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zt 中共十大元老-- 陈独秀1 -- 好猫如诗

急袭长乐村

　　刘伯承、邓小平领导晋冀豫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建和游击战争的普遍开展，特别是一二九师在长生口、神头岭和响堂铺等一系列战斗中取得的重大胜利，使侵华日军惶惶不安。1938年4月初，日军以一○八师团为主，纠集3万多人的兵力，分九路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大举围攻，妄图将八路军主力兵力歼灭在辽县、榆社、武乡地区。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针对日军的企图，制定了以部分兵力钳制多路敌人，集中主力击破一路敌人的反围攻作战总方针。

　　当各路日军开始出动时，刘伯承、邓小平奉总部命令指挥一二九师主力向辽县以南、向东进至日军合击圈外的涉县以北地区。

　　从东、西、北三面进犯之敌相继于4月10日前后侵入抗日根据地。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一二九师三四四旅及决死一纵队英勇地阻击日军，使日军合击八路军主力于辽、榆、武地区的狂妄计划完全落空。

　　但是，日军倚仗优势兵力，企图突破八路军阻击，以摆脱被迟滞的状态。在这严重势态下，只有给日军沉重打击，才能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这时，南面日军一○八师团步兵、骑兵6000余人，分两路北犯，4月13日，这两路日军窜入辽县、武乡、遭到当地抗日游击队的袭扰，加之广大群众实行“坚壁清野”，日军很快陷入恐慌。刘伯承、邓小平立即抓住战机，于14日指挥一二九师主力及一一五师六八九团，由涉县以北地区向西急进。15日，主力部队开到武乡县附近寻机歼敌。当日黄昏，侵入武乡的日军一○八师团的第25旅团第117联队及炮骑辎重共3000余人，从武乡出发，沿浊漳河东窜。刘伯承与邓小平及时决定紧咬这股东窜之敌，进行急袭。他们命令一二九师七七二团、六八九团、七七一团，分两路纵队，沿浊漳河两岸山地实施平行追击，并以七六○团为后续部队，沿大道紧跟。一二九师的两路纵队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下，于16日早晨在浊漳河北岸的长乐村地区追上日军，发起猛烈攻击，并截断了其后段1500余人，接着又在型村、李庄一带将日军截成数股，分割围歼。刘伯承与邓小平抓住战机，指挥一二九师各团战士们从山头上、山谷里，甚至从几丈高的山陡坡上冲向大道，排山倒海般地冲入敌群，用刺刀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搏斗，给敌重大杀伤。刘伯承和邓小平为巩固胜利，果断地决定用少数兵力在前线布成游击网，打击和迷惑敌人，命令主力部队撤出战斗。

　　长乐村地区的战斗，共歼日军2200余人，是粉碎日军对晋东南九路围攻的决定性战斗，闻名全国。接着八路军乘胜追击，彻底粉碎了日军九路围攻，将敌全部赶出晋东南。

粉碎秋季大“扫荡”

　　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而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则在华北、华东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使日军陷入游击战的汪洋大海之中。

　　这时的日军几乎停止了对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进攻，转而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为主，集中主要兵力进攻敌后八路军。

　　1939年1月，日军纠集了3万余人的兵力，分11路向冀南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刘伯承、邓小平针对平原地形便于敌快速部队行动的特点，确定了一二九师主力分为几个集团，结合地方部队分区活动，寻机歼敌，并派出小部队迟滞和消耗敌人。在这种反“扫荡”决策指导下，部队在不到3个月时间进行了大小战斗100余次，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3月，敌我双方的战斗重点转入山区。刘伯承和邓小平为加强山区的对敌斗争，在妥善安排了冀南斗争后，遂于3月7日率一二九师师部、三八六旅主力及其他部队返回太行山，对付日军的“扫荡”。

　　7月，日军集中了5万余人的重兵对太行山发动了最大规模的秋季“扫荡”，企图打通晋冀豫的交通线，将抗日根据地分割，然后逐步压缩摧毁。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一二九师及三四四旅进行反“扫荡”，作战70余次，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粉碎了日军秋季“扫荡”，接着又在年底进行了邯郸战役，使太行山南部与北部连成一片。日军从秋季“扫荡”以来，对太行山区根据地分割的企图彻底破灭。

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起了重大作用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此时，党员人数已达121万，正规军91万，民兵220万，解放区人口9500万。

　　1945年夏，抗日战争已近尾声，国民党企图在美国的帮助下控制大城市并缴获已投降的日军武器，而共产党人则发动了进攻，尽可能争取扩大控制区。最后，除哈尔滨被苏军控制外，中国所有的大城市及中国西部和南部的大部地区都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则控制东北的农村地区及华北大部地区。

　　早在和谈时期，国共两党就有多次较量。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部队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领导的129师从1945年起改名为晋冀鲁豫野战军，1947年又改为中原野战军，通常称为第二野战军。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时，第二野战军的人数已达20万。解放军乘胜前进，6月30日，第二野战军渡过了黄河，刘伯承在黄河的不同地方发动两次转移视线的进攻，牵制敌人。在开封附近，以宽达1公里的黄河大坝为防线。负责保证渡河的物质条件，即渡船、运输及后勤补充的组织工作，20万部队安然渡过黄河。4月14日，在开封以东同3个师的敌人遭遇。刘伯承、邓小平部队三面包围了国民党军队，全歼敌军。

　　1947年，11月间，开始了中国本世纪最大的战役――淮海战役。这次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持续到1949年元月。战役在淮河沿岸地区进行，刘伯承、邓小平的第二野战军和陈毅的三野部队同时参战。为便于统一指挥，成立了淮海战役总前委，邓小平参加了前委的工作，统筹前后方一切事宜。

　　在这次战役中，国民党的军队被解放军分割包围，各被歼灭。蒋介石损失了56个师达55．5万人。国民党的不少将领也被击毙或被俘。

　　1949年1月战役结束，从而为陈毅、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部队渡过长江、直捣蒋介石的老巢――南京，开辟了道路。

　　淮海战役结束不到两周，傅作义将军在不动枪炮的情况下把北平让给围城的解放军。人民解放军渡过了长江。分给刘伯承和邓小平部队的攻击目标是又宽又深的长江中段。北岸的小河、运河里隐藏了为渡江准备的成千上万的大小船只及舢板。部队做了几周的登陆和冲锋演习。为渡江战役准备的旗帜上写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渡江战役是4月21日开始的，百万大军几天内就出现在南岸，解放战争接近尾声。

　　内战结束时，第二野战军的部队约30万。据历史学家记述，第二野战军在4年中大仗、小仗共打了1343次，歼敌达33万。

　　1949年9月底，邓小平到北京参加10月1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典礼。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了成立宣言。

　　这时，邓小平只有45岁。他已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

　　新中国成立伊始，邓小平重新回到部队。这支军队在几个月里继续追击敌人，把人民的政权扩大到西藏。

　　全国战事结束后，中国开始了艰巨的国家重建和社会改造工作。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翌日，苏联，接着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都先后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保障国家政权职能的充分发挥，需要重新全面划分行政机构。就像在解放区那样，军队始终是政权的基石，军队领导人换上便服，手中仍掌握所在地区的领导权力。有鉴于此，全国分成几个“大行政区”，每一行政区实际上就是某军队（解放战争后期已分为野战军和战区）管辖的区域。为此，原军事管制委员会进行改组。

　　因此，每个“大行政区”成立了军事行政委员会的混合机构。名单如下：以第一野战军司令彭德怀为首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以第二野战军司令刘伯承为首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以第四野战军司令林彪为首的中南军政委员会。东北地区，即满洲那里的情况比较特殊，1948年解放后就成立了以高岗为首的人民政府，直属国务院领导。但这种特殊情况的结局是戏剧性的。

　　西南行政区包括4个省――贵州、云南、西康和四川。四川是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省份，下面又分为4个行政区。刘伯承把这个1亿多人口的大区的权力实际上交给了两个人，一个是邓小平，另一个是贺龙。贺龙率一个兵团参加过解放四川的战斗，于是他就成了拥有与行政区同等权力的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则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第一书记。

　　耐人寻味的是，这3个领导机构人员的组成也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比如刘伯承是西南局党委第二书记，但他又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主席，两个副主席一个是邓小平，另一个是贺龙；而邓小平同时又是西南军区的政治委员。这种“职务重叠”现象在以后的时间里，几乎对整个政治生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如同地区和省的基地在全国政治中的影响一样。几十年来的一个特点是，一些政治家（除了几个最主要的领导人）尽管绝大部分时间住在首都，但仍保留着省和地区的领导职务。

　　邓本人1952年前，首先是在西南地区领导工作，虽然那时他在中央也担任职务。1949年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直到1954年9月上述机构改组为止。他于1952年调到北京担任副总理，但1953年西南军事行政委员会改组（去掉了“军事”两字）时，邓仍然是这个机构的副主席，并一直延续到1954年。在这期间，邓小平在北京被委任越来越多的职务：他当选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不久又被委任为中央政务院财政部部长，不过这一职务任期不长，翌年夏天便辞职了。1952年至1954年他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显然，在政府、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中，都翘望着他走马上任。

　　他是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他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委员会的秘书长，因此许多中央选举的筹备工作都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1954年国家机关进行改组，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同时又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4年5月得知：这位杰出的组织者将成为领导国家的党的机关的关键人物。这时第一次提到他是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主管党中央委员会各部的工作。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召开了中共全国第八次代表大会，邓小平是这次大会的主角之一。会上毛泽东致了简短的开幕词，刘少奇做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邓小平做了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做政府工作报告。

　　党的全国第八次代表大会把邓小平先选进最高领导班子。在中央委员会选出的政治局中，邓小平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之后，居第6位。他作为党的总书记保持了处理党的日常工作的领导权。他1954年的职务“秘书长”一词，主要突出行政工作性质；新的职务“总书记”，则强调其政治份量。

　　从中共八大至“文化大革命”的近10年中，邓小平在最高的领导核心里担任着党和国家关键性的职务。

　　党的总书记必然处在各种矛盾斗争的焦点上。作为贯彻决议、领导组织工作、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书记处的领班人，他日理万机，执行经常是互相矛盾的决定。有些时候，一切问题都取决于如何执行这些决定。当然，作为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在党内的代表的邓小平，这些年也必然与党的主席相对立。当他想捍卫党，捍卫自己所领导的机构，并用它来抵制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正在加剧的永无休止的各种运动时，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一来，邓小平便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继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后的第二号靶子。

“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后刘少奇与邓小平就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邓小平被扣上“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连亲属也受到株连，正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的大儿子邓朴方被迫害致残。其他子女也被下放到农村劳动。

　　1969年，林彪乘中苏边境局势紧张，签署了“一号命令”，要全军处于出击的一级战斗状态，首都实行“战备疏散”。

　　在此命令下，一大批久经考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陶铸、罗瑞卿、徐海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在一天内分别遣散到河南、广东、江西、安徽、江苏、云南等省，由当地省军区负责监护。

　　1985年4月15日，新华社报道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同坦桑尼亚副总统兼桑给巴尔总统姆维尼谈及“文化大革命”的一段话。邓小平说：“你是1973年秋来中国的，我那年2月从江西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把许多老干部打倒了，关进了牛棚，我也在江西呆了几年。”

　　那么他在江西的几年是在什么地方度过的呢？谁也想不到，当时邓小平是在离南昌8公里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度过的。

　　1969年10月21日下午，江西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和担任过毛主席警卫的陈昌奉、程惠远坐了一辆吉普车专程从南昌来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走进厂党支部书记罗朋的办公室，提出：“罗朋，你是厂里的主要负责人，现在省革委经过研究决定把一项重要任务交给你们厂来完成。”

　　罗朋一听，神经高度紧张，立即问：“什么重要任务？”陈昌奉直截了当地说：“什么任务？讲出来大家都会知道，中央决定把党内的二号走资派邓小平下放到江西劳动，改造世界观。省革委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厂，你们厂的具体任务有三：一、确保安全，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百的安全。范围是进了厂区，由你们厂负责，主要由你负责，如在厂里出了事，首先唯你是问；出了厂区，由外勤人员负责。”

　　陈昌奉盯着罗朋进一步说：“为什么，因为邓小平不但在国内有影响，而且在国外有影响，同时，怕造反派揪斗他，怕坏人把邓弄掉、弄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就要你的脑袋。邓小平在此劳动，你厂工人知道就算了，不能告诉家属，要保密。有什么事，直接到保卫部找我陈昌奉”。

　　陈昌奉与程惠远向罗朋交待完后，便离开了。

　　罗朋听了陈昌奉的布置，几个晚上没有睡好，他越想越觉得这个任务不但重而且复杂。回想自己从广州不畏艰险投奔延安，从一般干部一直担任到中央公安部的副局长。1959年反右倾后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下放江西，“文化大革命”中又一再受到冲击，人间甘苦已经尝尽。如今，在这偏僻一隅的小厂，又要负责接待“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同时又是过去的老首长，真是感慨万端。

　　江西省革委作出邓小平安排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监督劳动的决定后，需要物色一名邓小平的管理秘书兼警卫。军区政治部干部处考虑的人选是黄文华。

　　程惠远与黄文华进行了单独谈话。

　　程惠远说：“邓小平到江西，需要长期住下来，按中央规定：一个干部和他住在一起。你的任务是：一、安排他的生活；二、保卫他的安全，劳动要跟着他去，还要督促一下他的学习，实际上你是他的管理秘书。”

邓小平一家住进了“将军楼”

　　一辆载着邓小平、卓琳夫妇同继母夏培根的汽车，从中南海向机场驰去。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张“打倒”“火烧”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叫刘邓永世不得翻身的巨幅标语。

　　飞机越过泰山、黄河、长江，在南昌市郊向塘机场安全着陆。

　　邓小平夫妇和继母夏培根3人在两位解放军战士的护卫下，走下舷梯。

　　身着军服的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秘书们已等候在机场，他们把小汽车开到舷梯旁，让邓小平一家上车。

　　小车从向塘经莲塘驶进南昌市，在江西省军区招待所停下。秘书将邓小平一家安排在招待所二楼的一个套间里休息。

　　邓小平夫妇在这个招待所住了三天。

　　一天晚饭后，邓小平在塘边散步，引起了住在招待所的解放军干部、战士们的注意。“怎么，邓小平来这里了呀！喏，快来看。”这件事很快传到省军区。一位省军区的“负责人”对邓小平夫妇训了一次话，叫他们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警告他们不要随便外出。

　　黄文华接到命令，在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秘书赵子昌的陪同下，来到省军区招待所二楼与邓小平夫妇见面。

　　赵子昌介绍道：“这是省里派来的管理秘书黄文华，以后劳动、学习、生活上的事情都由他负责。”

　　邓小平看着这个陌生的军人，沉默着。

　　黄文华请邓小平上车。

　　邓小平说声“好”，便随黄文华走下楼。

　　黄文华又告诉卓琳，东西可以装在卡车上。

　　卓琳说：“我们东西很少，飞机把全家的财产都带来了。”

　　说着一只手提了个皮箱便上了车。

　　邓小平夫妇和继母3人坐在汽车后面，黄文华则坐在司机旁边。

　　汽车驶出军区招待所进入八一大道。

　　邓小平在车上打量着这条宽阔的大道，大道两边被大字报、标语装饰着，自己的姓名不是倒着写，便是打着红叉。

　　汽车出八一大道驶上八一大桥。黄文华介绍道：“这就是八一大桥，桥下是赣江，赣江流向鄱阳湖，我们住的地方距这里约8公里。”

　　过了八一大桥，汽车沿赣江上游继续向西南方急驶，过了一个山坡，便是新建县委的所在地――长凌镇。

　　汽车经长凌，行驶六七公里后来到望城岗，在望城岗的旁边便是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这个步兵学校的校长徐光友少将，原在省里支左。程世清来后，便调走了，他的住房被人称为“将军楼”。邓小平一家乘坐的车在军校门前停了下来，黄文华下车同执勤的解放军战士交涉后，汽车开进了步校。

　　进了将军楼的院子，邓小平一家下了车。这是一栋两层楼房，楼上6间，楼下除大厅外，只有两个单间。

　　邓小平一家到达“将军楼”已夜幕降临，他们夫妇和继母3人住楼上右边的3间房子，邓小平夫妇住一个套间，里面住人，外面是会客室，继母住在靠卫生间的后屋。他们从汽车上搬下行李，又从楼下搬到楼上，铺好床铺，黄文华又跑到炮团食堂买回十几个馒头，煮了一大碗蛋汤，才各自休息了。

　　黄文华住在楼下靠右边的房间，正对着上面邓小平夫妇的房间，房间装有一部电话，可随时与校外联系，起到严密监视的作用。黄文华的左侧对面的房间是解放军战士贺福柱的卧室，贺福柱是专门负责帮助邓小平夫妇买菜的。后来邓朴方来了，住在楼下左侧的后间，尔后来的邓榕、邓朴方、邓楠、邓林都住在二楼。

　　从这一天起，邓小平开始了近3年的监禁劳动生涯。

失去自由的日子

　　第二天一早，邓小平被院内的小鸟惊醒，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披衣走出楼房。邓小平舒动筋骨，迈开大步，在庭院散起步来。

　　院子毕竟太小，他想到外面走走，来到院门，见外面有两名解放军站岗。战士警惕地看着他，又说“不准出去”，邓小平心中一震，这才想起他是被监护着，他抬头看看鸟儿自由地飞进飞出，真是人不如鸟。

　　早饭后，卓琳随黄文华开车到长凌镇和望城岗公社购买油盐柴米。卓琳说：“黄同志，买点面粉吧？”

　　这次共买了几十斤面粉、50斤晚稻米、4斤油，又买了几百斤干柴和一些青菜、萝卜、大蒜，满载而归。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由黄文华到新建县人民医院开些常用药。黄文华问邓小平：“要些什么药？”

　　邓小平说：“我没病，主要是睡眠不好，可弄点眠尔通之类的药品，辅助睡眠。卓琳病多，她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胃溃疡病，可弄些这方面的药贮备。”

　　黄文华记下后，心有疑虑，便驱车来到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请示程惠远。

　　黄文华不安地说：“程主任，老邓要用安眠药，我不放心，……”

　　程惠远低头考虑了一番说：“邓小平来江西劳动，提出要吃安眠药，可给他吃，不过要每天晚上送一次，每次按规定吃，不可超量，具体剂量遵医嘱。”

　　黄文华又提出一个不放心的问题：“我每天送一次，汇积起来，也怕出问题。”

　　程惠远思索一下说：“你每次送去，看到邓小平在临睡前用开水吞完后再下楼。”

“邓小平来了”

　　一天，邓小平找到黄文华说：“我离开北京到江西时，办公厅有人和我谈过，让我在这里长期住下去，通过劳动搞点调查研究，改造思想。你看什么时候开始劳动？”

　　黄文华说：“至于劳动嘛，这几天不急，先把家务安排好再说。”

　　邓小平答：“家务不需要再花很多时间去整理，反正东西不多。”黄文华见邓小平要提前到厂里劳动，冷冷地说：“这几天天气不好，如明天不下雨，明天就去劳动，你看行不行？”

　　“行！行！”邓小平回答。又进一步问，“明天什么时候去？”

　　黄文华考虑一下道：“明天上午8点钟吧。”黄文华又向邓小平说明：“工人是七点半钟进车间，我们就8点钟吧。”

　　邓小平连说：“行，那行。”

　　11月9日上午8点半，邓小平与卓琳两人穿上了特制的蓝纱卡工人装，脚穿黄色军用力士鞋。

　　在黄文华的警卫下，来到位于厂房大门右侧的党支部办公室，黄文华把邓小平、卓琳介绍给罗朋，罗朋一愣，连忙起身，眼前两位“老师傅”竟是自己20多年前的首长吗？

　　罗朋对邓小平一向尊敬。早在解放战争初期，他从延安调东北工作时，在太行山区不幸病倒，留在太行山，参加上党战役后，任过高树勋被俘军官队的政治教官，亲耳聆听过邓小平政委的报告，至今他还记得二十多年前邓小平政委讲的几句名言。邓小平说：“上党战役是我们转变的开始，从太行山下到邯郸，今后我们要打大仗了。人家说我们是山精妖怪，因此，我们军队作风要注意，用实际行动来粉碎敌人的谣言。”

　　黄文华打破沉默，向邓小平夫妇介绍道：“这就是厂党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罗朋同志。”

　　罗朋回过神来，招呼邓小平夫妇坐下，简单介绍了厂里的情况。罗朋说：“这是一个小厂子，只有80多个人，做的是修理农用配件，生产还蛮好的，工人干劲蛮大。”讲到这里他用手指了指对面的一间空房子说：“这间房子原来是办公室，现在专门腾出来给你们用，劳动累了，或不舒服，就到这间房里休息，我就住在对面，有什么事可随时联系。”

　　邓小平看了看那间空房，对罗朋的安排表示满意，他微笑着说：“好！”

　　接着，罗朋与黄文华带着邓小平夫妇走出办公室，向车间走去。有的工人眼尖，认出其中一位老师傅便是邓小平。因事先有纪律，不许同邓小平接触，于是工人中在窃窃地传递着一个信息：“邓小平来了！”

“老邓”

　　作为监管人员的黄文华，与邓小平一家一起生活好几天了。他却为一件敏感的事犯愁，就是不知如何称呼邓小平，总是“喂”、“喂”，他想，邓小平以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当时来讲，他是中共中央七个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国内外也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文化大革命”虽对他作了一些批判，但党中央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称他“邓小平”，直呼其名，又觉得自己有居高临下的意思；叫“邓小平同志”，目前邓小平是走资派，又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不能称同志；叫“首长”，又属监督劳动、无职无权，也不妥。虽然，省革委保卫部部长陈昌奉和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交待称邓小平为“老邓”，但他怎么也叫不出口。

　　一天，邓小平从楼上下来，主动对黄文华说：“你今后就叫我老邓，这样还自然。”

　　于是“老邓”这个称呼便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修理车间叫开了。

每天的生活单调而有规律

　　匈牙利作家巴拉奇?代内奇在《邓小平》一书中写道：

　　每天早上在监管人员的押送下，邓小平同妻子步行到距离20分钟远的新建县拖拉机制造厂去参加劳动。邓的女儿在回忆文章里提到，邓像45年前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一样干的钳工，他的妻子则做拆洗线圈的工作。在工厂也是监督劳动，看管人员目不转睛地监视着这个“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忠于职守是以自家的脑袋做担保的。这是一种奇特的惩罚，也是一种特殊的待遇：上午3位老人在看守的监护下干自己力所能及的劳动（因此，邓要求做钳工工作），没有得到许可，不准讲话和干别的事情，这个并非是“文化大革命”中唯一不合逻辑的事。尽管如此，但与从前比较起来，对邓来说，总还算是宽慰的变化，在长期与世隔绝后，他现在能够收听电台广播和阅读《人民日报》，这是件了不起的事，因为他可以从字里行间了解一些情况。经受两年的软禁后，现在在他干活的车间能得到与外界、与社会接触的机会。正如邓的女儿所写的那样，开始，大多数工人怀着好奇的心，后来逐渐对这一对老年夫妇产生了同情。3年中，他们一天也没缺勤过……

　　每日上午他们在工厂劳动半天，下午在用冬青和竹篱笆围成的空地边拓出一片菜地，种上白菜、胡豆、辣椒、丝瓜等各色菜蔬。这样他同妻子可补充一些食品。这样做是很必要的，因为当时他们的工资被扣发，只留给一点生活费。邓小平当时已65岁，这3位老人的年龄相加在一起已超过了200岁―3人中邓是壮劳力。所以，那些拖地、劈柴、砸煤之类的活，自然由他来做。他的妻子卓琳洗衣、打扫卫生。她患有高血压病，常卧床不起，这时邓还得细心照料她。邓小平自生母去世后，抚养他及其他子女成人的是他的继母。这时她年事已高，每日为3人操劳做饭。

　　每天的生活很单调，倒也有规律。早晨，邓小平夫妇到工厂劳动几个小时，中午回家吃饭，一起听新闻广播，下午在园中耕作，间或读书看报。老祖母做一些针线补缀之事。有看守监视着，绝对不许外人进他们的宅院。邓小平每天就寝前总围着那个小小的院子散步一小时。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一圈一圈地走着。有时祖母养的小鸡也跟在他的脚后结队而行。天长日久，他的脚步出了一条细细的小路。他在为过去、也为将来深思熟虑着。1971年当局准许残废的邓朴方回到3位老人身边。从此，他们还要照料这个致残的儿子。为儿子擦澡翻身这一最重的活，就落在邓小平的身上了。后来，邓小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支持他的力量―政治情况有了好转，使他飘泊四方的其他子女有可能短期来看望他们。就像在中国亲属离异各在一方可享有探亲那样，邓小平夫妇的几个子女用平日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做盘缠，一个接一个地来到那儿看望他们。从1971年起，他们的几个子女索性都搬迁来与父母同住。流放地遂成了他们家庭聚首的地方。1971年11月5日，他和妻子一起参加一次会议回到家里心情十分激动，这一天全家都很振奋。

　　被通知去参加工厂召开的会议，这本身就是桩大事。自邓小平“倒台”以来还是首次让他参加政治活动。当然，他已经猜到可能出了什么事，因为1971年10月1日的国庆节，没有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这在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林彪的名字已好几个星期没有在报上出现。留在家里的孩子们不知是福是祸，坐立不安地等着父母回来。中午时分，传来惯常的脚步声，看守人和两个“被看守者”回来了。父母的表情显得十分紧张，但由于看守人在场只能用双目示意发生了重大的事情。卓琳把女儿拉到厨房，悄悄地在女儿的手心中写了4个字：“林彪死了”。直到看守人吃晚饭去了，他们才对子女细述在工厂听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

恢复了工作

　　1971年9月，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失败和自我爆炸，使邓小平复出。但，这却是一个曲折的过程。

　　在林彪事件后先期返回北京的王震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为革命作出过杰出贡献的老将军，他回京后，向毛泽东揭发了林彪的反革命罪行，并详细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劳动的情况，并力荐毛泽东起用邓小平。

　　1972年8月4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信后，迅即作出指示，写道：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他没有历史问题，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也没有做的。又特别强调指出：“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讲一遍。”是起用邓小平的信号。

　　周恩来一面将毛泽东的指示和邓小平的信一起交给中央办公厅印刷若干份，分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以便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讨论，一面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并指示原来的公务员和秘书立即到江西新建拖拉机修配厂邓小平的身边，改善他的日常生活。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认真讨论了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及毛泽东的重要批示。会议一致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1973年3月20日，邓小平一家坐上南昌到北京的直快列车。

　　经两天一夜的行程，邓小平一家，顺利地抵达北京车站，受到党和国家领导的欢迎。

　　周恩来看见邓小平，精神抖擞地回到北京，内心充满了喜悦。这位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兄长对邓小平在江西3年多的日子，时刻给予着关心，周总理把邓小平的近况报告了毛泽东。

　　4月13日，周恩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宴请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时，请邓小平去作陪。当邓小平和周恩来并肩步入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时，首都各报记者和电视台对准他们，拍下了珍贵的照片。

　　第二天，邓小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现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

　　不久，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主持军委工作并直接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

　　在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表扬邓小平“政治思想很强，人才难得”，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

　　1974年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系统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论断。并说明了我国的外交政策，宣布中国永不做超级大国。邓小平说，中国发展得越有力量，世界和平就越靠得住。

　　1974年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在1975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大刀阔斧的整顿――针对“文革”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力挽狂澜，对十年浩劫造成的混乱局面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整顿。

　　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在总参谋部召开的该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了整顿军队的讲话。他指出：“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提出恢复优良传统，减少膨胀起来的军队人数，处理过多的编外干部，消除派性、增强党性的措施。

　　7月14日，邓小平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详细讲了军队整顿的任务。他指出部分单位和同志主要存在“肿、散、骄、奢、惰”五个字，并分析了滋生这些毛病的原因。接着他讲了整顿这五个方面问题的措施，主要抓编制、抓装备、还要抓战略、训练、指挥水平和管理水平。另外，他还特别讲了整编中的干部处理、安置、调整和交流问题。

　　8月3日，邓小平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又讲了“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问题。

　　邓小平恢复工作两个月后的5月3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他着重讲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急迫问题。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呢？

　　邓小平指出：“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针对当时“铁路事故惊人”的现象，强调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

　　5月29日，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讲了整顿钢铁工业的重点要解决的四个问题：一，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二、坚决同派性作斗争；三、认真落实政策；四、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

　　3月18日，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邓小平讲了关于发展工业的七点意见：一、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二、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三、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四、整顿企业管理秩序；五、抓好产品质量；六、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七、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关于整顿党风的问题：7月4日邓小平在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讲话时针对当时“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和“党讲话不大灵”的严重问题，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省委一级的领导”。讲到党的作风，强调毛泽东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原则（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指出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

　　9月27日和10月4日，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又特别强调了“要敢字当头”是这个整顿的前提。

　　从1月5日复职到10月4日，邓小平在短短的八九个月的时间里，对整顿问题仅公开发表的正式讲话就做了八九次之多。对各个方面的整顿，都作了针对性很强的论述及部署。

邓小平第三次“下”

　　江青一伙人，对邓小平复出工作，一开始就极力进行阻挠。他们凭着野心家的敏感，似乎意识到，邓小平重新工作，决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职务变化，而关系到他们视为生命线的“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一位西方记者发过一条电讯，说邓的复出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最大证据。

　　江青等人一心想在“文化大革命”的大旗下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而邓小平复出，却构成了他们实现阴谋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他们万分惊恐，必欲除之而后快。

　　而“四人帮”也深知，有周恩来的支持，要打倒邓的罪恶企图是难以如愿的。于是，他们首先掀起了矛头暗指积极支持邓小平复出工作的周恩来的批判浪潮。什么“反潮流”运动，什么“批孔”运动，大批“兴天国、继绝世、举逸民”。

　　他们的司马昭之心，就在于为倒邓铺路。

　　1975年8月，又上演了评《水浒》、批宋江的闹剧，说《水浒》作者的罪责之一是“摒晁盖于108人之外”，指桑骂槐，暗示毛泽东被架空了。

　　同年10月，他们又开始了批判教育界的“奇谈怪论”，12月中旬，“四人帮”通过清华、北大某些人，贴出矛头直指邓小平的大字报，掀起了“批邓”的恶浪。

　　1976年1月，周恩来在北京病逝，举国上下，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而“四人帮”搞的“批邓”运动却有增无减地在继续进行。当时，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无法公开执行职务了。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全国人民都对当时坏人嚣张，好人受气的局面而义愤填膺！这年4月5日的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终于出现了百万人痛悼周恩来的悲壮场面。实际上，这是一次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革命群众运动。

　　“四人帮”一方面急不可待地定天安门的群众运动为反革命事件，大加镇压；另一方面，诬指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邓小平再一次被错误地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就这样，他被第三次打倒了。

总设计师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在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历史性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3年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由他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同意他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决定。1990年3月，第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接受他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