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开国第一战】第41章 轻敌上阵 江拥辉白马失手 (1) -- MacArthur

[SIZE=2]当和事佬 尼赫鲁玲珑两顾

迎子弟兵 周恩来酣畅一醉[/SIZE]

战争结束了，斗争还没有结束。

停战协定签署6天后，艾森豪威尔挺仗义的把那份预支的甜点心给正在失落中的李总统兑了现。

8月3日，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来到汉城，与李承晚会谈并签署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草案），条约规定：

每一方都承认，在太平洋地区对缔约的任何一方的进攻，无论是对目前各自管辖下的领土的进攻，或是对以后缔约的一方承认为另一方合法管辖的领土的进攻，都是危及了它们自己的和平与安全，因此声明，它将按照它的宪法程序采取行动以对付共同的危险。

……

大韩民国给予美利坚合众国在双方共同商定的大韩民国领土以内及其周围部署美国陆海空军部队权利，同时美利坚合众国加以接受。

同日，杜勒斯和李承晚还发表联合声明，声称，如果在政治会议举行90天以后，由李承晚统一朝鲜的目标还不能达到的话，“我们将准备共同退出会议”。

8月7日，美国邀集参加朝鲜战争的“联合国军”成员国一起，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宣称如果武装攻击复起，“我们将再度联合起来迅速进行抵抗”，而届时“想要把敌对行动局限在朝鲜边界之内，十之八九将属不可能”的。

这个声明属于那种架打完了再撸胳膊挽袖子拍胸脯打包票的扯淡，这一点，参加这个宣言的签署者们其实心里都清楚明白。

他们是再也不会回到这个该死的战场上来了。

就连伦敦的《观察家报》也发表评论说：“看来奇怪的是：对于李承晚的公开威胁，联合国都一直保持那样完全默不作声的态度，然而对于这种纯属‘臆测的情况（如果武装进攻复起）’，倒是毫无必要地表现得如此好战。”

然而李总统不会这样想。

李总统孩童般的自尊心很快就从这些许得过于轻松的诺言中得到了满足，觉得自己腰也壮了许多，那“北进”的口号又开始挂在了嘴边了。

8月14日，李承晚在汉城发表演说，底气很足地说：

“我们希望并且有决心在可能最早的时候北进。”

你进就进呗！

可他还要煽乎美国人：

“我相信美国会恢复战斗，以便完成共同目标。”

美国人对此表示了庄严的沉默。

这是最好的处理方式。

美国人失落的心境只好在战俘遣返问题上去寻找补偿。

停战协定签字后，双方开始按预定程序解决战俘问题。

7月28日15时15分，朝鲜战争军事停战委员会在板门店举行第一次会议，代表中朝方面参加“军停会”的首席委员是朝鲜人民军李相朝中将，委员是朝鲜人民军的朴一莫少将和崔龙汉少将，以及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丁国钰、柴成文；“联合国军”的首席代表是美国陆军少将勃里安，委员为泰国陆军少将开特卡契恩、英国陆军少将白斯汀、美国空军准将恩德希尔和美国海军少将门登豪。

在这次会议上，双方商定成立由中朝方李平一上校、王健上校、崔学崇上校和“联合国军”弗莱斯达夫上校、毕陶夫上校、艾德瓦兹上校组成的战俘遣返委员会，并决定，从8月5日起，开始遣返战俘。

8月1日，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成立。

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捷克斯洛伐克的布茉希中将、波兰的翁格洛夫斯基少将、瑞典的格拉夫斯特鲁少将和瑞士的莱纳少将。

李承晚的情绪总算得到了某种平复，情绪也上来了。

8月3日，联合红十字小组组成，并签订《联合红十字小组工作协议》，经遣返委员会同意后，他们分成南北两组由板门店出发，去访问双方的战俘营。

8月5日，双方开始交换坚持遣返的战俘。

一群群在碧潼战俘营养得肥肥胖胖的“联合国军”战俘兴高采烈吹着口哨，挥舞着双手与中朝方俘管人员告别，踏上了归途……

一队队骨瘦如柴面黄肌瘦却高擎着国旗昂首挺胸归来的中朝战俘走过分界线，一头扑进亲人们的怀抱，失声痛哭……

9月5日，美步兵第二十四师师长威廉·迪安少将也被遣返回国，行前，体重增加了30多磅的他高举着大拇指用汉语高呼：

“中国人，顶好！顶好！”

在行前与中朝方人员的告别宴会上，迪安将军喝得酩酊大醉，他拉着中国代表和朝鲜代表的手说：

“愿美国和朝鲜和中国永不再战！”

迪安将军酒醉心明白，这仗，可千万不要再打啦。

他对采访的记者说：

“我感到越早离开这个地方越好，征服朝鲜是一个没有希望完成的任务，没有希望实现的使命，没有希望达到的目标。”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八０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也在这一天遣返归来，在一年多的战俘生活中，他没有穿过一天敌人配发给被俘高级军官的皮靴，始终穿着一双缝了又缝的破胶鞋——因为那是从祖国穿来的鞋。

近一米八的个头，体重只剩下80多斤，而立之年竟谢了顶。

可以想见他在战俘营中是怎么生活的。

迪安将军回国后晋衔中将，并升任美第六集团军副司令官，1955年退出现役，安享晚年，1981年逝世。

吴成德回国后受到开除党藉的处分，并和其他经过英勇斗争返回祖国的志愿军战俘们一样，长期受到了不公正的处理和歧视。直到1980年9月，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后，经过全面复查，他们的政治荣誉才得以恢复。

然而这已经过去了整整27年。

进行这样的对比对笔者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的煎熬。

他们为祖国的利益而战，不仅仅是在战场上；他们为祖国的尊严而战，不仅仅是在胜利时！在枪炮、棍棒和坦克包围中、在美蒋特务肆虐横行杀人如麻的暴力威胁下，他们却在集中营升起了祖国的旗帜并前仆后继地为之付出了重大的牺牲，这个事实，已经绰绰有余地证明了他们不愧是祖国英勇的儿女。这难道还不够吗？难道在饱受敌人折磨之后，他们还注定要饱受自己同胞的歧视，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折磨与摧残吗？

他们从炼狱中冲出来，却注定还要接受炼狱的灼烤。

这实在是让亲者愈痛，仇者愈快。

太痛心啦！

9月6日，双方直接遣返的战俘交换完毕。

中朝方面交给“联合国军”的战俘为：美军战俘3579名，英军战俘945名，土耳其籍战俘228名，菲律宾籍战俘40名，加拿大籍战俘30名，哥伦比亚籍战俘22名，澳大利亚籍21名，法国籍战俘12名，南非籍战俘8名，希腊籍战俘2名，荷兰籍战俘2名，比利时籍战俘1名，新西兰籍战俘1名，日本籍战俘1名，韩军战俘7856名。

“联合国军”方面交给中朝军队的战俘为：

志愿军战俘5640人，朝鲜人民军战俘70183名。

随后，双方转入处理“不直接遣返战俘”程序。

这时，在板门店附近的军事分界线南北都设立了“不直接遣返”战俘营：分界线以北的战俘营称为“北营”，尚留有359名“不直接遣返”的“联合国军”战俘；在分界线以南的战俘营称为“南营”，扣押着22604名 “不直接遣返”的中朝军队战俘。

“南营”中此时扣押的中国籍“战俘”人数14704人。

实际上，此时志愿军战俘剩余的人数已不足这个数字。

按“联合国军”公布的数字，战争结束时，其战俘营中共关押着20905名志愿军战俘，在经伤病战俘和“直接遣返”两次交换共遣返6670人后，只应剩下14235人。而之所以多出400多人来，那是因为其中已经混入了由台湾“国防部二厅”派来“争夺反共义士”的专职特务，并在营中担任指挥。

按预定程序，这些战俘营由中立国印度部队接管，并由双方代表团对其进行为期90天的解释，此后仍不愿遣返的战俘再由政治会议处理，或由中立国将其变成平民，去他们申请去的地方。

这个“解释”，生出了诸多麻烦。

所谓“不直接遣返战俘”，就是“拒绝遣返”的战俘。

笔者之所以在“拒绝遣返”这几个字上打上引号，是因为所谓70%的志愿军战俘拒绝遣返，完全是一场由那些道貌岸然的美国政治家们一手导演的一场政治斗争的闹剧。

毕竟，这是心态很不平衡的美国人可捞到的唯一一根稻草了。

以中朝方代表团事前的分类估计，这些战俘中真正不愿意遣返的人数，是由数百名主动叛国投敌的民族败类这种根本不属真正意义上的战俘所控制的3000余名原未及从部队中清理出来的原国民党军警宪特分子。而绝大部分战俘，是从土地改革中得到了实际利益的翻身农民，在政治上是拥护共产党的，而且从中国农民对故土的依恋情结来说，内心也是不可能不愿意遣返的。

他们估计，如果打消顾虑，可能会有2/3以上的人愿意归来。

然而他们错了！

他们大大低估了这些人口贩子的活动能量。

由于这是唯一能给美国人找回几分好感觉的机会了，所以从合众国总统、国务卿、参联会主席，到陆军“心理战”机关，都花费了极大的精力来打捞这根稻草。早在将战俘们移交中立国之前，台湾和韩国的特务机关已对战俘营实行了严密的控制。美军心理作战部东京分部的海恩森上校还对控制战俘营的特务和叛徒们声称：

“你们到了非军事区后，如果能保证没有一个人回到共产党那面去，就是给美国争了面子！你们可以采取任何行动找印度人的麻烦，他们是不敢找你们的麻烦的。共产党代表向你们解释时，你们要骂就骂，要打就打，尽量控制战俘少说话，只说要到台湾去。”

台湾国民党当局驻韩国大使王东原亲自通过“国防二厅”的特务头子陈建中的特务组织，指挥了这场“反共义士争夺战”。他们通过特务和叛徒们在“南营”内实行每五人互相监督和负责不动摇的“连环保”。在“解释”正式开始前，美军军官们还装扮成“共军解释人员”，让特务们组织进行两个多月的模拟演练。

谁要是流露出回国的意思，立刻就会被剖腹、活埋、焚尸灭迹。

10月2日，志愿军战俘张子龙拒绝参加反共游行，拒绝呼喊辱骂自己领袖的口号，在遭受毒打时对战俘们高喊：

“毛主席万岁！同志们坚决回到祖国去！”

特务们将张子龙剖腹挖心，强迫战俘们分食他身上割下的肉。

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张子龙事件”。

需要说明的是，直接动手完成这场惨无人道杀戮罪行的，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

他们是中国人吗？

印度兵当即抓住了7名凶手。

经审讯，证实这中间除具有战俘身份的叛徒外，还有国民党特务。同时，印度兵们还从“南营”中搜出了特务电台和密码。

“南营”虽已由印度看守部队看管，而且刚开始时也摆出了“中立”的架子，对那些在战俘营中胡作非为的歹徒，甚至还开枪放倒过几个，但美国大佬一瞪眼，印度大兵那身量立马就矮了一截，再不敢有什么脾气了。

这几个凶手被交给美国人，美国人转手就将他们送到了台湾。

在蒋总统那里，他们成了“反共英雄”。

国军那边儿尽是这样的“英雄”，要不怎么会从大陆退到台湾。

同是想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印度人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公允地说，当年的尼赫鲁们是同情新中国的，毕竟同为刚刚赢得独立自主的新兴国家，大家有着共同的境遇共同的利益。况且，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时代能有这样的作为，也属难能可贵，中国人民不应该也不会忘记曾经给予过中国人民真诚同情与支持的朋友们。

然而尼赫鲁们的仗义也很不彻底——那腰是弓着的。

挤进大国的行列，扮演大国的角色，在国际事务中担当公正无私的判官，是尼赫鲁们梦寐以求的目标。然而，他们却把这种希望，寄托在西方世界施舍的那几文钱上，因而在大是大非大关大节面前，态度总是摇摆不定，腰杆也始终硬不起来。

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新兴国家，近半个世纪了，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的印度仍然未能在国际社会中成为一个真正的主角，虽常能借夹缝之便从东西方都时不时捞到诸多贷款，然而其人均国民生产值和综合国力始终不能与新中国相提并论，国际地位也远不能和今日的新中国同日而语，这不能不说与尼赫鲁们骨子里含钙量过于偏低，有极大关系。

欺软怕硬，成为印度国家政权的一大特征。

印度大兵们对“南营”歹徒们的管理，自然也始终是松松垮垮。

瞅准了这个的王东原们自然也就更加嚣张。

“指导各战俘营届时拒绝解说，一旦共干入营，即予格杀。”

王东原如是布置。

由第六十八军政治委员李呈瑞和第三十八军参谋长李际泰率领的100余名解释人员一进入“南营”，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迎接他们的是一群群举着青天白日旗，戴着青天白日帽徽，唱着“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歹徒，嚎叫着向他们投掷石块、石灰粉甚至匕首。

那些身着美式军装的黄皮肤“观察员”们却在一旁大声叫好。

这是战俘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是产生民族英雄最多的国家之一。

但同时也是民族败类出得最多的国家之一。

而且多是所谓“精英人物”，如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

还有百人之众国军将领、国民党中央委员。

那会儿日本军队在关内的兵力，最高时虽有百万之众，一般情况下也就在80万左右，而象皇协军、治安军、和平建国军之类的汉奸部队，竟也达到了百万之众。民族败类的傀儡部队，竟然超过占领军的总数，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各国中，即或不是独一无二，至少也算是独一堆中的一个了。

无怪乎有人说，要没那么多汉奸，那鬼子兵哪能那么张狂？

抗战能抗八年？

有理，有理！

尽管障碍重重，在解释正式开始前，仍然有127名志愿军战俘利用各种机会冲出铁丝网找到印军，要求遣返，同时还披露了特务控制在战俘营造成的血腥恐怖。

10月9日，尼赫鲁发表演说，斟词酌句地谈到了战俘问题：

“很明显，有人曾对某些战俘进行威胁施加压力。如果这种威胁继续下去的话，那么（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将不能起什么作用。那样的话，就无需要我们到那里去。整个安排将成为一幕滑稽剧。”

然而恐怖仍在“南营”继续。

由于“联合国军”方面有意拖延，解释工作从10月15日开始。

然而至12月3日就被迫结束。

其间，中朝工作人员仅进行了10天的解释，特务们不允许多数战俘出来听取解释，出来倾听解释的又大都是些叛徒和特务，一进帐蓬就又踢又叫又打又骂。有时一天之内就有10多个解释人员被打。

直至解释结束，14000余名中国战俘中，只有2000余人听取了解释，这中间，有138人当场选择了回国之路。

解释停顿后，又有200余名战俘冲出帐蓬要求回国。

最后，只有440名战俘冲出“南营”，踏上了归国路。

20905名志愿军战俘，最后踏上归国路的只有7110人。

仅占三分之一。

朝鲜人民军的战俘大都回到了自己一方。

他们是成建制被俘的，在战俘营中的仍然保持了比较坚强有力的组织层次和政治领导，特务叛徒在那里基本上站不住脚。

12月28日，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以多数通过了一个“临时报告”，提交给了停战协定缔约双方，报告叙述了该委员会自1953年9月9日至12月23日的活动，并且指出了“南营”的状况：

毫无疑问，在接管时战俘已被完善地组成了许多集团，而这一组织形式现仍在营中保持下去。在印度看管部队接管以前即已存在于战俘中的“领导”，继续对战俘施行影响。这些战俘受到程度甚为可观的压力。在若干事例中会牵涉到暴力行为。

报告还明确指出了“南营”中的特务组织的“总部地点在汉城，受大韩民国宪兵总司令官控制。这一总部与控制6个战俘围场的4个分支组织是相联系的。分支组织则控制着所有55个营场的营场组织。在这三层组织之间有一个有效的通讯系统在工作，“联合国军”第六十四野战医院在这一通讯系统中构成了重要的一环。”

报告在列举了大量事实后明确指出：

战俘在表达愿望时所必须采取的这种不正常方式，使人很自然地怀疑到全体战俘都不是自由的人。

中朝方理所当然地要求商定解释期限应予补足。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也认为中朝方这是合理要求，表示同意。

然而美国人不同意。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夹在中间实在为难，印度、瑞典、瑞士等国就想出了一个左右逢源的主意：一方面于1954年1月20日8时50分，将“南营”重新移交给“联合国军”看管，一方面通过了一个“最后报告”，确认了美军蓄意扣留战俘的事实，并于2月21日宣布解散中立国遣返委员会。

真是难为了这些骑两头马的和事佬了。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最后报告”指出，“临时报告”中所申述过的“那些结论和事实不仅未为‘最后报告’所叙述的任何事物所损害，反而得到了更多的确证。军事法庭的审判经过及提起公诉一方辩护一方证人的证词，都明白无误地说明战俘组织的存在，并暴露了战俘组织的基本性质与目的。”

反正说完就散伙，他们最后总算还是把话说了个透：

南营战俘组织及主持这些组织的“领袖”否定了关于自由选择的一切假设或妄言。……本委员会必须坦白陈述其以自己经验为基础的信念，即若不更充分与进一步地执行职权范围而认为这些战俘已自愿选择了不遣返的说法，都是毫无证据作支持的妄言。

……

本委员会已经决定：宣布解除战俘身份使之成为平民所必需的法律上的先决条件并不存在，因而这种“解除”是不合法的。

话一说完，中立国立马就撒腿走人。

于是，“南营”中的7064名朝鲜人民军战俘被“就地释放”，补入韩国军队；14235名志愿军战俘被装船运往台湾，补入兵员馈乏的国民党军队。

然而遣返完毕了，他们的价值也就完了。

蒋介石先生一直有个很固执的政治操守观念：所有从共产党那边叛变过来的人最不可靠——他既然能叛变共产党，那也一定能叛变国民党。这样一些人，只可利用而不可重用。

• 【授权转载】双石原作 《开国第一战》电子版
• 开国第一战 （电子版） 37 - 55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