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备战经济学兼为毛泽东时代辩护(一) -- 达雅

十、迈向数目字管理

谈论新中国经济史，有一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就是“三年自然灾害”。“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有大量人员因为营养不良而死去，其人数，反毛人士说有三四千万，挺毛的说没那么多，但死了很多人是一定的。在网络上，谈论“三年自然灾害”及其相关话题，几乎必然会导致吵架。双方的阵营是如此分明，几乎没有任何中间地带可供回旋。任何“三年自然灾害”的辩护帖或者疑似辩护帖都会受到反毛人士的攻击，反过来也一样，于是最后总是搞出轩然大波，充分反映中国人喜欢内斗的一面。

“三年自然灾害”这件事，是美帝率领其走狗(包括蒋介石集团)，伙同苏修，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跟“南京大屠杀”是日寇的滔天罪行一个性质。从道理上看，把一个农业国封锁起来，摆出随时攻打的架势，必然会造成该国的经济困难。而农业国的经济困难，就表现为饿死人。从实践上看，前几年的伊拉克，如今的朝鲜，都饿死了不少人，因此可见美国封锁围困一般就是要饿死人的。这纯粹是废话，美国人也不傻，封锁围困肯定不是为了对方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么。因此，毛泽东共产党在这事情上的责任，最多就跟蒋介石没守住南京一样，属于“暂时抵抗不力”，而美帝及其走狗是滔天罪行。事实上老毛抗封锁比蒋介石打抗战强多了，后来就再也没大规模饿死人，还搞成了两弹一星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这比蒋介石1944年还被日军打到独山可强多了。

当然，我们不能局限于控诉美帝的滔天罪行。因为在控诉这个层面之下，还有技术分析这个层面。只有通过技术分析，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光控诉就成了祥林嫂了。

黄仁宇提出过一个概念，“数目字管理”。他的观点是，古代中国是一个“不能数目字管理”的社会，王朝没有办法对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进行可靠的统计，也就不能制订正确的经济政策。于是上上下下一笔糊涂帐，凡事都是对付，能过一天是一天。因为不能够掌握下级的情况，王朝遂成为一个道德宣讲机构，通过提倡道德或对反道德行为杀一儆百，来让下面的人少给自己惹事。而下面的各级官僚只要不惊动王朝中枢，就可以为所欲为，当然也得放任自己的下级为所欲为。

我认为黄仁宇的上述见解，在粮食生产方面尤其正确。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是名义上的王朝轻税加上所谓的“乡绅自治”。农业生产的效率很低，一亩地生产300斤就是好收成了，王朝一般搞“十五税一”“三十税一”，但是地主收租子收得很重，搞不好要交一半收成。农民按照家庭组织生产并储存粮食，搞得不好就“青黄不接”了。如果遇上灾害，王朝也没有组织人民抗灾的实际能力，只能让地方官“开仓”，其实仓里粮食也就够办几天粥厂。人民就去逃荒，大多数人没走到粥厂就饿死了。所以，一直到建国以前，中国各地发生自然灾害，上百万成千万地饿死人是常常发生的。

而现代中国的农业生产，是做到了“数目字管理”的。国家通过粮食垄断经营，掌握了农民的几乎全部余粮并供应给城市。现代中国非农业人口比例之高，唐太宗乾隆爷这些古代帝王是不敢想象的。而遇到灾年，党和政府就组织人民抗灾，通过现代交通运输网络调配物资。因此，现代中国即使受到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也不会发生大规模饿死人。

从“不能数目字管理”到实现“数目字管理”，这是需要一个转变过程的。而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中国的农业生产是脆弱的。具体表现就是，一部分上层学会了“数目字管理”，而下层和一部分上层还没学会。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征购”。这时候上层学会了“数目字管理”，按照下面报的产量进行征购。而下面没学会“数目字管理”，不是按照实际产量报，而是按照自己的决心报，或者干脆就是比赛式地高报。当时各地都在放高产卫星，把N亩地的稻子种一亩地里去，让孩子站稻子上，享受创造了吉尼斯纪录的快乐。快乐完了就是国家多购粮食，结果农民余粮就没有了，赶上大旱灾，最后饿死人。

因此，饿死人的原因，更多地不是哪个人或者哪个具体政策的结果，而是在迈向“数目字管理”的过程中，上上下下对于“数目字管理”的不熟悉不掌握而付出的学费。这种不熟悉不掌握不仅在基层和中层，在高层也普遍存在。例如，陈云对“数目字管理”是掌握得比较好的，《陈云文选》里就有几篇讨论钢铁生产管理的，基本可以算预见到问题；毛泽东差一点，等问题发生了挺严重了，写了封给上上下下的信；刘少奇根本不及格，所以《刘少奇选集》里有三年空白。邓小平后来说得好，“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但是邓简单地把问题看作“头脑发热”，格局就太小了。

饿死人的问题，本质是“大跃进”这一强行工业化过程的诸多副作用之一。而强行工业化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强行进入“数目字管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业战线基础最差，后果也最严重。事实上，直到如今，中国也仍然是在不断学习“数目字管理”的过程中。前几年“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不还是很严重么。

但是，“数目字管理”实在是一种很强大的工具。掌握它，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调配经济力量，你可以想象这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这些人来说是多么大的诱惑。毛泽东发《党内通信》，谈的就是如何做到“数目字管理”的问题，甚至具体到了“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的程度。而后来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最终倒向刘少奇周恩来打倒了彭德怀，也是为了保护搞“数目字管理”的同志们。这些人虽然犯了错误，造成了严重后果，但也积累了搞“数目字管理”的经验教训，是日后建设国家不可获缺的力量。

中国的上上下下在付出惨重代价以后，开始逐渐学会“数目字管理”，国家的各项事业逐渐走向平稳发展，以后也就没有发生过严重的饿死人。但中国人也有钻空子的传统，所以小岗村“二十三年未交国家一粒粮且年年吃供应”也没饿死人。但这种钻空子导致了小岗村自身“数目字管理”能力的低下，所以改革开放三十年后还是很糟糕。而大寨、华西村、南街村这些，充分掌握了“数目字管理”，所以无论改革前还是改革后，都比小岗村强多了。

最后，再次指出，“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大跃进”的一部份，而“大跃进”是在美帝及其走狗封锁并图谋进攻中国，中苏出现裂痕的情况下，面对日益严重的战争危险，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人民对工业化发起的战略决战。如果没有美帝及其走狗的封锁，没有苏修的推波助澜，“大跃进”就不必搞得那么急，代价当然也就不会那么惨烈。所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的人，其实是中华民族夺取工业化胜利过程中牺牲的烈士，他们的死，是美帝苏修及其走狗的滔天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