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知青岁月 一. 我的农家生活 -- 润树

国家对下乡知青的管理，有一个比较健全的系统，区以上的单位，设有知青办公室，公社和大队也有专门负责知青工作的干部。公社每个月都要将全体知青召去开一天会，因为可以记工分，缺席的几乎没有。会议本身很乏味，基本上都是听公社的干部讲话，但知青们籍此联络友情，却也是一个月中难得的好时光。

我那时结识的好多朋友，后来都在成都定居。两年前，我在确定好回国探亲的日期后，通知了吴兄，希望与在成都的朋友们聚一聚。到了南京，看到吴兄电子邮件说他已经发出通知召开社员大会，不但成都，外地也有朋友来，顿时让我心花怒放。虽然这已是我出国后的第三次了，仍有些急不可待。聚会是在市郊的一个农家乐举行的，共有近二十人，吃了两顿农家饭，还有拍照，叙旧，唱歌，跳舞，好好乐了一天。回美国后，写了一篇《社员大会后记》，专门记述我和这些朋友过去交往的经历，但一直没有完稿。这里就把它整理出来，作为本篇的主要内容。希望我在成都的朋友们都能看到。

首先要讲因出差未能参加的杨兄，我过去两次都见过他，此次只通了电话。他和我同在一个大队，彼此住处仅一里之隔，因此也最早相识。他的家在江津，但中学时在内蒙包头生活了几年，见过一点世面。我们同一届高中毕业，算得是一见如故，十分相得。我们一同参加大队宣传队（他拉二胡），一同外出赶场，看电影，来往频繁。77年高考后，大家都不知道能否考上，我们几个要好的朋友就组织了一个名头不小的“明心学术研究会”，其实就是大家定期聚会，好吃好喝之余，装模作样复习高考课本，准备来年再战。谁知当年他和我都被录取了。杨兄是个心细的人，一直保留着我们研究会的章程原稿，94年聚会时还拿出来给大家复习了一遍。上大学期间，我们的通信联系从未中断，且暑假几度在成都相会。大学临毕业时，我还曾想在他和一个同是明心的知青，77年考上川外的妹妹之间牵红线，可惜未成。杨兄家庭中搞科学的甚多，他的伯父就是甘科所的科学家。他本人亦一表人材，博学多识，待人宽厚至诚，在我们一班朋友中有杨公子之雅称。

郭兄也是认识早而且走得很近的朋友。他的多才多艺是公认的，写得好字，画得好画，在公社宣传队也是一把好手。他和另外两个朋友同时给我画过肖像画，也坐在山上我的自留地田埂上画过我们的村庄，我们还一同参加了县里的优秀知青大会。我曾有幸辅助他在公社办墙报，拿了不少杷杷（便宜）工分。他在九大队，我们互访频繁，但以我去他那里居多。由此我又结识了他的邻居李兄，成为好朋友。他俩在银山镇上高中时曾师从一个从四川美院毕业的老师学画。李兄喜玩，很少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但在公社有上层关系。77年9月，他说动社长由公社出资，差他去重庆买颜料画毛主席像，并指我与他同行。此事我一直未向郭兄说明，心里觉得有负于他，因为本应由他参与其事。他77年考上了西师物理系，我们在大学期间通过信，但未谋面。直到94年的首次聚会，才在成都见到他。此时，他已是一个成功的商人。看来人有才气，也是什么都挡不住的。01年再次聚会，感觉他又上了一个台阶。这次见面，他建议我在成都购置房产，我说，以咱们之间的交情，你有了，我还用买吗? 呵呵，呵呵。

吴兄的知青资格比较老一些，初中毕业就下来了，比我早好几年。现在每次聚会他都是召集人，也就在情理之中。我和他是在公社宣传队里熟起来的，此后就常找机会聚在一起。他善交际，又处交通便利之地，附近有不少男女知青，隔三差五就聚一班人马。据他说，自己那张单人床曾创下四条汉子同榻而卧的历史纪录，惜我未能躬逢其盛。吴兄在宣传队既能演，又能拉（二胡），还写脚本，那个群口词就是他的杰作。他在78年以初中生之资考取四川医学院，刻苦努力和智商高就不用说了，情商也是一等一。他同队的蜀蓉妹妹，先他离开农村上了西师外语系，但最后还是被吴兄追得美人归，同在成都安家立业。他们的女儿更是了得，高中二年级就考得TOEFL，GRE高分，获奖学金来美留学，今年毕业后被花旗集团录用，跻身于纽约金融中心。

接下来要说宣传队的几个女知青。惠芳是我很早就仰慕的舞台偶像，刚下乡不久在公社看宣传队的演出时就把她记住了。她是成都人，论资历，比我们都深，可她娇小的身材，可爱的笑容和甜蜜的话语，让大家都把她当小妹妹看待。建萍是76年一同去县里开知青代表大会认识的，没想到后来和她一起成为群口词的领诵人。这次见面，我提起此事，她竟说“是吗”，好像我有冒充之嫌，算她贵人多忘事吧。上大学期间，与蜀蓉，惠芳，建萍有过数次聚会，皆因我和苏川或回家或返校路经成都。当然每次都少不了吴兄，有一次还有刘兄（他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我和他二十几年没见了，但我心里有他，他心里也一定有我）。94年我第一次返国，与她们在成都相见，一眼看出惠芳和建萍的发型分别是那时流行的中国小姐式和日本古典式，说出来，得到她们首肯，不无得意。那一次，我们唱了很多卡拉OK，都是过去的老歌。这次社员大会后，我去蜀蓉和吴兄家过夜，把惠芳和建萍也拉上，大家话至深夜。第二天早上，我要去访一大学同学，三个妹妹在楼下的十字路口各守一方替我拦车，令我感动。坐在出租车上，想起2002那次相聚后，也是她们三位给我送别，更加感慨。套句老话，有朋友如斯，夫复何求。

晓彬是宣传队出色的女中音，而且最终修成正果，上了四川音乐学院。79年暑假我回家经过成都，特意去她学校看过她，有点朝拜的意思。她毕业后分到内江工作，我几次从美国回来，大家在成都聚会，她都与丈夫孙兄专程赶来参加，说巧不巧，孙兄与她也是同队知青。社员大会散了后，晓彬夫妇邀请大家去他们在成都的家小坐。看见他们购置的新房装饰典雅，心中盘算，今后打尖的住处不是又多了一个吗？

时隔多年，这是第一次在成都见到张氏兄妹。回忆起一次公社宣传队下大队演出时，在学校打篮球，得知张妹妹高中时是资中一中的校队队长，75年参加了地区八县一市的篮球比赛，在决赛中与资阳中学争冠。而我恰是那场球的裁判，说起来她也似信非信。不过几年后一次偶然相遇，却得到证实。那是我大学暑假回家，一天晚上去梅家山散布，看见她在那里练球，场上还有我阔别多年的中学同桌同学，也是打篮球的好手小康，他们此时都是内江师专的校队队员。张妹妹还是区宣队出色的女高音。在县里会演时，她的一曲《绣金匾》，在悼念总理逝世一周年的高潮中，以丰沛的感情唱来，催人潸然泪下。张兄与我们不在一个公社，但曾以区宣队顶梁柱的身份来指导过我们公社宣传队的演出。他的白马王子形象和高超演技，那时不知倾倒了多少女孩子的心。区宣队有个女队员，重庆知青，是一班男知青的梦中人，风传与张兄要好。这次相聚，我半开玩笑地向张兄求证，他予以否认，我们听了也半信不信。

同在公社宣传队的还有黄兄，专程从资中赶来，这已是第二次了。他的个子不高，却有个身材魁梧的哥哥，当时是解放军报的记者，颇有名气。有一次他哥哥回乡，吴兄等见了，与之谈话后，佩服得五体投地。黄兄77年初也当了兵，去了云南，79年参加了对越作战。我那一年也报了名，第一轮公社体检通过后，第二轮到区上检查。有一道程序是一组人在一个房间里，个个脱得精光，被几个男女医生目测检查，颇为尴尬。另一项是量血压。此前我已听说有些人因为心情紧张导致血压升高，没有通过；而那些检测者中有个年轻漂亮的女医生，是内江人，比较通融一些。我恰好轮到由她测量，果不其然，由于心情紧张，测出的高压是138，超过135的标准。我小声对她说，你可以笔下生花呀，咱们都是内江人。她笑了笑，没改数字，但是允许我休息一会儿，再测一次。老天保佑，第二次通过了。如此一来，我体检全部过关，成为人民解放军之一员的机会来了。那时参军入伍是至高的荣誉，对于我们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更是高不可及。我赶快回家通知父母，希望他们来打通关系。父亲连夜赶来，将此事告诉了区上主管知青的远房叔伯兄弟。然后他们联系上了公社的武装部长，得到的回答是没有问题。然而，我们还是没有自信，不敢相信这样的梦想可以成真。我们的担忧是，按规定，我的成分虽然是革命干部，但政审时，家庭的地主成分和复杂的社会关系肯定会暴露无遗，能通过的机会恐怕不大。为了避免此种情形，我们最后还是决定主动放弃进入政审这一关，因此我也就没能与黄兄成为战友。李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那么说笑话娱乐大家也许就是黄兄天生的才能。有他在，就一定有笑声，特别是妹妹们的笑声。不过，当过军人的黄兄，在资中的糖业烟酒部门也是一把管理能手，他这方面的才能，要待我们今后有机会去实地考察一番才能证实了。

苏川是高中76届的，比我们这些人下乡都晚，但我和他在六十年代就认识了，盖我们的父亲是老同事，彼此关系不错。我们儿时就在一起玩弹子，拍烟盒，看图书，打气枪。下乡后，他和我不在一个大队，也没参加宣传队，来往就不多。然而，我们后来在上海上大学，却有过几年的密切交往。我们两校之间，乘50路公共汽车，只二十几分钟的路程。每到周末，上海本地学生都回家，我们呢，不是他来，就是我往，互相消蚀在异乡的孤独。那份曾有的亲密，是再难有的了。如今他已是一方老总，我仿佛倒觉得陌生了。

捍卫兄是金紫公社的，与我相识于区宣队，也是一见如故，互有往访。他后来去了峨嵋山下的西南交大，并留校任教，我们保持了一段时间书信来往。捍卫兄是有心人，这次社员大会后，第二天特意借了车，计划带我参观他们在成都的校园，然后观看成都的新市容。可惜我到他那儿时间已晚，只大致看了校园。近年来成都城市发展速度惊人，可惜我总是来去匆匆，未得细品其貌。这次又有负捍卫兄好意，只能留待下次了。

我的一位堂姊，这次是多年后首次相见。她也是知青，父亲就在区上主管知青工作，虽然没给过我们什么特殊的照顾，但如果不恢复高考，她和我要被推荐上大学，肯定需靠他。叔父本是中学教师，写得一手好字，人也十分和气，颇得人缘和各方好评。77年我买了两幅宣纸，请他写点人生箴言之类的话。他写了当时流行的叶剑英的两首诗，其中一幅给了喜字的郭兄。我考上大学后，家里尚有百十来斤玉米，他带着我到区粮站折算换成了全国粮票，算得最后给我的一点特别关照。

还有几位新老朋友，不一一提及了，盼下次再见。

农村没有电影院、戏院，也没有俱乐部，但农村人有自己的文艺演出，我还记得一点小时在文江镇公社大院看演出的情形。文革后，各大队都有自己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就更频繁一些。我们学校也参加公社的演出，我十二、三岁时还演过李玉和，唱过杨子荣、郭建光的选段，大一点就觉得有些难为情，不愿意上台了。

我落户的大队，也有一个宣传队，由一回乡女知青负责。当她来动员我参加宣传队时，我本不热心，但听说大队的其他几个知青都参加，也就同意了。我们利用晚上和下雨天排练过几次，但没什么大节目，一次正式演出都没有搞成。

76年8月的一个中午，我在家里听到广播通知，要我到公社去报到，没说是什么事。我去了后，才知道是公社宣传队希望了解我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文艺才能。我如实说自己什么乐器都不会，但看看那么多人在一起很热闹，还可以拿工分，就说也许可以写点东西什么的，他们就把我留下了。公社宣传队成员大多是下乡知青，人才济济，还有老三届的，会写的大有人在，根本轮不上我。此次排练是为了准备区里的文艺调演，因此所有的队员集中住在公社的学校，日夜加班赶排节目。谁知临近调演的日子，发生了大事，毛主席逝世了。由于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宣传队解散，队员各自回生产队听候通知。

到了十月下旬，宣传队排练终于恢复了，但区里的调演已经取消，我们需要准备一台节目，下到公社的各大队去演出。还好，原来的节目基本都能用，只要稍作修改。记得一个群口词，提到党的路线斗争，有一句说“十次斗争得胜利”。现在“四人帮”被打倒了，有人就问该不该改成十一次呢，公社武装部长说要慎重。有个老三届的回乡知青想了想，提议改成“历次斗争得胜利”，大家都说好，天衣无缝。宣传队由管知青的团委书记主管，公社的干部们也都很关心，党委书记常临场观看排练。我们的队长是地区民政局长的女儿，颇有表演才能，也很懂拉关系，见书记有一双可爱的儿女，于是把他们也拉进宣传队。这对兄妹还是中小学生，几个女队员合作，给他们编了一个以《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和音乐为背景的舞蹈，使书记的积极性更加高涨。在我们后来下大队的演出中，他每场都跟着跑，所到之处，安排和接待自然都很周到。我从小样板戏和广播听得多，普通话说得比较好一点，居然在群口词中和一个女队员一起作了领诵人，回大队演出时出了一点小风头。宣传队的演出结束后，队伍解散，大家依依不舍，一起到县城照相馆拍照留念，吴兄将之题为“心随明心忆华年”（那时报上有篇写鲁迅先生的散文，以先生“心随东棹忆华年”的诗句为题，明心是我们的公社名，我由此结识的一些朋友，在下一节有记述。）

两月后，我与公社的另外三个女知青被选到区里的宣传队，准备节目参加县里的调演。区宣队已存在好多年了，我过去见过其中的一些队员，对他们的英姿潇洒，只能以仰慕来形容。虽然老队员有被调回城的，这届新队伍仍然有十分出色的人才。重庆知青占了不小的比例，有两个男队员，姐姐是重庆文工团的，自身条件也出类拔萃，舞蹈基本功扎实，颇有专业演员的风范。两位舞蹈能手编了一个集体舞，表现农村抗旱的情形。队里独唱的男中音、女中音和女高音都有很高的水准。搞器乐的也比较齐全，有二胡、笛子、高胡、杨琴、琵琶和手风琴等等。遗憾的是，我们在县里的调演中却没拿到奖，回来后领导和队员又发生矛盾，就没有像往常那样下到各公社去作汇报演出。

我有了这点经验后，竟被请到临近的十一大队宣传队作指导。队里有个女知青C，姓氏和我的相同，比较少见，我过去在公社第一次开知青会时就知道，但出于矜持从未和她讲过话。她圆圆的脸上有两个酒窝，一颦一笑都显出甜蜜娴淑的性格，很可以吸引人的目光。后来我们在彼此的一个朋友家短暂碰面，算是结识了。她的家在甘科所，现在熟了，我成了她的老师，就有机会被请到她家里去吃饭。她在甘科所工作的父亲与我论起我们的姓氏班辈，结果发现她比我晚一辈。我感觉到，她有些不情愿的样子。后来有一天中午，她到我们生产队来办什么事情，顺便来看我。当时是夏天，我像农村的男人们一样光着上身，与她对坐着，彼此都不以为意。自然，门是敞开的。也不只是为了避嫌，而是因房子没窗，总不能大白天关上门来点灯。但我知道，她同队的一个重庆女知青，也是公社和大队宣传队的，就曾和一个男知青在晚上关门约会被堵了门，搞得沸沸扬扬，非常难堪。那男的也是我的朋友，重庆人，潇洒倜傥，运气也不错，不久就被调到内江机务段当工人去了。后来，我听说他们真结了婚，也算应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预言。

此后我和C并没有什么交往。有一次我回家，第二天，C和她姐姐竟意外地出现在我家门前。她说她们姐妹俩来内江办事，顺便来看我们。这其实也很正常，母亲的热情款待使她们很高兴。77年冬天，我已经参加了高考，但也不知能否录取，仍然回生产队劳动。这年冬天的农田基本建设由我们附近几个大队分别抽人到十大队会战，C和我都在其中。我们早出晚归，而我要走好几里路，回家还要自己做饭，更辛苦一些。因我每天都要路过甘科所，C邀我住在她家。我正愁自己做饭的燃料又快没了，求之不得，就应允了。C家有三间房，他们给我单住一间。后来有朋友打趣我，暗示什么。但天地良心，我们之间什么也没发生，我甚至都未往与她发展不寻常的朋友关系方面想。没几天，我接到了高考上线后体检的通知，就没再回去劳动。

但故事还没有结束。我上大学后，第一次暑假回家，约上几个知青朋友回了生产队，然后去C家。C的姐姐先从家里的阳台上看见我们，马上告诉了妹妹，然后就要去买菜做饭招待我们。我们因为只能短暂停留，把她劝住了。第二年我一人回的生产队，住了一夜，没去C家。她来过我家，但那天下午正好原来一班打篮球的同学有场比赛，要我去当裁判，就没顾得上陪她。母亲也许感觉到了什么，隐约说我不该冷落她。我们时有通信，她还曾寄来20元钱，要我在上海帮她买冬天穿的高帮皮鞋。我选了自己喜欢的式样买好后，把剩余的钱和一封信塞在鞋里，一并寄给了她。后来我一直没有收到她的回信，仿佛听一个朋友说她不喜欢那双鞋。从此，我再没有她的音信。我开始一直不解她为什么不再和我联系，就算那双鞋买得不好，后来才想到八成是她那时有男朋友了。

说的是宣传队，却引出这些话，过于琐碎了。有朋友在前面跟贴里问道有没有类式小芳的故事，我打了马虎眼，其实真的没有。仿佛记得小芳是农家姑娘，就此而论那是一点影子都不曾有过。和这位C妹妹的关系发展，可以算30%的接近。我们之间虽然没有开花结果，但我要乘此机会祝她幸福，今后也许有机会能再见到她，我希望。

　　用地方话读：

　　一位老农到商店对女售货员说：“我要日历。”

　　“流氓！”

　　“六毛就六毛，回去报销撒（抱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