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历史上的女英雄 之 米鲁 -- 任爱杰

三．第一次反明起事

任爱杰 著 （作者保留版权）

这是对明朝权威的公然挑衅。然而不等明朝做出反应，阿保和米鲁已经扯起反旗，围困普安，安南（今贵州晴隆县）两个卫所城堡。攻打这两个地方的目的很明确。普安是隆氏的根本领地。而隆畅死后，其小妾适乌带着两个儿子逃入安南卫城堡避难。夺取这两个明军据点则方圆三百多里就能连成一片。

由于缺乏攻城的工具，阿保和米鲁对两城采取了长期围困的方法，在安南城外筑阿先寨由阿保亲自领兵驻守。在普安城外筑普墨寨，由阿保的儿子阿歹儿驻守。为了防备明军增援，又在拖长江（北盘江支流）以东筑猴场寨，由阿保的另一个儿子阿鲊莫驻守。在拖长江外围则筑查剌寨。

据说布防完成之后，米鲁将猴场寨改称为承天寨，出入用天子才能用的黄旗，自称无敌天王。（注8）

时为明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

（按：关于米鲁是否建号及使用天子旌旗历来看法不一。我的看法是这是钱钺等人故意夸大事态的说法。明朝为了防止武将作乱，对于军队的调动非常严格。钱钺等人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是无法取得中央的同意来调动大量军队的。米鲁杀死隆畅后肯定是与官府正式作对了。但是米鲁的目标并非夺取全国政权，不过是要夺取普安罢了。“无敌天王”等等，任何占山为王者都有可能取这种称号。但看上去更像是绍兴师爷的杜撰。而天子旌旗更是无聊。盖米鲁山野之人，何曾见过天子旌旗是何模样？（就算见过的人，如汉朝刘邦为发迹前，也未必能够搞懂。刘邦当了皇帝之后还得要叔孙通制定礼仪。）这个“建天子旌旗”恐怕也是绍兴师爷们看多了小说中要造反先造龙袍玉玺想出来的花样。）

这个防御体系很快就迎来了其第一次考验。得知米鲁起兵，巡抚钱钺、纪委主任（巡按御史）张淳派遣少将（都指挥，明初设二十余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相当于大军区司令，都指挥佥事相当于军区副司令或军分区司令。此后地位下降，都指挥使上复设总兵。总兵本为临时加派，但此时已相当于大军区司令。都指挥滥授，往往有一都司至十余都指挥使及佥事者。如不实际带兵，则不过相当于军衔少将一级。）刘英率兵前往征讨。

刘英的这次出兵，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钱钺以下收了适乌的大量金银。收人钱财，与人消灾，自然要把米鲁消灭。但是米鲁所部的战斗力出乎意料。刘英率领的官军大败。

官军惨败，米鲁所部声势大振，连续攻占了数个明军小型据点和村寨。一时间云贵震动，当地土官都有不稳现象。明朝于是征召了十个卫所的明军和土司军共一万三千多人（注9），由三名少将（都指挥）刘英、王璋、李雄率领，分道进击。刘英、王璋进击普安，李雄则从乌撒卫（含今云南镇雄县和贵州威宁县，治所在贵州威宁县）直插拖长江包抄。

得到明军来犯的情报，米鲁决定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从史料来看，他们决定先打击从乌撒方向来的李雄一部。

明军很喜欢搞分进合击的把戏。这主要是因为明军来自各个卫所，如果要集结一地再出发未免误工误时。所以采取集结于几个主要据点然后分道出击也是基于后勤和机动能力的考虑。这种进军模式，如果遇上机动能力强于自己的对手，很容易被各个击破。后来的明金萨尔浒大战很说明问题。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如果要以弱势兵力搞各个击破，则不但要有高度的机动能力，自身的战斗力也要远远高于对方才行。明金萨尔浒大战中女真人骑兵居多而战斗力之强更有“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之说。而基本还是乌合之众的普安义军显然并不具备这两点。

双方在猴场寨一线遭遇。开始时互有胜负，明军略占上风。米鲁和阿保不得不把兵力收缩到查剌寨与明军隔江对峙。数日之后，义军渡江偷袭明军营寨。不料被明军发觉。偷袭变成了强攻。米鲁在率军冲击明军营寨时被敌军发现。明军集中弓箭手向她射击。米鲁的胸脯和大腿中箭重伤，堕马昏迷，无法继续指挥作战。明军趁机开寨出击，义军顿时崩溃。

阿保和米鲁率残部撤入查剌附近的丛林。明军一时无法捉到他们。于是李雄召见米鲁的父亲安民，威逼利诱一番后令他找出义军的所在。作为米鲁的父亲，安民自然知道如果自己不听从命令，下一个就轮到他了。

不过安民并没有完全按照李雄的命令办事。作为父亲，他虽然可以把女儿当作政治筹码嫁出去。但是要他亲手杀死女儿，他却办不到。于是他采取了一个折衷的方案。仗着对地理的熟悉，又是米鲁的父亲，他很快带人找到了阿保和米鲁藏身的山沟。由于米鲁的关系，义军估计对其根本没有防备。安民趁机突袭义军的营地，将阿保击斩。安民找到身负重伤的米鲁后，并没有将她交出去，而是将她带回沾益州保护起来养伤。对外，则宣称米鲁已经逃跑不知去向。

这番做作其实瞒不过明朝的官员。但是明朝官员见阿保父子三人或死或被俘，义军已经全灭，米鲁重伤不起，估计一条命也已经去了大半条，对上已经能够交待。而安民带着米鲁已经回到云南。按照规定，贵州的人马无令不得越界抓人。而贵州大乱方定，他们也并不想把安民立刻逼反。安民为了打通关节又给自巡抚以下各级官员送上了大量的贿赂。于是明朝官员也就不为己甚。钱钺、焦俊等在向中央的战报中说：“凶贼阿保等弄兵十一年 。。。。。。首恶阿保、阿鲊莫、阿歹儿或授首辕门，或系颈牢狱，但米鲁及贼徒张保客等寔肇乱阶，今悉逃匿云南沾州土官安民家，若不乘胜追剿，窃恐后将蔓延，乞敕云南镇巡官委守巡守备等官亲诣沾益州追责安民，执送米鲁，张保客等以歼余孽。”

从表面上看，这篇官样文章做的四平八稳，要求追剿米鲁。其实却是先坐实了阿保父子乃是首恶，米鲁等不过是胁从。然后表示了对犯人逃走的担忧，又说出了逃犯的下落，不经意中指出犯人逃去了另一个辖区，中央应当下令由云南官员追捕。而最好笑的是，沾益州的最高长官就是安民，如今却要沾益州守备官员追责安民，也就是安民自己督促自己把人交出来。

果然兵部的批复是：“。。。。。。米鲁、张保客等仍移文云南镇巡官督安民捕送。”

安民不是笨蛋，自然会申辩说米鲁并没有逃来，请中央不要听信谣言等等。一来二去，公文扯皮，到最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

至此，米鲁第一次反明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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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米鲁造反的起因

任爱杰 著 （作者保留版权）

在水西的失败，并没有改变明朝对于西南诸族的基本政策。历史车轮的滚动并不总是和平的，在很多情况下是相当血腥的。被车轮碾碎的并不单单是不甘心失去权力的土官们，更多是处于弱势的当地百姓。

中原王朝的“改土归流”并不是为了减轻当地百姓的负担，而是为了巩固中原王朝的统治，进一步榨取当地的资源。所以“改土归流”之后，当地民众的负担比之土官统治时期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为加重。仅以赋税而论，额度是在不断增长之中的。例如据万历《云南志》记载，云南万历初年夏税为麦三万六千一十九石，秋粮米十万六千九百九十九石，这个数字比明洪武二十六年增长了一倍多。

这还仅仅只是实物赋税，而且是产量并不高的麦和米。实物税之外，老百姓还要负担各种苛捐杂税以及土产贡纳。这类贡纳有实物形式的土产，至明中期以后则多折合钱币。明朝的苛政之一是派往各地的矿监、税监。西南地区也不能幸免。例如西南并不产金，明朝却规定西南每年必须缴纳黄金。数额从明初的两千两一路增高到数万两。

而随着移民的进入，民族矛盾也空前尖锐起来。西南土地有限。自明朝开始汉人大量进入。开始是以卫所军屯的形式，逐步又有流放、迁徙等形式移入。大量的移民逐步把土著少数民族逼入山地。而掠夺土著土地的方法有时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明清两朝派到西南的官员大多贪污成性。盖“千里为官只为财”。西南地方贫瘠，生活困苦。到这里来做官并非美差。而肯千辛万苦，跋山涉水得来到西南自然不能没有回报。雪上加霜的是明朝官员俸禄微薄，不搜刮地方甚至连自己都养不活。于是即使品行端正者也不免收受贿赂。可是西南本就贫瘠。搜刮之下普通百姓更为困顿。官员的贪污使得官府根本没有任何公信力可言。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使得明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犹如坐在火山口上。与之相伴的是贯穿明清两朝的西南诸族的武力抗争。这些武力抗争往往一呼百应。不但穷苦农民的起义能够得到广泛的相应。土官因各种原因的起事也能得到大量贫民的支持。

纵观明史，西南几乎年年都有叛乱。其中有各族被迫的起义，也有世袭土官的反叛。比较大的如广西大藤峡起义。如1450年，高（县）、珙（县）、筠（连）、戎（兴文）的夷人反抗汉官“下砦征粮害我”，进攻县城。正德年间，都掌蛮发动起义，明军14万人围剿，镇压了起义。而万历年间苗族土官杨应龙和天启年间奢崇明、安邦彦的举事，则属有割据野心的世袭土官的反叛。明朝在初期还能以自己的兵力加以镇压。到了中后期军事腐朽后就只能依靠一批土司来打另一批土司，即所谓的“以夷制夷”。有趣的是，上个行动中的“藩属”，到了下个行动就有可能成为“叛贼”。

（按：与清朝相比，明朝对于西南的经营是相当失败的。明朝闹到最后对四方蛮族的终极应对措施是修长城。不但在北面修。在湖南境内为了防备湘西的苗族也修了个南长城。示弱已极。大家都“改土归流”。但明朝鲜有成功的例子。即使表面上派了流官，事实上也还得靠当地土著来统治。而清朝之所以能够成功，大量的移民应当是其基础。当然，和本朝的解放奴隶，改变生产关系相比，清朝就不值一提了。）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战乱中，米鲁起兵造反的规模很大，却在建国后的文献中很少提及。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米鲁在传统史书中被描绘为“宣淫夷妇”。而起兵的原因也并不是为了解民倒悬，而是为了所谓的“私情”。

从明朝开始，中国的史官们染上了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开始动不动就盯着别人的脐下三寸。而对于反抗官府的女人几乎无一例外的要扣上“淫荡”的帽子。前面说过的唐赛儿是这样，后面要讲到的洪宣娇也是如此。

《明史》中的说法：米鲁是普安州（今贵州盘县）土官判官（副州长）隆畅的妻子。夫妻反目，米鲁被休掉赶回娘家。米鲁回到娘家后看上了另一个酋长（营长）阿保，于是两人通奸。当时隆畅年老，隆畅的儿子隆礼代理父亲的职务。米鲁派阿保拉皮条让隆礼把自己迎接过去。阿保和隆礼二男共事一女。隆畅气不过，派兵攻打阿保，烧掉了他的寨子，杀掉了隆礼。于是米鲁和阿保起兵攻打隆畅。不接受朝廷的调停，杀掉了隆畅。最后演变为和朝廷对抗。几年之后阿保和米鲁先后兵败身亡。

然而，事情真的就是一场“奸夫淫妇谋杀亲夫”的活剧吗？如果撇开史书中那些捕风捉影的“共烝之”之类的词句，仔细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况，我们或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米鲁起兵造反起因于一场夺嫡斗争。

米鲁是云南沾益州（今宣威）州长（土官知州）安民的女儿（注6）。自小貌美如花，武艺高强。正史中说她的老爹安民把她嫁给普安州（今贵州盘县）州长（土官判官，本应是副州长，但是普安州的土知州因犯罪而被降级为判官。所以实际上是以副州长行州长职权。）隆畅。

然而米鲁是否为隆畅的妻子是大可怀疑的。米鲁在未起兵时曾不断向明朝贵州当局申诉冤屈。和官兵交战时也不断提出停战条件。这些冤屈和条件之一就是让她承袭普安州土官判官的职位。按照明朝的惯例，土官有子则让土官的儿子继承。如果孩子还小则一般让其母亲摄政。土官无子则可以让土官的妻子继承职位。隆畅另有一妾名适乌，生了两个儿子隆珀、隆塔。如果按照《明史》的说法米鲁在隆畅还活着的时候就被休掉，那么怎样也轮不到她来继承职位。而如果她无子，那么显然也应当让适乌的两个儿子中的一个来继承。这样，能够让米鲁的要求在明朝官员面前站得住脚的理由无非以下几种：

1． 隆礼是米鲁的儿子。

2． 米鲁不是隆畅的妻子，而是隆礼的妻子。鉴于当时隆礼已经代理父亲的职务。则隆礼死后职务自然应该由米鲁来继承。

《明实录.弘治十二年九月壬午》一条叙及此事说：“初，贵州普安州土官判官隆畅即老，子礼幼而代职，听营长阿保等之才（谗），由是父子相仇。畅有妾曰米鲁，乃沾益州土官安民女。尝以罪见逐，后乃依礼同居，及阿保皆通（弄）兵(焉)，畅逐毁阿保居室，虏其财物。阿保乃与礼等借（倡）兵作乱，焚畅所部寨舍仓廪，杀其从者。”

从这一条来看，隆礼年幼代职，很可能是米鲁之子或至少归其抚养，所以米鲁后来才可以“依礼同居”要求摄政。

这里另一个关键是“阿保乃与礼等借兵作乱”。有人说“借”是“倡”的衍文。但是同样的词句在《明实录》和其他史料中反复出现，似乎并不能够用错别字来解释。那么如果是“借兵”，又从哪里借呢？

米鲁的娘家实力雄厚。安民把米鲁嫁到普安本就是政治婚姻。所谓的“借兵”恐怕就是安民所借部下土兵。这位安民也并没有打什么好主意。无非是想趁机扩大地盘罢了。

另外，这位阿保的实力也不小。据当时贵州省书记（巡抚、右副都御史。明朝省一级原以布政使为最高首脑。但自太祖开始就临时加派巡抚一职，往往总领几省。后来辖区缩小，往往一省一巡抚。巡抚之职高于布政使，类似于本朝书记高于省长）钱钺报告，阿保称兵作乱达十一年之久。说白了，就是割据一方的山大王。加上安民的兵力，当然足够与隆畅对抗。

隆畅的另一个侍妾适乌，生了两个儿子隆珀、隆塔。隆畅宠爱适乌。而适乌贿赂明朝当地官员大笔金钱，要求改变继承顺序。隆礼虽然已经代理父职，但随时随地都有失去继承人地位的可能。这当然不是隆礼方面所能容忍的。双方交恶后互相攻伐许久，隆畅终于逮到机会发兵袭杀了隆礼。

米鲁和阿保的报复来的极为猛烈。他们发兵连破隆畅控制下的百余山寨。隆畅无法抵挡，只好逃入云南避祸并向明朝官方求援。

土官之间的争夺地盘明朝官员见得多了。他们通常的应对方法是放任自流并从中渔利。例如米鲁和适乌都向贵州官员申诉。但是从巡抚钱钺以下，个个都是吃了被告吃原告，两面收钱。然后假惺惺的各打五十大板。这种情况下又怎能制止仇杀？

但是这并不仅仅是官员贪污的问题。这种放任甚至挑动少数民族内部仇杀的现象从明清两代直到本朝建立之前都是普遍现象（更远一些甚至可以追溯到唐朝挑动六诏的混战。），也不仅仅是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地区都有这个现象。例如民国时期，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的抗日女英雄奇俊峰女王就是在这类被国民党利用的仇杀中被刺杀。无他，在反动统治者看来，异族内斗越多则力量越弱，也就越不会有独立的可能，越要依靠中原王朝的支持。把其称之为封建王朝统治异族的潜规则或不成文的既定国策恐怕并不为过。

这次也不例外。得到普安州内乱的消息，明朝官员开始时按兵不动，在收受了内斗双方大量的贿赂之后，巡抚钱钺、贵州军区司令（总兵官）东宁伯焦俊终于下令米鲁、隆畅等人前来举行三边会谈（会盟）。

仇杀双方来到会场，明朝官员下令让他们“解仇”。话不投机，米鲁不顾而去，留下一堆人在会场里大眼瞪小眼。隆畅只好自行回转。

不料隆畅刚出会场，米鲁策马飞驰而来，一把将隆畅抓上马背，转眼就不见了踪影。正当明朝官员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的时候，米鲁又去而复返，随手掷下一物，众人一看，正是隆畅的首级。等到各人反应过来，想要调动兵马捉拿米鲁的时候，米鲁早就去的远了（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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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清的改土归流政策

任爱杰 著 （作者保留版权）

云贵高原虽然在秦汉时期被纳入中国版图（注1），但是随着汉朝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长达四百多年的乱世，云贵地区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少数民族割据政权。这个情况随着唐朝被南诏打败而进一步恶化。唐宋时期，南诏、大理是不折不扣的独立政权。（注 2）

这个长达近千年的半独立与独立的状态，随着元朝征服大理，设置行省而结束。但是西南地区的部落众多。蒙古人虽然打下了大理，却不得不仍然依靠当地的土著治理，由此形成了六百多年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并非元朝首创，而是继承了唐宋以来的羁縻州的传统。但是不同于唐宋制度的是中央政府不仅仅满足于对土著首领进行册封，要求名义上的效忠，而是进一步对土官的品级、考核、任免、贡纳、征调、继承作了详细的规定。所以这种分封更加接近于西欧的封建领主制度。不过在控制程度上还尤有过之.

蒙古人对于其所征服的地区大多采取分封制度。即使是在汉地，一开始也实行的是分封与郡县并用的制度。这个制度的好处在于当帝国高速扩张的时候，它能够迅速分化被征服地区的抵抗力量。反正“有枪便是草头王”，只要受了朝廷的招安，除了要承担对上级领主的义务，对内的权力并不受到多大的影响。而跟随宗主东征西讨，能够带来更大的物质利益。

不过一旦帝国停止扩张，这些半独立王国就成了帝国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帝国要对土官们约束，而土官们仗着天高皇帝远却往往不服管束，尤其当帝国不再扩张，对于宗主的义务依旧，却不能得到预期的回报的时候，反弹就更加激烈。所以蒙古帝国的版图虽然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其国家组织却也是最松散的。终其历史，各地叛乱不断。元朝本身虽说最后亡于农民起义，但是无休无止的军阀和领主的叛乱削弱了国力也是原因之一。即使是到了最后关头面对朱元璋的北伐大军，元朝仍然内斗不止。最后被北伐的明军各个击破。

而云贵地区与帝国的其他部分并无两样。反叛从元朝建立开始就没有中断过。我们前面说到过的奢（蛇）节的故事就是规模较大的一次。

明朝征服云贵高原的初衷是为了解除元朝梁王对帝国侧翼的威胁。为了尽快消灭蒙古的势力，对当地归顺的土著力量基本没有任何变动。但是随着帝国的安定，理顺西南地区错综复杂的部落关系自然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从此开始了贯穿明清两代近六百年的“改土归流”政策。

从表面上看，这个政策无非就是逐步的把当地世袭的土官用朝廷直接任命的有任期的流官来代替。但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历史事件偏偏发生在明清两代而不是其他朝代？这就不能不提到三个重大的因素：火药的发明和使用、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口膨胀。

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使得人口的增长突破了以前低产农业的限制。据某些专家的估算，明朝鼎盛时期的人口超过六千万（注3），而清朝鼎盛时期的人口则是四亿五千万，占了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强。

如此众多的人口，在现代农业的所谓“绿色革命”没有发生以前，即使有了高产作物，也必将导致边际效应的递减，从而引起人均生活水平的下降。更何况随着王朝的日益腐朽，土地兼并的幅度也越来越大，自耕农越来越少。帝国能够直接控制的财源遂不断为地主阶级所侵蚀。而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帝国的主要经济支柱是农业的产出。而明朝的人口基数虽比清朝小，却不如清朝注重商业，于是连商业上的补贴也难以得到。这迫使帝国把目光转向获得更多能够直接收取赋税的土地。这表现在帝国政策上，便是扩张。

扩张有两种。一种扩张是对外的，如汉、唐、清的对外扩张。这主要是为了消灭直接威胁帝国的外敌，或潜在的外敌，如汉面对的匈奴和羌，唐面对的突厥和吐蕃，清面对的卫拉特等等。这类扩张所得到的土地可以为帝国带来战略纵深，却未必能够带来更多的赋税。

而另一种扩张，则是帝国内部半独立王国的消失，帝国的权力日趋中央集权。这个现象不仅仅在明清两代的中国上演，也同时出现在大陆另一端的英、法、西班牙诸国。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说，更为集中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系统管理的优化，在一定时间内减少了由于权力分散而带来的损耗，从而使国家能够在现有的经济和技术水准下最大程度的进行调控。

对中国西南地区来说，由于多山地，在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之前农业的产出并不多。中原政权如果直接统治这些地区，不但未必能够得到赋税，反而有可能为了维持当地的稳定而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补贴。如果发生反叛而采取军事行动，在经济上很明显得会得不偿失。因此，使用世袭的当地土官来治理从而形成一个缓冲是适合当时情况的一个明智选择。然而，当美洲高产作物引进之后，以前产量不高的穷山恶水的农业产出有可能成倍增加。帝国对此进行直接统治成了明显有利可图的行为。帝国的扩张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火药的发明和使用为这种扩张进一步降低了成本。

在火药在战争中大规模使用之前，所谓拥有先进文明的农耕民族与周边的“野蛮人”相比并没有多大的军事优势。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如果说北方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依仗着他们的高速机动能力而使帝国军队疲于奔命，南方的少数民族依靠崇山峻岭，一样限制了帝国大规模集中使用兵力的能力。即使武力强大的蒙古在夺取天下之后，对西南地区也只能采取土司制度。

到元末明初，火器已经开始在战争中普遍使用（注 4）。到明朝中后期，随着西方改良火炮和火枪的传入，中原王朝对周边部落的战争模式开始从冷兵器占主导到冷热兵器混合。而清朝能够建立仅次于元朝的版图，火药的威力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火药的应用，使得帝国在对不掌握火药技术的敌人作战时能够投入相对较少的兵力从而使农耕经济能够支持更多的军事冒险。这样，从公元十四世纪后半叶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掌握了火药技术的众多帝国的扩张过程。在西方，这表现为用火药征服新大陆的过程。而在中国，则表现为帝国直属领地的不断扩张。越来越多以前名义上臣服的独立地区被纳入了帝国的行省。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火药技术被蛮族掌握，尤其在欧亚大陆的北方，火药和蛮族惯有的高速机动能力相结合的时候，一个又一个庞大的帝国在蛮族手中完成了。满清的高速扩张，俄国的崛起，奥斯曼土耳其的成功，甚至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建立都不能不感谢火药的运用。

因此，“改土归流”政策在明清两代愈演愈烈与其说是某个皇帝的心血来潮，倒不如说是历史车轮不可阻挡的滚动趋势。

如果“改土归流”政策仅仅是中央政权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冲突， 那么这种上层的权力争斗并非是完全不可调和的。

当明朝刚刚征服云贵地区的时候，明朝就已经迫不及待得想要将西南地区完全置于其直接统治之下。这期间的一个著名个案就是“裸挞奢香事件”。

奢香是彝族人。十四岁上嫁给水西地区（注5）的大土司霭翠为妻。霭翠死后，由于儿子年幼，奢香随即摄政。霭翠在洪武初年就举族而降，接受了明朝的册封。洪武十四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率师30万人，从四川、湖南兵分两路，经贵州南征云南。盘踞在云南的蒙元势力视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黔西北为军事重地，暗中与这一带的土酋相勾结，企图屯兵固守，阻止明军征讨。奢香审时度势，以国家统一为重，积极让明军在水西境内安营扎寨，主动贡马、献粮、通道，支持明军经贵州进伐云南。再是凭借水西与西南彝族各部的宗族姻亲关系，亲自出访乌撒（今威宁）、芒部（今云南镇雄）等地，向诸土官宣以大义，晓以利害，进行劝说开导，从而使蒙元势力失去支持。明军顺利征服云南，从此结束元朝在云南的统治。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明朝征服西南的有功之臣，明朝却欲除之而后快。传统的说法，明朝派到贵州的军区司令（都指挥使）马烨（清代文献中因避康熙的讳，改为马晔或马煜），找了个借口逮捕奢香，将其剥去衣物，赤身露体加以鞭挞侮辱。其目的是为了逼反奢香及水西诸部，以达到“尽灭诸罗、代以流官、郡县其地”的目标。

听到这个消息，水西诸部均有反意。但奢香以大节为重，选择了上京告御状的方法。据说朱元璋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将马烨召回砍了脑袋。作为回报，奢香答应为朝廷开拓维护从四川到云南的驿道（龙场九驿）。

（按：关于奢香被裸挞事件和马烨的最终结局，历来说法不一。近年来还有考证说奢香实际上并未遭到裸挞，史书是以讹传讹。我相当赞同这个观点。盖如果马烨有能力逮捕奢香，并将其裸挞，则马烨也有能力杀她。杀了奢香一样能够达到“逼反诸罗”的目的。而且由于奢香死了之后水西各部群龙无首，更加容易各个击破。 关于这段公案，以后会写一篇详细的介绍。）

传统的史料中为朱元璋辩护，认为“裸挞奢香事件”是马烨为了升官的个人行动。但是如果仔细研究，奢香作为宣抚使和属于卫所系统的都指挥使互不统属，明朝的都指挥使并不是唐朝的节度使，根本不能管到地方官。明朝和宋朝一样，最忌武将专权。小小一个军区司令如果没有中央的授意又有何胆量逮捕裸挞水西地区的大土司？

不管奢香真的被裸挞过，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她治下的水西地区的确有能力造反。水西地区虽然一直为中原藩属，但是除了称臣之外基本是独立王国，实行农奴制度，有自己的文字，军队，官制等等。

而水西地区的土司叛伏不常，我们前面说到过的在元朝造反的奢（蛇）节就是水西土司。而武力强大如元朝，在奢（蛇）节战死后仍然不能彻底征服该地区，只好不了了之。到奢香统治的时代，水西号称能够动员四十八部二十万人。这样的一股力量，朱元璋自然是不愿意让其长久存在的。

但当时云南初平，北方还有北元在虎视眈眈。这时候再开辟一条战线也明显不符合帝国的眼前利益。而如果贵州的驿道能够开通，那么就算将来有何变故，帝国也能够迅速进军剿平。所以朱元璋也就做出让步和解。

这个和解使水西的半独立王国状态得以延续了三百年，直到清初才彻底被“改土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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