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德国总参谋部小史(1) -- jungleford

[SIZE=3]1. 早期时代（普鲁士时代）：沙恩霍斯特——格奈斯瑙——克劳塞维茨[/SIZE]

● 拿破仑战争前的“军需总监部”

在中国古典小说里，我们经常读到这样一类人，他们的身份被称为“谋士”或“策士”，他们效忠于某个政治人物或集团，一个首脑身边可能有一个或者多个这样的谋士甚至是一个谋士组成的班子，用今天的话来说可以叫做“智囊团”。那么这个“谋士班子”算不算是一种总参谋部的雏形呢？jungleford以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参谋”，但这样一群“参谋”攒在一块却不能叫做“总参谋部”。关于“总参谋部”的定义，Wikipedia是这么写的：“现代军队中提供军事情报，后勤，计划与人事的组织机构。”而《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定义是：“军队（武装力量）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一般设作战 、情报、通信等部门，有的还设有训练、军务、动员、装备计划等部门。”看到了吧？总参谋部要做的可不仅仅是出主意、想办法这样单一化的智力活动，它管的东西可多着呢。对于欧洲而言，在拿破仑战争和近代军事改革之前，军队的运作取决于统帅，也就是说，上面关于“总参谋部”定义的那些工作基本上通过军队统帅一个人的大脑就已经完成了。这种一个人就可以决定军队在战争中的命运的模式，到了拿破仑那里已经发展到巅峰极至。但随着拿破仑淡出历史，再难出现仅凭借一个人的天才就可以左右整个战局的情况，正如毛奇所说的，像这样的“伟人巨星……几乎数百年才出现一个”（老毛奇，《论战争的准则》）。战争不是统帅人物的个人行为，它关乎到国家民族的命运，仅仅把它托付给一个人在多数时候都是危险和不负责任的。

与古代战争相比，近代战争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影响上都要大得多，这一方面是因为技术上的进步导致武器升级和作战模式的改变，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家观念的强化使得政治上而不是宗教上或贸易上的对立往往也诉诸于战争手段。这样，战争的准备工作就成为一个大问题：如何计划？如何操练？如何动员？如何行军？如何集结？如何保障供给？如何保密？因为从现在开始打的是一场动辄至少是十几万人的大仗。这时候多数统帅的脑子已经难以胜任这些繁重的工作，权力下放到他的参谋们势必成为一种必然。瑞典人在军队体制改革方面走在了前列，他们在著名君主古斯塔夫二世（Gustavus II Adolphus或Gustavus the Great，[注1]）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称为“军需总监部”的机构（[注2]），专门负责工程和交通事务，这个机构一度在17世纪的欧洲军界成为一种时髦，普鲁士也成为其中的一个仿效者。军需总监（First Quartermaster，有的材料也称为“总军需长”或“第一军需长”，德语“Oberquartermeister I”），听上去像仓库保管员一类的角色（^_^），不要瞧不起这个看上去不起眼的名字哦，在德国总参谋部正名之后，总参谋长的副手，也就是副总参谋长，可都是叫这个名字，一直延续到二战，包括曼施坦因（1936年10月至1938年2月在任）和鲍卢斯（1940年9月至1941年12月在任）都担任过这个职务；此外官方还设立了一个具有普鲁士特色的“侍官总署”，负责军队的人事事务，这个机构逐渐演变为总参谋部的对头，也就是后来的普鲁士军事内阁。按参考资料[1]中的说法，此时的“军需总监部”，也就是总参谋部的前身，实际上只是一个介于“工程兵总监部和技术性侍官总署的中间机构”，处理一些“技术性的辅助勤务”，“无权参与指挥的决断”（[1]，第1章），目前有案可查的最早的一任军需总监（1675年）是工兵中校贝尔库姆。以后随着战争的专业化的提高，更多的工作被纳入到军需总监部，比如测绘，并且逐渐占有愈来愈重要的位置。

※ [注1]：在三十年战争中，古斯塔夫二世与华伦斯坦交手，并死于在鲁岑的一次浪漫冲锋。

※ [注2]：瑞典的一系列军事体制改革成为近代欧洲军制的源头，比如征兵制（在下文还将继续提到），比如后勤体系，比如新的装备和战术——采用分列式滑膛枪手排阵的线式战术和使野战火炮实用化等等。

（图：早期普鲁士的高层军事机关）

● 从军需总监部到总参谋部

历史上的第一个总参谋部实际成立于德国的邻邦——法国，早在大革命时期，国防部长拉扎尔·卡诺（Lazare Carnot，[注3]）下属的“国防部办公室”已具有现代总参谋部的雏形，1795年，后来成为拿破仑手下首席元帅的贝尔蒂埃（Louis Berthier）率先建立了参谋系统，后来成为贝尔蒂埃直接领导的“参谋长办公室”，而拿破仑的真正被称为“总参谋部”的一个机构倒反而相当于普鲁士的军需总监部（[4]，第3章），不过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拿破仑本人的大脑，他的参谋长们“的责任就是服从而已”（贝尔蒂埃语）。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拿破仑所向无敌的陆军横扫欧洲大陆，显然对勃兰登堡的容克们产生了震慑作用，特别是1806年在耶拿（Jena）和奥尔施塔特（Auerstadt）的惨败，令曾经在菲德烈大帝时代辉煌一时的普鲁士陆军跌落至谷底，战后普鲁士丧失了一半的土地和人口，重新退回到易北河东岸他们发迹之前的起点。这场惨痛的教训在军官团中间引发了深刻的思考，一批有远见的军官意识到军事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们当中的先行者和实践者包括马森巴赫（von Massenbach）、沙恩霍斯特（von Scharnhorst）、格奈斯瑙（von Gneisenau）、格罗尔曼（von Grolmann）、博因（von Boyen）以及克劳塞维茨（von Clausewitz）。

※ [注3]：他的儿子，也就是我们在大学上普通物理学课的时候学过的那个“卡诺定理”的提出者。

在这些先驱者里面，最早以文字形式提出现代总参谋部思想的是克里斯蒂安·冯·马森巴赫男爵，在1795年向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 II）上呈的条陈中就要求将战争计划的拟定纳入军需总监部的工作范围，而“作战指挥”，也是未来总参谋部最主要和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到1801年，马森巴赫又再次上书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进一步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构想，包括总参谋部的机构组织，甚至要求总参谋长应被赋予向国王的“直面陈述权”，在普鲁士军队内部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先例（这个权利可不得了，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毛奇才颇费周折地得到），前面讲了军需总监部的军官是没有参与军事决策的权利的，为此马森巴赫得罪了一批高级军官，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在以下犯上对他们领导地位的挑战。1801年7月在柏林成立了一个名为“军事协会”（Berlin Military Society）的小团体，在军界似乎谈不上有什么影响，因为协会主席是一个刚刚进入军需总监部工作的名叫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中校军官，此人不久前才从汉诺威炮兵团投效到普鲁士军队，甚至才刚刚被冠以“von”的贵族姓氏，协会成员似乎也不怎么有名气：一个叫赫尔曼·冯·博因的军需总监部上尉，一个是刚进入柏林军官学校进修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少尉，一个正在柏林的步兵监察部当副官的卡尔·威廉·冯·格罗尔曼少尉。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再平凡不过的军官团小圈子会对今后普鲁士军队的命运带来怎样的改变，但这个小团体成为培养优秀参谋军官的沙龙，事实上提到的这几位都后来成了总参谋部的元老。总参谋部的筹建工作就在马森巴赫的上层努力与沙恩霍斯特的基层教育之中拉开了序幕。1803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下令以马森巴赫的建议为蓝本进行军需总监部的改组工作，该部门按战时的作战区域（而不是按功能）分为三个处（称为“旅”），分别对奥地利，对中、南德和对西德地区的战备计划（马森巴赫曾经建议的是奥地利、法国和俄国，结合第0小节的讨论，可以说这是个相当有预见性的提议），而马森巴赫和沙恩霍斯特刚好同时被分配到了第3旅（西德）工作。此时的军需总监部开始介入作战研究，但离它所期望的军队指挥权还相去甚远。在耶拿-奥尔施塔特会战中，马森巴赫担任霍恩洛厄-英格尔芬根亲王（Prince Hohenlohe-Ingelfingen）的第2军团参谋长，而沙恩霍斯特则先后担任不伦瑞克公爵（Duke Brunswick）卡尔·威廉·斐迪南（Karl Wilhelm Ferdinand，[注4]）的第1军团和布吕歇尔（von Blücher，就是既当过拿破仑的俘虏后来又成为滑铁卢老英雄的那位）的第3军团参谋长，结果连同他们的部队统帅一起都当了俘虏。这次战败不仅让让两位军需总监部的军官，也让各级官兵亲眼目睹了普法两国在技战术水平的差距和普鲁士旧军官团的平庸，军官团中的改革派开始得势。

※ [注4]：不伦瑞克公爵在此役的一次冲锋中受重伤，一个月后不治身亡。

※ 一段小八卦：有趣的是，虽然马氏和沙氏是志同道合的同事，但私交并不好，据说见面从来不打招呼。

（图：马森巴赫时期的军需总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