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父亲的人生 -- 美猫

才看到。。。

感同身受。好好安慰和照顾你的母亲。

这两天晚上做梦总是梦见父亲，醒来才意识到梦中的情景再也不会出现了。小时候父亲对我大概算不上慈父，我要是做错事他总是训我甚至揍我，但我知道父亲出发点绝对是为我好，他是那种抱定了“玉不琢不成器”的传统中国人，生怕小时候有点“蔫坏”的我不把小聪明用到正道上……在国外的时候每次回来都要去给父亲扫墓，回国了，去的机会反而少了，可能是父亲埋怨我好久不去看他了吧。节前我决定怎么也得抽空去看看他老人家，陪他喝杯酒说说话。

小老弟，没什么好说的。令尊勤劳做工，本分做人，于家于国亦无愧乎。能见子长成，孙出生，老幼有养，其亦无憾乎。

请尊父灵前代上香一柱。

,但愿我们能像他那样无愧,祝愿我们的时代，我们旅程终结时刻,不会让后辈人像我们这样愧对上辈人。

不久前，帮父亲改了篇回忆我奶奶的文章。贴出来以慰幕兄。

愧对母亲

母亲离开我已经十六年了，每当想她老人家，心里就特别地难受，总感到自己对不起母亲。母亲是一个苦命人，整整苦了一辈子。她含辛茹苦把我养大，吃了多少苦，作了多少难，受了多少罪？

母亲身世飘零。听我祖母说，母亲家里很穷，因养不起她，很小就被家人放到嘉定县的育婴堂。我家里也很穷，我爷爷二十多岁就因病去世了，留下我祖母和两个儿子，就是我的父亲和叔叔。父亲叫朱上达，叔叔叫朱文达。我家里无钱无地，又没有男劳动力，难以维持生计，祖母只得租富人家的地来种，经常外出打短工，每当春季青黄不接时候，甚至要四处讨饭。更让发愁的是，这么穷的家境，儿子长大后怎么有钱娶媳妇？当时我的故乡宝山一带有个风俗：从育婴堂抱养女孩回家当童养媳，小时候与男孩以兄妹相称，长大成亲为家中的儿媳妇。我的母亲就是这样到的我家，那年她3岁，大约是1925年。她姓什么？家在哪里？父母是谁？一概都不知道。她被我祖母抱养到我家后，姓我家的姓朱，取名爱珍。其实，按照当时的风俗，女人嫁到婆家，都要改姓丈夫的姓，我祖母姓刘名叫桂仙，但嫁给我祖父后也姓了朱，取名为朱刘氏，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农业合作化之后，才用了朱桂仙的名字。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母亲其实是在苦水里泡大的，家里经常揭不开锅，吃了上顿没下顿。大凡不知道自己身世者比一般人更苦，比生活上的苦也要更苦，母亲的童年生活是这样的艰难，又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心里的苦楚可想而知。

母亲孤单寂寞。母亲大约是1945年底和我父亲成亲的。婚姻和家庭应该给女人带来甜蜜。但我母亲得到的却是无穷的辛酸和苦难。那时，抗日战争刚结束，内战却又开始了，国民党在村里专抓穷人家的男青年当“壮丁”开前线打仗。为了逃避当壮丁，我父亲经常离家东躲西藏。1946年农历10月15日我出世以后，躲在外头的父亲得到喜讯后偷偷地回家看看儿子，但走漏风声被保长带人抓住。当时家里哪怕有卖几担棉花的钱，都是可以把我父亲赎回来的，但实在是家徒四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保、甲长们把父亲抓走。母亲坐月子在床，祖母几乎每天冒着冬天的寒风走20多里路到县城壮丁集中营哭诉、哀求，希望把我父亲放回来，但在那个年代，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祖母哭干了眼泪也无济于事，父亲很快被送到了前线。据与父亲一道被抓走后的幸存者说，父亲不久就去世了。祖母为此落了一身病，她从那时起一直到74岁去世，头、手始终不停地颤抖。至于此时才23岁的母亲，心中的苦，更是其他人难以体会的。我成人之后经常想，我真不该那时来到到人间，要不是我的出生，父亲或许可以逃过“抓壮丁”这一劫，母亲也不至于二十三岁年纪轻轻就守寡，我真是对不起他们！

母亲生计艰难。母亲带着我过日子，实在是太艰难了。当时我故乡那一带有“叔接嫂”的风俗，就是穷苦人家大儿去世后，小叔子如家里穷娶不起媳妇可以和嫂嫂结婚。我家里穷，叔叔在解放前夕就到上海杨树浦的一家翻砂厂做学徒，当了一名翻砂工。在祖母和村上人的撮合下，叔叔大约于1950年与我母亲成了亲。1951年农历9月，母亲生下了我弟弟，因为正值秋天菊花盛开的季节，西隔壁邻居姓戴的大爷帮着起了个小名叫“菊生”。我比弟弟大五岁，他上学时我已高小毕业，也算有文化的人了，帮着起了学名叫朱文龙。我原来只有小名，叫“阿大”，就是排行老大的意思，当时家里人都是文盲，不会起名。而我的大名则是我上小学时一位老师帮我起的。解放后，叔叔在城里当工人，随着《婚姻法》的颁布，他理所当然地与母亲解除了婚姻关系。母亲既要伺候我有病的祖母，又要拉扯我和弟弟，日子过得相当艰难。在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母亲不到40岁，为了挣工分，养家糊口，像男劳力一样，挑稻子、挑麦、挑粪，样样重活她都干，成为村里有名的强劳动力，还当了生产队妇女队长。1958年夏天，有一次她到船上去挑两大桶粪到地里施肥，经过跳板时不慎摔了一跤，身受重伤，养了好多年才好转。但病根一直伴随到老，每到春头腊底总要发作，想起母亲为了抚养我和弟弟，拖着病痛之躯干了一辈子的农活，我实在愧对母亲。我只有暗暗下决心，好好做人，好好学习，让苦命的母亲多一些宽慰。1965年，我考上了复旦大学。

我感到自己最对不起母亲的是，当我有条件孝敬母亲的时候却并没有给她带去应有的回报。1970年夏天，我从复旦大学毕业了，按理说，吃了一辈子苦的母亲好不容易把我培养到大学毕业，应该让她老人家好好享福了，然而她没有享到多少福。

我毕业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党组织瘫痪。毕业分配的方向是“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中文系这一级学生共60人，只有一个留校的名额，其他除西藏、黑龙江外，几乎每个省都有一、两个名额，但就是上海没有名额。当时我弟弟在横沙岛当兵，乡下家里只有祖母和母亲两位老人，如果我再分到外地，谁照顾她们？祖母和母亲很着急，走十几里路到所在的罗南乡革命委员会开了证明，说明家里这些特殊的困难情况，又是军属，请求学校分配时对我进行照顾，把留校的一个名额分配给我。但当时学校是工宣队掌权，他们认为“文革”时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 “造反派”才有可能留校，而我“文革”中是班里的团支部组织委员，属于保党委、保老师的“保守派”，没有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没有资格留校。这样，我被分配到浙江长兴县7350部队农场劳动锻炼。接受解放军一年半的再教育以后，于1972年初再分配时，到了千里之外的山东济南。那年春节后，我到济南一中做了一名中学语文教师。

我工作后结婚前那两年，每月43元5角的工资自己只留下13.5元，其余全部寄给祖母和母亲，让她买肉吃买新衣服穿，但她俩舍不得花。1973年年底，我儿子六个半月时，我那毕业于北京农大农学系、事业心极强的妻子为了不影响她心爱的事业——山东农业，狠狠心硬是断了奶，趁着春节放假把儿子送回我老家农村，让我母亲和祖母帮助养育。那时的江南农村，依然十分贫穷，我们村不仅离小镇远，离生产大队的大队部都有几里路之远，各方面条件极差，鲜奶买不到，母亲用奶粉和着大米粥喂养我儿子。我儿子断奶早身体弱，刚送回老家又是冬季，寒冷的气候使他三天两头感冒发烧。母亲经常深更半夜地摸黑走几里路，抱着我儿子到生产大队部的赤脚医生那里看病。吃苦受罪自不必说，万一小孙子有个三长两短怎好向儿子儿媳妇交待？这种担惊受怕的心情，那时的我和妻子是体会不到的。后来我们进入了不惑之年，每每想到这件事，都深感我们当年“太革命”了，居然让母亲又操了那么多本不该由她操的心，实在很对不起她老人家。

母亲一辈子操不完的心。她陪伴我祖母一生，为我祖母养老送终，忙完了老的忙小的，忙完了孙子忙孙女，没有闲的时侯。1978年11月我女儿出生的时候，把母亲请到了济南来，一方面给我妻子伺候月子，一方面也想让她来歇歇。那次是我亲戚把她送上火车，独自一人来的，也是她平生第一次出远门。她听说山东吃不上大米，怕我们吃面粉不习惯，千里迢迢地背来一面袋子大米。那时，我住14平方一间小房，又没有厕所和厨房，5口人挤在一起，吃住用的条件都很差，母亲不在乎。母亲一生中先后来过四次济南。每次来，不管我和妻子待她多么好，给她做好吃的，买新衣服穿，节假日带她出去逛公园，她总是不适应，不仅对北方不适应，而且对城市生活不适应，常常难受到头疼。在农村干惯了活，到城里闲着不得劲；在村里与邻居老太太说说话，到我家没人聊天闷得慌；在老家用柴火在大灶上做饭顺手惯了，在我家用液化气炉子不习惯……每当我下班回家时，看见她鼻梁上捏得红红的，头皮上也捏得红红的，我就知道母亲不称心。她说城里的天空怎么老是模模糊糊的，不如老家农村老远的地方都看得很清楚；邻居说话听不懂，广播听不懂，电视看不懂，一天到晚太闷了，缠着我给她买票回上海乡下的老家去。我总是嗔怪她老人家说，“难道住我这里是蹲监狱！”她总说，“当然不是蹲监狱，但就是从心里感到不舒服！”没法子，看到母亲那难受的样子，我也实不忍心让她受罪，只好买火车票让她回上海。那时一则我忙，二则我穷，母亲来回我都没有陪她，为了省个来回的火车票钱，或让她自己来回，或找个老乡从上海出差回济时带她来。母亲没有上过一天学，不识一个字，又听不懂普通话，还晕车，这样多次来回沪济之间真是难为她老人家了。想想我上小学时，学校离家有好几里路，我胆子特别小，雾天不敢一个人走，母亲就送我上学去；下雪天路滑不好走，母亲就背着我走．我到济南成家立业后，母亲来回济南上海之间乘火车时我没陪她一次。相比母亲，我太不周到太小气了！母亲最后一次回沪直到临终，大约8年没有再来济南。母亲回乡下与我弟弟一起过，弟媳妇个性强，母亲是个衲于言的老实人，终日受气不开心。这中间我每两年春节回老家看望她一次，来去匆匆，虽然也买补品也给钱，但这怎能安抚她的心？每每我想到这些，内心极为惭愧，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有在母请亲晚年最感孤独最忧闷的时候，多抽一点时间陪陪她？我真的好惭恧，我太对不起母亲了。

母亲走得太突然。1992年9月初的一天，她在家门口的场院上与邻居老太太拉呱，突然一头栽倒，待送到罗店镇医院，就没有再醒过来。待我携子赶回老家时，母亲已从医院回家，永远地安详地躺下了，享年才70岁。看着操劳了一生、吃了一辈子苦却没有享到福的母亲，我自忱连对她养老送终都未能做到，实在忍不住放声大哭：“妈，我对不住您！”

我的苦难而伟大的母亲，独自捱过乱世、战火、动荡和灾难，把长辈平安送走，把后辈带向和平、富足、繁荣的年代，孤零走来、寂寞离去，她从不索取什么，也几乎没有享过清福，只是默默地承担了所有的艰难和苦涩，唯恐给子女带来负担，惟恐拖累我们……这使我更倍感伤心难受。我固然有一颗孝敬母亲的心，但我对母亲的反哺却总是那样地不及时不到位，比起母亲，做儿子的总显得是这样吝啬，而且，再也没有机会弥补……

帮父亲修改此文时，在办公室，人来人往也难抑胸口泣意，打下最后一段文字。结合“庸人”家史，始明历史之大势，才能体会郢客先生，葡萄、达雅老兄推敲陈扬的真义，方明精英之可笑可鄙........

• 所谓壮丁自愿，以家史为证驳之!

请兄台节哀。

兼代向您父亲这样一位善良诚实的伟大的普通劳动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