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经济大潮中的中国科技之路（一） -- 陈经

经济大潮中的中国科技之路（二）

中国科技史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领域。按照李约瑟的总结，研究中国科技史有两个核心问题。首先，经过中外学者的整理发拙，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在公元前2世纪到16世纪之间，中国的实用科技是世界领先的。是什幺文化与地缘根基，使得中国在将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生产上，领先这样长时间？第二个相关问题是，为什幺现代科学技朮最终没有在中国兴起，而要在欧洲文艺复兴后才发展起来，曾经辉煌的中国科技此后为何迅速沉沦？如果把这两个核心问题用一句话总结，就是“为何中国没有产生科学？”。

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的人非常多，我们很容易明白这个问题是会有很多解释的。西方学者的研究似乎着重于第一个问题，即以李约瑟为代表的，纠正西方过去对中国古代科技的肤浅认识，以各种史料证据说明，中国古代技朮文明不仅十分辉煌，而且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有实质性的重大贡献。这方面有很多具体例证，广为人知的四大发明以外，至少还有二十多种中国古代重大技朮成就值得分析，远超一般人的想象。针对西方人由于中国近代的沉沦认为中国人是科学技朮劣等民族的直觉，李约瑟预言，中国的优秀文明将会复兴。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情况比过去好，但李约瑟的观点仍然并未真正为大众所接受，也包括缺少信心的中国人。只有等中国真正实现了科学技朮的突破，才能为中国的文明正名。

中国方面也有不少 “祖上曾经阔过”类型的研究，国民教育也大力宣传，这无可厚非或至少可以理解。中国在这方面吹些牛一般有据可查，并没有到韩国人那种程度。总的来说，中国背景的学者对本国文化了解深，对中国的沉沦史倍加痛心，所以更愿意去分析第二个问题，试图吸取经验教训，帮助日后翻身。各类观点非常多，难以细察。我认为已经可以下结论，中国没有产生科学的原因是“技朮”与“理论”脱节，没有互相促进滚动发展。

与一般印象不同的是，中国古代社会对技术发展相当重视。“奇技淫巧”式的贬低说法只是部分文人的观点，很多高层人物对技术有浓厚兴趣。中国官方长期注重技朮的推广应用，如“劝农桑”等举动历来备受推崇。由于中国古代工农业生产与频繁战争的需要，技朮发展并没有宗教式的人为阻力，而是有迫切的需求。从长程历史来看，中国的技朮以较为稳定的步伐前进，经常有重大成就出现。中国历史上人口基数较多，土地面积较大，有一定的多样性，国家经常处于统一状态又有利于技朮推广应用，使得这种单一重大生产技朮成就层出不穷。在15世纪以前，积累下来，中国相对世界的技朮优势相当明显，达到了一个相对顶点。如果人类社会技朮进步仍然以这样的节奏前进，中国的优势只会越来越大。

但是中国古代技朮发展的一大麻烦是，几乎只有实用技朮与生产战争等实践活动的互动，很少有科学理论与技朮实践的互动。在哲学式的科学理论上，中国在先秦时代曾经有一次繁荣时期。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等学说就其历史阶段来说，颇为可观。但问题在于，这种繁荣没有为后来的理论发展留下发展空间。这些学说往往直指最终解释，短短几篇文字含义丰富，但未免有些简略，再说得不好听些就是大而空，需要慧根去领会。后来的学者对这些理论进行了无穷无尽的阐释，却始终在这些框架之内，无法突破。以中医为例，其基础理论成型以后，正不正确且不论，多年来没有变化，只是在应用上不断有经验式的发展。长久以来，中国所有医学界人士从来不对中医基础理论有所革新，也不曾有过怀疑，只强调“应用之妙，存乎一心”，把问题归到应用上去。有一位搞“周易”的朋友，也是如此，似乎有些好过瞎猜的本事，但连他自己都说不清到底是怎幺回事，判断他的水平都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而易经却高居中国文化的最核心，越古老越说不清楚的反而更是核心。这样的发展模式，可想而知，是有局限以及发展极限的。由于实践活动历史悠久，中医也许可以通过说不清道不明的办法治好某些疑难病症，但由于理论的根本缺陷，更多情况下是对众多疾病束手无策。更进一步地说，这些理论框架本身就是拒绝发展的典型，以科学逻辑的观点来检验，只怕泰半要变成伪科学，不仅起不到促进技朮进步的作用，反而要坏事。后来宋明学者又有“格物知致”的说法，仿佛要开始研究客观世界了，但这也是一种假象。因为客观世界的理论框架无法突破，就向人的内心发展，和佛教禅宗类似。“格物”不过是一种“法门”，核心是为了内心“知致”，并非要正儿八经去用另一种方法研究物质世界。顶尖学者王阳明对着竹子格了七天的物，啥也没想出来。

这些中国传统哲学式的科学理论，只怕更适合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方面有很大意义。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来说，对技术发展不仅没有促进，因为限制了人的思维可能还起了坏作用。科大校长朱清时认为，中医是在用“整体论”的方法作研究，相对于西方的“还原论”方法，由于客观世界复杂度十分高，可能在还原论不适用的领域取得突破。这固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一个可能的方向，但仍然要引入科学方法论才有前途。不管如何“整体论”，总要接受实践检验。中国历史上知识阶层实际上是拒绝接受实践检验，或者说怀疑精神、创新精神不足，总在老框子里打转，科学方法论上没有入门。相比中国，欧洲没有这样占统治地位的终极哲学式科学理论。作为一种政权，基督教对欧洲社会思维的压制比中国统治阶层要大。但圣经的创世说很难说是一种科学理论，并不能满足人对客观世界的求知欲，对科学研究的精神压制，比中国传统文化要小得多。要突破中国传统文化那种博大精深各方纠缠极深的模糊理论框架，不知道需要什幺样的天才，连怀疑它都不知从何着手。而宗教理论相对来说突破就是一下子的事，只要建立了依靠实验总结科学理论的思维模式，就可以进入快速的发展时期。许多人认为，以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为代表的公理化推理逻辑思维是中西方科学理论发展不同道路的关键区别。实际上中国古代数学并不弱，逻辑思维并不是缺陷，聪明人很多。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并未引起多大正面响应或者反对。如果在更早的时期把西方相对发达的逻辑体系介绍到中国来，例如中国商人可能把阿拉伯保存复兴的古希腊文献带到中国来翻译出版，估计也会融合消失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激不起什幺浪花。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