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zt 中共十大元老-- 陈独秀1 -- 好猫如诗

　被誉为党的“骆驼”，中共七大后的五大书记之一。

毛泽东介绍任弼时赴俄

　　新屋村，1904年4月30日，任弼时出生在一个教书先生的家里，其父任振声，得子，十分高兴，取奶名二南。

　　二南天资聪慧，4岁时就在父亲指导下，悬臂练写柳公权的字帖，抄写诸葛亮的《前出师表》等文。二南7岁时，辛亥革命爆发。这年，父亲送他到本乡的作民小学读书，学名叫培国。培国成绩优秀，跳班至序贤初等小学三年级。这所小学是新式教育。由其父任振声讲国文，他慷慨激昂地向学生们讲了国耻，讲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讲满清政府的腐败，任培国幼小心灵里，激起了爱国之情。

　　1915年，任培国在序贤初等小学毕业后，考入了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初等小学。

　　长沙第一师范有个学生自治会，是个传播新思想，提倡新社会的进步组织，经常组织学生开展讲演等活动。毛泽东就是这个自治会的成员，他经常讲演，任培国当时很喜欢听他的讲演。

　　一天，任培国与两个同学到学生阅报室里看报，正巧有几个学生自治会的高年级学生正谈论国家大事。任培国看见毛泽东也在其中，就上前自我介绍道：“我们是高山部的，想参加你们的活动，不知行不行？”

　　毛泽东握着他的手，笑着说：“好哇，欢迎你们。”接着，毛泽东又热情地向这三位低年级同学介绍了自治会的情况，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好好锻炼身体，为国争光，从此任培国便经常向毛泽东请教。

　　在学校，任培国还选了拳术、美术为自修科目。并结识了英语教师肖三，任培国经常得到他的教诲，受益匪浅。1920年，任培国已16岁了，再读一个学期就高中毕业，面临毕业后的出路问题。穷学生都觉前途暗淡，有的托人，有的找路。任培国当时已绘得一手好画，至少毕业后可卖画糊口。这时，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湖南的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等人都去了。任培国的校友李富春也走了。一天，任培国收到李富春的来信，信中讲了留法勤工俭学的情况，要他也去。这天晚上，任培国手握着信，久久不能入睡，他很想去勤工俭学，但他想到家中父母年迈，三个妹妹又小，不忍远离。正好他的叔父经商到长沙，知他想远涉重洋，立加劝阻。任培国，最后终于没有去成。不久，又有一批同学去了法国，任培国又心动了。

　　这天，任培国和同学肖劲光来到岳麓山下。任培国说：“劲光，我们国家如同一支破船，正在风浪中寻觅方向，我辈热血青年，应担此重任，岂能把眼光放在一碗饭上？”

　　肖劲光说：“培国，你说的对，我辈当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之高翔。”

　　任培国说：“去法国勤工俭学已错过机会，可无论如何，我们也要到世界各地走步，古人还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呢。”

　　肖劲光皱眉道：“我们到哪里去呢？”

　　任培国眼一亮说：“咱们去找毛泽东，他是个有办法的人。”

　　当下，二人便找到毛泽东，把想法说了，毛泽东笑着说：“上海有一批青年要到俄国去留学，如你们愿意去，我可以写信介绍你们，和他们一起去。”任、肖二人听后，十分高兴地说：“好哇，我们一定去。法国没去成，我们去俄国。”

　　毛泽东又取来地图，把俄国的位置指给他们看，接着，毛泽东给他们讲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还讲到了列宁。任培国与肖劲光越听越兴奋，终于下了最后决心，到俄国留学。

　　毛泽东见这两名青年劲头如此之足，也很高兴，立即写信和上海联系，几天之后，上海回信答复，可以启程。1926年11月，任培国与肖劲光乘江轮东下到上海，任培国到上海后，才给家中写了一封书信，但为了保密，措词很隐晦。他和肖劲光住在上海贝勒路的一家湖南人开的小旅馆。在此，他们又结识了张太雷、恽代英等革命青年。这些青年，已是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与这些人交往，使任、肖二人眼界大开。

　　任培国在上海做赴俄准备之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次年初春，任培国与肖劲光等青年一起，从黄埔港搭乘一艘日本客轮，前往海参崴，踏上了奔向十月革命故乡的漫漫旅途。

　　1926，任弼时托王一飞把未婚妻陈琮英从家乡带到了上海。他们是在患难中结下的友谊，之后他们结了婚。在此之前，有人要在上海给任弼时介绍对象，被任弼时拒绝了。婚后，陈琮英担任了中国共产党的秘密交通员，夫妻二人投入了革命斗争的洪流之中。

　　他们结婚不久，也就是1926年的10月，任弼时二赴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代表大会。他告别陈琮英，离开了上海。

与陈独秀针锋相对

　　任弼时赴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代表会期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舞台，正是风云变幻之时，先是北伐军势如破竹，继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张作霖也在北方屠杀李大钊。汪精卫摆出了“十分革命”的嘴脸，在武汉大骂蒋介石，接着宁汉分裂，“马日事变”，中共召开“五大”会议，汪精卫、冯玉祥郑州会谈，冯玉祥投蒋，武汉挥师东征讨蒋，血雨腥风，笼罩着武汉上空。而中共内部对时局看法也各持己见，四分五裂。这时，任弼时回到了国内，他一到武汉，就嗅出风声不对。

　　这天，他来到武昌都府堤41号，毛泽东住处。

　　任弼时进门后，夏明翰、蔡和森、方志敏、毛泽民、毛泽东都在，正在相互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一个个慷慨激昂，指责陈独秀要把中国共产党推向火坑。他们见任弼时进来，都起身让坐，任弼时没坐下，而把手中一张撕碎的《民国时报》往桌上一扔，满面怒容地说：“看吧，这张报纸是一个国民革命军官在大街上撕的，那军官边撕边骂，这上边登了什么？登的鄂南农民组织农会、斗争恶霸地主的新闻，一个小小的国民革命军军官、没人撑腰，敢这么大胆吗？”这时，任弼时又把手中的一份材料往桌上一放说：“这是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致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只看了几眼，见其中提到武装斗争，当场就把它撕了。还怒气冲冲地对我说：‘小孩子，懂得什么？”任弼时手指发抖地说：“难道我们就这样看着任人宰割吗？”

　　蔡和森为任弼时倒了碗水，任弼时喝了一口水又问：“共产国际来了指示，你们知道是什么内容吗？”

　　众人都说不知道。任弼时说：“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斯大林5月13日到了苏联中山大学，接见了中国学生，斯大林对蒋之举十分愤慨，他痛斥了蒋，谈了武汉政府和土地革命的问题，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国际发来了致中共的电报。”

　　蔡和森气愤地说：“既然有电报，为什么不在党内公开？”

　　任弼时锁着双眉说：“我去找陈独秀问个明白。”

　　毛泽东立即拉住他：“弼时，今天下午开党中央扩大会议，会上问吧。”

　　任弼时说：“也好”。

　　1927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了紧急会议，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张太雷等都来了，会议讨论了当前的时局，陈独秀先发了言。自然说要向前看，加强国共两党的团结，小不忍则乱大谋等等。陈独秀发言刚完，任弼时就起身问：“独秀同志，共产国际的指示，你为什么不在党内公布？”

　　任弼时这么一问，到会的很多人都一愣，都不知任弼时的话从何而言，吴玉章问张太雷：“共产国际来了什么指示？”

　　张太雷说：“我也刚听说，还不知道内容。”

　　这时，陈独秀的脸色，由黄变白，由白变青。而后喊道：

　　“任弼时，这指示不须让你知道，你不必多问！”

　　任弼时以极大的忍耐力克制了冲动。散会后，他仰天长叹：“如此下去，我等将无葬身之地！”

　　接着，任弼时参加了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之后，他先到鄂南指导鄂南农民暴动，后奔赴湖南考察秋收起义情况。任弼时在长沙北门外沈家大屋见到了彭公达、夏明翰、谢觉哉等省委领导人。任弼时主持召开了省常委会议。当时，中共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在长沙举行暴动，不少同志在会上摩拳擦掌，要与敌人决斗。任弼时问道：“长沙城内有敌多少？”

　　有人粗算了一下，说：“9000。”

　　任弼时又问：“枪支呢？”

　　答：“7000多。”

　　问：“我们的队伍呢？”

　　答：“有3000多。”

　　实际上3000名战士中，包括起义后拉过来的2000名，实际只有1000多。任弼时说：“这样赔本的买卖，我们不能做。”

　　有人说：“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啊。”

　　任弼时毫不犹豫地说：“问题我去反映，长沙暴动必须停止。”

第一次被捕

　　就在这时，任弼时被调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不久，他又以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派到安徽省检查工作。

　　此时，安徽党的工作已遭到了很大破坏，恢复各级党组织的任务刻不容缓。这天，任弼时按约来到南陵县公园开会，他穿着件长衫，戴着眼镜，脚蹬一双平底布鞋，手里拿着一本书，就像读书的大学生一样，任弼时坐在一个亭子里，读起书来。一本《论语》读完了，还不见约的人来。任弼时正在想为什么之时，见几个人走进园里，边走边四下张望，任弼时一见，知道不妙，正想起身要走，还没抬腿，两个人来到他面前，他们30多岁，青布裤儿，两袖口儿露着半截白边儿，任弼时一看断定不是个好人，又要走，一人把两臂一伸，笑道：“先生再坐会儿罢，干么忙着走哇，你看这古亭子多好哇。”

　　任弼时说：“古亭再好，也不是久居之地呀。”说着就往外走。

　　那人笑道：“你等的同志没来，怎么就走了呢？”

　　任弼时一听，心头一跳，暗道：这人说的话，分明来者不善。但他镇定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人取出一支香烟，在手指盖上戳了戳，吸着后，说：

　　“什么意思？你很清楚。”

　　任弼时把身子一转，再走，那人又到了任弼时面前，说：“怎么，想走，走不了啦。警备司令部的板凳等着你去坐呢。”

　　说着，露出腰中手枪。

　　这时，从树丛之中，又钻出几个凶神恶煞似的人，任弼时心里明白，出了叛徒了。他愤怒地对眼前这人道：“你们要干什么？”

　　一个斜眼子的说：“把他扣起来，少跟他罗嗦。”

　　斜眼子话音没落，过来两个人，抖开手中链子，将任弼时锁上：“朋友，没说的，跟我们走一趟吧。”说着，把任弼时带出公园。

　　往公园外走的时候，任弼时看到同时被捕的，还有一些是他不认识的人。他暗想：敌人为什么要抓许多普通老百姓呢？一定是情报不确凿，捕风捉影。想到此，他暗自拿了主意：决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任弼时等被捕后在南陵县被关了一夜，第二天，又被押到了安庆警备司令部。从南陵到安庆要走水路。为防止他们逃跑，便将他们放在船头，那些乘客听说船上押了“赤脑党”，都过来看热闹。

　　押在船头的任弼时无意抬头一看，看见一张熟面孔，再定睛一看，认出他是家乡的彭佑亭。彭佑亭也看到了任弼时，正要说话，任弼时一使眼色，彭就不开口了。这时，过来个持抢的士兵，对围观的众旅客说：“都走，都走！几个红脑壳，有什么好看的！”

　　任弼时见彭佑亭要离开，大声喊道：“我不是红脑壳，我叫胡文甫！”

　　士兵回身冲任弼时喊道：“喊什么？再喊老子枪毙了你！”

　　任弼时又继续大声喊：“谁不知我胡文甫是长沙陈岳云纸店的徒弟，我是来买货的，不信你们去问我媳妇，她叫陈琮英，在上海霞飞路276号，她在工厂做工。”

　　任弼时这是给彭佑亭递话，暗说，你快去告诉我爱人，让她去保我，我现在叫胡文甫，长沙陈岳云纸店的徒弟。

　　船到了安庆码头后，任弼时一行被押到警备司令部，彭佑亭看准后，急忙奔向上海。

　　任弼时被押到安庆警备司令部后，立即受审，一个小个子军官恶狠狠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任弼时不慌不忙地答：“胡文甫。”

　　小个子瞪着眼继续问：“哪里人，做什么的，老实交待，胆敢胡说，老子撕烂你的嘴。”

　　任弼时说：“长沙陈岳云纸铺的学徒工。”

　　小个子又问：“到南陵县做什么？”

　　任弼时依然不慌不忙地答：“替老板买货。”

　　小个子眼珠子转了转、又问：“既然买货，为什么又去公园开会？”

　　任弼时装做糊涂的样子说：“我到公园是玩儿的。”小个子哼一声说：“看来不动刑你是不招的。”说着上前，打了任弼时几个耳光，打得任弼时嘴角流血，而后，小个子问道：“到哪家货店买货？”

　　任弼时装做害怕的样子，哭着说：“我还没去买呢，就被你们抓来了。”

　　小个子见任弼时对答如流，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一个帮审，在小个子耳边嘀咕，说共产党不狠打不行。小个子点点头。

　　当下，小个子令人将任弼时上大刑，先是跪铁链子，接着压杠子、顶砖头。任弼时被拆腾了一天，已遍体鳞伤，可他心里明白，只要不改口供，敌人就发现不了自己的身份。

　　彭佑亭来到上海，在霞飞路276号找到陈琮英，把任弼时被捕和在船上偶遇的情况讲了一遍，陈琮英一听，脸色立时变了。她抱起小女儿苏明，来到上海党组织所在地，向党组织做了汇报，接着又准备去长沙。当她到上海火车站时，火车刚开走。陈琮英咬咬牙，爬上一辆敞棚的运煤车。母子俩冒着长夜寒风，赶到长沙，找到了五哥陈岳云。陈在长沙开了一个纸铺。陈琮英把任弼时被捕和任弼时捎的话说了一遍。兄妹俩研究一番，统一了口径。陈琮英返回上海，将情况报告了党组织。几天后，一个姓何的律师从长沙来到安庆。他买通警备司令部的人，把案子从警备司令部转到安庆法院，之后，何律师又把几卷光洋暗中递过去，法院假模假样的过了堂，便把任弼时放了。

　　这个何律师是党组织派去的人。当任弼时拖着虚弱的身子回到了上海家时，陈琮英一下扑在他身上痛哭。任弼时四下看看，问：“我那爱女苏明呢？”

　　陈琮英哭的更厉害了，她哭着告诉他，他们的女儿小苏明，在随陈琮英去长沙时，坐运煤火车受风寒得了重病，几天前已死去了。任弼时一听，好一阵才悲痛地说：“革命总要付出代价的。”

第二次被捕

　　任弼时出狱后，中共中央安排他做巡视工作，并安排他任江苏省委常务委员。这时的江苏省委，书记是李维汉。由彭湃负责抓军事工作，斗争很复杂，当时陈独秀与苏联托派联系在一起，在党内，彭述之、江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和陈独秀一起向党攻击，任弼时与李维汉、彭湃等与这些托派进行了斗争，最后，省委在1929年做出决议，将彭、江、马、蔡四人开除出党。

　　一天晚上，任弼时和陈琮英一起刻印文件，忽听门响，从敲门声断定是自己人，任弼时开门后，进来的果然是从浦东回来的交通员，不久前，浦东曾举行了一次暴动，结果失败。

　　任弼时忙问交通员：“那情况怎样？”

　　交通员说：“浦东来了人。他们准备再大干一场，举行新的暴动。”

　　任弼时让交通员坐下，认真地听了交通员介绍的情况，后说：“还有吗？”

　　交通员搔搔头皮说：“就这么多，只要省委点头，那里就动手，工人们劲头很足。”

　　任弼时没说什么，吸着烟，在屋里走了一阵，突然问：

　　“浦东来的同志住在哪里？”

　　交通员一听，立时明白，任弼时要亲自找浦东来人了解情况，他忙说：“这，你不能去，那里不安全。”

　　任弼时已起身穿上了大衣，说：“亲自谈谈，情况更熟，决心才好下呀。”

　　任弼时便同交通员一起出门，来到了浦东区负责人刘晓住的旅馆。

　　这天晚上，在刘晓屋中，任弼时与他一直谈到深夜，任弼时全面了解了浦东的情况后，认为目前进行武装暴动条件不成熟，决定取消暴动计划。

　　刘晓大吃一惊，说：“弼时同志，……”

　　任弼时看着刘晓，语重心长地说：“刘晓同志，我们都是负责同志，任何一个决定，都牵涉到好多同志的性命啊。”

　　刘晓紧握住任弼时的手说：“弼时同志，你的话我明白了。”

　　任弼时回到家里，已深夜两点过。陈琮英还没休息。见任弼时回来，她一边帮他脱大衣一边说：“弼时，今晚的行动，你太冒险了。”

　　任弼时说：“为了同志们少流血，我只得冒险哪。我们党内好多好同志牺牲了，都是因为一些领导不负责任地乱下决心所致。”

　　9月的一天早上，那雨越下越大，街里的水几乎成了河。吃过早饭，任弼时对陈琮英说：“12点回来吃午饭，下午还要参加一个会。”说完，就冒雨出了家门。

　　任弼时走后，陈琮英到街上买了10个铜板的面，又买了2个铜板的雪里红，回到家里，做起午饭，午饭做好了，12点，任弼时没回来，下午1点、2点、3点……到次日清晨，任弼时也没回来，陈琮英十分焦急，猜想凶多吉少。他忙到江苏省委书记罗迈同志那里打听消息。才知道任弼时又被捕了，陈琮英一听，差点儿栽倒地上。

　　任弼时冒雨到开会地点后，刚把门推开一半，见院里的陌生人探头探脑，他便感到情况不对，刚要转身，这时，两个满脸横肉的大汉，将他双膊拧住。两个大汉把他推到院内一间房中，房子里有个女同志，任弼时认识，这是房东，也是中央机关内负责联络的同志，敌人指着任弼时，问那女同志认不认识他。女同志摇头说：“不认识。”

　　任弼时也说自己走错了门。正在这时，女同志身边的三岁小孩子见到任弼时，立即跑过去，抱住任弼时的腿，喊：

　　“任伯伯。”

　　敌人一见此情，立即给任弼时戴上镣铐，推上囚车。任弼时趁敌人不备，把衣袋中一页秘密文件吞进肚内。

　　这次抓任弼时的，是英租界的巡捕房。英巡捕把他押到西牢后，进行搜身，结果，只搜出一张月票，月票上有任弼时的照片和详细地址，敌人拿照片与任弼时对照一下，果然不差。又按照月票上提供的地址去核查门牌号码，根本没这所房屋，如此，任弼时的身份更引起敌人的怀疑，敌人立即用严刑拷打他，问他是什么人。任弼时说：“我叫胡长吉，从湖南来上海做生意的。”

　　一个洋巡捕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问：“家住上海哪里？”

　　任弼时说：“生意人，行踪不定，住处不定。”

　　没等他说完，几个耳光已打了过来。打完后，几个洋巡捕又举鞭子向任弼时身上乱抽，任弼时因刚出狱不久，身体还很虚弱，又发着高烧，他眼前不由一阵发昏，但他咬定牙关，再不开口。巡捕们又用绳子将他口勒开，面对敌人暴行，任弼时十分愤怒，当一个巡捕举起皮鞭朝他身上抽打之时，他猛地扬起手臂朝那巡捕胳膊打去，鞭子一下打到站立一旁的法官身上。这样一来，敌人激怒了，皮鞭、电刑一起上，任弼时昏了过去。

　　法官又令人取来冷水，将任弼时浇醒。任弼时刚睁眼，法官又问他口供。任弼时一口咬定自己姓胡名长吉，湖南人，来上海做桐油生意。法官又令人用电刑。当巡警们把任弼时的手脚和后背都绑好导线，大鼻子黄头发的法官合上电闸，任弼时周身肌肉都跳动起来，像有无数钢针在刺，他脑壳发胀，眼球外突，天旋地转，……但他以无比坚强的意志，抵住了酷刑。法官见任弼时仍不说，立时加大电流，直到任弼时又昏死过去，待任弼时苏醒后，敌人又再用电刑，使他再次昏厥。如此反复用刑，两个电极把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

　　无论敌人怎样用刑，任弼时就是不改口供，敌人无奈，只好将他投监入狱。

　　任弼时被捕的消息党组织很快就知道了，周恩来指示负责中央特科的陈赓组织营救，陈赓立即通过关系，探明案情，陈赓找到陈琮英，把组织要他营救的话告诉了她，并要陈琮英配合营救。陈琮英含泪道：“陈赓同志，该怎么办，你就说吧，为了救弼时，我入刀山火海都行。”

　　陈赓说：“敌人现在还没抓到弼时的任何证据，特科在德培里给你找了间房子，在那里住了一个姓杜的老太太，待有人来查问时，老太太权做你的女佣人，你是闻讯从湖南长沙来这里救夫的。”

　　陈琮英点点头。立即与陈赓来到德培里，陈琮英与杜老太太接上了头。杜老太太也是革命的老妈妈。她对陈琮英说：“孩子，放心吧，他们特科的同志本事大，准能救出弼时。”

　　陈琮英说：“这我知道。”

　　陈赓又通过关系把外面情况告诉任弼时，之后，让陈琮英出面，在巡捕房上下打点，因使了钱，加之巡捕们也没抓到任弼时的任何口供及证据，对任弼时的审问也放松了。但也不放过他，只把他关在牢里。陈赓又去找国民党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杨登瀛当时已完全热心为中共服务，他听了陈赓介绍的情况后，当天便在英租界一家大酒楼摆了一桌盛宴，宴请英巡捕房的头子兰普逊。席间，杨登瀛说：“我有个亲戚从湖南来上海做买卖，被你们的手下关进了监牢。”

　　兰普逊与杨登瀛过从甚密，听了杨的话后，说：“是你的亲戚，好说，回头把他放了就是。”

　　酒席宴摆的第三天，任弼时被放了出来，当他与陈琮英见面时，已形同两人，只见他面容憔悴，如同生了一场大病，后背被电击成的洞，用手一按，冒着黑血水，陈琮英抱住任弼时，泪珠儿不由得滚了下来。

任弼时的“童养媳”

　　任弼时与陈琮英的姻缘可谓“父母之命”，也算娃娃亲，但陈琮英却非一般童养媳。

　　任弼时的父亲任振声与原配夫人陈氏感情很好，不幸陈氏婚后一年即逝。为了维持和陈家的亲戚关系，任振声和陈氏的兄弟定下了后一辈的秦晋之好。1914年，陈琮英12岁便来到任家当童养媳，这一年任弼时才10岁。任弼时聪明睿智，知书达理；陈琮英性情谦和，朴实淳厚。二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相处十分融洽。

　　1915年夏，任弼时考入规模宏大、设备齐全、师资优良的长沙第一师范学校附属高小部读书。不久，陈琮英也到长沙北门外一个小袜厂当童工。每逢星期天或假日，任弼时就去看望陈琮英。陈琮英总是尽力弄一点好吃的饭菜给任弼时。

　　当时社会动荡不安，任家的生活十分清苦。父亲教书失业，母亲虽然拼命纺线种菜，仍然难以维持家中的各种开支，任弼时的学费已成家中极大的经济负担。每一次开学时，母亲只能交给他一吊钱，合1000个小铜钱。善良的母亲知道，一个学期的书费、学杂用费，远远不是1000个铜钱所能支付的，但她再也没有办法给儿子筹集更多的钱了。

　　任弼时经济上的这种窘迫，瞒不过陈琮英的眼睛。为了资助任弼时完成学业，陈琮英把每月挣来的为数不多的工钱，省吃俭用，一个一个铜板积攒起来，悄悄地交给任弼时，并低声说：“给你读书用吧。”这使任弼时非常感动。

　　任弼时与陈琮英的感情正是在这种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患难之中缔结起来的。

　　1921年，任弼时告别了陈琮英，长途跋涉，去苏俄留学。在莫斯科，任弼时经常写信给陈琮英。但陈琮英因母亲早逝，父亲长年在外谋生，因而没有机会踏进学校，任弼时的来信她看不懂，只得求助别人。

　　陈琮英是个倔强的姑娘，她不愿意这样长期求人念信，更不愿他的来信让别的姑娘读到；同时也为了自己将来更配得上任弼时的这个文化，加之任弼时赴莫行前给父亲的家书中曾特写道：“仪芳读书事，乃儿为终身之谋。”任家也积极筹划，终于让陈琮英上了自治职业学校。上午她在校学习，下午去工厂上班，风雨无阻，天天如此。紧张的生活使陈琮英疲惫、消瘦，但却磨练得她精神充实，意志坚强。她日夜思念、惦记着任弼时。就这样熬过了4个春秋。

　　1924年8月，任弼时返回祖国，即刻投入了国内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他到上海大学教授俄文，向青年学生介绍苏联革命的情况。与此同时，党中央还决定他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的恽代英，请他为创刊不久的《中国青年》写文章，在青年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

　　上海是中外反革命势力盘踞的地方，一片白色恐怖，环境十分恶劣。特别是“五卅惨案”发生以后，革命者随时有被捕的危险，没有家属的男同志处境更是艰难。因此，1926年，党组织决定把陈琮英接到上海掩护任弼时工作。

　　任弼时原本打算亲自回乡看望母亲，接陈琮英到上海。船票买好了，行李也搬到船上了，但突然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要他到北京开会。他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决定，马上把行李搬到另一只船上，到北京去了。等任弼时从北京回来，组织上已托王一飞把陈琮英从长沙接到了上海。望着陈琮英，任弼时抑制不住内心的阵阵喜悦。

　　这已是1926年春了。自从1920年夏任弼时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准备赴苏俄留学始，他们一别已近6年。当年稚气未脱的中学生成长为机敏持重的青年革命者；当年袜厂的小童工，也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花花绿绿的上海，素有十里洋场之称。它迎接陈琮英的是神秘和陌生。不同变化各种色彩的霓虹灯，眨动幽深的眼睛，耸峙拥挤的高楼大厦，直向云空，密密麻麻的街巷，则如同大山里的深谷。这一切，她都看不习惯。尤其使她不习惯的，是那些打扮时髦的绅士淑女们，总是向她投来冰冷的目光，讥笑她这个土里土气的外乡人，使她感到如同芒刺在背，鱼鲠在喉。任弼时知道了陈琮英这些烦恼之后，就鼓励她说：“不要怕，我们是在这里斗争的。你也要学会斗争。”望着任弼时坚毅的面孔，陈琮英心里热乎乎的，她低沉而坚定地表示：“我一定跟你一块儿学会斗争，你前面走，我后面跟着。”

　　是年4月初，任弼时和陈琮英在上海结婚。这颗在贫困土壤里播下的爱情种子，在革命斗争的风雨中成长，开花了。婚礼，没有豪华的摆设，没有丰盛的酒宴。新房，仍是原来任弼时住的亭子间，没有增加一件东西，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破书架外，什么东西都没有。在这里，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也是一个战斗的据点。

　　就在他们婚后不久，北伐战争开始了。任弼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号召广大青年参加北伐军，并领导上海的青年工人、学生开展策应北伐的罢工、罢课斗争，非常紧张繁忙。任弼时有时把胡子蓄得很长，有时又刮得精光，有时穿长袍，有时又换上学生装，以迷惑敌人的侦探。陈琮英担任了党的秘密交通，并兼搞油印，工作也很忙。但她还是尽力从生活上关心照顾任弼时。有时，任弼时要忙到天快亮时才回家，陈琮英就一直等着，只要听到那熟悉的脚步声，便马上高兴地去开门，并张罗着给任弼时做饭。但任弼时总是不让她弄，自己倒一杯开水，咕噜咕噜喝下肚去，然后倒床就睡。还没睡上两三个小时，窗外放明，他又一弹而起，披衣出门。

　　看着任弼时披上旧棉袍，咬着冷大饼，将几张报纸插进口袋，急匆匆地向门外走去，消失在刺骨寒风中的街道拐弯处，陈琮英总是久久地倚在门边，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难过和感动。

　　任弼时第二次出狱之后，组织上考虑他已两次被捕，如果再被抓去，可就难办了，因此不适宜再在上海工作，于是决定让他到武汉去，担任长江局委员兼湖北省委书记。

　　当时的武汉，也和上海一样，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几年来，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组织和机关遭到了严重破坏，著名的革命家夏明翰、向警予等都先后在这里牺牲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有先烈们的鲜血！还有许多同志失去了联系。工作还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而叛徒、特务的活动却日益猖狂，街头巷尾到处贴有政府的“通缉令”，车站码头经常有鬼头鬼脑的便衣特务出没。

　　任弼时化装成画师，提着小皮箱，泰然自若地走上人声嘈杂的汉口码头。前来迎接的同志把他们领到党组织的秘密处所――中山路一家西药店的楼上。药铺主人叫贺诚，他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部门的负责人。

　　同志们本来给任弼时和陈琮英在一个偏僻的小巷子里找到了一个住处。但任弼时认为：那里倒不一定安全，还是钻到敌人鼻子下面去，在人多的地方找个住处，可能更便于隐蔽。于是，法租界附近的一条热闹街上，出现了一家画像馆。任弼时住在这里一个小楼的楼下。房东很快发现，这个画像馆很奇怪，既不画像，也不挂牌子，好像根本不准备接待来画像的人，所以生意很冷落。

　　的确是这样。任弼时的心思根本就不在画像上。他经常到中山路党组织的秘密处所，向大家介绍国内外的革命形势，一起研究怎样尽快恢复党的组织，开展新的工作。当时，李立三领导的中央强令举行全国总暴动，确定南方由李富春负责，长江一带由任弼时负责，准备实现红军会师武汉。面对这样的指示，任弼时心情沉重，疑虑很多。他在这间小楼上，和同来负责长江局军事工作的关向应一起研究怎样对待中央的指示，要求大家对反对派决不让步，但是也不要轻易举行罢工等斗争，要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要注意观察形势的变化，善于应付复杂险恶的环境，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要依靠群众，团结大多数，顺利地开展工作。任弼时十分紧张而忙碌，几乎连吃饭和睡觉的时间也没有。因此，墙上挂了几幅画像，他画的一幅未完成的人像，一直放在桌子上。每天，陈琮英扫去上面的灰尘，可就是没有把它画完。有一天，房东又看到陈琮英在清扫，就忍不住地问：“为什么不挂出个招牌来？你们还怕招引顾客呀？”“我们才学画，画得还不太好，想过一个时候再挂牌创号，免得先把坏名声传出去，影响以后的生意。”陈琮英机灵地做了解释，房东“哦”

　　了一声，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几年来的秘密工作，锻炼了陈琮英。这位童工出身的女共产党员，从自己丈夫的身上学到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学到了大胆、沉着的工作作风，也学到了高度的警惕性。有足够的警惕，才有可靠的安全。因此，房东无意间说的话，引起了她的注意。等任弼时回家时，她就把房东的话和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妻子的话，引起了任弼时的深思。他用手抚摸着那张未完成的人像画，想了很多很多。苏区来的一位同志被捕，帅孟奇、贺诚失去音讯，还有一些同志被捕、被杀害……而在这样的局势下，中央却要进行总暴动，这不是白白断送革命力量吗？他考虑了一会儿说：“看来，如果长期不开业，就会引起特务暗探的注意。那咱们就把牌子挂出去吧。”陈琮英点了点头，但又不无担心地问：“如果真的来很多画像的人，怎么办？”“那你就大大地要价，他们就不会画了。”

　　这办法很灵。画像馆的招牌正式挂出来之后，果然有不少人前来画像。还有人来洽谈业务。陈琮英一方面热情接待，一方面漫天要价，把来的人又一一打发走了。而任弼时，又以全部身心投入了党的工作。就这样，不但党的组织很快恢复起来，而且有了新的发展。这个奇怪的画像馆，在敌人眼皮底下的闹市区，居然安然无恙。

　　陈琮英伴随任弼时走完了一生的革命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