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开国第一战】第21章：分进合击 邓华挥师扫横城 （1） -- MacArthur

[SIZE=2]粉碎绞杀 诸兵种齐心协力

剿灭细菌 各单位紧急动员[/SIZE]

（续上）

铁道兵官兵们还具有非凡的聪明和智慧。

最聪明智慧处在于人家并不光凭人多打人海战术，而更多地靠科学的态度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与敌人斗心眼儿，玩花招，创造了一整套抢修抢运的奇招妙法。

比如“片面运输法”。

这是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通车时间，发挥最大的运输效能，通过更多的列车，铁道兵和铁道运输部门的官兵们所创造的一种密集的片面续行运输法，俗称“赶羊过路”。因为朝鲜北部的铁路基本上是单轨，运输又大多是由北向南，在“绞杀战”中，铁路场站普遍遭到破坏，无法按常规进行火车对开的平衡运输，所以在4月间铁道兵官兵们就成功地试行了这个方法。

其实施方法是：在通车的夜晚，事先把早先装载停当的军用列车集结在抢修现场附近的一个或几个安全区段内，等待部队抢修，一经修通，列车立即一列紧跟一列向同一步方向行驰。各列车之间只相差5分钟，首尾相望，鱼贯而行，一列接一列地通过，在黑夜里爬行。

就用这个办法，他们曾在一条单轨铁路上创造了一夜开往前线47列火车的纪录，相当于和平时期行车数的2.5倍。

这个办法也有很大的危险性，一旦在路上遇上敌机轰炸，机车不敢开灯，各列车相距又很近，很容易出现后车撞前车的事故。

这当然难不到聪明的铁道兵官兵。

他们又创造了与“片面运输法”配套的“当当队”。

“当当队”就是在每列车的车头车尾布置的传讯人员，他们手执空炮弹壳或其它发声物体，负责了望。一旦出现各种情况，他们就按规定信号发出预定的音响。敌机临空时，只要他们一“当当”，机车司机立即把烟筒的排气阀拧住，司机也当即停止加煤，以防冒出火光。

听听好象原始得不行，可当时就是顶大用。

很多貌似厉害的高科技，要破解其实也很简单，关键看你敢不敢愿不愿去想。几十年后，越南军民就用尿布破解过美国空军的“人员嗅探传感器”，不一样把美国佬治得没脾气。

越是高科技的东西，往往也越脆弱。

与“片面运输”配套的还有“合并运转”、“顶牛过江”等。

所谓“合并运转”，就是将两组以上的列车联为一组列车，用2～3个机车拖挂。

“顶牛过江”，这是在反“绞杀战”中创造的方法，当时桥梁被炸后，一般只能晚上紧急抢修，往往要天明了还很难达到通过机车的载重标准。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铁道兵官兵们就将机车置于全部车厢之后，将一列车厢顶过桥面对岸，再由对岸的另一个机车将这一列车厢拉走。

苏联顾问们对这个土办法赞不绝口——他们在卫国战争时期遇上这类事情一般来说都没招。

还有“抢22点”。

因为“绞杀战”中敌机轰炸多在22时～24时进行，铁道兵官兵们便抓住22点之间的空隙，组织列车迅速通过封锁区。

还有诸如“水下桥”、“爬行桥”等战时抢修经验。

在反“绞杀战”的斗争中，铁道兵部队形成和完善了一整套在现代战争环境中进行战时铁路抢修的方法，确定了先通后固（即先通车后加固）、先易后难、确保重点等原则。抢修的便桥、便线都按简易标准要求，一般能维持3～5天就算完成任务。

这种修复——炸毁——再修复的循环，贯穿于战争全过程。

整个战争中，中国军队先后在朝鲜投入了10个铁道兵师，连同国内铁路员工累计19万人，在世界上密度空前的轰炸中，保证了朝鲜北部1000多公里的铁路线在大多数的时间保持畅通。在敌机投弹量成倍、成10倍增长的情况下，运输量反而不断提高。如1951年7月美机对铁路的轰炸次数相当于同年1月的5倍，可是7月间的铁路运输量则为1月间的2.3倍。到了1952年1月，美机对铁路轰炸次数相当于1951年1月的63.5倍，可同月朝鲜北部的铁路运输量反而增加到1951年1月的2.67倍。

在“绞杀战”最猖獗的10月16日至22日7天中，通过东、西清川江桥的物资即达1947节车皮，其中21日一个夜晚就用“片面运输法”通过西清川江桥490节车皮，创造了入朝以来最高的通车纪录。

至12月底，铁路运输抢运过封锁线的作战物资共达15400多节车皮，保证了中朝军队作战的基本需要，使前线各军都有了粮食储备。

美国远东空军的情报部门惊讶地发现，尽管“联合国军”发动战争史上规模空前的空中“绞杀战”，“北朝鲜仍一直有火车在行驶”。

远东空军发言人公开宣称：

这是对手送来的高帽子，不戴白不戴。

来自远东空军的褒奖都是干货，没含什么水分。

到了战争末期，铁道兵官兵们不仅在他们的狂轰滥炸中修铁路，还在他们的狂轰滥炸中建铁路。

1953年上半年，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官兵们仅用65天时间，就建成了一条长达129公里的山区铁路。

这是一个奇迹。

打不垮，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英勇铁道兵。

铁道兵后来新中国的铁路建设中继续建立功勋，在新中国几乎所有新建铁路干线上，都洒有铁道兵官兵们的汗水和鲜血。众多的铁道兵官兵把年经的生命垫在了那两条沿伸的钢轨和一根根枕木下——笔者曾多次在成昆线上往返，在这条中国西南的铁路大动脉上，列车每走不了几分钟就能在看见路边那些顶着红星的高高纪念碑和密密麻麻的墓碑，那大多是铁道兵的官兵们。

在百万大裁军中，这个功勋卓著的兵种消失了。

虽然这是为了国家建设的大局，但笔者感情上仍觉可惜。

在新中国军队中，这是支最让美国人头痛和服气的队伍。

1951年底，虽然“绞杀战”持续时间已超过预计时间一个月，但并未达到预期目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十分懊丧：

远东空军的空中封锁战役“没有能够阻止住敌人运输期其进行阵地防御所需的补给品，也没有能够阻止住敌人将部队运入北朝鲜。”

就这么认输显然绝非李奇微之所愿。

于是，“绞杀战”又继续折腾了半年。

为了避免中朝军队日益增强的对空炮火和参加保卫重点目标的航空兵，远东空军被迫将放弃了三角地区的昼夜重点轰炸，而代之以机动的重点突击与轰炸铁路线的两头，即封锁中朝军队作战物资的来路和去路的战术。

轰炸更为疯狂。

其目标区为：

物资来路：京义线的宣川至定州段、定州至岭美段、新安州至顺安段，满浦线的价川至熙川段。

物资去路：平元线的顺川至阳德段；平德线的三登至新成川段；元罗线（元山至罗津）的元山至高原段。

3月以后，还采取了所谓“饱和轰炸”，即24小时昼夜不停地集中所有能够用来执行封锁铁路线任务的飞机对铁路线上的几个小段实施攻击。这一时期，朝鲜北部铁路被敌破坏较“绞杀战”第一、第二阶段的总和增加了42.6%，1952年1月，更是中国军队入朝作战以来铁路遭受破坏最严重的一个月，桥梁被破坏136座次，线路和车站被破坏2202处次。

虽然这么凶，可更没便宜占。

无论从阻滞效果，还是从战斗损失来说，1952年上半年都是远东空军最沮丧的时期，没有将中朝军队后方运输线予以绞杀，反而使自己产生了被“绞杀”的感觉。

从阻滞效果来说，折腾了半年，炸弹扔得比哪一次都多，结果反而是朝鲜北部各线铁路通车率达到了68.9%～96%，公路运输能力提高了70%。

不光如此，志愿军还帮助朝鲜政府完成了三八线附近地区居民向北疏散，运送救济粮的任务。

从战斗损失来看，这一时期，远东空军和海军航空兵飞机在轰炸运输线的损失达到开战以来最高点，半年之间，被击落198架，击伤779架。

在击落的198架飞机中，有一架是由一位名叫范佛里特的中校飞行员驾驶的B-26轰炸机，他在1952年4月4日轰炸沙院里火车站时，被第四十军第一一九师炮兵团第九连高炮排排长王兴民指挥的高炮第三班击落。

他是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官詹姆斯·范佛里特中将的儿子。

范佛里特将军是个慈父。

他通过板门店美方谈判代表，请求正在板门店参加谈判的邓华将军和解方将军帮助寻找小范佛里特的下落。

解方将军说：

“老范佛里特是我们在战场上的死对头，不过他不让儿子在美国国内过太平日子，却跟他一同到朝鲜来打仗，不管怎么说，从他们父子的立场观点出发，倒是一种愿为自己国家尽忠献身的表现。作为军人，我敬崇这种精神。只要小范佛里特还活着，我们找到后，会按照政策宽待的，也决不会把他扣作人质，可以让老范佛里特尽管放心。”

洪学智将军委托手下的后勤第三分部尽力予以寻找，最后没有找到，据分析，范佛里特中校已与飞机一起化为灰烬。

死无葬身之地。

一个月后，詹姆斯·范佛里特中将在汉城记者招待会上认了栽：

除了美国空军，美国陆军和海军，都认为“绞杀战”失败了！

即使是美国空军，也不得不羞羞答答地承认：

美国海军战史说得更为沮丧：

美海军陆战队司令官缪尔·Ｃ·薜佛德上将在华盛顿公开声称，人们已经承认“绞杀战”是失败的，尽管实施了“绞杀战”，共军地面部队的力量仍旧稳步得到了补充。

第七舰队司令官Ｊ·Ｊ·克拉克中将说：

“联合国军”总司令马修·李奇微回答参议员们的质询时更沮丧：

这“绞杀战”绞来搅去，究竟搅了谁呀？

“绞杀战”不成，李奇微还有损招。

1952年1月28日，在铁原西北之外远地、龙沼洞、龙水洞地区的志愿军部队发现了美国飞机布撒的带菌昆虫；接着在两个月之内，又在伊川、市边里、朔宁、平康、金化等地等70多个郡市发现了飞机布撒的带菌昆虫及老鼠、杂物等达804次之多。

2月29日至3月5日，中国东北及青岛地区亦发现此类昆虫。

早已在朝鲜绝迹了的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重又发生。

2月20日至3月9日，在朝鲜北部的居民中，有13人被传染了霍乱，其中9人死亡。

朝鲜地区在这个季节的气温为-5℃～-22.5℃，这些昆虫完全不能在这种气温下生存，除了人为布撒，不可能自然生长。

2月25日至3月11日，朝鲜安州郡一个600余人的村庄，就有50多人患了鼠疫，其中36人死亡。

3月，志愿军中患鼠疫者16人，患脑炎与脑膜炎者44人，其中16人死亡，患其它急症病者43人，死亡20人。

这些病症以往的流行期都是在7～8月间。

这不由不使人怀疑，这是不是“联合国军”在实施“细菌战”。

空气顿时紧起来。

1952年2月18日，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报告了美军投撒昆虫和志愿军有关部门培养化验的情况。报告中说：

“除已派专家前往现地了解外，现已将各种昆虫送回北京，进行培养化验，究竟带何种病菌，尚须两日后得出结论。据专家估计，以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四种病菌之可能性较大。如化验证实，防疫与灭疫工作即须火速以大力进行（总后卫生部正计划中），并需要苏联在人力物力上予以援助。”

毛泽东次日批示：

“请周总理注意此事，并予处理。”

2月20日，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拟定了反细菌战的六项措施呈报毛泽东主席：

经毛泽东批准后，在志愿军进行坚守防御作战的同时，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从1952年2月下旬开始，在政治外交和战场防疫两个方面同时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细菌战斗争。

2月22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宪永受朝鲜政府委托，以朝鲜人民的名义发表声明，抗议美国侵略者细菌战的暴行，并呼吁全世界人民制止这种暴行，追究其使用细菌武器的组织者的国际责任。

2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受权发表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正义主张。

美国政府足足沉默了一个星期。

3月4日，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发表声明，对中朝政府所控诉的细菌战事实予以否认。

苏联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号召各国参加批准1925年签订的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这一议案时，美国代表予以否决。

这是为什么？

1952年3月～8月，中朝两国政府先后接受了由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中国、比利时、波兰等国法律工作者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和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国际科学界著名人士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到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地区，对美国细菌战事实进行现场调查。

这两个代表团均发表了调查报告，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并进行了科学的论证，得出结论：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是完全没有疑问的，因此，美国政府对其进行细菌战的罪行是无可抵赖的。

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指出：

1952年5月至1953年11月，被俘的美国远东空军上校小安德烈·J·爱文斯上校、瓦克·M·马胡林上校和弗兰克·H·许威布尔上校、美步兵第三师第七团上等兵马汶·勃朗、美步兵第四十五师第一七九团上等兵达林·歇泼斯等都先后供述了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的事实，并提供了执行细菌战任务的一些详细情节和官方有关保密规定。

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的杨成武将军曾在回忆录中提到他所亲眼目睹美军飞机播撒细菌弹的情景:

“我亲眼看到了敌机投撒苍蝇时的情形：先是一个黑疙瘩，接着变成一块块黑乎乎的东西，象乌云一样，随风飘荡，一大片一大片的，也不马上落下来，最后飘到村庄，飘到田野，散布面很大。”

美国人怎么会想到出此下策？

在战场上，中朝军队紧急动员起来，开展反细菌战斗争。

2月下旬，中央军委连续两次发出指示，要求志愿军“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必须把防疫工作当作目前部队和居民工作中的首要任务”，“不管有无病员发生，都必须迅速而坚决地进行防疫工作，不容有任何犹疑和动摇。”

1952年3月1日，志愿军成立以邓华为主任的总防疫委员会，领导全军反细菌战斗争。在该委员会领导下，以国内派来的40余名专家和医务人员与志愿军卫生部的医务人员组成4个防疫检验队（其中3个分别配属给一线各兵团）、一个机动治疗队和7个传染病医院。各军、各师及后勤分部、大站亦分别建立了中小型防治队92个，负责本单位防疫工作。同时，根据部队任务及驻区范围，还划分了防疫责任区，建立了疫情侦察勤务，并在全军上下普遍地进行了反细菌战的思想动员和防疫卫生知识教育，普遍地注射了鼠疫疫苗和五联疫苗，开展了捕鼠、灭蝇和保护水源，清理驻区的卫生运动。在驻地及交通线附近的朝鲜居民中，也普遍注射了疫苗（约130万人次），从而很快控制了疫情的发展。

在整个战争期间，志愿军全军共发生与细菌战有关疫情者384人，其中256人得到治愈。

国内也一样，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采取广泛的防疫措施，进行杀菌灭毒，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防疫运动。全国共组织了129个防疫大队，共计20000余人。在国内交通线及国境、海港设立了66个检疫站。国内还研制和发放了大量的疫苗和消毒杀虫剂。

由此而演化出以灭蝇、灭蚊、灭虱、灭蚤、清秽为目标的全国范围的经常性的爱国卫生运动。

美国官方迄今仍然否认在朝鲜战争中进行过细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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