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魂作楚天雄——刘少卿将军传》开始连载 -- 双石

　　其实这一“赋闲” 对刘少卿来说，也是一种幸运。

　　在山西搞“四清”时，刘少卿感到当地阶级成分的划定，过分扩大了打击面。出於保护大多数人的目的，他在当地提出了一项与当时阶级斗争大气候不大协调的“土政策”，叫做“扩大贫雇农队伍，缩小地富阶级队伍”，具体做法就是在群众中重新划定成分，就低不就高：解放之前贫雇农家庭出身的女子嫁到地富分子家的，其成分还划为贫雇农；解放之前地富家庭出身的女子嫁到贫雇农家的，其成分则改划为贫雇农。这样一来，就使得相当数量的群众改变了“高成分”的地位。这个“土政策”在当地很受群众的欢迎。“文化大革命”中，闻喜县西关庄公社的群众也分成了两派，但无论哪一派都拥护这项“土政策”，两派还都派人到北京来探望刘少卿，都感谢他为当地群众办了一件好事。

　　几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已经变相“休息”了的他反而成了幸免成为了运动的靶子。加上他在军训部人缘不错群众关系很好，运动起来后很少有人贴他这个“消遥派”的大字报。最乱的那两年，他也基本上是平安无事，没有受到过什么冲击。

　　不过部里的几位领导日子却不好过，打倒的打倒，挨斗的挨斗。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刘少卿谈不上理解但也谈不上反感，听毛主席的话几乎就是他们这一代将军至死不渝的信念。但具体到谁谁谁是“走资派”谁谁谁是“一小撮”，他可就没什么水平去分辩了，而且越到后来就越是难以理解。今天那个被打倒明天这个被揪斗究竟为的是什么他也越来越糊涂。

　　但有一点却由他的个人政治品格决定得比较明确，那就是一不攀附权贵二不落井下石。

　　刘少卿的老战友、时任军训部副部长的孙毅中将，是著名的“胡子将军”，文革中被打倒受到残酷批斗。在批斗会上，“造反派”情绪激昂，孙毅的人身安全受到很大威胁。刘少卿当时站在台边上，他有意用自己的身体挡在孙毅前面，使那些狂热的“造反派”不能直接冲上来打孙毅。“造反派”们看出了这一点，就指令刘少卿背诵毛主席语录，承认自己是“老右倾”、“老保守”，而刘少卿就这样暂时把“造反派”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使老战友孙毅躲过了这一劫。

　　身为“老资格”的刘少卿，与许多高层人物在历史上有过交往。这些人物在文革的风云变幻中沉浮不定，虽然刘少卿自己不去攀附，但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还是用这些老关系给他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杨成武担任代总参谋长，发表“大树特树”的文章时，就有人来找刘少卿，说你与杨代总长是老战友，相互间很了解，你应该出来写文章支持，这是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刘少卿听了表示拒绝，说我只知道杨代总长当年很能打仗，后来我们很长时间不在一起工作，我谈不上对他很了解；可当杨成武被打倒时，又是这些人来指责刘少卿：你为什么要吹捧杨成武，说他很能打仗？刘少卿对此也只能是报以一笑。

　　刘少卿“靠边儿站”在军训部组织计划处参加“运动”，处里有一位副处长刘元君，十三岁就参加八路军，战场上立过大功，为人耿直，是个大炮筒子。一次学习讨论，他引用毛主席语录“人都是会犯错误的”，可有人却歪曲他的话，说他的用意是指“毛主席也有错误”。争来辩去上纲上得越来越高温度也越升越高，吵到激烈处刘元君脑袋一热勃然大怒拍案而起：“老子就是说毛主席有错误啦，看你们能把老子怎么样？”

　　此言一出可就犯了当时的大忌，当场就有人要把这话写进会议记录。而刘少卿则坚持认为刘元君没有那么说，最后这个会议记录上留下了这样一段：“在场的除刘少卿同志外，其他所有人都听到刘元君说……”

　　也许就是因为记录上的这一点不一致，这件事终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尽管是“靠边儿站”，刘少卿的境遇比起那些被打倒的干部总还是说得过去，而且“老资格”还多少能起点作用。刘少卿他也利用自己的这一点点便利，尽自己的最大可能为许多受到冲击的老战友提供各种帮助。海军航空兵政委李呈瑞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有关部门还给他做了一个“畏罪自杀”的结论。刘少卿一直帮助李的遗孀上诉要求重新审查，多次为调查写出自己的证明，为老战友的平反尽了最大的努力。1972年，郑位三、童陆生等被遣送北大荒的老战友们陆续回到北京，但当时他们都还没有获得正式的“组织结论”。有关的组织部门在康生、“四人帮”的影响下，对这些老干部态度恶劣，使他们回京后的生活一度很困难，不少人也因这些老同志的“历史问题”而疏远他们。这时刘少卿则毫不避讳，主动出面帮助这些老同志解决生活方面的困难，甚至不避嫌疑，亲身前往与自己没有任何关联的中央组织部，帮助“位老”落实住房等等。这些老战友为此都很感谢刘少卿。

　　刘少卿在山东滨海军区的老搭档，建工部部长谷牧，文革中也受到很大冲击，建工部两派都要揪斗他。两派武斗打得厉害，被抄了家的谷牧被周恩来总理以“联络员”的身份弄进中南海保护了起来，而谷牧夫人就住在刘家，用刘少卿的军用专线电话与中南海进行联系。

　　后来谷牧成了副总理，刘少卿则从来不提文革中还有过这么一段。

　　还有一位老战友，当他刚一获得“解放”时，就执意要拉刘少卿以老战友的身份到李作鹏家去“看看老李”，而刘少卿死活就是不去凑这份热闹——那时候，李作鹏称得上是权焰熏天，找上门巴结的人可是大有人在。

　　其实不光是李作鹏，更大的首长刘少卿也没动过攀附的念头。

　　比如“副统帅”林彪，与刘少卿是黄冈老乡，在红军时期又是上下级，林彪很器重他，他也很敬重佩服这位很能打仗的“林总”，加之在黄冈林、刘两家家族人氏也有来往，刘少卿的第一位妻子颜昭英中原突围时带着两个孩子在当地隐蔽，遇到情况时经常躲到林家去——那时林家有人在地方上当国民党的小官儿，对当地隐蔽的共产党人可加以掩护。种种缘故，使刘少卿和林彪的私人关系一直比较亲近，在林彪淡出政坛“养病”那些年头，刘少卿也不时去看望这位老首长，还和这位“林总” 及董老等湖北籍的高级领导人有过一些小范围的老乡交流。

　　62年刘少卿到广州去疗养，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约他一同去丛化温泉去看望在那里疗养的林彪。林彪那天精神很好，见刘少卿来了，说起话来比平时多得多。其间秘书进来提醒说：林总您会客的时间已经超过十五分钟了。林彪兴致正高，回答说平时会客是十五分钟，今天少卿同志来了，可以谈半个小时。出来后黄永胜对刘少卿说：从没见林总这么高兴过，今天他可为你破了会客十五分钟的例了。

　　可真到了林彪变成了“副统帅”、“接班人”的时候，刘少卿却反而再不上门儿走动了。那时也曾有人鼓动他借助这种私人关系去“活动活动”，但他从不回应。

　　这也好，林彪摔死后，也不会有人来清理他和“林贼”的特殊关系了。

　　当然，刘少卿生就的犟脾气并没有因环境变化而改变，这很难说是优点还是缺点，很多时候也是没来由地伤人，间或也有凭老资格居功自傲的成份在其中，这在文革时期他也时有发作。

　　1973年，总参谋部准备把象刘少卿这样在文革中失去职务的一批老干部安排到省军区一级任职，这其中既有文革中受到冲击靠边站的干部，也有在林彪事件中上了“贼船”的干部。大概是由于该决定出台比较草率，带有“一刀切”的味道，加之对这些干部复杂的具体情况考虑不周，结果是相当一部分老干部拒绝接受这次任命，在这当中，刘少卿是抵制态度比较激烈的一个。

　　当时计划任命刘少卿为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总参军训部派了几位参谋干事来征求他的意见，说是许世友司令和你是老战友了，也了解你，去那里工作我们认为比较合适。然而他却没给人家好脸儿，几句话就把人家顶到南墙上：“许司令了解我就不能这么安排我，二十多年前我那个参谋长都比你这个省军区副司令大得多。再说，军训部不明不白地让我休息，也应该有个说法……”说着说着刘少卿脾气上来了，接下去的话就更难听了：“当初调我到北京来是刘、叶二总的决定，聂帅和宋任穷都找我谈过话。今天要让我去浙江，这又是谁的决定？怎么是你们来找我谈话？”几位小字辈儿的干部当然不能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好说可以安排一位副总参谋长来谈，可刘少卿却是火气正盛口无遮拦：“要谈就找叶帅来谈！那几个副总参谋长，我资历不比他们浅，战功不比他们小，他们没资格谈我的工作！”

　　文革后期，刘少卿的老战友杨成武、王建安、郭化若等重新出来工作，他们对刘少卿也很关心曾经邀他出来一起工作，结果都因他跟原单位矫情坚持要一个“组织结论”而未能实现，拂了人家一番好意有的还伤了感情。

　　就这么着，到了1975年，刘少卿被任命为总参军训部“顾问”。1982年，他不伦不类地挂靠在已经缩编为军级单位的军训部按正兵团级离休，直至去世。

　　还有一位新四军时期的老首长，后来担任了国家重要领导工作，两人见面时他曾对刘少卿提起了可以帮助他“安排安排”的话头，可刘少卿却象没听见似地不接这个话茬，要换个人儿，那还不上顺着杆子就往上窜啦？

　　不接话茬倒也罢了，他还要跟人家呛火。

　　新四军五师和中原部队突围时遗留了许多历史问题，许多当时老战友老部下老同志因就地复员、突围中掉队或被俘等原因受到了不公正地对待，政策一直不能落实，一些人还被视为“叛徒”，在文革中更是受到了很多磨难。早在1967年，湖北就有人为这个问题到中华全国总工会找陈少敏上访，不想陈少敏已经被打倒，上访者就在总工会门口声称还要找李先念、刘少卿，结果“刘少卿”被别人听成了“刘少奇”，上访者成了“现行反革命”，最后还是有关组织部门查找到军训部，刘少卿出了证明才算了事。文革结束后，原中原地区因为平反问题到北京上访的人员激增，进不了师长的门就往刘少卿这个早已赋闲的“总长”家里闯。高潮的时候，他家里所有房子都住得满满的，不但地上和桌子上睡了人，连早上一开门门口都睡着人。那年头吃饭都得用粮票，这么着下去就弄得他自己一家人吃饭都成了问题。后来还是黄冈县委的同志看不过眼，以县委的名义给老首长补贴了几百斤粮票来解他的燃眉之急。

　　那时候，他那个破旧的将军小院整个就是五师上访老同志们的“招待所”，管吃管住有时还要管回程的旅费。比如原五师三十八团政治处组织干事申亚贤因为在突围中被俘，长期落实了不了政策，安排的工作是搬运工。申到北京找“总长”，而双方当时位置相差较远，“总长”并不认识他当然也无法为他作证。但刘少卿还是多方联络其他知情的五师战友向有关部门要求复查，最后落实了他的政策，恢复了干部身份，得到了离休待遇。

　　刘少卿对那些境遇不佳的老同志总是尽可能地予以帮助，能证明的就写证明，自己不能证明的就帮忙找知情人证明，或介绍到有关部门帮助解决。当然时时还得抚慰这些同志：要经得起考验，相信党相信组织，只要没有做对不起人民的事，真相一定会大白于天下。然而已经赋闲的他毕竟能量和影响有限，不可能解决得那么彻底。1986年，刘少卿在武汉东湖见到那位担任国家重要领导职务而且能够对这事儿施加更决定性的影响的老首长，自然就要为这些人说道呼吁一番，也为自己扛不了那么多人的事儿叫叫苦：“我们家的锅太小了，管不那么多人的饭呀！”

　　这位位置很高的老首长可能也有“高处不胜寒”的隐衷，颇有些为难：

　　“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你我两人怎么说得清楚谁是叛徒谁不是叛徒呀？……”

　　刘少卿不管不顾当时脸就黑了下来：“战争年代我们这些人都做了些什么工作？也就是做了些组织工作、指挥工作，冲锋陷阵的可都是他们！现在人家受了委屈找上门来了，我们都不替他们说话，还有谁管他们？……”

　　当下就把场面弄得很僵。

　　自已的事儿不接茬儿，别人的事儿倒干着急还跟人呛火，有人可能要说这刘少卿犟脾气是不是也有点太那个了？然而这事儿得看怎么个说道，在有些人那里可能是讨嫌，在更多的人那里恐怕就是仗义执言扶危济困——而这一点，在新四军五师的老人们中，那的的确确是有口碑的。

　　80年代初期，刘少卿和张执一、刘放、郑绍文、顾大椿、李人林、蔡斯列、黄明伟、栗在山等老同志联名上书中央，要求落实中原突围掉队人员的政策，解决他们的问题。胡耀邦总书记将这封联名信批示给中工中央组织部：请将张执一等同志的信和他们9位给党中央的报告，印成一个文件发湖北、河南省委各一份，同时发中央常委、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各一份，要求各地实事求是，稳妥地解决好各种历史遗留问题。这是党中央拨乱反正、励精图治的一个重大方针。原豫鄂边区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应积极解决，不能例外。

　　后来湖北省委按这个精神发了文件，解决豫鄂边区的历史遗留问题终于有了依据。

　　当然，历史的惯性不可能靠一纸文件就得以彻底解决，原五师老同志解决遗留问题的零星上访一直到延续到刘少卿去世那两年，那时他已经九旬开外，但凡有老同志找上门来，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他都热情相待，一边安慰一边还载上花镜仔细翻看来者带来的材料，当然少不了还要款待一顿吃喝。有时为了替这些生活境遇不佳的同志省下费用，他还用组织配给他的专车送这些同志到有关部门解决问题——而他的家人常常还得不到这种待遇。有的同志因为心存感激想请老首长一家人一起吃顿饭，刘少卿一般都是谢绝，实在推辞不了就有言在先：要去就我一个人去……

　　1984年，刘少卿到湖北休养，每到一地，都要去看望当年的老同志，了解政策落实的情况。许多老人都还记这位穿白衬衣头戴草帽脚套草鞋手拿一把老鸽扇的老将军，都说这哪象是个将军简直就是个“老农民”。

　　这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刘少卿他的本色就是农家子。经历过诸多坎坎坷坷风风雨雨的他，平生最见不得的，就是有人受委屈。50年代中期刘少卿到广州出差时，曾去广州起义被关押的三元宫和附近的越秀山重游，在那里就撞见过一位出租望远镜的老人，名叫张宝。他向刘少卿反映，他当年在黄埔军校为周总理当过公务员，现在生活困难，只能在公园以向游客出租望远镜度日，要求刘少卿向周总理反映此事。刘少卿当时也没有乱打保票：“我也不常见到总理，只能看机会反映情况……”

　　其实刘少卿那时还是经常有机会见到总理的，有一次舞会间隙他就向周恩来总理谈了这位同志的情况。周恩来的记忆力真是惊人，问刘少卿：“是不是个高个子？”说确实有这么个人，随即就叫来秘书记下了刘少卿反映的情况。据说这位同志的政策很快就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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