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让人看不懂的一些数据 -- 雪琴

转贴摘要：大跃进三题（曹东亚 新浪）

曹先生的这三篇文章，经他在网上同意，曾转贴在河里，但由于是全文转帖，被删了。现在在此帖下摘要跟帖。这不是什么很好玩的帖子，但我觉得会有很多河友关注，虽然也许不和谐，如有妨碍，就请铁老大删去。如果铁老大认为有用并允许，我觉得现在必定不止一位像曹先生这样的有心人，各位河友可以搜集有关文章贴上来，或可有助于大家的认识。

（大跃进三题这个题目是我加的，文前都有原题）

曹东亚先生的博客网址：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295108304_0_1.html

以下是曹先生的三篇文章：

大跃进运动中的一段经历（摘要）

李奎武口述 曹东亚 记录整理

1958秋，沟西撤乡建立人民公社，我担任公社党委书记。这年夏季，高里镇出了两个小麦高产典型，号称小麦亩产1600斤。秋天，朱里镇又出了个亩产1万斤的玉米高产典型。高里镇党委书记（县委常委）谢殿铎和朱里镇党委书记潘兆礼出了名。其他乡镇纷纷跟进。与沟西相邻、生产条件不如我们的车留庄乡平均亩产都报了1000斤。大家明知报高了根本不可能实现，但不少人就敢报，睁着眼说瞎话，上边就信。我不愿说谎，翘翘脚报了500斤。因为沟西产量报得最低，我被狠狠地批了一顿。9月下旬，昌潍地委在五莲县召开地瓜追肥现场会，介绍当地打死狗煮狗肉汤浇地瓜等经验。我参加了这个会，去来大约五六天时间。当时，沟西正按县委指示组织社员深翻土地种麦子，要求翻地1尺半，必须达到标准，否则不许下种。过度深翻土地势必打乱土层，不利于庄稼生长，所以群众不接受，采取应付态度。沟西山后郑家村支部书记是个转业军人，思想不通，背着公社让社员在黄烟地里套种了麦子。烟地里套种麦子，公社干部不易发现，等烟叶打得差不多时，麦苗露出来了。我从五莲开会回来发现问题，为时已晚。虽然麦子苗情很好，但这样套种肯定不会达到深翻标准，翻掉重新种已经来不及了，党委班子商量了半天不知如何是好，决定由我打电话请示县委。接电话的正好是长驻沟西公社帮助工作的县委农村工作部长曲德民。我说明了情况，请他帮着拿主意。他说了4个字：“你还犹豫”，接着就把电话扣了。当天下午县委就召开全县广播大会，宣布停我的职，当时叫“拔白旗”。县委调李志福到沟西代理公社党委书记。不久，县委调我去高里公社工作，1958年，高里镇的小麦高产壮元一是李家埠大队，二是高里街一大队。去高里后，我向李家埠村党支部书记李福顺了解情况。李福顺是个老党员，知道我是被拔了“白旗”的，对我说了实话，说他们村小麦亩产1600斤是假的，大队长捣了鬼，把10亩地的产量说成是一亩地的。我又问高里街一大队支部书记陈利城，他说1600斤的产量是到地里数一亩地多少棵小麦，然后推算一棵小麦几个穗，1个穗多少粒算出来的，显然也是假的。1959年5月，谢殿铎调离高里，换韩锡昌任党委书记。虚报高产与韩锡昌无关，因此我把了解的情况对他说了。不久，韩锡昌到县上开会回来告诉我，他在会上稍露了一下高里虚报产量的问题，就挨了整，差一点被撤职，说他刮“低产风”，砍红旗。我在高里虽然不挨斗了，但仍被认为是右倾分子，只是在桥西村驻点。当时村里还吃食堂。秋后，卖完公粮不久村里就出现了严重缺粮情况，全村4000口人还剩下4000斤粮食，眼看就要断粮。我和村干部千方百计到外边好点的村子去搞菜、借粮食，采取各种措施组织社员渡荒，好孬使桥西村没有饿死人。当时所谓借粮，就是我打听到哪个村日子好过一些，就叫桥西村支部书记出面去借，我从中协调，其实有行政干预在里面，也属于刮“五风”搞平调，是不对的。1959年10月，中央鉴于山东农业问题严重，决定撤销舒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担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来山东后，揭刮“五风”，造成群众生活困难的盖子，号召开展生产救灾运动，要求采取休养生息的做法，恢复群众体力。王振敏市长便找到我，说韩锡昌去济南开会，你要在家里负起责任来。我说现在群众生活很困难、很紧张，我办不了，再说我右倾，把我弄到这里来，我没法说话，负不了责。王振敏说，不要紧，你觉着不行就赶快向市里要粮，市里有粮。我问市里有多少粮？他说有600万斤。他们开会走了不久，市委在段家乡召开自力更生、不向国家伸手现场会议。信同先、朱相和两位副书记主持会议。我代表高里镇参加了这次会议。在段家乡，我们看到了不少粮食，场院里地瓜干一囤一囤的，伙房里也有粮食。我就想，段家是丘陵地，怎么会有这么多粮食？我偷着用手往下摸，上面一层是瓜干，下面全是草，原来是一个假现场，我没敢多说话。会上，县委要求大家表态，说段家有粮食，困难自己解决，不向国家伸手，你们怎么办。于是，各个公社逐个表态，都说自己也有粮食，困难自己克服，不要国家的救济粮。我一直不说话。最后，朱相和问我，你高里怎么样？我说，高里不能自力更生，得要粮食。他问，你要多少？我说要50万，没有50万应不了急。朱里镇去开会的是副书记、社长郭德新，他看到我要粮，就马上改了口，说朱里也得要粮食。朱里和高里在产量浮夸方面最厉害，是全市出了名的高产标兵。其它公社看到标兵单位开口要粮，便纷纷反悔，都表示要粮。信同先火了，对着我就来了，说你右倾还是右倾，你怎么带这个坏头！本来当天散的会不散了，把我好一顿批斗。我知道高里严重缺粮，王振敏市长又给我说了市里有粮，所以不管他们怎么整，我就是不说不要粮的话。这个会议之后，我看到高里缺粮严重，怕出问题，又打电话向信同先要粮。他说要多少，我说先要50万斤，他当场就把电话摔了，不和我谈。后来，高里镇后沟村出事了，饿死人了。我赶紧打电话找信同先，信同先问我要多少粮，我说不要粮了，你来高里后沟村看看。他来到高里，问我要多少粮？我说要粮也晚了。缺粮、饿死人当时不是个别现象，昌潍地区不少地方存在，领导上也不是完全不知道。1959年，高里由于产量浮夸卖了850万斤公粮，多卖了粮，怎能会不出问题。刘勇专员去高里处理问题时，作了两点结论：一是卖粮卖多了，二是不要粮。我当时在场，说：刘专员说得完全对，就是卖粮多，不要粮造成的。朱相和赶紧拉着我走了，对我说：少说话，要保住市委。高里事件很大责任在于先前的潍县县委和后来的潍坊市委，因为原高里党委书记谢殿铎本身就是潍县县委副书记、潍坊市委常委。召开段家现场会时，市委明知下边有困难，却硬逼着下面说假话。结果，高里事件饿死了1500多人，最后只处分了当时的高里镇党委书记韩锡昌，撤销其职务，开除党籍，把我调走了，潍坊市委竟无一人承担责任，这是不公正的。虚报产量、卖粮多和不及时下拨救济粮，主要责任都不在下面。当时不是高里没有要粮，而是要粮不给。在当时的年代，嘴上说实事求是，实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谁实事求是谁遭殃，谁看领导的眼色行事、胡吹海嗙谁受到提拔重用。朱里镇党委书记潘兆礼浮夸得厉害，号称玉米亩产1万斤。后来刹“五风”的时候，他把公社的东西加上房子全部卖了，给群众退赔兑了现，公社搬到猪圈里办公。因此又成了刹“五风”的典型，受到市委和地委的表扬。我对潘兆礼说：老潘，你两头受表扬，刮“五风”表扬你，刹“五风”也表扬你，净你的好事。潘兆礼说：你没听魏坚毅书记说，刮“五风”是好手，刹“五风”不含乎，叫你刮就得刮，叫你刹就得刹，就得跟着转。潘兆礼说的倒是实话。在那个年代，老实人跟不上，就只有吃亏了。

1960年后沟村饿死人事件（摘要）

张田林、张壮威 等 口述 曹东亚 记录整理

寒亭区高里镇的后沟、前沟、苇园3个村1959年时是一个行政村，称后沟生产大队，全村有社员不到300户，1000多口人。1959年12月至1960年4月，我村饿死130多口人。1960年春灾情最重时，一天饿死7人，人死后没人埋，情形非常凄惨。

从1958年夏天开始，我村在镇上（10月以后称公社）的瞎指挥下不停地折腾，先是大炼钢铁，后是深翻土地、挖运河。炼钢是在镇上，我村被调去50多人，从9月一直干到年底。社员做饭的锅等铁器被收去砸碎炼钢，钢没炼出来，好铁炼成了废铁。秋天，收庄稼的同时搞深翻土地，公社要求深翻土地3尺。为了配合深翻地，村里实行军事化管理，生产大队改称营，全村划为3个连，苇园村为1连，后沟村东部和前沟村是2连，后沟村西部是3连。连以下设排，有罗成排、武松排、穆桂英排、钢铁排等等（1959年春取消营、连、排，恢复原称谓）。村里开办了集体食堂。当年秋粮没有分配，社员全部吃食堂。村里在田野中搭窝棚，支锅灶，社员劳动、吃饭、住宿都在地里，不允许回家，老人也跟到地里看孩子，场面搞得轰轰烈烈。翻地每个人都有指标，完不成不许吃饭。翻地的劳动量实在太大，不可能完成，深翻的土地大约有一半，后来为赶农时只翻了一锨深。种麦子时，公社要求加大播种量，每亩地下种达100斤左右，大大超过了15斤的正常播种量。明明我们村的麦子没种完，不少地还没下种，公社就向上报了捷。于是，上面调我村的劳力去支援二十里堡公社的东金马村，一去就是20多天。刚回来还没进村，又被调去支援西营村。深翻地把生土翻上来了，播种又过密，加上来年有点春旱，结果麦子亩产只有200斤左右，种一个粒收了俩。秋后，村里根据公社的指示组织18岁至25岁的壮劳力去寒亭西面修胶济运河，从12月一直干到1959年2月。运河修了一截半途而废，浪费大量劳力不说，毁了很多好地。这年冬天，按公社的要求，我村在村后搞工业区，还将前沟村的20多户村民全部搬迁出来，办养鸡场，结果一样也没搞成。1958年，是个丰产年。但是，由于大量劳力调去炼钢、深翻土地，没有足够的人手投入秋收，庄稼收得很潦草。收地瓜用犁耕，光拣拾露在地面的。收的地瓜也没往回运，就地挖坑埋在地里，结果烂了很多。食堂也没有办好。刚开始时，吃饭管饱，敞开肚皮吃。当时在地里吃饭，过路的行人随便坐下就吃，没人管。由于粮食浪费严重，1959年春天村里粮食就紧张了，开始把地瓜蔓、地瓜叶子、麦桔草等东西磨成面掺上粮食蒸着吃。1959年，年景一般，全年亩产只有三四百斤，可公社仍然鼓吹高里亩产双千斤。因此，我村在粮食比上年欠产的情况下仍被征了48万斤公粮。征完公粮不久，从12月份开始村里就没有粮食了，食堂断粮停火。社员手中一粒粮食没有，只好用胡萝卜、树皮、野菜等东西充饥。多亏村里种了些胡萝卜，分给了社员。从这时起陆续开始饿死人，灾情越来越重。就在这时（1959年12月），高里公社党委在一空桥村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生产队干部，包括会计、保管员都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吃胡萝卜，开始管吃，后来定量。公社党委书记韩锡昌主持会议。之前，谢殿铎已于5月调离高里公社，韩锡昌接任党委书记。会议主题是批判“瞒产私分”，说生产队隐瞒产量，私分了粮食，要收上来。这个会被群众称为“逼粮会”。其实我村根本没有分粮给社员。会上，我村保管员、老党员张兆丰说，没打那么多粮食，社员手里没有粮，还说了“远看一片青，近看一片草”，“孩子长了病，没有白面吃”两句话，结果被指责为攻击社会主义，不光挨整，还挨了打。韩锡昌在这个会上，曾私下对后沟村民兵连长张田林说：“我就是左了，也不能叫他右了”。当时，谁也不敢反映真实情况，说实话就挨整。也有人背后说“大家瞧一瞧，棉花结成桃，身上没棉袄”之类的牢骚话，但公开不敢说，说了马上就有人举报，就要挨整。一空桥会议后，我村的灾情日益加重，市面上胡萝卜由原来几分钱1斤涨到了4元钱1斤。社员们为了保命，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不少东西卖给了供销社。这年12月，公社从我村抽调了100多个壮劳力去符山公社修庙子水厍，一直干到1960年春，民工的口粮由市里供应，这些人因此得福，没有饿死。与此同时，留在村里的社员（主要是老婆孩子）没有饭吃，却被组织起来修本村西南的水库。在面临绝境的情况下，社员和村干部开始纷纷外逃，想方设法去外地逃荒，讨饭在附近根本讨不到。但是，政府对外流人口控制得很紧，不许农民外出，买火车票必须持有公社证明。不少人在潍坊火车站被卡往，截了回来。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逃了出去，近的去了临朐等地，远的去了内蒙、东北一些地方。1960年春时，村里剩下不足600口人。后来有些社员想走已经走不动了。人们吃树叶、树皮、野菜，连麻叶都吃。人普遍水肿，奄奄一息，走路的劲都没有，整天睡觉、晒太阳，村里街上的蒿草一米多高。开始死了人抬出去埋，由于没有力气，坑挖得很浅，有的尸体露着手脚。后来抬的力气也没有了，人死后就那么扔着。1960年春节后，市里在擂鼓山召开全市四级干部会议，我村张田林等部分村干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市里对高里的情况有所察觉，提出要给高里8万斤统销粮，但韩锡昌仍说高里有粮，没有要。4月底，市里发现高里问题严重，派工作组进驻我村。工作组如实向上级作了汇报，市里迅速拨来了救济粮，每人每天1斤。死人的情况才到此止住。为了逐渐恢复社员的体力，以便麦收，工作组和村里干部商量决定开始每人每天给半斤粮，吃10天后，每人每天加4两（小两），然后逐渐增加。到过麦时，每人每天吃粮达到1斤半。由于我村社员体质太差，不能下地干活，春种时上级调来部队的拖拉机给耕了地，南村公社派人来我村帮着种的地。社员原来卖给供销社的东西，也都无偿地发还给了社员。工作组组织救灾的同时，上级对韩锡昌进行了处分，撤销职务，开除党藉。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村社员把谢殿铎和韩锡昌都揪到村里，追究当年饿死人的责任。从他们交待的情况看，两人都有责任。在当时“左”的大环境下，谢殿铎过度浮夸，把产量吹上去了。韩锡昌来高里后不敢往下降，征粮过多，又没有及时向上反映真实情况，最后导致了灾祸。 2008年3月5日

[注] 2007年12月7日上午在后沟村委办公室召开部分老村民坐谈会。被采访村民：张田林，75岁，当年村民兵连长；张壮威，76岁；张文胜，75岁，当年大队统计员；张守信，80岁；张清香，75岁；张守禹，77岁。寒亭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曹永明、副主任范继河，后沟村文书张建瑞、妇女主任刘永芹参加座谈。笔者后又多次进行电话和当面的个别访问，对一些情况作了进一步的核实和补充。

亲历潍坊大办钢铁运动（摘要）

张廷彦 口述 曹东亚 记录整理

1958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后，潍坊市大办钢铁运动在市委领导下迅速发起并进入高潮。到9月中旬，潍坊市先后有4个钢铁厂（实为炼铁厂）建成投产。这4个钢铁厂全是小型高炉，共150多支，大部分是3立方的，有少量4.5立方、6立方、13立方的，当时统称为“小土群”。每个钢铁厂职工人数少者2500人左右，多者4000余人。上级强调必须把钢铁生产放在首位，“有条件的要上，没有条件的也要上”，其它工作要为钢铁“停车让路”。因此创办钢铁厂期间，各部门不讲任何条件，全力支持，银行保证贷款，有关单位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各钢铁厂的领导班子和管理人员是从各条战线选调去的，工人骨干是从原有工业企业抽调的优秀工人，90%的工人是从农村青年农民中招收的。1959年夏，潍坊市第五钢铁厂建成投产。有两支28立方的小高炉，职工2200多人。此时，第二钢铁厂和第三钢铁厂合并称第二钢铁厂，全市4个钢铁厂共有职工15000人左右。1958年初，我是市委企业政治部巡视员，在新胜农具厂搞点，5月被市委组织部调去参加第四钢铁厂的筹建工作。正式建厂后，我担任四厂党委常委、副厂长，分管生产技术。钢铁生产技术性很强，但当时人才缺乏，全潍坊市各钢铁厂自始至终没有一名专业技术人员，所有干部工人都没经过培训，缺少起码的钢铁生产知识。潍坊市最初修建小高炉和掌握炼铁技术，是派人到淄博学习的，要来人家的图纸，照葫芦画瓢，边建边学，边干边学，摸索着干。干部工人工作热情很高，不分白天黑夜地干，不记工作时间，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四厂厂级干部多数家住市里或郊区，但三四个月不回家。我离家只有10华里，半年没踩家门。虽然工作累、生活苦，但人们很少有怨言。1958年9月，与钢铁厂同时兴起的还有城乡遍地开花、不计其数的猪嘴炉、坩埚炉等土法炼铁。各式各样的小土炉由各公社、各行、各业、各单位兴建，每支炉只有半立方左右，最大的不过1立方。因为这些炉子的温度达不到炼铁所需温度，根本不可能出铁，最好的也只能产出铁渣子和釉子相混的海绵铁，纯粹是废品，没有利用价值。坩埚炼铁持续大约半年时间，浪费了大量资源和人力，彻底的劳民伤财。但各地干部群众却拿着这些一点用处没有的废物，不断地敲锣打鼓向上面报喜。全市各钢铁厂生产都缺乏计划性、科学性，盲目蛮干，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讲经济效益，不计成本，浪费惊人。小高炉炼出的生铁不仅成本很高，而且质量低劣，大都是白茬子铁，勉强可作为炼钢原料。大炼钢铁运动中层层强迫命令，导致虚假浮夸风盛行。各钢铁厂的产量都是少产多报，上级叫报多少就报多少，否则主要干部就会被拔“白旗”，免职、开除党籍，甚至遭到批斗。由于钢铁厂仓促上马，90%的工人是没经过培训的农民，缺乏起码的安全知识，因此经常出现人身伤亡事故，断胳膊断腿的事情经常发生。全市钢铁厂于1961年被迫全部下马。钢铁厂下马后，大量投资全部化为泡影，只留下一片片废墟。因为大量工人无法安置，只好将1958年以后招收的工人全部辞退，1958年前原来是城市工人的退回原单位，伤殘者由国家养起来。钢铁厂工人已转为非农业人口，不愿回乡，很多人失声痛哭，但没有办法。由于当时国家困难，没有对辞退的工人进行一次性的补偿。

以上是曹先生三篇文章的摘要，曹先生的这些调查非常好，关于那几年饿死人的是，我觉得只有把这些（如果有的话）各地的调查汇总起来才会有更清楚地认识。希望河里的各位多搜集有关信息，多谈谈自己的亲见亲闻，善莫大焉。

我的父母在那三年都是上中学的年龄，记忆应该是可信的，他们生活在重灾区四川（一个在成都附近的县城里（有大量亲戚在附近农村），一个在重庆郊区交通不便的农村里），是能够直接接触到第一线的人。

很小的时候（80年代以前）我父母就给我念叨三年困难时期，说谁谁（我们邻居）就是那个年代出生的，所以身体不好，很虚，那个年代饿死了很多人。

可是后来离家以后，听说死的人越来越多，基本上3000万以上，我觉得有点奇怪，那个时候6亿人，就是每20人死一个，如果在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这些重灾区，基本要十分之一的死亡率，再加上主要集中在农村，就按80%的农村人口计算，几乎每八个人就有一个饿死（现在准确一点叫做非正常死亡），这个比例有点太高了。

所以回家有机会就和父母多聊一些相关话题，但是时间太长，他们的记忆也不很清楚了（60多快70了），主要是他们的记忆就不尽相同，我爸说61年是最难过的，我妈说60年，我爸说主要是旱，我妈说住要是涝（可能地方不一样），要点如下：

1、我父母家都没有直系亲戚或者很近的旁系亲戚饿死，但是周围确有人因此非正常死亡。

2、那几年确实有天灾，而且很严重，但是我父母都没有提到人祸的问题，也许是我没问，他们没意识到。

背景：我父母都是40年代的人，相信他们在60年代有了完全的记忆，我母亲虽然是县城的，但是她家孤儿寡母（没有外公，就是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文盲外婆带着我妈和我舅——都在上学——过活），应该说日子很难过，但我妈说成都平原还是比较富庶的，只有农村个别人饿死，整体还可以。言下之意，我爸他们那里困难，结果我爸也不同意，虽然他们那交通不好（春节我去了，正常情况要从公路下车走1~2小时才能到村里），特别是60年代，从重庆到那只能走路，整整一天（大约100里，我从没想过走一天路是什么感觉，我爸那会每年至少走几次），但是饿死的也是个别，至少我爸他们家4个小孩加两个大人也是比较难过的，但都过来了。

另外，我爸60年上的大学，我妈考上高中（因为家庭困难没有读下去，而是离家招工进了厂），所以不要说他们是文盲。

最后，别说能上大学的一定不是普通人家，那个时候上大学的还真就是普通人家，我爸家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刚解放的成分是中农，我爸能上大学还因为大跃进的缘故（教育也要大跃进，所以那几年招生多，所以......当然我爸说，没有大跃进他也能上大学，只不过可能学校就没有那么好了——也许是吹牛，也许是真的），当我第一次听说大跃进也有这种效果的时候，还是很震惊的。没办法，天天听大跃进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听了几十年，不能不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