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安顺场到泸定桥(一) -- 双石

　　1935年5月24日深夜，中央红军前锋抵达安顺场。

　　这个日子，与七十二年前太平军占领安顺场的时间，在同一个月。

　　差一点还是同一天——相差仅仅十天。

　　还有一样与翼王一样——同逢涨水天。

　　前面横着一条大渡河。

　　大渡河此时正值涨水，河宽近300米，流速每秒4米，水流湍急，暗礁丛生，惊涛咆哮，声震如雷。

　　年纪虽轻却已身经百战的杨得志认为，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遇到的第三道江河天堑，比乌江急，比金沙险，彼岸高山连绵，地势居高临下，是个易守难攻之所在。

　　一夜不眠，杨得志思衬了几个方案。

　　泅渡：水急浪高漩涡多，人一下水，肯定被急流卷走。

　　此议被否定。

　　架桥：正值洪水季节，水深无法打桩，又无船可以连接。

　　此案亦被否定。

　　船渡：这是唯一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方案。组织一支极其精悍的奋勇队，乘坐那只小船穿过激流，冲上岸去夺取敌人的工事。同时，在南岸组织强大的火力支援，掩护奋勇队的行动，严密封锁河对岸下游安庆坝川军第五旅余味儒团主力向东岸渡口增援。

　　刘伯承熟虑良久，同意杨得志的方案：

　　“火力必须强大，轻重机枪要集中使用，三挺机枪封锁一个枪眼。各营连在沿渡口河岸二里开外排开，组织特等射手，专打露头之敌，一定要打得他们抬不起头来！军团炮兵营组织炮火掩护。”

　　好！火力强大，又有船在手，这仗有点把握了。

　　可船工呢？

　　这个问题刘伯承已有考虑：船工在安顺场的老百姓中，安顺场的老百姓中肯定有船工。

　　一到安顺场当晚，他就让宣传队找来一个船工，了解渡船和渡口情况。

　　这位船工名叫帅士高，穷得叮当响的撑船汉。

　　“船都被龟儿刘家军抢走了，没得吃的，还要被撵出老屋，把安顺场烧光，哪个王八蛋才不恨这些龟儿挨炮子的刘家军！红军要打刘家军，龟儿子才不想帮忙，可没得船，也没得法噻！官长，你说啷个办？”

　　“这个我们想办法，你去联络些同伴来，红军给大家发米，发烟土。”

　　光是精神感召不够，还是要有点物质刺激——还有毒品刺激。

　　也难怪，那时候的那些地方，十个男人九个抽，越抽越穷，越穷越抽。

　　另外，那时候的那些地方，烟土也是一种货币。

　　帅士高跟着宣传队扛着米袋烟土四处招呼，招呼来了20多个船工。

　　杨得志一大早又在望远镜里仔细观察了对岸的情况。

　　桃子湾渡口是峭壁悬崖中的一条缝，地势稍缓，一里处有个几户人家的小村庄，有围墙，渡口附近有几个碉堡，周围都是黑岩石，韩槐堦营的主力可能就隐蔽在村庄中，准备伺机向渡口发起反冲击，击退登岸红军。从动静上看，敌人似乎并没有查觉安顺场已被我占领。

　　看来是大渡河水的咆哮淹没了昨晚战斗的枪声。

　　“兵贵神速，先下手为强！”

　　杨得志下定了决心。

　　相较于韩槐堦的袍哥队伍，杨得志的本钱还是很足的。

　　火力非常强大。

　　红一军团炮兵营的三门八二迫击炮进入阵地，由神炮手赵章成亲自掌炮。

　　红一团6挺重机枪和一营的数十挺轻机枪一字排开，操家伙清一色都是身经百战的特等射手。

　　他们的任务是：封锁敌人的碉堡、阻击韩槐堦营主力向渡口发起的反冲击，以及可能从安庆坝方向增援的余味儒团主力，掩护渡河奋勇队抢占桃子湾渡口。

　　现在的影视也好，文字也好，总是把红军描绘成一支装备低劣，只有大刀长矛土枪土炮的队伍。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红军主力，尤其是象红一、三、五军团这样的主力兵团，都是百战劲旅，胜仗多多，缴获多多，当然装备的好玩艺儿也就多多。红三军团炮兵营甚至还有几门很象样的山炮，以及当时连国民党军中都不多见的高射机枪（当时称作“机关炮”）。长征中四渡赤水，为了便于机动，山炮被沉了，重机枪也被拆埋了一些，但装备仍然还是很精良的——你可以想想看，老打胜仗缴别人枪的红军总是扛着梭标土枪这合不合情理？

　　还有陈赓的干部团，脑袋上一色的钢盔——连刘湘精锐郭勋祺部都没这么排场的行头。土城战斗干部团登场亮相之时，川军弟兄们看花了眼，还以为是“中央大军”上来增援了哩！

　　也别怪川军弟兄们土包子，就是现在，谁在反映长征的影视作品上见过一色戴钢盔的红军？

　　四渡赤水时，红军缴了黔军这类部队的枪，除了武装游击队和老百姓，一般都一把火烧了——档次太低，瞧不上。

　　边烧还边瘪嘴：

　　“嗤，嗤，九响炮，烧火棍一根，王家军，侯家兵，都没啥出息，这号货色也敢背！”

　　最多的一次，一烧就是上千支。

　　从红军与国军装备的整体对比——特别嫡系中央军——来说，当然是敌强我弱。

　　这是一个铁的事实。

　　但与某些地方的某个国军个体单位——尤其是韩赖袍哥这类队伍相比，又是我强敌弱。

　　这也是一个铁的事实。

　　当然在这当口，火力部署也必需强大。

　　小船从西岸上游启渡，将奋勇队送上渡口后，船工们必须把船顺流放回西岸，尔后从西岸——也就是守军火力控制范围内——拉纤至西岸渡口。而这个过程，北岸守敌的机枪步枪就可能“光顾”这些船工，而这当口的这些船工，又是身系红军命运的金疙瘩，一个也伤不得。

　　所以必须有强大的火力为他们的生命——也为红军的生存——提供保障。

　　当然了，最重要的角色还不是他们，是那些操家伙抢渡口的人。

　　——敢登这条拼命船的渡河奋勇队！

　　杨得志团长指定：渡河奋勇队由一营营长孙继先负责组织。

　　孙继先来到宿营地，张口就是一嗓子：“谁愿参加奋勇队？”

　　“我参加！”

　　“算我一个！”

　　“我是共产党员！”

　　“我是少共！”

　　“我是战斗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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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拥而上，把个孙继先围了个严严实实。

　　“用不了那么多，用不了那么多！船太小，船太小！”又把孙继先憋出一头汗。

　　看着人太多，孙继先觉得这么着不行，选谁不选谁，最后都要生出一大堆矛盾，惹出一大堆牢骚，自己好人也做不成，最后还要弄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还不如矛盾下放，把任务放到一个建制连队内让他们自己解决。

　　杨得志同意这个办法。

　　于是任务交给了二连，二连连长熊尚林决定奋勇队由一排三班和二排四班组成。

　　熊尚林和二排长罗会明挑来选去，挑出来14个人——都是共产党员、少共或战斗骨干。

　　连同他们自己在内，一共挑出了16个人。

　　奋勇队雄纠纠气昂昂地站成两排，人人都是一脸的庄严和得意。

　　人人身上捆满了手榴弹，人人手中操着一支“花机关”，人人背后插着一把红缨大刀。

　　船头上架上了一挺轻机枪。

　　就在大家伙都非常严肃非常庄重的当口，凭空却传来一声长长的呜咽：

　　“哇——，呜——，我要去嘛，我就是要去嘛！”

　　一个半桩孩子冲到正准备作动员的刘、聂首长面前，一边哭天抹泪，一边跺脚捶胸。

　　这是二连连长熊尚林的通讯员陈万清，遵义参军的新战士，才十六七岁。

　　刘伯承聂荣臻看着杨得志，杨得志看着孙继先，孙继先看着熊尚林，熊尚林两眼望着天。

　　都是一副矛盾下放的派头。

　　熊尚林觉得让这孩子参加这种大家都可能有去无回的战斗，太不落忍。

　　“得得，孙继先，这事儿你说了算，你说谁去谁就去！”杨得志最后把矛盾锁定给了孙继先，

　　孙继先被逼到夹缝里，只好点了头。

　　陈万清破涕为笑，得意洋洋地站进了奋勇队的行列。

　　船太小，除了8个船工，每船只能载9名奋勇队员。

　　杨得志和孙继先决定：奋勇队分两批强渡，二连连长熊尚林等9人第一批强渡，一营营长孙继先等9人乘第二船强渡。

　　这两船十七个奋勇队员再加营长孙继先，就是后来名垂史册的“十八勇士”。

　　说“十八勇士”名垂史册，实际上不太准确，因为现在的正史，都称“十七勇士”。

　　刨纸堆的书生们的依据，是后来登在红一军团政治部《战士报》上的那个立功授奖名单。

　　那名单上，没有孙继先。

　　于是书生们继续演绎，将分两船强渡的“十八勇士”，变成了一船强渡的“十七勇士”。

　　笔者很不明白，除了《战士报》第184期那个立功授奖名单，为什么对这场战斗的两位直接指挥员杨得志和孙继先的证言，就完全不予重视？难道这不是最具权威性的证言？

　　殊不知真的追根溯源，这些文章的依据，都出自《战士报》那个立功授奖名单。

　　还有一个可能造成误会的地方：为了保证这唯一的一条船能顺利且迅速地划到桃子湾渡口上方的“尖包石”——敌人火力死角处——登岸，又不致增加伤亡和翻船的可能，船工人数要足够，奋勇队员却不能多上。所以临时决定奋勇队分乘两船强渡。一船8个船工加上9名奋勇队员，正好是17个人。

　　而后人们采访或询问当年船工时，一般来说，他们就可能简而言之：一船装了17个人。

　　当然广义地说起来，船工也是“勇士”——当年船工在后来送红军渡河曾发生翻船事故，就有王有能、陈一金、余正能、刘元清、郑金安、万清易、姚贵友、朱明清、刘老七等9名船工牺牲，红军落水牺牲的也有20多人。

　　笔者在安顺场看到过当地按原样复制的渡船，如果是17个勇士是同乘一船抢渡，加上8位船工，这一船就要乘25个人——有关回忆资料中还称他们都携有作业工具和弹药装备。如此，这条船就可能严重“超载”了，肯定不符合这关键的一船要绝对保险的要求。

　　其实孙继先没上这个名单也极好解释：在红军中，干部带头冲锋陷阵属天经地义之事，没什么好拿来特意说道的，孙继先上报名单很可能就没有算自己。不象现在，报上动不动就是“某局长亮节高风，拒受贿赂”，“某省长带头植树，带头……”——笔者时常纳闷儿，那不都是你的本份么？有什么好说道的？人家红军那时候，干部当得越大，立功授奖就越难。不信你就是翻翻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功授奖条例》，那上面对各级干部的立功授奖的审批权限是怎么个规定的？

　　不立功授奖没关系，可凭什么就认为同是一船拼命，人家孙继先就不是“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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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远了，还是回到安顺场这场战斗上来吧！

　　1935年5月25日上午9时，在安顺场街指挥楼上的刘伯承一脸严峻，发出“开始”的命令。

　　“轻重机枪掩护，强渡开始！”杨得志一声断喝。

　　红一团十余名司号员一起举起扎着红缨的军号，奏响了冲锋曲。

　　沿岸的红军战士们，一起呐喊，为奋勇队助威。

　　数十挺轻重机枪，发出骤雨般的啸叫。

　　小船象离弦之箭，离岸而去。

　　韩槐堦的袍哥队伍显然对这个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半晌，碉堡中的机枪才打响。

　　子弹在小船周围溅起团团浪花，小船冒着弹雨，奋勇前进。

　　“轰！”一发炮弹在船边炸响，小船剧烈地晃荡起来。

　　袍哥韩槐堦手中可能有门六０小炮。

　　当年的老船工何玉轩回忆：“两边的枪象火炮子一样打开了，看见那只船的周围团转被大炮打起的水花子都有十几丈高”。

　　小地方老百姓没见过真正的“大炮”，什么炮都是“大炮”。

　　“哗……”，一串子弹落到了船上，一名奋勇队员捂住了胳膊。

　　“赵章成，开炮！”杨得志命令。

　　红一军团炮兵营营长赵章成是个宁都兵暴过来的老行伍，红一方面军著名的“神炮手”，参加红军后还笃信佛教——这和他“神炮手”的大名一样，是红一方面军干部中的一个谈资笑料。此人一手绝活就是持炮射击，根本不用瞄准具，全凭手感和眼睛测距操炮，还一炮一个准儿——常常连试射都给省略了。

　　关于这个当口究竟有多少炮弹也有多种说法。

　　一说是只有3发炮弹，赵章成就靠这3发炮弹把奋勇队送过了河。

　　一说是炮兵营还有31发炮弹，但只用3炮就把奋勇队送过了河。

　　笔者在安顺场的老乡们中还听到4发、6发、8发等等说法。

　　笔者经过多方研判后认为，31发炮弹的说法似乎更为合理。红军自围攻会理后就没怎么用炮，沿途打仗多是奇袭，占领过几个县城或兵站，或有缴获的炮弹也未可知。加上几天后赵章成率炮兵营参加过泸定桥战斗，也用八二迫击炮掩护过夺桥战斗。而红四团沿途战斗遇到的多是川军刘文辉收编的土著部队，顶破天也就有几门六０炮，红军缴获炮弹的机会当然相对也就较少。

　　还有，当时干部团特科营也有6门迫击炮，或有炮弹集中给了红一军团炮兵营使用也未可知。

　　不管有多少炮弹，反正赵章成第一炮就露了个大脸。

　　赵章成听到命令照例双手合十祈祷一把，然后持炮塞进一发炮弹。

　　炮弹象只鸽子一样飞了出去，不偏不倚就落在机枪火力最凶的那个碉堡上。

　　碉堡顿作飞散状。

　　小船行至中流，突然撞上了一块礁石。

　　“加油，撑住！加油，撑住！”岸上的人一齐呐喊。

　　“冲锋号吹响一点！”刘、聂二人按捺不住，走出小楼。

　　红一军团青年部长肖华夺过一支军号，拼命地吹。

　　号声激越，吼声震天。

　　估计袍哥韩槐堦绝对没有见过这种阵仗。

　　船工们跳下船来，用背顶着船，用篙撑着船，把小船撑开了。

　　船工帅士高称：“本来我们是想把船靠在对面尖包石，好躲过敌人的火力，但是水急，船靠不拢，刚一进去就被挤了出来冲下去，船边边被礁石擦了一下，咔的一声，都担心船烂，经检查船还未烂。船已打到桃子湾。”

　　船抵彼岸。

　　奋勇队员一齐站起，操起家伙就往岸上扑。

　　这个时候，桃子湾渡口旁的小村里冲出200多敌人，冲向渡口。

　　“给我轰！”杨得志两眼发红，恶狠狠地吼了一声。

　　“轰！轰！”又是两声炮响，赵章成象机枪打短点射一样，把两发炮弹不偏不倚地送到了韩槐堦的袍哥们中间。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重机枪也一阵欢叫，瞅着人堆下家伙。

　　“土佬，打得好！土佬，打得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又是一阵吹呼。

　　“土佬”是一营机枪排长李德才的绰号，此人把着一挺重机枪就象握着一支玩具水枪那么自如。

　　后来红一军团政治部的《战士报》这样表扬他们：“南岸猛烈火力掩护。‘牲’部（注：红一团代号）机枪连三个特等射手，一营机枪排一个特等射手，以及炮兵连的炮手表现了他们百发百中的准确，机关枪打得敌人不敢抬头。”

　　《战士报》的笔杆子们可是一点没掺假——袍哥们的确是趴在地下不敢抬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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