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骑兵故事(一) -- 王外马甲

七

黎城整军期间，骑兵团按马匹的毛色重新调整了战马，一连全是黑马，称为“黑马连”，二连是“红马连”，三连是“白马连”，其余的杂色马匹归四连，四连因此也被叫做“花马连”。骑兵们从太行山下来，一溜黑一溜白、一溜红一溜花，怪好看的。

斥候队的战马没有调整，大刘继续骑着他的“公鸡”。

过了涉县就接近平汉铁路了，部队改为白天宿营夜间行军。有一天拂晓的时候，忽然听见前面喊“敬礼！”、“敬礼！”，排长班长们都把手放到帽檐上，刘春雷赶紧瞪大眼睛张望，看见黎明的曙光下、黄团长和廖政委陪着一个二十出头的高个子军人站在路边土坡上，这位年轻的首长就是肖永智（43年牺牲）。

肖永智当时是新上任的“八路军先遣纵队”政委，正准备前往鲁西北开辟抗日根据地，129师骑兵团奉命接受他的指挥。

鲁西北的形势原本是不错的，抗战伊始，国民党山东六区专员范筑先就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和共产党紧密配合守土抗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局面的安定。可问题是，范司令的部下成分很复杂，而他对组织纪律又不够重视，只是靠个人威望行使指挥权。38年11月范筑先在聊城战败自杀，局势就急转直下，部队散了伙，少部分跟着共产党、大部分跟了国民党，“摩擦专家”沈鸿烈再掺和进来挑动内讧，共产党领导的“筑先游击纵队”被打得七零八落，连抗日县长都被杀害了。

到了39年夏天，情况越来越恶化，不仅鲁西北的城镇相继丢失，冀南的枣强、威县、南宫、肥乡等县城也被日军占领了。129师首长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决定调整充实“八路军先遣纵队”，由李聚奎（开国上将）任司令员，派肖永智担任政委，重新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先遣纵队是旅级编制，下辖三个团，一团是卫河支队改编的（团长于笑虹），二团是范筑先的旧部（团长荆维德，39年牺牲），三团是县大队扩编的（团长赵晓舟），虽然号称正规军，其实是支游击队。两千多号人马只有三四百条枪，战士们手里不是丈八长矛就是大砍刀，行军的时候红缨飘扬、刀光闪亮，煞是好看。

好看归好看，可带着这样的队伍去跟鬼子开仗恐怕有点玄。肖永智就向129师刘邓首长提出：是不是派一支主力部队到鲁西北支援一下？正好，骑兵团的整军刚结束，于是就交给肖政委，带到山东聊城去了。

在刘春雷的印象中，肖永智当时也就是二十二三岁的样子，笑嘻嘻的待人挺和气。

骑兵夜晚行军，白天的时候就在村子里睡大觉。有一天，杜金波不知从哪里弄了些驴肉，煮了一大锅，请南宫县的同乡们会餐。刘春雷听说有好东西吃，骑上马就跑去了，可到了四连，既是同乡又是排长的胡彦明却不许大家搞聚会，还说同乡之间吃吃喝喝是流氓习气。正闹着，肖永智政委进来了。

“驴肉是从哪来的？”政委问。

“买的……”大伙有点紧张：“这毛驴的腿摔断了”。

“买肉的钱是哪来的？”

“是自己的，从家里带来的”

“有没有强买强卖？老乡愿意么？”

“没有强迫，老乡们高兴着呢”

“那就好。在鲁西北，老百姓把驴肉叫做鬼子肉，既然是吃鬼子的肉，我也参加一份，行不行？”

当然行，大家热烈欢迎。

前些日子，骑兵小伙子们成天开会学习，都快被政委和特派员给教育傻了，现在猛地见到个性格开朗的旅政委，心里真是舒服。

肖政委和战士们的关系很好，对群众纪律也十分重视，骑兵团的“满缸运动”、“清扫运动”都是由他倡导发起的。

骑兵的排场大，别说是宿营，就连路过村庄休息一下，都要松肚带卸马鞍、饮马喂料的弄出好大动静。以前，部队不管打扫卫生，歇息完毕说声“开拔”就上马，可现在不行了，要帮助群众挑水、扫院子，把草屑、泥土、马粪清理干净才能出发，政治处还要派人来检查，发现有谁偷懒有谁欺负老乡就要受处分。

刘春雷说，有一首歌是肖永智政委教给大家的，他一直都记得：

十八集团军，表现真是好，八项注意都做到，组织纪律好；

吃的是窝头，铺的是干草，穿的衣服谈不上，冷热就一套；

没有钱发饷，枪炮是土造，先苦后甜慢慢熬，大家辛苦了；

咱们先遭罪，幸福将来到，先苦后甜慢慢熬，同志努力了……

从太行山前往鲁西北，要穿越被敌人严密控制的铁路线和公路线，斥候骑兵不但要进行越前搜索，还要向左右两翼放出游动警戒，特别忙。那段时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经常发生斥候兵失踪事件（这一般就算是阵亡了），过南宫县的时候接连有两个斥候没回来，团部着急了，就规定斥候骑兵再不许单独行动，每次出任务都要以小组为单位。

徐青山特派员不大相信失踪的战士都是牺牲了，亲自到斥候队来调查情况，还专门跟着刘春雷他们这个组，大刘知道，特派员这是对自己有些信不过。

傍晚，斥候小组照例向侧翼游动，大刘他们发现公路上有四五个日本兵正嘻嘻哈哈地吆喝着两头猪，一副肆无忌惮的样子。按以往的规矩，斥候兵发现情况之后不必打仗、回去报告就行了，可徐特派员却非要打不可，还说八路军就是“要游要击”、“游是手段、击是目的”。骑兵们怕被当作“右倾”，只好散开队形迎了上去。

打了不一会，从旁边的村子里突然冲出好几十个鬼子，原来，这周围有日军的一个中队，刚才在公路上的只是他们的尖兵。骑兵们见势不妙、边打边撤。

徐青山以前只在大山里打过游击，没在平原上打过仗，不知道往青纱帐里跑、却绕着一棵大槐树转来转去地打枪，结果座骑跑掉了、警卫员也被打死了。不过特派员还真是勇敢，子弹打光了就掏出手榴弹，高喊：“为革命献身的时候到了！”

斥候兵们心说：“献什么身呀。旁边就是青纱帐，趁还没被鬼子包围，赶紧开溜吧！”，几个人拉着他就跑。

刘春雷把战马让给特派员，自己徒步走，他是当地人、地形熟悉办法多，要是徐青山刘金魁他们落了单，两眼一抹黑，再加上湖北口音四川口音，那可就麻烦了。

大刘跳进道沟、一边跑一边打枪，战友们走远了敌人也快围上来了，他连忙脱了军服、丢掉步枪，跑进高粱地和避难的老百姓混在一起。当时正是夏天，刘春雷穿着小褂光着脚，谁也认不出他是个八路，鬼子过来验看每个人手掌上的老茧——用这方法搜查步兵还可以、对大刘却没用，当骑兵的成天握着铡刀铡草料，手上的茧子和农民一模一样。

大刘在外面转悠了两天，总算追上了队伍。按道理，步枪丢了应该算是个事故，可这一回谁也没批评他。过了些天再讨论入党的事，徐青山特派员明确表示支持：刘春雷同志在家门口和部队失散，能够克服困难坚决归队，这说明他的革命意志是坚定的，是个好同志！

1939年9月，129师骑兵团穿越敌人的层层封锁到达山东聊城地区。骑兵们配合先遣纵队和鲁西八路军各部，利用快速、突然的战术特长打得日伪军措手不及，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

12月，骑兵团挺进山东荏平县，配合鲁西七团进攻伪军李连祥部的两个围寨（注：八路军在鲁西先后有两个“七团”，教三旅的七团被称为“老七团”，团长是刘正，42年在山东鄄城县牺牲；现在说的这个七团是“新七团”，即后来的新八旅二十四团，团长徐宝山，42年在山西姚门口牺牲）。在这次战斗中，骑兵团消灭了伪军一个营，缴获了三百多条枪，抓了两百多俘虏。

照往常的惯例，抓到伪军俘虏不过是开个会、训几句话就放人了，可这次，肖永智政委却要求把俘虏带回去，他说这伙人是范筑先司令的旧部，有的曾经打过日本，要动员他们反正抗战；有的曾经搞摩擦杀过共产党人，要进行甄别审查。

12月29日，骑兵团抬着伤员、押着俘虏，从荏平返回聊城的七集镇休整。中午，部队正准备穿越聊城至东阿的公路，担任越前搜索的斥候兵回来报告：“路面上有汽车的新轮胎印”。

黄团长举手示意部队停止前进，吆喝一声：“看看怎么回事？”，刘春雷他们立刻开始干活，七八匹马分成两路、向左右两翼搜索侦察。

顺着公路往西跑，不远处有个村庄叫王小楼村。刘春雷在那里遇到个老头，老人家胡子花白腰弯背驼可精神挺不错，一看见八路军就主动上来搭话：“小伙子，你们是想问鬼子的事吧，这事不用问别人，我知道。”

“早上，有辆汽车，绿色的，从聊城开过来，说是到东阿去，晌午过后还要回来。车上有二十多个鬼子，有个翻译官、还有个什么宣抚官，他们路过这里的时候下车在村子里走了一趟，说了些好些混帐话，还叫我们在墙上写‘中日亲善’的标语，你说，我们能写那玩意么……”

大刘觉得老大爷挺明白事理的，干脆把他带回来见团长。

这老头是个话痨，见人就说日军汽车的事，骑兵们一听都嚷嚷起来“鬼子真是太横了，二三十个人就敢在平原地上乱跑……”。就在这时，另一路侦察的斥候跑过来报告说：“有辆卡车从东边开过来了”。

肖永智政委也在队伍里，黄团长、廖政委和领导商量了一下，决定打这一仗。

命令传达下来：三连在路南护卫伤员、看守俘虏，四连在路北“守马桩”，一连和二连在公路两侧设伏。刘春雷本来想把王小楼村的那个老大爷送回家去，可老头死活不肯走，非要亲眼看着八路打鬼子，大刘只好陪他蹲在路边上。

接下来一阵忙乱，战马刚牵走，二连正在找东西设路障（当时的“路障”就是找一些钉耙子、铁齿朝上摆在路面——这些农具要临时去借），伏击阵地还没弄好，汽车就到了跟前。参谋长徐国夫急了，带着一连的两挺机枪往公路上跑，直接把机枪架在路面上。那些鬼子也没想到会有八路在这里等着他们，毫无戒备地径直开过来，徐参谋长趴在公路上迎头射击，卡车一下子就冲到路沟里，翻了。战士们高兴得欢呼起来。

一连二连的战士都顺着公路往前跑，想去抓俘虏。鬼子从车上跳下来，有的躲在汽车周围，有的跑向公路边的乱坟堆，一个日本军官挥舞着军刀咿哩哇啦地直叫唤，指挥部下拼命还击。结果，敌人一开火，公路上的八路军接连被打倒了好些个，队伍就有点乱了。

徐国夫参谋长赶紧喊：“不要乱，一连的卧倒，火力掩护！”，政治部主任况玉纯也喊着：“二连的离开公路，到路沟这边来！”。

八路军的火力再度压制过去，敌人的机枪被打哑了，那个大喊大叫的鬼子宣抚官也被打死了。

二连的老连长王永元，这时候既不是官也不是兵、不知道是个什么身份，可他的威望还在，跳起来喊一声“党员跟我来！”就冲了上去，二连一排长王元力（45年牺牲）吼叫着“拼马刀！拼马刀！”跑在最前头，八路军立刻就把鬼子的汽车给围住了。

说起来，日本鬼子还真是有点武士道精神，他们愣是背靠着背和一大群八路军拼刺刀，不死不歇气。汽车边上趴着个日本军曹，被翻倒的车门压住不能动了，王元力跑到跟前想看一眼，小鬼子突然拉响了手雷，崩起的弹片把老王的脸上划了个大口子，害得他从此破了相……可是，鬼子再凶悍也抵不过咱们人多，四班副马德元腿部中弹、带伤砍了两个鬼子，其他战士你一刀我一枪，很快把敌人消灭了。

几个鬼子兵躲在乱坟岗背后顽抗，小战士李茂林拎着短枪从后面绕过去，打死了鬼子的机枪射手，剩下的鬼子抱着个掷弹筒转身就跑，被八路军一阵排子枪撂倒了。

这场战斗，刘春雷从头到尾没放枪，一直陪着那个老头看热闹。仗打完了，他跑到汽车跟前瞧一眼，却看见二连排长王元力脸上缠着绷带、坐在地上不言语，警卫班的李茂林拎着一挺歪把子机枪、站在他旁边一个劲地抹眼泪。大刘觉得真是怪了：人家王元力受了伤都没有哭，小李子这么伤心是为了啥？

李茂林是政治处况玉纯主任的警卫员，当时况主任还没有马刀、警卫员当然就更没有了。战斗一开始，小李就盯上了鬼子宣抚官的军刀、心里稀罕得要命，可惜动作慢了点，日本刀落在了王元力的手里。王排长嘴巴被弹片划开了、说不出话，可就是抓着军刀不肯撒手，把小李子急得直哭，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唠叨：“凭什么你们能有马刀，凭什么况主任和我一把刀也没有……我拿机枪和你换马刀还不行么……”。

最后，王排长被这小家伙闹得怪没意思，只好把刀让给他了——那军刀还真不错，刀把上镶着三颗星，是日军大尉的佩刀。

半个多小时的战斗，全歼日军二十六人，缴获掷弹筒一具、机枪两挺、三八步枪二十支。但骑兵团的损失也不小，包括王永元在内的8名干部受伤，而牺牲的战士中，竟然有7名红军骨干。总结下来，这次作战的不足之处是准备不够充分，伏击战打成了遭遇战。

这场战斗在鲁西北的影响很大。因为，自从范筑先战败自戕以后，当地的各路武装就没有谁敢直接和日军交战，鬼子在聊城一带耀武扬威、肆无忌惮，把人民群众压迫得喘不过气来。骑兵团刚来不久就消灭日军一个小队，再次掀起了对日作战的新局面，老百姓激动得奔走相告，八路军的威望也因此迅速提高。

“一九三七年，鬼子进了中原。先占了芦沟桥啊，又占了山海关……鬼子就开大炮啊，八路军就拉大栓，瞄了一个准啊，打死个日本官……”

当天，骑兵团在小冯村安葬牺牲的战友，王小楼村的那个老头和当地群众一道参加了葬礼。老大爷见人就说八路军的英勇，把骑兵团的伤员都接待下来，住上房、吃水果、精心照顾，还让女婿赶着大车去济南为伤员买药。老百姓的热情让八路军伤员感动得流眼泪，那些伪军俘虏在一旁看着也惭愧地哭了起来，当即有人表示：“如果八路不嫌弃，我愿意跟着你们打日本”。

第二天，日军出动二十五辆卡车到公路上兜了一圈，除了为同伙收尸，一无所获。从此以后，敌人再也不敢让小部队单独行动，小股日军下乡袭扰百姓的现象也很少见到了，广阔的乡村又重新成为骑兵团驰骋的战场。

六

39年3月，得胜回营的刘春雷他们刚到驻地，就听说部队要开拔。

那位王永元大队长本来是在团里养伤的，现在，职务免了，跟骑兵团一起走。不仅如此，师部还通知“聊阳阿独立大队”到莘县集合，交给先遣纵队进行改编，索性连他们的番号都给撤了。

129师骑兵团跟着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向太行山走，一路上，干部们的情绪明显地有些紧张。可刘春雷他们这些当小兵的反正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也就无所谓，“痞”一点家伙照样逗乐子讲怪话，骑在马上东一嗓子西一嗓子地吼秦腔，惹得大家瞎起哄。

行军途中，师部机关的几个人从骑兵队列旁边经过。有个战士就故意高声问“同志们啊，咱们抗日，应该向东边走，去济南府打鬼子呀。如今怎么向西，开到山里头去了？”另一个战士就接着唱“叫声老哥你不懂，这是现在的新招数，日落西山回马枪，高明高明真高明啊……”。大伙嘻嘻哈哈地哄笑，师部机关的人一句话没说，加快速度走远了。

连长煞白着脸跑过来：“我的祖宗呦，你们真是不让人活了。知道刚才过去的是谁么？那是邓小平政委呀……”。

39年4月，骑兵团到达山西黎城县，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亲自主持召开全团大会，下令就地驻营整军。

刘师长表扬了部队一年多来的英勇表现，肯定了战士们在开辟冀西、冀中和冀南根据地斗争中的成绩，称赞骑兵团不愧是抗日主力团队。接着，邓小平政委讲话，一开口就免去了团长梁俊亭的职务（调到129师随营学校担任太行陆军中学副校长，55年授大校军衔），政委王振祥的职务也撤了，代理团长、以观后效。

敢情这两位首长是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呀。刘师长人称猛将，却是笑嘻嘻地说话挺温和；而邓政委个子不大脾气倒不小，真不好惹。

邓小平政委指示：“要坚决反对流氓习气、反对军阀残余、反对本位主义，要坚决和不良倾向作斗争，把部队作风整顿好”。

可是，啥是“流氓习气”？什么是“军阀残余”？怎么“和不良倾向作斗争”？战士们弄不明白。领导启发说：比如梁俊亭团长打人骂人，是军阀作风的表现——大伙满不在乎：那有什么呀，他是团长，发脾气是为了部队好；领导又说：政委王振祥爱喝酒爱说大话，是纪律不好的表现——大伙毫不在意：那有什么呀，政委打仗勇敢，老百姓请他喝酒是应该的；还有人把前任团长夏云廷“逛窑子”的事情翻出来说——大伙呵呵直乐：逛窑子有啥了不起，丘八嫖妓、不讲客气，又不是欺负良家妇女，哪里算得上是流氓？

闲扯了好几天，不得要领。骑兵们觉得政治部的人不想着打仗却惦记这些鸡毛蒜皮，纯属没事找事；政治部则认为骑兵团骄傲自满、思想涣散，真是无组织无纪律。

思想作风还没整清楚，后勤又跟不上了。

黎城县位于太行山腹地，属于比较贫瘠的地区，现在猛地开来一个骑兵团，人吃马嚼的花费挺大，地方政府准备不足、粮草就供应不上了。人艰苦点还好说，战马几天没喂好，立刻就变得虚弱，加上从平原到山区的不适应，一些马匹调养不当就开始生病。军马带病带伤，吃亏的是部队。于是，整军又临时改变了内容——“整顿卫生制度”。具体而言，就是磨豆腐、种菜、养羊（黎城县的山羊比较多），帮老百姓干活。

有道是：学习生产真紧张，地头田间当课堂，马上马下人人忙，油房粉房豆腐房；羊肉块子白菜汤，稀饭米汤和豆浆，人强马壮士气旺，誓把鬼子消灭光。

骑兵斥候队的工作是磨豆腐，这是刘春雷强项，家传的行当，容易。在豆腐房里忙活了十几天，骑兵团又接到上级命令：到津浦路东给萧华（开国上将）的挺进纵队送弹药——整军这就算结束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运送弹药的任务原本并不困难，可问题是制订计划的人太外行了。一次安排的运输量太大，每匹马都驮上子弹箱子、手榴弹箱子，沉甸甸的压得战马直哆嗦，搞得骑兵们根本不敢上马鞍，只能牵着马走，这样一来，骑兵团就完全失去了机动性能、成为一支目标庞大的运输队。四百匹驮马的送货“马帮”在平原上游走于日军的封锁线之间，步步凶险，好不容易过了平汉线，却无论如何也过不了津浦线。从四月初到五月中旬，骑兵们在河北河南转悠了一个多月，转到最后，师部发话了：任务取消，回太行山。

于是又驮着弹药往回走，走到汤阴县遇到了冀鲁豫军区的司令员杨得志。“漳南战役”的时候，骑兵团曾经和杨司令配合作战过，大家是老熟人，听说杨得志的部队也缺弹药（八路军就没有不缺弹药的），王振祥团长脑袋一热、又犯了说大话的毛病，自作主张把马背上的子弹和手榴弹分了一半给冀鲁豫军区。

这下子骑兵们轻松多了，王团长却倒了霉，回到太行山就被免了职（从这时起直到抗战胜利，他都在随营学校当轮训队长，要不是后来去了东北四野，开国少将的资格肯定就泡汤了）。

王振祥调走，上级宣布了新任政委廖冠贤（开国少将，空军后勤部政委），接着又派来了新的副团长、新的参谋长、新的政治处主任、新的政治处副主任……而且，还从师政治部“锄奸队”派来了特派员，个个都是生面孔、个个表情很严肃。

骑兵团副团长黄家景提升为团长，上任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严厉整顿部队作风，“和不良倾向斗争到底”。

大家大眼瞪小眼，知道这一回是来真格的了。

整风的第一课是思想教育，每天开会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让大家很不习惯。大会开完开小会，你看着我、我瞧着你，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班长颜胜才逼着平时最能侃的刘金魁发言，“川老汉”坐在门槛上寻思了半天，这才说：“首长讲得真好，一清二楚，咱们思想落后了，还是首长说的对。所以呀，要打败日本鬼子，就得听首长的，为什么呢，因为啊，首长讲得好，咱们思想落后了……”。发言结束，大家热烈鼓掌，可接着想一想，不对呀，他刚才这些话尽扯车轱辘了，等于什么也没说啊。

上课的时候，领导讲话倒是一套一套的，可战士们听不明白。私底下，这个说“我宁愿回家扛锄头、背粪筐去，这政治课的名堂太多，活遭罪”，那个说“新来的政委活象个降妖道士，掐诀念咒的，等他讲完了，我也忘光了……”。

最后，还是新来的政治处主任况玉纯（开国少将，总后营房部部长）有办法，他编了些山歌快板，“抗日信天游”、“八路军快板”、“骑兵快板”之类，这才让许多人把一些名词记住了、弄明白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大家终于真正认识到集中整军的必要性。确实，骑兵团在以前存在着一些问题。

比如说，一、“流氓习气”。表现为：吹牛皮、讲怪话、唱“野山歌”，缺乏严肃紧张的政治作风；阶级观念弱化，认老乡、拜把兄弟，党员干部说话没有“大哥”管用。在干部中滋生了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在战士中形成了雇佣盲从习性。这些表现都是和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二、“军阀残余”，一方面表现为干部接受地主乡绅的宴请，开小灶、大吃二喝，缴获交公不彻底、设立小金库，对贪污腐化习以为常；另一方面，个别干部体罚士兵，动不动就喊立正，训话时还踢人屁股、骂粗话。“军阀作风”的另一个表现是对群众不和气，老百姓的牲口与部队战马抢草料吃，战士们就把牛和羊都赶走，惹得房东大娘很生气，破坏了军民关系。

三、“本位主义”，表现为骄傲自满、自私自利。骑兵打仗，担任追击任务是强项，经常是人家步兵部队在那里打了半天，好不容易把鬼子汉奸打垮了，骑兵们轻轻松松追上去、把武器装备缴获下来，好东西自己留着，淘汰不要的玩意才送给步兵。步兵发牢骚，骑兵还嘲笑别人：“要不是我们骑兵团，你们连这破枪也得不到”。这不是“骄傲自满、自私自利的本位主义”是什么？

说骑兵团“本位主义”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不顾大局不服从命令。刘春雷对此有保留意见，他说，别人只知道骑兵跑得快跑得远，却不知道战马也是会累的。有好多次连续转战，出现了马匹累死的情况，战士们心疼自己“不说话的战友”，就不愿意执行命令了。其实，即使是骑兵听从指挥，军马也难以配合，牲口这家伙，它要是累了病了，你再下死命令它也跑不动，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骑兵部队的模样经常是松松垮垮的，有道是：“步兵紧，骑兵松”，“步兵出发象蚂蚁，骑兵出动似蝗虫”，真是这样。

骑兵部队马匹多、装备重、勤务杂，管理相对困难。比方说，能驻扎一个步兵连的村子，换成骑兵宿营最多只能住一个排。步兵部队以连为伙食单位，骑兵开伙却只能以班排为单位。吃饭的时候，步兵规规矩矩围坐在一起、吃的是大锅饭，而骑兵手里抓着饼子窝头，一边遛马一边啃，一顿饭能吃出十几里地去。

大清早的时候，步兵出操“一二三四”，整齐雄壮、气势非凡，而骑兵这里，铡草的铡草、喂料的喂料，“吁吁！——呦呦！”，全是吆喝牲口的声音。即便有几个早起锻炼的勤快人，也是你耍春秋刀我使六合枪，各练各的功，你唱“云长最忠勇,温酒斩华雄”、我吼“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各唱各的调。

说实话，骑兵早晨不出操也不是因为懒，在战斗频繁的战争环境里，如果一大早就把战马弄得太兴奋，等到真打仗的时候，马匹就不那么活跃了，这也是骑兵作战的规律。但是，邓小平政委不管那一套，明确要求整军期间骑兵必须按照步兵操典来进行训练，“培养统一行动、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优良作风”。两个月下来，部队的组织纪律有了明显地增强。

129师骑兵团是红军底子的主力团队，各级干部也大都是具有战功的老红军，上级很爱护这支队伍。但是，发现部队中出现了政治管理、组织纪律上的偏差，刘邓首长照样立刻大刀阔斧予以整顿，该撤的就撤、该换的就换，毫不手软。“要游击、不要游侠”，对八路军而言，这可是个原则问题。

骑兵团的政治风气发生了变化、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刘春雷也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可是，就在开民主讨论会的时候，师兄胡彦明却揭发大刘，说他有“嫌弃八路军”的思想。

四连的胡彦明是整军时的大红人。本来，四连是作风整顿的重点单位，连里头新兵多、小商贩出身的人多、旧军队士兵也多，各种江湖习气五花八门。整军一开始，连长李树茂就被调到三连去当副连长了，由特派员徐青山（55年大校，炮兵工程学院副政委）亲自管理四连。杨特派员考察一番之后，把胡彦明提拔起来当了排长。

胡彦明有文化、有武功，思想进步自觉性强，聪明好学还立过大功，确实出类拔萃。他是刘春雷他们这一拨新兵中第一个立功、第一个入党、第一个当班长的，现在又第一个当上了排长。刘春雷万万没想到“师兄”会揭发他，当初，他确实是因为八路军军饷少，说过“穷八路真寒碜”之类的话，但那不过是私底下开的玩笑，谁知胡彦明竟然会一直记在心里面。

幸好，斥候队是由政治处主任况玉纯负责管理的，况主任在特派员抓人之前先找到大刘，问明原委，最后说了句：“你现在是八路军战士了，讲话办事都要动动脑子，要有政治觉悟”，让刘春雷写了份检查，把抓人的命令挡了回去。

也有不肯写检查的人，四连先前的三个排长辛明旺、郝传喜和苏昌太，既是同乡也是同时参加红军的战友，还是结义兄弟，平时形影不离、恨不能穿一条裤子才合适。整风的时候，别的拜把兄弟都散伙了，只有这三个人不答应，拍着胸脯跟特派员叫板：“要关关在一起，要死死在一块”，把徐青山气得不行。大会小会开了不知道多少次，好话坏话都说遍了，没用。最后只好把这三兄弟关了几天，分配到不同的连队当兵去了。

通过整军，129师骑兵团大大加强了党的领导，明确了共产党是军队的领导、政治委员是党的代表，明确了党支部是连队的核心战斗堡垒，战士中党员的比例也达到了30%以上。

对刘春雷而言，整风给他的最大收获是政治素质提高了。以前，他以为“毛主席”就是“党中央”，现在知道了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朱总司令和八路军都要听人民的指挥；还知道了冒险蛮干是“左倾主义”、胆小害怕是“右倾主义”、共产党主张的是“共产主义”……在整军中，大刘第一次接受了党的理论，懂得了“八路军既是民族战士、又是阶级战士”的道理——作为民族战士，就要打仗勇敢、抗战到底；作为阶级战士，就要一切听从党的指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不过，虽然大刘同志的思想进步很大，但几次讨论他入党的事，徐青山特派员都表示反对。刘春雷是做饮食买卖出身的，养成了见人三分笑、讲体面爱干净的习惯，而徐青山在黄安（今湖北红安）乡下，还不到八岁就给地主家放牛，从小受苦的泥腿子对小市民的“假做派”很看不惯。按徐特派员的观点：“家中无米，抗战到底；银钱过千，意志不坚；家财万贯，熊包软蛋”，听说刘春雷是自带装备参军的，苦出身的老红军就把富裕人家的子弟看扁了，这让大刘十分窝火。从这以后，他也学着别人的样子，吃完饭后不漱口、早晨起床不洗脸了。

39年8月，骑兵团整军结束，刘伯承师长和李达参谋长特意赶到黎城为大家送行。骑兵们在口号声中告别太行山，他们的任务是：奔赴山东聊城地区，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