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河

主题:让人看不懂的一些数据 -- 雪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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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转贴摘要:大跃进三题(曹东亚 新浪)

      转贴摘要:大跃进三题(曹东亚 新浪)

      曹先生的这三篇文章,经他在网上同意,曾转贴在河里,但由于是全文转帖,被删了。现在在此帖下摘要跟帖。这不是什么很好玩的帖子,但我觉得会有很多河友关注,虽然也许不和谐,如有妨碍,就请铁老大删去。如果铁老大认为有用并允许,我觉得现在必定不止一位像曹先生这样的有心人,各位河友可以搜集有关文章贴上来,或可有助于大家的认识。

      (大跃进三题这个题目是我加的,文前都有原题)

      曹东亚先生的博客网址: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295108304_0_1.html

      以下是曹先生的三篇文章:

      大跃进运动中的一段经历(摘要)

      李奎武口述 曹东亚 记录整理

      1958秋,沟西撤乡建立人民公社,我担任公社党委书记。这年夏季,高里镇出了两个小麦高产典型,号称小麦亩产1600斤。秋天,朱里镇又出了个亩产1万斤的玉米高产典型。高里镇党委书记(县委常委)谢殿铎和朱里镇党委书记潘兆礼出了名。其他乡镇纷纷跟进。与沟西相邻、生产条件不如我们的车留庄乡平均亩产都报了1000斤。大家明知报高了根本不可能实现,但不少人就敢报,睁着眼说瞎话,上边就信。我不愿说谎,翘翘脚报了500斤。因为沟西产量报得最低,我被狠狠地批了一顿。9月下旬,昌潍地委在五莲县召开地瓜追肥现场会,介绍当地打死狗煮狗肉汤浇地瓜等经验。我参加了这个会,去来大约五六天时间。当时,沟西正按县委指示组织社员深翻土地种麦子,要求翻地1尺半,必须达到标准,否则不许下种。过度深翻土地势必打乱土层,不利于庄稼生长,所以群众不接受,采取应付态度。沟西山后郑家村支部书记是个转业军人,思想不通,背着公社让社员在黄烟地里套种了麦子。烟地里套种麦子,公社干部不易发现,等烟叶打得差不多时,麦苗露出来了。我从五莲开会回来发现问题,为时已晚。虽然麦子苗情很好,但这样套种肯定不会达到深翻标准,翻掉重新种已经来不及了,党委班子商量了半天不知如何是好,决定由我打电话请示县委。接电话的正好是长驻沟西公社帮助工作的县委农村工作部长曲德民。我说明了情况,请他帮着拿主意。他说了4个字:“你还犹豫”,接着就把电话扣了。当天下午县委就召开全县广播大会,宣布停我的职,当时叫“拔白旗”。县委调李志福到沟西代理公社党委书记。不久,县委调我去高里公社工作,1958年,高里镇的小麦高产壮元一是李家埠大队,二是高里街一大队。去高里后,我向李家埠村党支部书记李福顺了解情况。李福顺是个老党员,知道我是被拔了“白旗”的,对我说了实话,说他们村小麦亩产1600斤是假的,大队长捣了鬼,把10亩地的产量说成是一亩地的。我又问高里街一大队支部书记陈利城,他说1600斤的产量是到地里数一亩地多少棵小麦,然后推算一棵小麦几个穗,1个穗多少粒算出来的,显然也是假的。1959年5月,谢殿铎调离高里,换韩锡昌任党委书记。虚报高产与韩锡昌无关,因此我把了解的情况对他说了。不久,韩锡昌到县上开会回来告诉我,他在会上稍露了一下高里虚报产量的问题,就挨了整,差一点被撤职,说他刮“低产风”,砍红旗。我在高里虽然不挨斗了,但仍被认为是右倾分子,只是在桥西村驻点。当时村里还吃食堂。秋后,卖完公粮不久村里就出现了严重缺粮情况,全村4000口人还剩下4000斤粮食,眼看就要断粮。我和村干部千方百计到外边好点的村子去搞菜、借粮食,采取各种措施组织社员渡荒,好孬使桥西村没有饿死人。当时所谓借粮,就是我打听到哪个村日子好过一些,就叫桥西村支部书记出面去借,我从中协调,其实有行政干预在里面,也属于刮“五风”搞平调,是不对的。1959年10月,中央鉴于山东农业问题严重,决定撤销舒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担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来山东后,揭刮“五风”,造成群众生活困难的盖子,号召开展生产救灾运动,要求采取休养生息的做法,恢复群众体力。王振敏市长便找到我,说韩锡昌去济南开会,你要在家里负起责任来。我说现在群众生活很困难、很紧张,我办不了,再说我右倾,把我弄到这里来,我没法说话,负不了责。王振敏说,不要紧,你觉着不行就赶快向市里要粮,市里有粮。我问市里有多少粮?他说有600万斤。他们开会走了不久,市委在段家乡召开自力更生、不向国家伸手现场会议。信同先、朱相和两位副书记主持会议。我代表高里镇参加了这次会议。在段家乡,我们看到了不少粮食,场院里地瓜干一囤一囤的,伙房里也有粮食。我就想,段家是丘陵地,怎么会有这么多粮食?我偷着用手往下摸,上面一层是瓜干,下面全是草,原来是一个假现场,我没敢多说话。会上,县委要求大家表态,说段家有粮食,困难自己解决,不向国家伸手,你们怎么办。于是,各个公社逐个表态,都说自己也有粮食,困难自己克服,不要国家的救济粮。我一直不说话。最后,朱相和问我,你高里怎么样?我说,高里不能自力更生,得要粮食。他问,你要多少?我说要50万,没有50万应不了急。朱里镇去开会的是副书记、社长郭德新,他看到我要粮,就马上改了口,说朱里也得要粮食。朱里和高里在产量浮夸方面最厉害,是全市出了名的高产标兵。其它公社看到标兵单位开口要粮,便纷纷反悔,都表示要粮。信同先火了,对着我就来了,说你右倾还是右倾,你怎么带这个坏头!本来当天散的会不散了,把我好一顿批斗。我知道高里严重缺粮,王振敏市长又给我说了市里有粮,所以不管他们怎么整,我就是不说不要粮的话。这个会议之后,我看到高里缺粮严重,怕出问题,又打电话向信同先要粮。他说要多少,我说先要50万斤,他当场就把电话摔了,不和我谈。后来,高里镇后沟村出事了,饿死人了。我赶紧打电话找信同先,信同先问我要多少粮,我说不要粮了,你来高里后沟村看看。他来到高里,问我要多少粮?我说要粮也晚了。缺粮、饿死人当时不是个别现象,昌潍地区不少地方存在,领导上也不是完全不知道。1959年,高里由于产量浮夸卖了850万斤公粮,多卖了粮,怎能会不出问题。刘勇专员去高里处理问题时,作了两点结论:一是卖粮卖多了,二是不要粮。我当时在场,说:刘专员说得完全对,就是卖粮多,不要粮造成的。朱相和赶紧拉着我走了,对我说:少说话,要保住市委。高里事件很大责任在于先前的潍县县委和后来的潍坊市委,因为原高里党委书记谢殿铎本身就是潍县县委副书记、潍坊市委常委。召开段家现场会时,市委明知下边有困难,却硬逼着下面说假话。结果,高里事件饿死了1500多人,最后只处分了当时的高里镇党委书记韩锡昌,撤销其职务,开除党籍,把我调走了,潍坊市委竟无一人承担责任,这是不公正的。虚报产量、卖粮多和不及时下拨救济粮,主要责任都不在下面。当时不是高里没有要粮,而是要粮不给。在当时的年代,嘴上说实事求是,实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谁实事求是谁遭殃,谁看领导的眼色行事、胡吹海嗙谁受到提拔重用。朱里镇党委书记潘兆礼浮夸得厉害,号称玉米亩产1万斤。后来刹“五风”的时候,他把公社的东西加上房子全部卖了,给群众退赔兑了现,公社搬到猪圈里办公。因此又成了刹“五风”的典型,受到市委和地委的表扬。我对潘兆礼说:老潘,你两头受表扬,刮“五风”表扬你,刹“五风”也表扬你,净你的好事。潘兆礼说:你没听魏坚毅书记说,刮“五风”是好手,刹“五风”不含乎,叫你刮就得刮,叫你刹就得刹,就得跟着转。潘兆礼说的倒是实话。在那个年代,老实人跟不上,就只有吃亏了。

      1960年后沟村饿死人事件(摘要)

      张田林、张壮威 等 口述 曹东亚 记录整理

      寒亭区高里镇的后沟、前沟、苇园3个村1959年时是一个行政村,称后沟生产大队,全村有社员不到300户,1000多口人。1959年12月至1960年4月,我村饿死130多口人。1960年春灾情最重时,一天饿死7人,人死后没人埋,情形非常凄惨。

      从1958年夏天开始,我村在镇上(10月以后称公社)的瞎指挥下不停地折腾,先是大炼钢铁,后是深翻土地、挖运河。炼钢是在镇上,我村被调去50多人,从9月一直干到年底。社员做饭的锅等铁器被收去砸碎炼钢,钢没炼出来,好铁炼成了废铁。秋天,收庄稼的同时搞深翻土地,公社要求深翻土地3尺。为了配合深翻地,村里实行军事化管理,生产大队改称营,全村划为3个连,苇园村为1连,后沟村东部和前沟村是2连,后沟村西部是3连。连以下设排,有罗成排、武松排、穆桂英排、钢铁排等等(1959年春取消营、连、排,恢复原称谓)。村里开办了集体食堂。当年秋粮没有分配,社员全部吃食堂。村里在田野中搭窝棚,支锅灶,社员劳动、吃饭、住宿都在地里,不允许回家,老人也跟到地里看孩子,场面搞得轰轰烈烈。翻地每个人都有指标,完不成不许吃饭。翻地的劳动量实在太大,不可能完成,深翻的土地大约有一半,后来为赶农时只翻了一锨深。种麦子时,公社要求加大播种量,每亩地下种达100斤左右,大大超过了15斤的正常播种量。明明我们村的麦子没种完,不少地还没下种,公社就向上报了捷。于是,上面调我村的劳力去支援二十里堡公社的东金马村,一去就是20多天。刚回来还没进村,又被调去支援西营村。深翻地把生土翻上来了,播种又过密,加上来年有点春旱,结果麦子亩产只有200斤左右,种一个粒收了俩。秋后,村里根据公社的指示组织18岁至25岁的壮劳力去寒亭西面修胶济运河,从12月一直干到1959年2月。运河修了一截半途而废,浪费大量劳力不说,毁了很多好地。这年冬天,按公社的要求,我村在村后搞工业区,还将前沟村的20多户村民全部搬迁出来,办养鸡场,结果一样也没搞成。1958年,是个丰产年。但是,由于大量劳力调去炼钢、深翻土地,没有足够的人手投入秋收,庄稼收得很潦草。收地瓜用犁耕,光拣拾露在地面的。收的地瓜也没往回运,就地挖坑埋在地里,结果烂了很多。食堂也没有办好。刚开始时,吃饭管饱,敞开肚皮吃。当时在地里吃饭,过路的行人随便坐下就吃,没人管。由于粮食浪费严重,1959年春天村里粮食就紧张了,开始把地瓜蔓、地瓜叶子、麦桔草等东西磨成面掺上粮食蒸着吃。1959年,年景一般,全年亩产只有三四百斤,可公社仍然鼓吹高里亩产双千斤。因此,我村在粮食比上年欠产的情况下仍被征了48万斤公粮。征完公粮不久,从12月份开始村里就没有粮食了,食堂断粮停火。社员手中一粒粮食没有,只好用胡萝卜、树皮、野菜等东西充饥。多亏村里种了些胡萝卜,分给了社员。从这时起陆续开始饿死人,灾情越来越重。就在这时(1959年12月),高里公社党委在一空桥村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生产队干部,包括会计、保管员都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吃胡萝卜,开始管吃,后来定量。公社党委书记韩锡昌主持会议。之前,谢殿铎已于5月调离高里公社,韩锡昌接任党委书记。会议主题是批判“瞒产私分”,说生产队隐瞒产量,私分了粮食,要收上来。这个会被群众称为“逼粮会”。其实我村根本没有分粮给社员。会上,我村保管员、老党员张兆丰说,没打那么多粮食,社员手里没有粮,还说了“远看一片青,近看一片草”,“孩子长了病,没有白面吃”两句话,结果被指责为攻击社会主义,不光挨整,还挨了打。韩锡昌在这个会上,曾私下对后沟村民兵连长张田林说:“我就是左了,也不能叫他右了”。当时,谁也不敢反映真实情况,说实话就挨整。也有人背后说“大家瞧一瞧,棉花结成桃,身上没棉袄”之类的牢骚话,但公开不敢说,说了马上就有人举报,就要挨整。一空桥会议后,我村的灾情日益加重,市面上胡萝卜由原来几分钱1斤涨到了4元钱1斤。社员们为了保命,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不少东西卖给了供销社。这年12月,公社从我村抽调了100多个壮劳力去符山公社修庙子水厍,一直干到1960年春,民工的口粮由市里供应,这些人因此得福,没有饿死。与此同时,留在村里的社员(主要是老婆孩子)没有饭吃,却被组织起来修本村西南的水库。在面临绝境的情况下,社员和村干部开始纷纷外逃,想方设法去外地逃荒,讨饭在附近根本讨不到。但是,政府对外流人口控制得很紧,不许农民外出,买火车票必须持有公社证明。不少人在潍坊火车站被卡往,截了回来。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逃了出去,近的去了临朐等地,远的去了内蒙、东北一些地方。1960年春时,村里剩下不足600口人。后来有些社员想走已经走不动了。人们吃树叶、树皮、野菜,连麻叶都吃。人普遍水肿,奄奄一息,走路的劲都没有,整天睡觉、晒太阳,村里街上的蒿草一米多高。开始死了人抬出去埋,由于没有力气,坑挖得很浅,有的尸体露着手脚。后来抬的力气也没有了,人死后就那么扔着。1960年春节后,市里在擂鼓山召开全市四级干部会议,我村张田林等部分村干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市里对高里的情况有所察觉,提出要给高里8万斤统销粮,但韩锡昌仍说高里有粮,没有要。4月底,市里发现高里问题严重,派工作组进驻我村。工作组如实向上级作了汇报,市里迅速拨来了救济粮,每人每天1斤。死人的情况才到此止住。为了逐渐恢复社员的体力,以便麦收,工作组和村里干部商量决定开始每人每天给半斤粮,吃10天后,每人每天加4两(小两),然后逐渐增加。到过麦时,每人每天吃粮达到1斤半。由于我村社员体质太差,不能下地干活,春种时上级调来部队的拖拉机给耕了地,南村公社派人来我村帮着种的地。社员原来卖给供销社的东西,也都无偿地发还给了社员。工作组组织救灾的同时,上级对韩锡昌进行了处分,撤销职务,开除党藉。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村社员把谢殿铎和韩锡昌都揪到村里,追究当年饿死人的责任。从他们交待的情况看,两人都有责任。在当时“左”的大环境下,谢殿铎过度浮夸,把产量吹上去了。韩锡昌来高里后不敢往下降,征粮过多,又没有及时向上反映真实情况,最后导致了灾祸。 2008年3月5日

      [注] 2007年12月7日上午在后沟村委办公室召开部分老村民坐谈会。被采访村民:张田林,75岁,当年村民兵连长;张壮威,76岁;张文胜,75岁,当年大队统计员;张守信,80岁;张清香,75岁;张守禹,77岁。寒亭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曹永明、副主任范继河,后沟村文书张建瑞、妇女主任刘永芹参加座谈。笔者后又多次进行电话和当面的个别访问,对一些情况作了进一步的核实和补充。

      亲历潍坊大办钢铁运动(摘要)

      张廷彦 口述 曹东亚 记录整理

      1958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后,潍坊市大办钢铁运动在市委领导下迅速发起并进入高潮。到9月中旬,潍坊市先后有4个钢铁厂(实为炼铁厂)建成投产。这4个钢铁厂全是小型高炉,共150多支,大部分是3立方的,有少量4.5立方、6立方、13立方的,当时统称为“小土群”。每个钢铁厂职工人数少者2500人左右,多者4000余人。上级强调必须把钢铁生产放在首位,“有条件的要上,没有条件的也要上”,其它工作要为钢铁“停车让路”。因此创办钢铁厂期间,各部门不讲任何条件,全力支持,银行保证贷款,有关单位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各钢铁厂的领导班子和管理人员是从各条战线选调去的,工人骨干是从原有工业企业抽调的优秀工人,90%的工人是从农村青年农民中招收的。1959年夏,潍坊市第五钢铁厂建成投产。有两支28立方的小高炉,职工2200多人。此时,第二钢铁厂和第三钢铁厂合并称第二钢铁厂,全市4个钢铁厂共有职工15000人左右。1958年初,我是市委企业政治部巡视员,在新胜农具厂搞点,5月被市委组织部调去参加第四钢铁厂的筹建工作。正式建厂后,我担任四厂党委常委、副厂长,分管生产技术。钢铁生产技术性很强,但当时人才缺乏,全潍坊市各钢铁厂自始至终没有一名专业技术人员,所有干部工人都没经过培训,缺少起码的钢铁生产知识。潍坊市最初修建小高炉和掌握炼铁技术,是派人到淄博学习的,要来人家的图纸,照葫芦画瓢,边建边学,边干边学,摸索着干。干部工人工作热情很高,不分白天黑夜地干,不记工作时间,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四厂厂级干部多数家住市里或郊区,但三四个月不回家。我离家只有10华里,半年没踩家门。虽然工作累、生活苦,但人们很少有怨言。1958年9月,与钢铁厂同时兴起的还有城乡遍地开花、不计其数的猪嘴炉、坩埚炉等土法炼铁。各式各样的小土炉由各公社、各行、各业、各单位兴建,每支炉只有半立方左右,最大的不过1立方。因为这些炉子的温度达不到炼铁所需温度,根本不可能出铁,最好的也只能产出铁渣子和釉子相混的海绵铁,纯粹是废品,没有利用价值。坩埚炼铁持续大约半年时间,浪费了大量资源和人力,彻底的劳民伤财。但各地干部群众却拿着这些一点用处没有的废物,不断地敲锣打鼓向上面报喜。全市各钢铁厂生产都缺乏计划性、科学性,盲目蛮干,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讲经济效益,不计成本,浪费惊人。小高炉炼出的生铁不仅成本很高,而且质量低劣,大都是白茬子铁,勉强可作为炼钢原料。大炼钢铁运动中层层强迫命令,导致虚假浮夸风盛行。各钢铁厂的产量都是少产多报,上级叫报多少就报多少,否则主要干部就会被拔“白旗”,免职、开除党籍,甚至遭到批斗。由于钢铁厂仓促上马,90%的工人是没经过培训的农民,缺乏起码的安全知识,因此经常出现人身伤亡事故,断胳膊断腿的事情经常发生。全市钢铁厂于1961年被迫全部下马。钢铁厂下马后,大量投资全部化为泡影,只留下一片片废墟。因为大量工人无法安置,只好将1958年以后招收的工人全部辞退,1958年前原来是城市工人的退回原单位,伤殘者由国家养起来。钢铁厂工人已转为非农业人口,不愿回乡,很多人失声痛哭,但没有办法。由于当时国家困难,没有对辞退的工人进行一次性的补偿。

      以上是曹先生三篇文章的摘要,曹先生的这些调查非常好,关于那几年饿死人的是,我觉得只有把这些(如果有的话)各地的调查汇总起来才会有更清楚地认识。希望河里的各位多搜集有关信息,多谈谈自己的亲见亲闻,善莫大焉。

    • 家园 没有人说那三年没饿死过人,但是毫无道理的臆测没有任何好处

      我的父母在那三年都是上中学的年龄,记忆应该是可信的,他们生活在重灾区四川(一个在成都附近的县城里(有大量亲戚在附近农村),一个在重庆郊区交通不便的农村里),是能够直接接触到第一线的人。

      很小的时候(80年代以前)我父母就给我念叨三年困难时期,说谁谁(我们邻居)就是那个年代出生的,所以身体不好,很虚,那个年代饿死了很多人。

      可是后来离家以后,听说死的人越来越多,基本上3000万以上,我觉得有点奇怪,那个时候6亿人,就是每20人死一个,如果在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这些重灾区,基本要十分之一的死亡率,再加上主要集中在农村,就按80%的农村人口计算,几乎每八个人就有一个饿死(现在准确一点叫做非正常死亡),这个比例有点太高了。

      所以回家有机会就和父母多聊一些相关话题,但是时间太长,他们的记忆也不很清楚了(60多快70了),主要是他们的记忆就不尽相同,我爸说61年是最难过的,我妈说60年,我爸说主要是旱,我妈说住要是涝(可能地方不一样),要点如下:

      1、我父母家都没有直系亲戚或者很近的旁系亲戚饿死,但是周围确有人因此非正常死亡。

      2、那几年确实有天灾,而且很严重,但是我父母都没有提到人祸的问题,也许是我没问,他们没意识到。

      背景:我父母都是40年代的人,相信他们在60年代有了完全的记忆,我母亲虽然是县城的,但是她家孤儿寡母(没有外公,就是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文盲外婆带着我妈和我舅——都在上学——过活),应该说日子很难过,但我妈说成都平原还是比较富庶的,只有农村个别人饿死,整体还可以。言下之意,我爸他们那里困难,结果我爸也不同意,虽然他们那交通不好(春节我去了,正常情况要从公路下车走1~2小时才能到村里),特别是60年代,从重庆到那只能走路,整整一天(大约100里,我从没想过走一天路是什么感觉,我爸那会每年至少走几次),但是饿死的也是个别,至少我爸他们家4个小孩加两个大人也是比较难过的,但都过来了。

      另外,我爸60年上的大学,我妈考上高中(因为家庭困难没有读下去,而是离家招工进了厂),所以不要说他们是文盲。

      最后,别说能上大学的一定不是普通人家,那个时候上大学的还真就是普通人家,我爸家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刚解放的成分是中农,我爸能上大学还因为大跃进的缘故(教育也要大跃进,所以那几年招生多,所以......当然我爸说,没有大跃进他也能上大学,只不过可能学校就没有那么好了——也许是吹牛,也许是真的),当我第一次听说大跃进也有这种效果的时候,还是很震惊的。没办法,天天听大跃进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听了几十年,不能不震惊。

      • 家园 del
      • 家园 好相似的家庭背景....

        我母亲成都目前最富裕的郊县的人(该县历史上也是最富的)母亲也是孤儿寡母(外公在母亲三岁时候就走了),父亲眉山下面一个算是很贫困的一个丘陵县出来的,父母都是农村人,64年上的大学,父亲家五兄弟都活了下来,最小的叔叔59年才7岁,母亲家三兄妹,有个舅舅据说是三年自然灾害死了(据说是肺结核),虽然父亲老家从来从富裕程度上远比不上母亲老家,但是灾害时期却有无可比拟的优势,那就是山上能够保命的东西比较多,比如野菜什么的,据父母回忆来看,父亲老家那边虽然苦但是没有听到他说有那种饿死了的,母亲这边就能说出有那么几家也不多。

      • 家园 同感

        最后,别说能上大学的一定不是普通人家,那个时候上大学的还真就是普通人家,我爸家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刚解放的成分是中农,。。。。。。

        我家也一样,要不是共产党把国民党打跑了,家父那支也就败落下去了。“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并不是一句空话,落实在千千万万人的身上。

        • 同感
          家园 据家严回忆

          上大学去的时候,没有行李,连鞋子都没有,就一封录取通知书和介绍信,一路就凭借录取通知书和介绍信白吃白喝和免费交通就到几百公里外读大学去了,大学一分钱不花不说,有时候周末饿自己一顿节约下来的钱还要寄回家里补助家用

        • 同感
          家园 我的父辈也上不起大学

          我的父辈也上不起大学。

          我爷爷在老家也算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水田、旱地大概有50亩,全部租给别人种,只不过他不收地租,收租子太麻烦。老家虽在东南沿海,但历朝原本是充军发配之地,人都比较骠悍,基本没有主动交租子的习惯,而且田、地、佃户都比较分散,收租子不易,有功夫不如到上海跑一把单帮、做一次生意。

          爷爷主要是开南货店、食杂店、茶馆,自己还开设酿酒(兼养猪)、熬糖、榨油、做各种点心的作坊。

          30-40年代,上大学是不容易的。各种大学,收费不一,有的很贵,有的便宜。上一般的大学,学费、书费、杂费、吃穿住用,一年也得200、300块大洋或者法币(似乎战前法币的价值相当于大洋)。

          我大爷师范毕业,上不起大学,在社会上从事过各种工作,后来上过GMD的炮兵学校,1936年考上了中央军校。

          我父亲也是师范毕业,当过一年多小学教师,后来上了苏中公学,其实是新四军一师办的抗大四分校。

          我叔叔也是师范毕业,在老家当了一辈子教员。

          那个年代,中等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子弟也上不起大学。还有一个观念的问题,一般的中小地主子弟,或者上私塾,或者读完高小就辍学,认为读书没有用,不如学做生意。像我父辈都读完师范(师范不收学费、书费),是因为爷爷比较重视子弟的教育。老家人说,他一般不下乡,一旦下乡,就是逼着适龄的子侄去上学、读书。

          大地主、资本家的子弟才上得起大学。

          • 家园 看来你爷爷的生意比我爷爷的大得多,

            参看柳叶刀:【原创】小眼看文革

            我父亲因为是长子,且是家中唯一的男孩,爷爷是拼了命也要送他上学。家族中还有几个学有所成的,家境也都不见得怎么好。主要是家族中有一个长辈是个教育家,民国时曾在某一著名大学当过农学院院长,对家族影响很大。

            当然在圣约翰有钱人子弟还是占多数,父母亲都说他们在班上就是土老冒。就像下面赫然网友说的,主要是拼成绩拿奖学金。

            所以凡事不能说绝对了,把你看到的当作普遍真理。一个人所能接触的毕竟有限。照本本上的阶级分析来看问题是很痛快,但不一定符合具体情况。

          • 家园 还有一条路,奖学金。

            不过,只有国立大学才有。而且人数稀少。

            父亲当年就读交通大学时,班上第一名学费全免,还有生活费。第二名,免学费,第三名,学费减半。

            那时,家里连吃饭也不能全部保证,好在还有亲戚救助,不至于饿死。

            但是,我父亲一定要每年考上第一或是第二名才能读下去。

            他坚持了四年,终于读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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