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经济学家外传 七 必也正名乎(一） -- 烟波钓徒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高鸿业

刘国光同志是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位大师，也是一面旗帜。最近他发表了一次谈话，影响很大，受到各方面

的关注。今天，我仅仅从一个方面结合该文，谈谈我的意见。这个方面就是：中国经济学应该遵循什么样

的道路的问题。

关于这一点，我认为：中国经济学目前应该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结合起

来的道路。其理由可以述之如下：

第一，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西方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二者虽然存在着原

则性的差异，然而，却在市场经济这一点上具有很多的共同之处。

第二，正如刘国光同志指出的那样，邓小平的贡献之一便是指出市场经济不过是管理经济的一种手段或方

法。既然是一种方法，社会主义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而我国目前所做的正是如此。

第三，作为一种方法，在使用它时必须受到某种理论的指导，才能取得有利于人民的效果。例如，火药是

突然取得大量能量的一种方法。在和平理论的指导下，它可以用于开矿和道路修建，而在战争理论的指导

下，它也可以被用于杀人武器，二者的结果是迥然不同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以市场经济的管理方法

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第四，西方经济学具有双重性质，即：它既是西方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又是西方市场管理的经验总结。

对于前者我们当然应该加以摒弃，但是对后者总结出的方法，我们却可以加以借鉴和吸收。当然，管理方

法的借鉴和吸收也必须考虑到国情的差别。经验总结并不能完全脱离理论指导，这就是为什么必须由马克

思主义指导的又一原因。

第五，作为方法的西方经济学未必在逻辑上都是正确的。例如，次优理论(Theory of the Second Best)

表明，缺乏任何一个必要条件都可以使目标远远达不到西方经济学家所崇拜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从而使这

一状态毫无现实意义。又例如，路径依赖性(Path Dependency)指出，初始条件的丝毫差异不但不能达到

西方学者所追求的均衡状态，反而会导致失之千里的后果。这一结论意味着：由于国情的差别，使用相同

的经济发展的方法的两个国家，却未必能得到相同的有益后果。有的国家甚至会失败。以上例子表明西方

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有不当之处。

第六，在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不是信奉马克思经济学，便是信奉西方经济学。即使从这一表面现象来

看，二者都有其生命力和价值，从而，结合二者是有必要的。

以上六点，我陈述了为什么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结合起来。在此之

上，我还想提出两个理由来说明：这种结合并不违反马克思本人的做法：

第一，马克思自己就吸收了一部分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内容。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我不多加论述。

此外，马克思应该愿意使用西方经济学的“数量化”的方法，如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等。例如，马

克思在1873年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你知道那些表格、贴现等等在它们长年的运动中上下升降的曲线。

我为着分析危机，已屡次企图把这些升降算作不规则曲线，并且相信(我还是相信有充足的经选择的材料

，这是可能的)由此用算式确定危机的主要规律。如说过的，穆尔认为这件事暂时办不到，我已决定目前

把它搁置起来”*。由此可见，“数量化”是得到马克思重视的。

第二，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探索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而不是管理市场经济

。因此，虽然他也研究了市场经济的各种方面，然而，其重点是它们与他研究目的有关的部分。除此以外

，他认为，由于这些部分仅仅研究事物的表面现象，从而与他研究的目的无关，因此加以忽略。关于这一

点，对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他写道：“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庸俗经济学不过传

教似的把那些拘囚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内，当作为生产代理人的观念来解释，来系统化，来辩护”。他又

说：“庸俗经济学越是在事实上不过把普通的观念翻译成学究式的文字，它就越是成为单纯的，合于自然

的，一般人利用的，越是和各种理论的锋锐相隔离”。按照我的理解，马克思的上述两段文字可以表明：

西方经济学不过把参与市场活动的各种人物，如消费者、生产者、资本家、地主等人所使用的语言、见解

和成规加以系统化并形成学术上的表达方式；这种研究成果对他所要发掘的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消亡的

理论毫无用处。虽然如此，他并没有说：表面现象的研究和市场经济参与者的行为准则等等就完全没有用

处。例如，日规并不追究太阳绕地球转（表面现象）或是地球绕日而行（内在规律）的是非，但是，却可

以给人们时间的数据，如此等等。进一步而言，在假设市场经济成为不变（或暂不变的）条件下，市场参

与者的语言和规律性总结并不能说对管理市场没有用处。例如，上面引文提到的贴现或贴现率固然有助于

经济危机的研究，从而有利于寻求资本主义消亡的原因，但是，在市场经济既存的条件下，它仍然是调控

经济或的一个手段。

以上的论述表明，中国经济学应该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的结合。

　　有人要给高先生搞个生日庆典，高老师婉言相拒。对方实在言辞恳切，说了些“大师、泰斗”之类的话，高先生就跟他说，高鸿业别的本事没有，自知之明还是有一点的。我一辈子最怕过生日，因为没有贡献。我能干活的时候没有机会，有机会能做点事情的时候又老了。真正有贡献的人，不用过生日，自然有人记得，你看李冰两父子，修了个那么好的都江堰，造福那么多人，现在人们还自发的去拜祭，用不着有什么人专门去操办。我又没什么贡献，搞这些也没有什么意义。你们劳神费力，这些功夫干点别的不更好吗？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时间就在今年夏天。

　　高先生指导学生，选定的教材，微观是Varian和MGW，宏观原来是Romer，后来改Turnovsky了。关于Varian，高先生说，Varian这个人，研究的水平在西方学者中不算高，但是有一个本事，就是教材写得好。关于宏观的教材，他说，Sargent这个人搞研究很厉害，但是写教材有点儿捣乱，中间好多东西都跳过去了，学生看着费劲；Turnovsky这本可能更好，从IS－LM模型开始，虽然这个模型做研究用处不大了，但是学习高级的基础理论的时候从这里入手，比较容易接受。财政学的教材一直不好办，2003年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一本：Tresh的Public Finance，很高兴，说，研究生层次的教科书，财政学的一直没有找到一本特别满意的，这本不错，在北图的新书阅览室，这个月刚到的。

　　后来才知道，他每个月都要去一趟北图。他住在西三旗，今年83。我问他，您每个月都去吗？他说，是啊，没办法，过了那么久，就觉得要去一趟了，要不总觉得少点什么。我也不去别的地方，就去外文新书阅览室看看有什么新书没有，看看新到的杂志上有什么新的动向，我也不能都看，但是多了解一些情况，到时候学生有问题，我好歹可以跟他们说，某某书上有这方面的内容，你们去查查看，这样也可以节约人家一些时间。按照中国人的算法，Samuelson今年都九十了，还在《经济学展望》上发表了文章，我只是看一看，还是应该的。

　　高先生的学位论文，做的是杜森贝利的消费函数的修正和检验，费了不少时间。为了做这个，他放弃了原来的一份比较辛苦的工作，在伯克利给Doffman当助教－－后来Doffman去了哈佛。毕业后找了一份教职，教商业统计，副教授，干了一年，就回国了。在他看来，这是他水平最高的时候，因为第一，要给学生上课，必须准备；第二，因为还不是教授，可以随意讲，错了也不要紧，Doffman那个时候是教授了，就要很谨慎了；第三，当时有很多年轻人在一起，经常在一起讨论，面红耳赤，水平提高也很快。（－－不知道现在北大和人大的研究生里，还能不能见到这种情景。根据我的经验，有可能有人冷不丁冒出一句：你搞那么清楚有什么用啊？又不能靠这个挣钱！郁闷－－）

　　关于留学生回国的问题，高先生的看法是，当时我们都想回国，除了爱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美国的种族歧视比较厉害，1950年代在美国的公共汽车上，每天坐车他都看到黑人要给白人让座，黄种人当然好得多，但是能做到中上层，比如说当教授，就很难－－学校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现在当然好多了，而且中国人也越来越受人尊重了，因此回来的当然会少一些了。

　　一位经济学家私底下说，当年我们在北京上研究生，西方经济学有两个高手，一个是北大的杜度，一个是人大的高鸿业，其实当时我们也不懂，就知道只有这两位真正能讲一般均衡理论，能推导。高先生听罢一摆手：要说一般均衡，杜度可比我懂得多多了。后来他说，杜度不写文章，可是问什么他什么都懂，可能是懂得多了，觉得都没必要写了。杜度老先生很瘦。据说当年北大经济系里，来了AER，每期必看的只有他，可是一直没有一篇象样的文章。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清华大学一位教授说，1980年代初期，高校的经济学专业要恢复开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可是不知道该定个什么名称，因为原来一直叫做“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当时刚刚从文革出来，教授们下放时候晒黑的皮肤还没有完全恢复，政治气候不比现在，改得不好可能学科发展就受影响，人大、北大和清华的几位教授琢磨出一个折衷的名字，就“西方经济学”。今天看来，这个名称不一定完全合理，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这实在是一个很高明的“ideal”。

高鸿业先生不久前驾鹤西去，学术界有一些响动。前段时间在网上也看到了

一些评论和纪念，周业安、梁捷、李冠一都写了纪念文章。奇怪的是，从高先生那里受惠更大的77、78级

大学生没有什么动静。我有点看不下去，还是要写点文字纪念一下。

一个人是否值得人们去怀念，至少有两个因素是值得考虑的，一是他生前都做了些什么事；二是他有什么

样的品质。以此作为标准，我认为高鸿业先生是当得起后人纪念的。

和厉以宁和吴易风不同，高先生并非我的授业恩师，但在我心中他自有特殊的一个位置。我的高鸿业观来

自于零零碎碎的个人感受。

首先是我应该承认是读高先生翻译的萨缪尔逊《经济学》第十版长大的经济学从业人员。这个译本留给我

的既有高先生自己撰写的那个让人有些不爽的前言，也有通达和生动的译文，而后者历久弥新。萨翁是个

文字大师，以我的陋见，他那部享誉全球的教科书的妙处，只有在高先生翻译的第十版中才是体现得淋漓

尽致的。后来的金版好像是北大某教授领着一帮毛孩子翻译的，我粗粗翻阅，译笔与高先生的相去甚远，

自然大失所望。由此推测高先生翻译萨缪尔逊的书是好好下过功夫的。后来我越来越体会到高先生的这个

译本对我学习经济学的助益，以至于在曼昆和斯迪格利兹经济学教科书大行其道的时代，还是念念不忘向

学生推荐萨缪尔逊的教科书，当然是高鸿业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的第十版。我在西方经济学上当年曾经下

过一番功夫，靠的也是高先生传神的译笔能够让我不知疲倦津津有味地通读几遍。

我和高先生有过一面之交，那次是在教育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厉教授当时风头正健，在会议上侃侃而谈

，喋喋不休地宣传自己那套郭德纲式的经济学见解。什么靓女先嫁、好苹果先吃、自行车不倒的奥秘之类

东西。高先生默默地坐在后排一声不吭地听着，终于忍不住了。站起佝偻得像个虾公的身子，向厉教授发

问。具体的问题我有些记忆不准，大概是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他的问题非常尖锐，咄咄逼人，厉教授毫

无招架之力。高先生那时应该是年近八十了，看上去憔悴得很，那双激烈比划的手，瘦骨嶙峋，关节又大

又突，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毫不理会世俗常情，而是直奔主题，虽然有些口拙，在思维的严谨性上是

远远高出对手的。他在指责对手食洋不化之后就退场了。说实在的，在那之前，我从未见过如此严厉率直

的学术质疑（与此有得一比的是某年天则所开制度经济学年会上姚洋教授对西北某著名大学博导的批评）

。毫无疑问，厉教授当时非常尴尬，下不了台。高先生的问题要比厉教授思考的深刻得多，所以，后者无

力还手。这次，我对高先生的学术功底刮目相看。

从那以后，我就注意他撰写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是仔细阅读的。和时下一些人的看法不同，我认为高先

生的所谓的左，并不是那位姓程的红人那种投机性的左，而是一个学者对自己学术理念的坚守。他并不愿

意拉大旗做虎皮，给对手扣帽子，而是陈述自己的道理。虽然，有些道理带有浓厚的价值判断，但无论如

何他的学术精神是严肃和高贵的。在这个方面，他有点像剑桥大学著名的马克思经济学权威莫里斯.多布

教授。高先生有自己的学术立场，而且这个立场是经过自己反思的。他在这个方面的表现是值得批评他的

哪些对手好好考虑的。

高先生对学术事业的虔诚，我自己没有切身的体会，但是被从我的老师蒋自强教授那里听到的故事深深打

动了。八十年代初，高先生在近三十年之后重返美国的学术界，到美国大学做访问学者，他当时他已经年

近花甲，自感机会难得，必须争分夺秒地学习西方经济学界的新材料。只身在外，又舍不得在家务上花费

时间，几乎每日都以方便面充饥，最后闹出了严重的胃病，身体搞垮了。我在第一次出国之前，蒋老师就

语重心长地叮嘱我要以高先生的事情为戒，千万不要顾此失彼。

高先生在学术上的态度是诚实自谦的。他似乎从不以势压人，也不像时下学术界某些大腕那样信口开河、

动辄宏大叙事。他的文章，你可以不同意观点，但是不能不重视他的论证。他是一个有风骨的学者。能不

顾一切地投身学术事业，坚守自己的立场、捍卫学术的尊严。即便他主编的那部颇为人诟病的研究生教材

，仔细翻阅其中的章节还是可以看得到先生自己化下去的心血。如果不是人云亦云地发表见解，那么其中

有不少对西方经济学的评论还是值得读者仔细琢磨的。

高先生重译的《通论》我是没有仔细读过的，质量如何，无法置喙，不过我推测总比徐毓彤半文不白的译

文更合今日学子的阅读习惯。

饮水思源，我们这些没有机会从欧美直接经受经济学训练的人，在经济学上有今天的进步，应该感谢包括

高鸿业先生在内的所有前辈的工作。仅此一点，高先生就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http://lwd0808.blog.sohu.com/476973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