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明史杂谈（2）－－糊涂的崇祯 -- 温相
家园 关于所谓“粜米资敌”，商羊舞早有证伪 下面是商羊舞对此事的证伪分析。总结一下，谈迁的记载和实际档案资料冲突，所以并不可信。而谈迁自己也没有把这条放入自己写的《国榷》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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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粜米资敌”辨 (2009-09-19 09: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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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袁崇焕获罪磔，在明庭给他定的罪名中“粜米资敌”占相当重要的部分，所谓的粜米资敌是指的袁崇焕在崇祯元年末到崇祯二年初，对蒙古喀喇沁束不的①等部开市一事。关于此事明季史料众说纷纭，然而去记叙性的史料多，遗留性的史料少。纷杂的史料彼此间还相互矛盾，笔者在本文中将尝试通过对明满蒙三方史料的溯源辨真证伪的方式对这一事件进行还原。
对于“粜米资敌”中资敌一说，很多明季叙史都提及翰林院编修陈仁锡使辽东一事，如《国榷》《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中说“抵高台堡，知束不的为插汉买妇女，为建虏积谷。”溯其缘由基本上抄袭陈仁锡自己写的《无梦园初集》中的山海纪闻所载，当然二书在辗转抄袭中将“为插汉卖妇”错误的记成了“为插汉买妇”，除此细节外，三者所叙述大同小异，当以当事人陈仁锡所记录的《无梦园初集》为准。
陈仁锡先是在《宣诏山海関辽东都司纪事》中记录下：“抵高台堡，予侦知束不的代插卖妇女，代奴积粮谷，奴向导已至，王子即来”似乎束不的为“建奴积谷”是陈仁锡亲见，其实不然，其在《与宁远武进士门生王振远陈国威料束虏必引奴入犯谋以扈送前屯兵夜擒之高台堡纪事》中对此描述做了更为详细解释，“三月 至高台堡，行道纷纷，有谓插酋将所劫女妇，令束酋卖与此中，将官价止八金者；有谓四方稇载粮米出售，来酋转而转之奴者。”从中可以看出不论是为插酋卖妇，还是为建奴积谷，都只不过是“行道纷纷”，陈仁锡自己听说的罢了。
对于这种传言可信度有几分，网友ut过去也曾做过分析，崇祯二年初，插酋（林丹汗）与束不的部早已翻脸，崇祯元年秋冬之季，束不的等喀喇沁部落还与后金合兵与林丹汗交战。所以不论是为插酋买妇，还是卖妇可能性都很小，进而说明这种传言的真实性是非常的小。同样“为建奴”积谷的说法②也非常无稽，除了不见蒙满记录外，笔者在后文还会论述喀喇沁束不的实际上在崇祯二年自始自终都未参与满蒙联军对明朝的入侵行动。
除去陈仁锡记述外，另外有一处孤立的记载“资敌”情形的是谈迁的《枣林杂俎》。文中这么写道：“已巳四月,崇焕遣把总吴口口,千总陈 口口使建州，以故辽人方君达来报二十四日阴谋，索逋赏，是佯输彼情，约杀岛帅毛文龙，许之。又告饥，遂令都司蒋文举开粜于高台堡，名服熟夷也，边储始渴。”这则史料谈迁未给出史料来源，也未曾记录到自己史学巨著《国榷》中去，而是以增广见闻的方式放到自己笔记中去，而是写在《枣林杂俎》中。 这条史料中记载了所谓的“崇焕遣把总吴某,千总陈某使建州”，而袁崇焕和后金在崇祯初来往的细节，在《满文老档》中所叙颇细，不仅仅有每次来 往的事件，双方的使者，还有彼此的信件内容，断无陈某某，吴某某出使的记录③，更别提什么告饥约杀的事宜了，另外提及袁崇焕在崇祯二年四月才在高台开粜说法，也和后文中袁崇焕行稿，兵部塘报严重不符。所以这条来历不明的史料基本可以证伪，可以舍弃。
在高台开市的明方史料中《明清史料》中的《兵部行《督帅袁崇焕题》稿》，是崇祯、兵部袁崇焕三者之间的咨文抄出，是第一手遗留性资料，史学价值无疑是最高的。从该文中 我们大致可以看清事件的经过，首先崇祯元年哈刺惧三十六家“且地荒旰，粒食无资，人俱相食，且将变”，袁崇焕“许其关外高堡通市度命” ，崇祯以“据报 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为由，要求兵部让袁崇焕和俞安性备咨，袁崇焕上疏做了番解释后，崇祯又下令“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同时又允许“招 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兵部就此形成一项合咨，命令顺天巡抚照此执行。
兵部行《督帅袁崇焕题》稿抄出的时间是崇祯二年三月初二日。目前存世的明兵部档案中还保留了同一天的一篇兵部塘报，不太常见，摘录如下：
“塘报为夷情事。二月二十四日，据山海平辽镇总兵官赵率教塘报，据中后所参将窦承功禀，据高台堡备御叶天赋报称，有束卜的差来夷使那莫赛、张吉太恰等四十名到关，赖授束酋夷票一纸。内称：束卜的都领都督、握约什、古路什等跪禀大太师袁台座，叩首禀安。原额我俩家一家。至今，我因与长汉儿结下仇。有长汉儿相犬一样，好歹不知。他与天下达子为下大仇。我与他真假不便。我搬在里边关上住牧，日里料山，夜里听静，保守边疆。有我来里边住牧，牲畜不伏水草，今种地在耳。有我搬在岭外边旧住处暖太那木城住。报知太师。我恐有小人讨好说，我往外搬，我要有二心。离我本地方，肯住二年。有东夷与我会议，不为别事。我恨恼长汉儿不过，我与东夷于旧岁九月内剿杀长汉儿报仇。我夷官实意，为天朝报效。有我祖父，我如今，得过皇爷恩典无数，又多蒙太师恩典，又发买卖市口通行。我买吃二年。望乞太师天恩，我往外搬，差人乞讨送行礼物，又讨盘缠、各样的种。常有里头外头话语，各自规矩一样。我达子家，两家住在一处，搬住场，会议吃笼席。我有心与太师会议。今我不得便见太师金面，有太师不凭信，我把五城头、千把总出来看我住场，修理房舍，跟我住一两个月才知道，我实心。东夷事情差人禀知。有里边太师洪福，也大把宁前二卫，并五城头都填实人烟。又锦义二卫，又填实人烟，又往前填实广宁。有我将长汉儿赶散了，相太师里边一样，我旧地方住去。有前旧岁十月内，差通事好人盟，心有金言，替我上本讨新旧额赏。原当不过二月。如今，我们比不的先时，又无吃的，又无庄稼。望乞天恩，新旧赏速速发给。相里边朝廷大事，袁太师张主，我外边大事我主张，别相的小官张主大事。今差通事投赴太师，宽恩上栽。为此理合跪禀。”
该塘报虽是看上去出自通事之手，语句不太通顺，但也可从中看清来，束不的自林丹汗西迁后（塘报中的长汉儿）被赶到里边关去住，就此住了两年，九月和后金会盟攻打林丹汗也未隐瞒。高台开市后，他想搬回旧处，问袁崇焕要旧赏，和盘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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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的的汉文译名又被译文成苏布地，束卜的等。
②网友左派大佬在《谋略背后的迷思——袁崇焕真有雄才大略吗》中曾以《清史稿，太宗本纪》的“预采木造船以备转饷”作为喀刺泌部为后金采办粮食的旁证。这个结论非常搞笑。实际上稍查《清实录》即可知这段的来历，《实录》上载“令蒙古科尔沁、喀尔喀、扎鲁特、敖汉、奈曼诸国，合师并举。夫师徒既众，供亿浩繁，陆运挨粮，恐不能给，必得轻舟挽载，至河西西宁堡，方无遗误。宜预采取木植，广造舟揖，以备军行之用。”哪里谈及到喀刺泌部为后金采办粮食。
③按《满文老档》所载，皇太极于崇祯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派遣任大良和生员郑信前往袁崇焕处送信，到了闰四月初二，派出的任大良、郑信才携杜明仲一起返回，其间皇太极和袁崇焕未再有使者来往。
从上一节，我们也分析到，所谓喀喇沁为后金积谷的说法并无实据，卖粮是喀喇沁部。那么此时的喀喇沁部（主要是束不的部）是不是明朝的“敌”呢？值得探究。
喀喇沁三十六家在明末也又被叫朵颜三十六家（喀喇沁起源和演变，不是本文重点，就不做赘叙了），是漠南蒙古的一支。三十六家是虚数，意思其为部落众多。它包括了阿速特、永谢布、喀喇沁、土默特、兀良哈等等诸部。然而，这些部落虽在喀喇沁万户内部有明显的区别，可在对外的交往中一般都自称“喀喇沁”。明清双方的史料记载中对他们也甚少加以辨别，搞混淆的更不在少数。
清代官私史书一致记载①，崇祯元年二月，喀喇沁塔布囊苏布地等“以察哈尔林丹汗虐其部”，惜众“乞内附”，喀喇沁因此成为后金的臣民。|乌云毕力格教授曾撰文指出这种说法不过是“天朝史学的渲染，与事实不符。”通过对蒙古文书的分析，天启元年末到崇祯元年初与后金互通书信的是杜棱古英、朵内滚济、诺干达喇和万丹卫征四人，所通书信也非乞附，而是商议联手讨察哈尔（林丹汉）。《清太宗实录中》错把束不的的叔父杜棱古英错记称为苏布地，流误甚广。
而<满文老档>中称崇祯元年七月十九日“，据报称喀喇沁部之汗使喇嘛四人，领率五百三十人至。命阿济格、硕托、萨哈廉三贝勒出 迎，设 宴引入城。二十五日，大宴来使。”同年，“八月初三日，与喀喇沁部议和，誓告天地书曰：“满洲、喀喇沁部两国，同心修好，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 满洲若不践盟言，与喀喇沁部结怨，则天地鉴谴，殃及满洲，夺其寿算，若恪守盟誓天地之言盟，则天地垂佑，寿命延长，至子孙千世，永享太平。”
从该文中推断，似乎在崇祯元年八月喀喇沁苏不的就归附了后金，比较庆幸的是，通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李保文先生编辑的《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 (1600—1650)》一书，我们现在可以读到所谓的喀喇沁和后金结盟的盟书到底写的什么。该盟书有两份，一份是喀喇沁的盟书，一份是后金皇太极的 盟书，喀喇沁盟书的蒙古原文本文就不附，仅仅置汉译文如下：
“满洲、喀喇沁我们两国为结盟和好，宰白马祭天，杀乌牛祭地。置一碗酒，一碗肉，一碗血，一碗枯骨，许下诺言，对天地起誓。如不履行此誓 言，喀喇沁与满洲不友好，与明国除原有的赏和去大都贸易外如有私下密约，或堕入察哈尔之奸计背叛。喀喇沁遭天谴责，执政之拉式奇布、布颜、莽苏尔、苏布 地、庚格勒为首几个大小塔布爱等遭殃，不得长寿，如同这碗血，流血而死，被按埋于地下。如同这碗枯骨，其骨散败。如果履行其对天盟誓之言，天地保佑，获得 长寿，子孙万代永字太平之福。”
该文书是后金和喀喇沁盟誓的底稿②，留心细读喀喇沁誓词原稿的文书，便不难发现，誓词有几处明显的改动③。其中最重要的修改就是在不与明国有私约前，“加上了原有的赏和去大都贸易外”的字样。
从这誓书以及修改的过程中中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出，急需凭借后金军事力量对抗插汉地喀喇沁在和后金盟约时，仍然坚持在明清战争中维持中立的动机是很明显的，那就是“与明国原有的赏和去大都贸易”这种经济利益使得与喀喇沁在此刻并没有完全倒向后金。而且 “与明国原有的赏和去大都贸易”的条件和苏布的列名（见注③）都也表明这个条件也很可能是束不的加入后才提出的。
与明朝互市在已经确认依附后金的蒙古部落这样的权力的，比如说在崇祯二年初，土谢图额驸奥巴就因与明朝通市，被罚十驼百马④。所以说对明朝而言，此刻的喀喇沁还根本谈不上什么“敌”，他们只不过把这种取巧的“中立”以誓书的形式正式化了而已。
但是他这种动机很快被崇祯粉碎，国榷谈迁准确的描述这一经过，他写道：“初，广宁塞外有炒化、暖兔，贵英诸虏。蓟镇三协有三十六家守门诸夷。所云西虏也。皆受我赏。建虏虽强，其势未大合。至是，中外迎上指。谓通建虏，并革其赏。诸夷已閧然。会塞外饥，请粟。上坚不予，且罪阑出者。于是东边诸胡群起飚去，乃尽折入建虏， 不受汉索也”
实际上正式崇祯错误的干涉了袁崇焕的对喀喇沁的安抚政策，把一个尚可在明清战争中维持中立的喀喇沁直接推到后金的怀抱。与其说袁崇焕资“敌”，倒是不如说崇祯给自己创造出一个敌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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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太宗实录》中记有“蒙古喀喇沁部落苏布地杜棱古英、朵内轻济、诺干达喇、万丹卫征、吴尔赫贝勒、塔布囊等以书来奏。”；《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23《喀喇沁部总传》记：“天聪二年二月恩克曾孙苏布地以察哈尔林丹汗虐其部，携弟万丹卫征等乞内附，表奏察哈尔不道”；《皇朝藩部要略》称：“苏不地携弟万丹卫征等乞内附，表奏察哈尔汗不道，”《蒙古游牧记》里也说：“济拉玛十四世孙苏布地，世为所部塔布囊。天聪初，以察哈尔林丹汗虐用其众，倍同族色棱等来降。”
②封面上有“天聪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让喀喇沁使臣为盟誓而谴之书。”的满文字样
③除了提及的修改还有如下几处一把原文中的百世万年，改成万代永字；二把“执政的拉斯喀布、布颜、庚格勒、莽苏尔为首”改写为“执政的拉斯喀布、布颜、莽苏尔、苏布地、庚格勒为首的大小诸塔布囊”。加上了苏布地。三把原稿的第四行删除，可惜已经看不到删除文字的文意了。
④《清实录》天聪三年正月“未行请命，私与明围交市之罪，愿以十驼百马为谢”
崇祯革去喀喇沁的岁赏和禁市后，喀喇沁逐步向后金靠拢，最早①在崇祯二年五月喀喇沁卓斯希塔布囊为奏报其处境致天聪汗信中就提到：“我想无论苏布地杜梭还是我，都是彻辰汗的属民。”
但即便如此，在崇祯二年到崇祯三年的明满联军对明朝的入侵作战中，依附后金扎鲁特、亲曼、敖汉、巴林和科尔沁等集团都被动员参战时，而地处满蒙联军征明路上的喀喇沁与东土默特大部（包括束不的部）却不见于联军行列。只有喀喇沁的布尔噶图台吉和土默特的善巴塔布囊参加了几次个别的军事活动。
一开始，布尔噶图是以向导的身份参战的。《太宗实录》载：“以来朝蒙古喀喇沁部落布尔噶都台吉曾受赏于明，熟识路经，用为进兵向导。”同年十二月后被派往罗文峪驻守②。土默特的善巴塔布囊则被驻守大安口。善巴却没能够完成守城任务，而是离开大安口，回到了自己的营地。
那么在满文老档等后金记录中始终未在序列出现的束不的部在何处呢？其实他此时仍在关外，甚至在崇祯三年正月初八日束不的部到明朝边墙附近，劫掠归降满洲的汉民。当时留守水平的满洲大臣济尔哈郎和萨哈廉向喀喇沁部遗书指责。此事在《清太宗实录》中载：“镇守水平济尔哈郎、萨哈廉两贝勒奏言，据建昌人来报，建昌近处有喀喇沁苏布地马步兵共四千余，掠我归顺人民，我哨卒擒获喀喇沁万巴步卒二人，解至。臣等缚一入留之，令一入持书④往诘问，并使我军六十人送之去。”
而随之的二月初一，济尔哈郎、萨哈廉再次致书给喀喇沁，这次不再单单给束不的，而是给喀喇沁诸台吉、塔布囊，信中写到：“二贝勒之书。致喀喇沁诸台吉、塔布囊。如果是奉汗的谕旨来的，汗现在仲哈，[你们]到那里拜见汗。汗下什么样的渝旨，就照那样去做。如果不是奉汗的谕旨来的，就立即回去。如果不回去住在这里的话，归降我们的民人会害怕你们，而耽误农事。就是我们也不会允许你们住在这里。要出兵把你们赶到长城外。如果[你们]是意欲来见我们的人，就减少人数来见我们，然后回去。不要把我们的这个话当耳边风。立刻返回!”
从信中的“如果是奉汗的谕旨来的，汗现在仲哈，[你们]到那里拜见汗。”“如果不是奉汗的谕旨来的，就立即回去。”等语句可知道喀喇沁的大部分台吉、塔布囊都未参与这次的对明朝的军事行动。
正是因为束不得等未参与入犯，所以他才能在崇祯三年四月以和事佬的态度给崇祯上书，书中说“朵颜二卫都督都指挥苏布地等奏。臣等累世以来，为皇上固守边国，受恩实多。今满洲以兵强来侵，臣等不暇为备，以致被困。”尽管束不得所说的“固守边国，以致被困”是胡扯，但要说他在崇祯二年“引奴入寇”也不是实情。只是明人不察，错认为束不得随军入犯。⑤
总之，纵观崇祯元二年之际的，蒙满明之间的势力消长，袁崇焕资敌的罪名确可谓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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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人以清实录中“辛未上颁敕谕于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五部落，令悉遵我朝制度”“和三月“谕归顺各部蒙古诸贝勒，申定军令。”为据，认为喀喇沁大部归顺应该是在崇祯二年正月和三月，但从喀喇沁大部都未按照“申定军令”同年派军随后金征明可知，这两次的敕谕并没有针对或者说并没有能约束喀喇沁大部。
②《太宗实录》“遣杜度贝勒统伊本旗摆牙喇兵往驻造化，携喀喇沁布尔噶都台吉令驻罗文峪。”
③《旧满洲档》天聪四年正月三十日条记载：“驻守大安口、大安营的军队逃走了。住在村子里的百姓有一些。起初，让善巴的人驻守。”
④《旧满洲档》中记载了二贝勒书“二贝勒之书致苏布地。为什么杀掠我们所征服的民人?你们就这样无事生非，做错事。你们过去做过坏事的地方，我们不会白让给你们。把[你们]所俘获的妇女儿童，要全部放回原来的城市。你们回家去。如果不听从我们的话，我们不会放过你们。立即回去。”由此可见苏不地未虽后金出征。
⑤周文郁在《辽师入卫记》中称：“满大将军桂，在安定门以西虏束不的战，败绩”当是把别部蒙古当然束不的部。
家园 商羊舞这东西真是自相矛盾，他真应该去查查中立两字是啥意思 关于陈仁锡先生这段记录，商羊舞以“为插汗买妇”的可能性小来论证“为建奴积谷”也不可能。这是两则传言好吧。文中就有“有谓”，“有谓”。商羊舞把两件事搅在一起，这明显是偷梁换柱。再说，边市一直都有人口买卖。买妇这事很有可能不是给插汗买卖，而是给别的部落。完全否定这些记录完全没有说服力。还有后文中王振远陈国威提到建奴“入必舍辽而攻蓟宣动天下”以及“其后虏入犯之期与入犯之地一一如二生言”。也被商羊舞华丽地无视了。为了绕道入犯而走私军粮，这个不可能吗？不然，后金粮食哪里来？后金从朝鲜也仅仅搞到2千石粮食。
至于谈迁的记录，就仅仅记错了一个月，就能完全否定整个史料？至于告饥约杀毛文龙。袁崇焕难道不就是这么干的？谈迁在《国榷》中也记录到：“建虏以（文龙）扼其背，甚忌之，阴通款崇焕，求杀文龙，而崇焕中其计不觉也，惜哉”。至于说《满文老档》里面没相关记录。那个《老档》又不是百科全书，什么都记。谈迁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对这些材料进行筛选整理：凡属明代史实者，均收入重写的《国榷》一书；凡属民间传说等，则编入《枣林杂俎》之中。由此可以看出，《枣林杂俎》的史料价值虽然不如《国榷》，但是其中内容并非随意杜撰。谈迁的这段记载，应为旁证。
按商羊舞这样的“证伪”史料的标准的话，没有一本史书可以够得上他自己“可信”的标准。
至于商羊舞引用的谈迁的“初，广宁塞外有炒化、暖兔，贵英诸虏。蓟镇三协有三十六家守门诸夷。所云西虏也。皆受我赏。建虏虽强，其势未大合。至是，中外迎上指。谓通建虏，并革其赏。诸夷已閧然。会塞外饥，请粟。上坚不予，且罪阑出者。于是东边诸胡群起飚去，乃尽折入建虏， 不受汉索也”
商羊舞明显是偷梁换柱。这段话，是在《国榷》卷八十九，也就是崇祯元年七月部分，此时袁崇焕还未正式上任，何来的“崇祯错误的干涉了袁崇焕的对喀喇沁的安抚政策”？
很明显，谈迁那段话，不过是评述明朝革岁赏的，和袁崇焕开市，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要说“错误干涉”的话，应该是“袁崇焕错误的干涉了崇祯对喀喇沁的封锁策”。
至于把不救济喀喇沁的黑锅归到崇祯头上，更是无稽之谈。崇祯的圣旨中明明白白写了“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又没不准救济。这里面的差别在于：若定期按照人数来领取口粮的话，这些部落就必须呆在明朝控制的地区，而不可能去投奔后金；而如果这些部落只愿意买了大批的布匹和粮食离去，不愿意接受明朝所接济的口粮，那就说明他们是去投奔后金的，更有可能就是为后金积谷。
而且历史事实就是，袁崇焕根本没听崇祯的，他还是卖粮了。这点的记载很多：
比如：朵颜三卫及建虏大饥，三卫夷半入于建虏。束不的求督帅袁崇焕开粜于前屯之高台堡，互市貂参。边臣俱不可，独崇焕许之。盖束不的为建虏窖米，谋犯蓟西，虽有谍报，崇焕不为信。
谈迁曰:高台堡之粟转市塞外,为建虏玩弄于股掌。误国如此,督师之肉,其足食乎?
袁崇焕卖粮了给喀喇沁了，而喀喇沁早就投奔了后金。这不是粜米资敌是什么？
商羊舞自己扒出来的史料不就说明喀喇沁早在崇祯元年就投奔了后金吗？这点明朝早就有相关消息，宁远搃兵满桂塘报，束、伯二部三十六家俱归于大清。满桂的情报相当准确，他奏报的时间是在崇祯元年六月，而喀喇沁部于七月派出五百余人的使团去沈阳与后金结盟，八月正式结盟，九月会盟进兵，集结一处，征讨察哈尔。接下来，崇祯二年一月后金要求归顺的五部“悉遵国制”，三月皇太极还颁布了包括“若征明国……”在内细则。
至于多了句“与明国除原有的赏和去大都贸易”根本不能证明喀喇沁是中立的。一面和后金会盟，攻击察哈尔部这个明朝北方的拉拢对象（这已经是足够对明朝有敌意的行为了），一面还想维持原有的明朝的岁赏。这不是把明朝当冤大头是什么？难道明朝不该把喀喇沁当做敌人吗？既然是敌人，怎么可能再给岁赏。
至于商羊舞说己巳之变中喀喇沁是中立的，更是自己闭着眼睛瞎说。
“上亲率大军伐明，谒堂子启行，以来朝蒙古喀喇沁部落台吉布尔噶都，曾受赏于明，熟识路径，用为进兵向导。”
其次，后金出兵攻打蓟门，行军到蓟门外就驻扎于喀喇沁蒙古首领所在之城。
“十九日，驻跸苏布迪所在之城。二十日，驻跸喀喇沁部喀喇城。”
“二十一日，驻跸布尔噶苏台。 二十二日，驻跸喀喇沁部上都河。”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己巳后金入口，走的是喀喇沁的地盘，宿的是喀喇沁的城，而喀喇沁并未给明朝提供情报，如此作为，如何能作为中立？商羊舞要说这是中立，这不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至于最后他扒出来的信，又是断章取义的东西。
“丙午
上欲息兵安明。与明修好。以婉辞致书。令喀喇沁苏步地作为己书奏之明主。遣喀喇沁人持往书曰。朵颜三卫都督指挥速不地等奏，臣等累世以来，为皇上固守边圉，受恩实多，今满洲以强兵来侵，臣等不暇为备，以致被困，手足无措。切思满洲汗之意，或驻汉境，或返本土，势不使臣等出其掌握，臣等世受皇上厚恩，不胜忧虑，是以驰奏。臣等闻满洲汗云：我屡遗书修好，明国君不允，我将秣马厉兵，以试一战，安知天意不终佑我也。其言如此，皇上若悯小民之苦，解边臣之怨，交好满洲，则朝廷赤子获享太平……，伏乞皇上推仁，急允和议罢兵，庶小民得事耕耘，臣等亦得安堵，惟皇上熟等，速议修好焉。《清太宗实录》天聪四年正月”
明显是替后金当说客。不但无法证明束不的中立，反而证明其与后金的关系，已到了何等亲密的地步。这种信，后金自己也写过不少，后金打到北京城下，皇太极依然写信给明朝，声明打仗是不得已，是明朝不意和。呵呵，写信能说明什么呢？
家园 不过熊跟袁的战略是有相似之处的 熊死之前袁曾和他长谈过，以这俩人的火暴个性和党争背景（熊是楚党，而袁的老师叶向高则跟他对立）居然能谈一块去，多半不是瞎聊天，而是具体战事问题。
家园 明朝宗室问题是被夸大了，作为替罪羊出现的 明朝藩王问题是有，对于财政有一定负担。但是不是明朝灭亡的核心因素。明朝的宗室数量可没50万那么多，宗室人口,从洪武年间的20多家,至正德嘉靖间发展到了2万余人,据王春瑜估计至明末约10万左右养10多万人，对上亿人口的大国（嘉靖万历年间突破一亿人口），算什么问题？
更何况明朝嘉靖后期到万历年间已经对宗室支出进行改革，对于财政负担没有那帮文人宣称的大。
其次是明朝分封宗藩，原则上给予庄田（所谓皇庄），皇庄出处，必须是各省的隙田和新附户，就是说地方开垦的新田，围湖所造的新田等，而民户则是地方招募的流民。
这些新田和民户的赋役并不出现在土地帐册上，所以这些新田和民户作为皇庄不影响国家收入。
但是这就导致皇权与地主阶级的冲突，因为这些土地和民户一直是地主阶级和士大夫官僚的利籔，岂肯轻易让出，所以各种反击在所难免。这些隐田可都是地主士大夫的财源。
明朝一般情况下，皇帝斗不过士大夫，结果皇帝退让，只能让士大夫从国家财政中拿钱给部分藩王，也即部分皇庄收益从民田户中分剥，必然扰民，也影响国家收入，但是规模有限，并不能动摇国本。
福王就是这样的例子，所谓福王的土地，也只是账面上的土地，实际是拿这些所谓的“土地”折合一笔银子给福王，按黄仁宇的考证，一年福王“大部田土折银每年未逾2万两”，也就明朝一个中等商人的水平。
这就像地主阶级大量偷税漏税，万历不得不派太监去征税，结果被读书人写成万历穷凶极恶，聚敛财富，盘剥老百姓。
反正这帮读书人把责任往农民起义军，皇帝，太监身上一推就行了。最多再加几个“红颜祸水”调剂一下。他们自己就能把自己洗白了。
家园 读书读书 读书读书 读得进去 走得出来 明白了书是有毒的 其中士大夫阶层一直是统治阶层 欺上瞒下 百姓从来只怨天 希望出明君 出清官 这些只能是个体 对于士大夫阶层影响不大 笔杆子指导舆论 树几个典型
只要对这个阶层有所打击 舆论都不会好 他们从来不考虑功绩伟业
秦皇 曹操 隋扬 崇祯 雍正 主席 哪个不是得罪了这些阶层
解决办法 无他 主席试过了 被翻盘了 怨念
家园 抗金必败。。。 事后读史，出现的一种为历史结局所限制的思维现象。
是一种特殊的上帝视角。
被囚禁的上帝。
家园 问题是，在李家完蛋之后，明还有能野战的帅才么 即使有大刀刘梃及满桂这样的，只能算武艺高强且可以领导一支部队战斗的指挥员，但却没人能真正指挥部队打一仗战役，萨尔浒大战中杨镐的拙劣表现，刘梃的阵亡，此后白杆兵的全灭，不都说明这个问题么？明朝也许不是练不出野战军所要的兵，可在明朝以文制武的大政策下，可能有野战军所要的帅么？
家园 所以才要大力支持毛文龙的游击队啊 当时整个明朝赶战的就剩下毛文龙的游击队了，最后还让圆嘟嘟给弄到对面去了。
家园 毛文龙是帅才？ - 复 毛文龙是帅才？
家园 看史料，极为佩服毛文龙的指挥能力 带着一群“叫花子”军队打游击。大部分时候都能正正好好撤退，离后金的主力也就一两天路程。古代又没什么现代通讯科技。能掐那么准真是厉害。
就这群“叫花子”军队，斩获的首级和俘虏还比关宁军多。其中一部分这可是袁大人亲手检验过的，“颗颗俱壮夷”
- 复 毛文龙是帅才？
家园 至少比圆嘟嘟希望大得多 明末本来就是无解（穿越者除外）。如果想军事上打败后金，支持毛大帅比支持关宁性价比高得多。帅才只能通过一系列的一系列培养出来，不出在毛大帅这只支唯一对后金敢于进攻的部队，还能出在哪里？
家园 毛文龙指挥的基本只能算战斗 只是对女真“敢于进攻”的话，那么李氏朝鲜的边防军也能做到。可毛文龙能哪怕做点更大层面上的战略的事情么？至少记载上是没有，相反，他有好几次行动从客观上都破坏了三方布置的整体战略，这点早在熊廷弼的时候就指出来这个问题。
你当然可以yy如果毛帅来制定政策会怎么怎么样，但那是假设，在实际历史中毛文龙没有体现出这个能力。以他的种种行事风格，他对割据一方发财的兴趣大于制定整体战略或者服从整体战略消灭女真的兴趣。
而从历史上毛的部下叛变的巨大危害看，毛文龙对部下的教导是很成问题的，有人说什么他若没死就如何如何，但对国家来说，教出这么一帮汉奸候选人出来本身就是一件危险的事。从这点来说，毛的“帅才”也是有问题的，看看孙承宗？
最后，我说的是明末整体的问题，不是在说袁毛问题，也别一提毛文龙就袁崇焕如何如何，就算袁不是帅才也不等于毛就是。
家园 俺也没说一定是 只是比袁嘟嘟强那么一点点而已。您洋洋洒洒说这么多也没看出哪里否定了这点。
毛的部下投降首先要算到袁的头上。而且袁的部下也不是没有投降的。您这可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算了，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