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Too big to fail? -- 须弥一芥

前文讲过格林伯格 “开明专制”的管理风格给AIG带来了活力和效率，也带来了问题和隐忧。

AIG的阿基里斯之踵就是离了格林伯格怎么办？

格林伯格曾经将他的两个儿子作为接班人培养，最终两位太子也受不了老爸，先后离开AIG分别找了个小点的公司当CEO。Jeffrey 去了马什(Marsh & McLennan) 世界最大的保险经纪商，Evan 去了ACE--世界最大的财险、意外险和再保险公司之一。

2005年是格林伯格加入C.V.Starr公司的第45年，掌管AIG的第38年，5月4日是他80岁的生日。

80了您还不退休？

格林伯格的回答是“人有两种年龄，一种是身份证上的，一种是心理上的。我认识一些40多岁的人比不上年纪大很多的人，不管是在网球场或商场上。”---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格林伯格年近八旬仍保持过人的精力，每周工作至少80至90小时。对他来说，为了不断搜集信息，就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睡觉。他的高阶主管时常搞不清楚老板到底需不需要睡眠，因为不论他人在何方，主管们几乎每个小时都会接到他的来电。

精力充沛的格林伯格自我感觉很好，接班人问题就没怎么重视，后来竟成为AIG崩溃的关键因素之一。

正是“在最广泛的领域满足所有人的任何要求”的野心,使得AIG在产品与服务上的持续的创新，但有些偏离轨道创新的结果是一系列的丑闻。

比如从1997年开始,AIG开始推销一种所谓的“非传统”保险产品,它具有“损益表过滤器”作用,可以帮助公司把一次性的损失分摊到未来几年中。手机销售商Brightpoint公司发现1998年第四季度的亏损将达到2900万美元时,CFO John Delaney 和当时的风险管理主管Timothy Harcharik,向AIG旗下一个专门负责处理企业亏损的部门——匹兹堡国民联合火灾险公司求助。

匹兹堡国民联合火灾险公司向Brightpoint公司提供了一种的可回溯保单。Brightpoint公司可以在三年时间里,按月向国民联合火灾险公司支付保费,总额为1500万美元。而AIG火灾险则通过保险索赔的形式一次性返还给Brightpoint公司1190万美元。这笔资金入帐后,Brightpoint公司的年度亏损正好可以控制在先前宣布的1800万美元内。

这一过程表面上通过合法的保险合同进行,实际上该交易却与当年能源巨头安然公司粉饰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债务所用的特殊衍生金融工具非常类似。2003年9月,Brightpoint公司和其两名前高管被SEC罚款45万美元,AIG支付1000万美元罚金,以了结SEC的指控——通过欺诈性保单帮助Brightpoint公司隐瞒账面亏损。

在因安然公司垮台引起的质疑会计操纵的大漩涡中,美联储曾对以匹兹堡为基地的地区性银行PNC的会计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涉及PNC与AIG组建的三家持有相关贷款(即证券化的贷款)的公司,试图确定这些贷款的风险是否真的转移给了投资者,以及银行保留的利益是否会影响到贷款的安全和品质。SEC也向 AIG和为贷款证券化提供咨询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发出传票。就是要弄清楚银行是否在利用贷款证券化,以消除资产负债表中的坏帐。

调查发现AIG旗下子公司AIGFP为PNC设计了一种特别的产品,帮助PNC将7.62亿美元的债务和不良贷款得以从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转移出去。PNC最终解决了与SEC之间的问题,并向司法部支付了约1.15亿美元的罚款。

事情暴露后,AIG赶紧公开声明公司并未以PNC交易的模式进行其他交易。在拒绝配合SEC和司法部,向他们提供希望必要信息的同时,AIG在公告中也弱化了这一事件对AIG的影响。事实证明,AIG在撒谎。

2004年10月14日,纽约州检察长斯皮策(Eliot Spitzer)起诉大型金融服务公司马什(Marsh & McLennan)存在欺诈行为。AIG与马什的业务往来于类似AIG与PNC的交易。在斯皮策提出指控后的第二天,AIG的两位管理人员对“图谋欺诈”的罪名供认不讳。不久,ACE助理副董事长阿贝拉姆也承认“串谋妨碍竞争”的指控。

丑闻牵涉到了格林伯格父子三人，最终Jeffrey在2004年10月25日从马什辞职。

风头正健的斯皮策乘胜追击，最终以AIG与通用再保险公司的会计操纵案用击倒格林伯格，并且把股神巴菲特也卷了进去。

在这个案子里格林伯格即不是这起犯罪案件的被告，也不是证人。斯皮策形容他时用的词汇是：未被告发的同谋。

To be continue......

先把因祸得福说完。

1995年正是通膨狂飙的年代，1994年CPI是新中国史上最高的24.1，为此财政部曾经将长期储蓄存款的保值补贴率提高到创纪录的12.98%，加上定期存款利率，1年期以上的定期存款收益每年可以超过25%。

围绕对保值补贴率的猜测，在1995年2月23日的爆发了中国证券史著名的“327国债期货事件”，这么戏剧性的事，当事人讳言莫深，没有官方调查结论，也没有人敢抽丝剥茧，让事实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最终其种种内幕被深深地掩藏下来。

2008年4月29日，魏东纵身一跃，又少了一个关键的当事人，迷雾更深了。

通胀这么高，保险公司寿险产品的预定利率相应的也非常高，但一旦通胀降下来，利率也步入降息通道的话，未来这些产品的支付就会使保险公司发生极大的损失。当时保单卖得越多，保费收入越多，业务量越大，市场份额越高，出现亏损的也越高，寿险业务占前列的中国人寿和平安因此形成了多少亏损，没人能算过，也没人想算过。

友邦的因祸得福是在事态平息之时，正好通胀降下来，长期稳定在3%以内，利率也步入降息通道。中国人寿和平安被迫调整产品，业务受到冲击。再加上友邦的产品正好适销对路，业绩一下子又好起来了，但再也没有恢复往日的辉煌。

中国结是造型独特、绚丽多彩、内涵丰富的传统吉祥饰物，不同的中国结代表着不同的寓意。

先把AIG中国结比作AIG割舍不断的中国情结。

在纽约格林伯格的办公室里，墙壁上镶嵌着雅致的中国色调装饰。AIG总部每周有一天是中国餐，AIG纽约总部的办公楼里能看到很多华人员工；而格林伯格对中国艺术珍品也有异乎寻常的收藏热情。格林伯格一直是加强中美商业和政治联系、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积极拥护者与倡导者。

1990年，应上海市政府的邀请，格林伯格倡导并带领国际知名企业家发起了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并担任了首任主席，AIG每年都是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赞助者。1994年，应北京市政府邀请，格林伯格担任了北京市政府高级顾问。1999年，应广东省政府邀请，格林伯格担任广东省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议顾问。

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中国在为加入WTO几经挫折的时候，他四处发表演讲，倡议美国政府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并尽快完成了中国的入世谈判。因此，他一直被认为是主张加强中美关系的“幕后声音”。

1996年，AIG获准并将上海外滩17号改名为“友邦大厦”，友邦大厦的启用仪式于1998年5月13日举行，友邦保险又回到了60多年以前他们所在的老宅，成为第一批迁回上海外滩旧址的外国商业机构之一。

AIG还重视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及慈善捐助。1993年，格林伯格指示AIG在欧洲的分支机构，利用史带基金会花了51.5万美元，协助中国国家文物局购回 20世纪初从北京颐和园中被掠夺的10扇铜窗。1995年，史带基金会捐款85万美元在上海博物馆建立史带钱币陈列馆。史带基金会还曾先后赞助世界著名艺术团体及艺术家来中国访问，以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如美国保罗泰勒舞蹈团、美国芭蕾舞剧院、亚洲青年管弦乐团等团体的中国巡演等。

2003年6月25日，格林伯格先生在世界因为SARS隔离中国时再访上海。他说：“我非常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此时此刻回到了上海。我想向世界证明，‘非典’ 阻碍不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中国投资没错。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此时此刻‘回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2002年6月在友邦北京分公司开业时，格林伯格先生戏言，等到将来有一天，不但友邦保险公司可能会重新把它的总部从香港迁回上海，AIG的总部也有可能从纽约迁回上海。到那时候，他们会在上海建一座比纽约总部更大的建筑。现在看来，被清算后重生的AIG很有可能实现这一预言，AIG中国结就最终是美丽圆满的如意结。

风筝是中国人的发明之一，风筝可以飞得很高，但线可是由人攥着，让你飞多高你才能飞多高。

AIG的中国业务就像风筝一样，线始终攥在政府手里，逼急了就稍微放放。

当中资保险公司大肆跑马圈地的时候，友邦保险却受政策的限制始终偏安一隅。格林伯格为此写信给朱镕基总理，威胁要杯葛中国加入WTO，朱镕基曾气得大骂，但还是忍住后回信安抚格林伯格。保监会就适当地放松了一下对友邦分支机构设立的限制。

友邦在中国大陆的布局中，设立了上海、广州、深圳、北京、苏州五家分公司和佛山、江门、东莞三家支公司。全部独立经营、独立核算，相互之间并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即便是从名义上看到的分、支公司之间也并不存在任何上下级关系。这八家的牌照都是中国加入WTO前批准的，之后再也没有新的牌照。

1992年9月25日，上海分公司开业；

1995年11月第二家分公司在广州成立；

1999年10月19日深圳分公司开业；

1999年11月17日佛山支公司正式成立；

2001年12月10日，中国入世前一天，友邦保险则再次拿到了4张独资营业的执照。

2002年6月11日北京分公司开业。

2002年7月苏州分公司开业，2006年7月，经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批复，友邦保险苏州分公司的业务经营范围扩大江苏省，同时更名为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2002年11月东莞、江门支公司开业。

友邦在中国17年来，经营地域仅限于上海、北京、江苏省和广东省4个地区。美亚和友邦同时在上海落地，经营地域仅限于上海、北京和广东省3个地区。

在经营地域受限的同时，经营领域也受限。比如团险的执照在中国入世后3年过渡期满后，所有外资合资的寿险公司都批了，友邦的一直拖到2006年上半年。

AIG在中国不仅仅有友邦，另一个重点是美亚。在很多自由行的攻略里，买的境外旅游意外险就是美亚的。

1992年，AIG旗下美亚保险公司（AIU，简称“美亚保险”）成为第一家在上海获准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的外资保险企业；

1995年，获准成立广州分公司；

1999年，美亚保险先后获准成立佛山支公司及深圳分公司。

2004年，美亚保险在中国的所有分支公司均已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获准向本地所有企业及消费者提供财产及意外险服务。

2006年，美亚保险广州分公司获中国保监会的批复，可在广东省全省范围内开展业务。2007年7月，AIG获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将其在中国的分公司改建为在中国注册的全资附属子公司—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2007年10月29日，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在上海正式宣布成立。

2009年3月6日，北京分公司正式宣布开业。

友邦一度想将8家分支机构整合在一起（“分改子”），变成在中国注册的一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全资附属子公司，但最终成为泡影。

2007年12月10日，保监会对友邦的申请批复不予批准。因为友邦拟将上海分公司改建为子公司，实质上是申请设立一家独资寿险公司。而中国在入世时的承诺是合资可以（中方不少于50%），独资不行。

坚持独立自主还是要抓住机遇发展壮大，真是个两难的选择。

就像哈姆雷特所说：

To be or not to be , this is a question?

To be continue......

1994年，首任平安上海分公司总经理何志光（原人保广西分公司副处长）带着80万创业资本闯入上海滩。平安当时的目标是打倒友邦。

当时友邦在上海如日中天，打倒友邦谈何容易。

时至今日，几乎所有上海平安高层都承认老保单事件给了平安可乘之机，让平安上海于1996年一举超过友邦。

1995年，一位老上海拿出解放前投保上海友邦的寿险保单，要求友邦给予赔付——这事儿也只有在上海才可能发生，经历了多年战乱，还有人精心保管着几十年前的保单，上海人的精细可见一斑。

然而，友邦基于法律原因不肯理赔，因为友邦确信现在的友邦与解放前的友邦没有法律上的继承关系。从前文我们已经知道,1931年成立的友邦人寿(ALIC)后来被斯塔尔改成了美国通用人寿,现在的友邦(AIA)以前叫四海,1948年改名叫友邦保险(AIA)。所以,现在的友邦上海公司和1931年的友邦确实不是同一个公司。友邦拒绝赔付，在法理上站得住脚。

但当时几乎上海所有的媒体都投入到对此一事件的报道中了，不管法理如何，从情绪上，上海人认定友邦在赖账，这对友邦在中国的寿险业务构成了沉重打击。再加上个人营销的模式（个人认为其激励方式和分配机制极为类似传销，只不过产品不同）当时很难被公众理解，媒体对其质疑声也愈来愈高。

上海“老保单”事件的结局如何,任何权威的媒体和网站都找不到，只能成为一个谜。

以前我讲过危机中的哲理，格林伯格总是把回娘家挂在嘴边。回娘家肯定有人翻旧帐，往事并不都是美好的回忆。其实仔细一想，还能有多少老上海保存着老友邦的旧保单？肯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友邦大可以高调兑付，并且借机发动上海人搜寻对老友邦的美好回忆，包装自己的诚实守信，值得托付一生。这样的话化小钱办大事，事半功倍。在法律上较真，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对保险公司而言，信誉是他们的生命线，任何一次全局性的公关危机，都可能将一家保险公司淘汰出局。

事件的最终平息，很可能有政治因素。

199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友邦冲击波》的文章，肯定了自1992年底进入中国寿险市场的友邦为我国寿险事业的发展带来的巨大影响和积极作用。《人民日报》作为中央党报历来有指导舆论导向的作用，此篇文章一发表，各类报刊对友邦不利的报道几乎绝迹。从某种程度而言，这篇报道使友邦摆脱了尴尬的处境，友邦媒体上的企业形象开始正面居多。

但危机公关始终是友邦的弱项，2006年深圳“重疾险”事件又让友邦在同一个地方摔了一跤，最终如何解决，当事的双方都保持沉默，又只能成为一个谜。

　　1988年3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由深圳蛇口工业区招商局和工商银行深圳信托投资公司合资创办了我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总公司设在深圳。1992年，该公司更名为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经营区域扩大至全国，遂成为我国第三家全国性、综合性的保险公司(第二家是1991年4月，由交通银行保险业务部分离出来组建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总部设在上海。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家总部设在上海的保险公司。)。

　　1994年，平安力请台湾中兴人寿副总经理黄宜庚等有市场经验的台湾保险职业经理人，同时“偷师”友邦在上海的火爆的寿险个人营销体制。黄宜庚的加入，拉开了平安引入外脑，即海外人才的序幕。1995年初，平安与国华人寿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国华以营销顾问的形式协助平安进行寿险业务建设。2000年，平安进一步推出“龙腾计划”，拟邀集台湾岛500名保险人员西进，直接推到业务一线。跟随平安的脚步，太保推出“逐鹿计划”，也旨在吸引台湾市场的营销人才。这一段时间是台湾保险人才大陆淘金的黄金时间。

不管是龙腾还是逐鹿最后都夭折了。台湾保险人才的高薪带来的高成本，大陆本地精英人才的崛起及保险营销模式的创新步伐使得传统代理人模式正日渐式微。而银保、网络、电话、中介等新兴保险销售模式异军突起，多元行销模式带来的硕果开始市场意识到，在这个渠道为王的时代，“一条腿”走路的传统行销理念或将终结。

　　尽管如此，平安并不改引入国际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的做法。外脑--海外人才；外资--海外投资者；外体--海外的机制日后成为平安成功的著名的“三外”法则。这一做法让平安在2007年的大牛市中大发横财，马明哲因天价年薪备受指责，也让平安2008年在国际化的实践中折戟沉沙，铩羽而归。

1996年结束的时候,友邦的老大位置被平安上海一举超过。在整个市场规模以百分之二、三十的速度增长时,友邦的保费收入却不进反退,市场份额更是大跌至13%。1997年,其市场份额进一步下跌,仅占8%。反观平安保险,上海寿险的保费收入由1995年的2.7亿元猛增到1996年9.5亿元,市场占有率达到了33%。业内人士认为,友邦为挽回其信誉损失及重建美誉度至少用了两年时间。

但友邦却因祸得福。

To be conti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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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的一天，几个在旧上海作过洋行买办的老人接到通知，某时某地集合。

作为历次运动中都要被拎出来斗一斗的老“运动员”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会聚在一起，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出乎意料的是，一个美国人在居委会的领导陪同下走到他们跟前，先伸出手来说：“我是回娘家来了”。

这个美国人就是格林伯格。那是他第一次访华，据说要送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给周恩来，希望中国方面能批准AIG进入中国保险业市场，被当场拒绝。

前文说过，AIG发迹于中国上海，因政局变化被迫撤出，创始人斯塔尔去世前嘱托继承人格林伯格一定要重返中国。

1972年，尼克松首次访华后，无时不牢记斯塔尔遗命的格林伯格兴奋莫名，将手下的一位高管叫到办公室，激动地说，“尼克松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我要回去，我要第一个回到中国去。”这一愿望3年后才实现。

1975年的第一次访华，对于AIG来说，只能是试探性的，更重要的是联络感情，所以，格林伯格回中国总是在中国官员面前说：“我是回娘家来了”。格林伯格在任30多年，前后100多次访华，在中国政界建立了深厚的人脉。即使2005年格林伯格被赶出AIG后，在中国依然有巨大的影响力。2008年如果AIG在危机前请格林伯格重新出山拯救AIG，很有可能的一大部分救命钱会来自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保险业务逐渐萎缩，1958年至1978年这20年几乎一片空白。直到1979年4月，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纪要》，作出了“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策。1979年11月19日至27日，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明确：1980年京、津、沪三市可以在全市逐步展开；省和自治区原则上可以各选择三到五个大、中城市试办，省和自治区首府所在地和个别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城市可先走一步。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公司当时是“三无”公司——无机构、无人员、无办公用房。多方设法动员归队的老保险只有二三人，不得已还从江苏、上海借调几名老保险才算开张；办公地点落脚于北京西城区西交民巷22号。人事级别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直接属于中国人民银行，为局级专业公司。

与中国保险业逐渐恢复的同时，1980年AIG就在北京成立了办事处，地址就在友谊宾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家外资金融机构。

1980年9月，AIG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各出资250万美元，在百慕大注册了“中美保险公司”，各占50％股权。开始在纽约（1982年设立）和香港（1985年设立）经营业务。这家背景非凡的公司，开始是“同床异梦”，最终是“始乱终弃”。

对于格林伯格而言，中美保险就是其曲线进入中国市场的跳板，格林伯格一直期望中美保险能够开拓中国内地市场。这和中方共同开拓美国以及海外业务的初衷背道而驰（根据1980年9月27日双方签订的股东协议，公司的业务方针是经营美国、加拿大的保险业务和世界性的再保险业务以及双方同意的与中国贸易与商业活动有关的保险业务）。

AIG挺进中国市场的企图与当时的政策直接对撞，国务院办公厅曾发文批转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关于发展涉外保险业务增加外汇收入的报告》中已明确：“除国务院批准者外，一般不允许外国保险公司来华开业，以免大量保险费外汇外流”。

几经明争暗斗，1994年，中美保险散伙，投资的1000万美金打了水漂（成立后合资双方都有增资）。中美保险的纽约业务被美方以1美元买断，而香港的业务由人保接手。不料，接手之后中方才知道，其中暗藏地雷——香港工程劳工险，其后续责任大大超出预期。这些业务先由中国人保承接，分家之后转至中国再保险公司，成为中国保险业的又一笔坏账。

放弃中美保险是因为1992年AIG已经拿到了中国市场的第一张入场券。

因此，中美保险这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完成了历史使命，也不再需要了。

1992年，长袖善舞的格林伯格如愿以偿地让AIG比其他外资保险公司早4年拿到了在华经营的第一张牌照，友邦被批准以独资的分公司的形式经营，后来的外资保险必须在中国成立合资企业，而且股份不能超过50%。友邦成为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家外国保险公司，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家外资独资性质的保险公司。

这是中国政府对AIG的长期坚持不懈的投资中国，经营人脉，甚至在1989年在其他外资纷纷撤出中国时反其道加大对华投资的回报。

有一种说法是朱镕基力排众议，可考的是1992年3月，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保险业的一个会上说，我们得让外资进来，带着他们先进的管理和技术；当然你得让人家进来后有钱赚，有甜头，人家才会来。当然也有另一种说法，那是中央的一个政治决定。但直到多年以后，中国人保的老人仍然耿耿于怀。

友邦带来的寿险个人营销，开启了中国保险业的新时代，成为了当年震撼中国保险行业的最大事件。多年以后，影响依然存在。

1992年9月25日友邦保险上海分公司成立，友邦从台湾调来徐正广担任上海友邦第一任总经理，徐正广来上海时只从台湾带了一个人：营销大师李明亮。

1992年11月，友邦寿险代理在上海街头开始进行地毯式的垄断推销，出没上海大街小巷的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跑街先生和跑街小姐”成为当时上海市一景。对于靠政府或其部门指令坐等上门就可以活得好好的中国保险人来讲，当时被雷的“外焦里嫩”，下巴掉了一地，保险还能这么玩！

1992年，正是邓小平南巡之后，国内的改革开放重新启动和加速。“生老病死全靠国家”的信念开始遭到打击，上海人对寿险营销表现出欢迎姿态。

友邦先进的营销理念还有外资“超国民待遇”（当时国有保险公司仍需向上缴交55％的税费，而外资却可享受浦东的优惠税率）的优势先声夺人，再加上友邦的高佣金政策（友邦的代理人可以拿到40％的佣金，而国有保险公司的佣金上限是4.5％），友邦一度占据了上海寿险市场的90%。

1995年友邦在上海寿险市场取得垄断地位，它的对手中国人保一败涂地。

可好景不长，1994年底，总部设在深圳特区的平安保险进入上海寿险市场与友邦针锋相对，以及在处理“老保单事件”上的败笔，友邦马失前蹄，从巅峰跌落。

To be contin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