天使们：如果早有人这么简单告诉我，我们能受这几十年折磨吗？女儿能受那么多罪吗？

这二十年，丹娅只要有我在一块，不论远近，她都去；没我同行，再近也不去。慢慢，我认识到，没我，她没安全感，害怕，有“迫害妄想”。从此，我认真陪她，形影不离，我自称“模范爸爸”。我有一个牢固的信念：“如果我不照顾好她，咋对得起她死去的妈呢？”

老妻生前，把女儿生病的原因归咎于自己的脆弱，她用毛主席三个“不亦乐乎”的教导，鼓励自己坚强。老妻啊，前几年，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曾留下名言：“违反规律，何乐之有？”你是如此听毛主席的话的好党员，何错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