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挖大坑】唐朝律令制度及其演变 一 律令格式 -- 电子赵括

唐朝290年的历史当中，八世纪前半叶君临天下的玄宗（712-756年在位）的治世，年号为开元和天宝的时代被称为盛唐。从文化的角度看，李白，王维，吴道玄，颜真卿等各方面的明星使得盛唐显得夺目。从这时候的人口统计看，太宗时期仅有三百万户左右的唐朝，到了玄宗时期，726年已经有了770万户，四千万人以上；754年已经有了九百多万户，人口超过了五千万。然而就在这样的太平盛世中，第二年的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彻底打断了太平盛世的美梦。

首先值得瞩目的是，在唐朝的人口统计中，丁男，21-60岁的男子比例异常之少。大致以安史之乱为界线，此前唐朝实行的都是租庸调制，其中丁男为负担租庸调以及兵役的劳动力。唐朝的人口从租税的负担情况，可以分为负担租庸调的“课口”以及不负担的“不课口”，一个家族如果只有不课口的人员，则称为“不课户”。法律上承认的不课口包括官员，20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男子，伤残疾病导致的丧失劳动力者，一般女性，贱民身份的部曲奴婢等等。丁男为“课口”，一家中只要有一名丁男，就称为“课户”。然而在754年的人口统计中，三百八十万户，大概占总人口42%的家庭为“不课户”；人口五千二百八十万，85%强的人口为不课口。第二年安史之乱爆发，课户，课口的比例也没有明显变化。女性全部归于不课口，因此不课口的比例当然会高一点。尽管如此，只有15%不到的人口成为负担租庸调的“课口”，也难以看作一个正常的结果。

不课口的比例如此之高，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武则天时期开创了不通过科举，也可以授予部分庶民官品的制度。但是从这个制度中得益的都是有一定资产的地主阶层，并不涉及到人口比例占压倒多数的农民，也很难成为完全的理由。最大的理由，还在于为了逃避租庸调兵役等负担，农民故意“篡改”了家庭的比例。

20世纪初，一支由英法探险者率领的探险队到达了敦煌，发现了玄宗时期的地方户籍纪录。其中30户左右的全部人口统计，总人数212人中，女子138人，男子74人，丁男仅有33人。这个纪录和754年的丁男（课口）只有15%的统计相符。在基本上全部照抄唐朝制度的日本，自从奈良时代开始，人口统计中也出现了女多男少的倾向。在902年的《大政官符》中，出现了所谓的“一男十女”，户籍统计并没有真正反映人口构成的问题。实际上，这不过是中日两国农民在类似的制度下采取的类似抵抗措施罢了。

总而言之，754年的人口统计不能简单看作当时唐朝真正的人口统计。唐朝中期编纂《通典》的杜佑就曾经估计，唐朝真正的户口，至少也有一千三，四百万户。也就是说有至少三百五十万户，占全部比例1/4的人口脱离了唐朝的控制。这其中或许有逃离官府视线的自耕农，大部分还是隶属于贵族，官僚，寺院，道观等等新兴地主阶层的佃农。

这里插一句嘴，整体上唐朝寺院道观等是不可忽视的土地，人口所有者。比如长安有佛寺，道观145座左右，大荐福寺有僧人两百名，大慈恩寺有三百人左右。这样的大寺院，各种勤杂人员估计为一千人。如果每个寺院道观平均人数四百，整个长安就超过五万，达到长安百万人口的5%。实际上在敦煌发现的人口统计中，两万人口中就有估计为一千人左右的僧尼，和长安的统计也基本吻合。

秦汉以来的各个王朝为了确定王朝的基础，对基层农民课以各种赋税负担，因此对人口户口统计非常重视。早在公元2年，西汉就进行了有记载的第一次人口统计。户籍登录上造假，伪装自己的家庭成员构成，对于封建王朝的经济政治基础是从根本上的抵抗。但这也只是一种抵抗方式。作为另外一种常用的方式，就是逃亡，逃到封建官僚不易察觉的地方，成为逃户。按照唐朝律令，课户成为逃户，逃亡一天笞三十。武则天时代以来的“括户”制度，逃户发现后进行处罚（百日内自首者免于处罚），并且原则上要送回原籍（另有些变通规定），称为“括户”。在玄宗时期的723年前后，全国括户达到了最高峰的八十万户。对比两年后全国人口七百多万户的人口统计，再考虑到多少会有些没有被发现的逃户，估计每九户中就有一户成为逃户。这样大的规模，一个接一个处罚已经不现实，而且过于严厉的处罚有导致抓回来的逃户再度成为逃户的可能，玄宗时代逐渐放弃了对逃户的惩罚，也放弃了不允许农民流动的原则，允许逃户逃到新的地点后安居，称为“客户”。唐朝尽管在原来的方针的基础上大幅度让步，客户仍然要负担租庸调和兵役，也就是说无法负担的时候仍然有再度成为逃户的可能，实际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

更严重的是，逃户频发的地区，恰恰是对唐朝最为重要的长安洛阳等中心地区。整体上唐朝的耕地富足，因此规定了丁男每人口分田（唐朝田制一种）80亩（每亩580平米左右）的均田法。但是在长安洛阳等人口稠密地区，无法供应这么多耕地，丁男每人只能分配40亩，被称为“狭乡”（相应的，可以保证80亩的地区被称为“宽乡”）。而在这种中心地带，又是各种其他负担，包括严厉的府兵制之重点负担区域。理所当然，这导致了逃户的频发。人口逃亡导致村落结构发生变化，并且引起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

唐朝的广大领土中，除了羁縻州以外，存在着三百五十左右的州府。所谓的府，就是州中比较重要的部分，比如长安附近的京兆府，洛阳附近的河南府。平均每个州府下辖四县左右，当然分布并不平均。比如重要的京兆府，下辖就多达二十县。京兆府西边的岐州，安史之乱中的757年，当唐军夺回长安洛阳时被升格为“凤翔府”，下辖九县，一度被和长安，洛阳，玄宗避难的成都，李渊李世民起兵的太原一起共称“五京”。遗憾但是也可以理解的是，就因为是天子脚下，它是个“狭乡”。在敦煌发现的众多记载中，有一条就和它下辖的九县之一的郿县有关。大概在736年，玄宗盛世的中期，就有官员称郿县的人为“疲人”，拥有一定耕地也难以维持生计，拥有的土地日复一日地被侵犯，还要承受国家的各种负担，加上疾病等的折磨，不得不成为逃户而逃亡。这种情况下的郿县被称为“破县”或者“破邑”。这名官员对自耕农的没落，逃户化的发展等等都表示了强烈的关心。同时值得注目的是，土地被逐步侵吞的小农没落，伴随着侵吞小农土地地方豪强的发展。

土鳖扛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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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教义怎么样不说，寺庙可是很世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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