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猴年马月】国之瑰宝 -- 京虎子
家园 【国之瑰宝】十二、渐渐远去 第一次听说汤飞凡是在车上，一位很敬重的老师突然大发感慨：如果汤飞凡不死，肯定能获诺贝尔奖。中国居然有这般人物？从此这个名字长留心中。
汤飞凡的弟子告诉我，老师把沙眼病毒接种在自己眼睛里，冒着失明的危险证明了病毒的致病性，成为卫生系统为科学献身的典范。
汤飞凡的下属告诉我，汤老每天戴着白手套在实验室里到处摸。当时大家就是用鸡毛掸子打扫，怎么能过得了关？就在汤飞凡一次又一次的严厉训斥下，中国生物制品标准化水平提高了。
听过汤飞凡课的前辈回忆，当时什么都不懂，竟然问那种肤浅的问题。汤先生居然认认真真的回答，使他对科学产生了真正的兴趣。
见过汤飞凡的老职工讲，由於夫人比自己高出一个头，汤所长与夫人出行时一定先行两步，高高地挺起胸脯，给人一种威严。
卫生界的朋友议论，汤飞凡的最大功绩在于建设了中国的防疫队伍，这只队伍不仅仅经历了抗战，而且在十年动乱中也经受了考验。而中国防疫系统近年来的衰落，包括应付萨斯的拙笨，也因为这批汤家军日益凋零，因为汤飞凡的过早辞世。
所谓成者萧何败者萧和，中国卫生防疫系统因为衣原体而名扬天下，也因为衣原体而臭不可闻。去年那令人哭笑不得的萨斯病原为衣原体的诊断让人再一次想起汤飞凡，这位衣原体之父，这位严谨的科学家，这位为国为民的英雄。人们已经不敢期望防疫工作者们能作出汤飞凡般的成就，现在连做好本职工作都成了奢望。那些继承者们何以面对汤飞凡的在天之灵？
朝代更迭之际，中国的许多科学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新中国，同时也选择了风风雨雨。在卫生系统，一批曾经受国民政府器重、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要职的学者也作出这样的选择，如汤飞凡，如颜福庆，以及接替颜福庆担任卫生署长的金宝善等等等等，他们在新中国建国后的遭遇令人惋惜。这些人称得上是国士，可惜无人以国士待之。
汤飞凡和野口英世，两人在科学上的造诣不相上下，然而比起对民族对国家的贡献，则有天地之别。野口英世一直在美国从事研究，死后也葬在那里。汤飞凡为中国现代医学教育而归国，为了祖国防疫事业多次放弃出国定居，在抗战中立下卓越功勋。可是现在又如何？
野口英世经渡边淳一重新发现，成了日本的国宝，他在纽约的墓地成了日本人旅游的圣地，新版日圆上印上了野口英世的头像。
而我们那？昙花一现的对科学家的崇拜再一次变成对武夫的敬仰，我们的渡边淳一们在粉饰太平，添帝王将相的屁股超过了无耻的程度。野口英世在日本人人皆知，汤飞凡在中国除了卫生系统一些老人外几乎无人知晓。相比之下，岂止是一个惭愧了得！
离我们渐渐远去的除了时间以外，还有一种东西叫做：魂魄。
(全文完)
家园 不顶无人性啊 家园 虎大人，我也想转一下，让更多的人知道汤英雄，您看行吗？另外想问你一个别的问题 星期四看《南方周末》，看到一篇介绍俄罗斯的艾滋病状况的文章，说到俄罗斯感染艾滋病的人差不多已经达到了1%，然后说到以后基本上就不再能控制了。是这样的吗？难道达到1%以后就那么难控制吗？
附：青铜骑士下的阴影
南方周末 2004-07-22
青铜骑士下的阴影
――俄罗斯的艾滋病“定时炸弹”
■欧美现象
□皇甫茹
现在世界上哪个地区艾滋病传播得最快？不是专家不再寄予希望的南非，也不是7月11日至16日刚刚主办了第十五届国际艾滋病大会的东道主泰国，也不是开始重视艾滋病危害、以500人之众出席会议的中国(虎子大哥这次回国是不是也是为了参加这个？），而是俄罗斯。
2004年2月，在一份题为《扭转疫情：现实与政策选择》的报告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第一次对前苏联地区和东欧国家艾滋病扩散发出警告。UNDP估计，俄罗斯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在短短两年内翻了一番，目前约为130万，而2002年时这一数字仅为60万。
130万，意味着俄罗斯艾滋病感染程度已经抵达总人口1％这道门槛。经验表明，一旦越过这一门槛，再作出任何努力都无法阻止艾滋病扩散至全社会。十年前，南非的感染程度也是1％，今天，该国的感染率已为20％。UNDP的报告说，今后20年的情况将是最糟糕的，可能有1200万俄罗斯人死于艾滋病，约为俄罗斯现有人口的十分之一。
早在2002年，世界银行一份题为《俄罗斯艾滋病的经济后果》的报告，便将艾滋病称为俄罗斯前途的“定时炸弹”。由于艾滋病死亡者主要是青壮年，世界银行因此估计，今后20年内，因为艾滋病造成的劳力损失和天文数字的医疗费用，可能砍掉俄罗斯经济的10％。
这是一个新现象，但新现象背后也许是别处已经发生过的老故事。
2003年，俄罗斯正式被G－8高峰会议所接纳(之前俄罗斯参加政治会谈，但不参加经济会谈)，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意味着西方世界对俄罗斯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的肯定。但是，前苏联的痼疾不会一朝痊愈，长期自我闭塞的生活和自我陶醉的宣传所造成的夜郎心态，依然影响着这个国家。
俄罗斯人普遍把艾滋病看作“西方病”，认为其根源是西方人的道德堕落。而俄罗斯民族拥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再加上新闻媒体无微不至的正面教育，艾滋病决不可能威胁到俄罗斯。于是，一个纯粹的医疗卫生问题，被当作了事关民族荣誉和执政者威望的政治问题。如果有人居然感染了艾滋病，那一定是因为道德败坏的缘故，不说活该至少也不值得同情。政府在预防艾滋病上的态度，让民众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把艾滋病人当作瘟神，结果就是艾滋病在患者不知或刻意隐瞒的情况下加剧扩散。
尽管国际组织多次发出警报，然而今年成功连任的普京总统也只是在国情咨文里用不多不少的一句话，表示要注意这个问题。事实上，俄罗斯2004年的防治艾滋病预算只有400万美元，100万用于预防，300万用于治疗。俄民间组织说，这点钱用于新生的艾滋病婴儿都不够。俄罗斯今年将降生的艾滋病婴儿有六千人，即使把400万美元全部用给新生的艾滋婴儿，每人也不过670美元。
美国广播公司(ABC)“夜线”节目7月12日播放了一组关于俄罗斯艾滋病状况的电视片。关注的焦点是圣彼得堡这个昔日帝俄之都，如今的俄罗斯“艾滋之都”。这里的艾滋病传播仍然遵循着传统的渠道―――性工作者和吸毒者。吸毒者往往被看作罪犯，他们不敢去药店，大多数只能在街角偷偷用肮脏的旧针头注射，导致艾滋病快速传播。圣彼得堡刚刚开始向西欧一些国家学习，免费更换旧针头。但偌大的市区，目前只有一辆医护车巡回发送。
圣彼得堡拥有俄罗斯惟一的艾滋病孤儿院。孤儿院设在一栋建于1928年的旧房子内，能容纳30多人，几乎全都是艾滋弃婴。管理人员每天都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询问空缺。但是，至今还没有一个孩子被收养，而最大的已经7岁，怎么可能有空额。没有哪一家敢领养艾滋孤儿，社会总体的态度仍然是这样。
经医生诊断，余日无多的艾滋病病人相对而言则是幸运的。他们会被送到城市的临终关怀医院。他们在临终之前终于受到了良好治疗。让医院引以自豪的是，这所医院用的都是专利药，而非廉价的仿制药，疗程也与美国相同。ABC记者觉得奇怪：用专利药治一个人的费用，使用仿制药可以治五个人，为什么不用仿制药？院方用反问来回答ABC的记者：你们在美国为什么只用专利药而不用仿制药？然而，笔者印象更深的还是一位年青病人的话，他说：他宁愿患艾滋病死去，也不愿在这里接受救济。这位病人和这所医院，都体现了对生命尊严的一份执著―――个人要求活得有自尊；政府至少也保证艾滋病人体面地走完生命最后一程。
圣彼得堡是一座伟大的城市。大街宽敞洁净，绿荫处处。“十二月党人广场”上的青铜骑士像(彼得大帝)巍然耸立。去年三百周年建城庆典，俄罗斯中央政府和市政府各花费了15亿美元整修，更令旧都焕然一新。彼得大帝的宫殿里，一代雄主似乎昨天才刚刚离去，一切都保存得那么完好。有些窗帘桌布，明明是新的，看那图案织纹，却又绝对不是现代机械的产品。询问解说人员，果然，这是专业艺人严格遵循古老的程序，完全用手工制作出来的。走在大帝的瑰丽夏宫里，不由得要为俄罗斯人保存每一历史细节的那份精致所感动。他们确实是一个骄傲的民族。但是，保存得如此生动的历史，在艾滋病袭来的阴影前，又将要交付谁来观瞻？
那所孤儿院里，一个两岁的女孩，吃完饭后，走到镜子前，对着里面看看，笑了。然后，她把脸凑上前去，给了自己一个吻―――虽然富有爱心的护理人员也会抱抱这些孩子，但是却从未有人敢去亲吻他们。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转载没问题 AIDS的论点是门外之见，感染率到一定程度后感染会放缓。
家园 京兄别灰心，雨过一定会天清，中国现在象个TEENAGER，会长大的。汤先生的 这缕魂魄京兄不是在文中传承下来了么？
再一次谢谢京兄的好文，从心底里给京兄鼓掌。
家园 叹息。敬佩这样的人。也愿有更多的人可以敬佩，有更多的人敬佩别人 家园 最可怕的不是少了汤先生，怕的是多了张医师！ 家园 虎子最后一段说得是实在话, 可惜不少人会觉得不舒服的.
家园 长叹无言
家园 【国之瑰宝】十一、身后那些事 没有通知亲友，没有举行葬礼，何琏一个人伴随遗体火化，悄悄地捧回骨灰，放在自己的卧室。完成了汤飞凡在遗书中的交代：把桌上的六本书还给谢少文。然后是漫长寂寞的岁月，二十年。
曾经与世界先进水平并驾齐驱的中国防疫生物制品业自毁长城，每况愈下，加上十年动乱，与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来越大。这些年来人心涣散，私欲横行，以至在萨斯流行期间大失国人所望，甚至发生实验室感染的重大事故。
连汤飞凡生前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因为人的私欲而长期被剽窃。
汤飞凡死后，中国的沙眼病毒的基础研究渐渐终止，与汤飞凡合作的眼科专家张晓楼站出来理所当然地包揽了各种荣誉，也包括靠重覆汤飞凡在自己眼里做的人体试验而发表的那篇论文。
汤飞凡属於自绝于人民，他的名字不能被提起，文革中更成了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大右派，於是这个名字消失了。人民画报上是张晓楼灿烂的笑容，报刊上一篇又一篇的介绍这位沙眼病毒发现者的先进事迹。写文章做报告接受采访，更为可笑的是，写论文时不得不引用当年的论文，他居然把第一作者汤飞凡免去。在黑白颠倒的年代，因为政治的需要，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拨乱反正后反而变本加厉，岂止是利欲熏心？
拨乱反正以后，本来汤飞凡没有戴帽子，不属於平反之列。但医学界的呼声太大，卫生部于1979年6月为汤飞凡举行追悼会，给予汤飞凡高度评价。
中国在重新发现汤飞凡，外国人一直没有忘记他。1980年6月，中国眼科学会收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的一封短函：因为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希望能够得到汤博士的通信地址，以便向他发出正式邀请，参加1982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第25届国际眼科学大会。
沙眼防治的最高荣誉终於属於汤飞凡，可是IOAT不知道，这世上早已没有汤飞凡。
颁奖仪式后来改在1981年5月的全法眼科学大会上举行，卫生部决定由汤飞凡的学生王克乾代为领奖，并明确通知了一起与会的时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主任委员的张晓楼。
发奖前一天下午，中国驻法使馆一位官员突然通知王克乾，组织决定明天改由张晓楼领奖。大会上张晓楼满面春风地接过奖章和奖金，并发言。令人不解的是，发言中没有一次提到汤飞凡的名字，均以“我们”代替。等大家看到奖章，才发现原来颁发给汤飞凡奖章改刻了两个名字，第一名居然是张晓楼。
誉满京华的通天名医居然能够施展乾坤大挪移，周旋于使馆和IOAT之间，两天之内偷天换日。
奖章拿回来，又是一轮报道采访，张晓楼正式成为沙眼病毒的第一发现人，国际金奖的获得者。可是有一个难题，原来奖章是发给一个人的，虽然临时刻上两个名字，奖章还是一个。张晓楼没有被难倒，他用原本属於汤飞凡的奖金复制了两枚镀金奖章，自己留一枚，交给汤家一枚，原件上交卫生部，一个圆满的结局。
人道青天不可欺，善恶人尽知。张晓楼的做法引起公愤，当年12月政协会议上，不少委员就提议严肃处理这种剽窃行为。国际上也有不少疑问，汤飞凡夫人和学生们从一开始就强烈要求卫生部澄清。
但是名医的能量无法估量，一件原本简单的事情一拖就是五年。总是说要顾全大局，维护中国科学界的声誉，始终没有解决。何琏骨子里的将门血气终於暴发了，于1986年8月写信到IOAT，要求一个公正。
四个月后IOAT回信：经了解，沙眼金质奖章是授予汤飞凡的，为了澄清起见， IOAT将复制一枚新的奖章。不久汤家收到新奖章，旧奖章自动作废。新奖章的后面只刻着一个名字：汤飞凡。
汤家除了新奖章外，依旧保存那枚私自复制的旧奖章，作为近代中国科学史上一大丑闻的见证。
1992年，国家发行中国现代科学家(第三组) 邮票，里面包括汤飞凡。三年后，为夺回本应属于自己丈夫的成果和名誉而耗尽精力的何琏在北京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