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 22战后动荡 -- 马前卒

尽管占据了这些有利条件，但苏维埃政权从建立到巩固的过程依然非常艰难。上一章比较详细的讲述了这一过程，读者从中应该可以看到苏维埃政权成功的偶然性。在几次危机时刻，胜负只在一线之间，革命政权完全有可能被消灭，就象协约国在匈牙利镇压革命一样。在那些不具备这些有利条件的国家，类似的革命势必受到更大的阻力，成功的可能性更低，乃至完全不可能。具体而言，在工业经济比俄国更发达的国家，旧统治集团可以利用中产阶级的力量比较容易的镇压革命；在那些工业经济更弱的国家，以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忠诚为基础的革命很难赢得农民的支持，无法稳定。苏联革命的模式真正适合的是俄国这种半边缘地区，很难在俄国以外的地区得到复制。几十年后的中国革命正是在仿效苏联的道路上碰壁后，才转向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

东欧的波兰以及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的经济结构与俄国有些相似之处，因此是相对最适合苏式革命的地区。如果再加上红军跨国境的支援，确实有可能建立稳定的苏维埃政权，不过，这种外来的支援也可能起到反作用：比如说对农村和中产阶级的影响。

苏维埃政权能够顺利地向农民分配土地，从而彻底毁灭了农村旧秩序，得以动员农村的资源为己所用，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红军士兵大多来自本国农村，在军队里与无产阶级并肩作战、受现代工业社会影响，是苏维埃这个城市政权与农村之间的天然纽带。一旦异国作战，一方面时间不允许红军在农村分配土地，另一方面红军也缺乏本土人力来执行这一政策，事实上，红军在波兰乡村征发了大批物资，这引起。因此红军无法迅速打破农村的旧秩序，能够动员农村资源支援作战的是充满敌意的地主贵族阶层，而不是苏维埃政权，波兰的情况正是如此。另外，苏维埃赢得内战，民族主义也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而在红军异国作战时，民族主义的影响将把中产阶级精英推向革命的反面。所以红军在波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行动远没有控制一个国内省份那么轻松。

无论如何，在苏波战争中，苏联以大击小，将革命激情与民族主义对侵略战争的报复情绪结合起来，兵临华沙城下。若非毕苏斯基力排众议，在准确把握红军弱点的前提下冒险抽调兵力出击，红军占领华沙乃至在全波兰建立苏维埃政权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史实。不过，根据前面的分析，历史的偶然性也到此为止，再向西，由于协约国没有触动德国的工业体系和中产阶级，红军很难指望德国无产阶级激起有实际军事意义的革命浪潮，革命只能在红军到达以后发生。从华沙到柏林的道路必须由红军自己打出来。

东欧并非工业发达的地区，战前的俄罗斯帝国虽然算是世界列强，但国力主要依托于庞大的人口、广阔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工业相对西欧北美不值一提。在20世纪的全面战争中，这样的国家打防御战尚可，越境作战就只能靠长时间积蓄工业物资，然后发动一次性的突袭，稍遇不利必一败涂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向中欧的进军中，红军要依靠这个因长期战争而残破的二等工业国保障后勤，曾经向帝俄提供工业物资的协约国如今是他们的敌人。在攻至华沙城下时，波兰有20万不到的军队，依托囤积于华沙的大批协约国物资进行抵抗。在红军一方由于缺乏汽车和使用汽车的技术能力，后勤线由3万5千辆农用马车来维持，军火要依赖缴获的协约国物资（从叛军和波兰军那里缴获）才得以保障进攻。这样脆弱的后勤补给能力决定了红军境外作战的力量。红军越过国境线的人数虽然号称百万，但大部分是后勤人员，战斗兵员不足20万，还不到大战期间俄国一线兵力的1/5。当然，1920年的红军比起1914年的俄帝国军队来多许多一些士气和凝聚力，但更缺乏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综合考虑军队的质量与数量，这支红军的实力远不如当年处于同一战场上的帝俄军队，脆弱的后勤则是它的致命要害，毕苏斯基利用这一弱点击溃了华沙城下的红军。但即便红军赢得了华沙战役，考虑到苏联濒临崩溃的经济，红军也不大可能派出规模更大的部队去进攻柏林。协约国并没有毁灭德国的工业，只是限制了德国的军队规模。如果红军只能派出十几万或更少的军队进兵德国，我们不难想象战争的结局。更何况协约国还可能因共产主义威胁而提前解除对德国军备的限制。

总而言之，华沙之战的结局确实有偶然因素的作用，在另一种可能的历史中，红军可能攻克华沙，占领大半个波兰，但除非上帝相助，否则他们也只能到此为止。中、西欧的社会条件和苏联自身的物质力量决定了革命被限制在苏联一国之内（可以想象，波兰苏维埃将会加入苏联）。世界革命因为两个马克思未曾料到的因素——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和世界工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没有发生。中产阶级力量强大，所以革命无法在发达国家独立成功；世界工业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缺乏无产阶级的落后国家也难以依靠无产阶级的忠诚进行苏式革命。而俄国这个半边缘国家的既有物质力量决定了苏联支援他国革命的规模——其规模不足以改变远方大国的力量平衡。所以革命被限制在苏联之内。此外，由于民族是资本结合的重要纽带，民族主义对这一事实的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可以从1917年革命在俄国的成功以及在俄国以外地区的失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需要以那些已经充分工业化，破坏了旧制度但并非中心发达地区的国家为土壤。这一结论对今天的中国也非常有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的革命浪潮以及经济危机都证明了一点——在这个时代，旧资产阶级、旧贵族和他们维系的旧秩序既不能高效的促进资本增殖，也不能对内镇压或安抚无产阶级革命，他们甚至无力保证自身的生存。于是，已经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中产阶级本能的起来保卫这一秩序，他们以民兵团、社民党、行业协会、甚至校友会、俱乐部等形式组织起来，在事实上接管了社会。新旧资本代理人的交替本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却因为大战的动乱和欧洲革命的威胁而大大加快，随后又因为20年代的的经济增长而在比较富庶的国家出现了一定的回潮，或者说新的统治集团借用了旧统治集团的外壳。但总的来说，这是竞争压力下，工业经济的结构特征在工业化社会中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不过，由于世界工业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平衡，这一过程在不同的地区所达到的阶段各不相同，这种差异对欧洲各国革命的结果起了决定性作用。特定的工业化水平在俄国促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更发达或更落后的地区却导致了革命的失败甚至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根本不可能发生。进入2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骚动的无产阶级（以及下层中产阶级）被暂时安抚下来，在除俄国以外的地区，欧洲资本主义制度挺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