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高敬亭不杀头可不可以 (ZT) -- 大江东去

1935年2月1日，在金寨县抱儿山附近，一支八百人的红军队伍出现了。他们的

军服脏且破烂，大多数人都带着伤。经过长途转战，使他们个个显得神色疲惫。领

头的一位指挥员瘦高个，面色严峻，微皱浓眉，眼角的皱纹显示着他饱经沧桑的历

程。这就是当时的鄂豫皖省委常委、红七十五师政委高敬亭。

那一年他才二十八岁。

1907年8月他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董家店。因家境贫寒，像“三国演义”里的张

飞，跟着父亲走南闯北给地主家杀猪。在革命队伍里有人给他起个“屠夫”的绰号。

革命使他焕发出新生，也付出过血的代价。父亲及妻子被反动地主杀死。在鄂

豫皖苏区里，他先后担任过县委书记、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鄂豫皖分局

委员、鄂豫皖省委常委。红七十五师政委等重要职务。

高敬亭尽管年纪不大，却已经是位资深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曾给予他很高的

评价，但对他又不无犹豫。残酷的对敌斗争和严峻的党内斗争，使这位农民出身的

高级领导人的性格被赋予了与众不同的烙印：办事利落，善于快刀斩乱麻；疾恶如

仇，对部下严格得不近人情；但他又热爱战士，很能听取战士们的意见。战士们既

怕他，却又爱戴他。1934年9月，他受鄂豫皖省委派遣，到皖西北根据地任道委书记，

领导皖西北斗争。这时正是红二十五军为保卫根据地和敌人浴血奋战的时刻，由于

敌人的分割包围，他和鄂豫皖省委失去联系。1934年底，敌人进攻加剧，高敬亭寡

不敌众，于是率领皖西北主力红二一八团及地方游击队杀出一条血路冲出皖西北，

一直杀到原红二十五军根据地金寨县抱儿山下。但红二十五军到哪儿去了呢？下一

步将怎么办呢？高敬亭心乱如麻。他命令经过一夜急行军的战士们就地休息，不要

惊动尚未苏醒的村庄。

这时，哨兵忽然报告：有一支数百人的红军向这里开来，声称是来寻找皖西北

红军的。但好像不是红二十五军的主力。

是谁呢？莫非是被敌人打散的二十五军？高敬亭心里涌起一阵不祥预兆，同时

也涌起会师的欢乐……

等到两军激动地会师后，才知道，原来是鄂东北少共书记方永乐和鄂东北独立

团政委徐成基率领的部队。他们是奉省委命令杀出重围，前来寻找他的。方永乐告

诉高敬亭，红二十五军奉党中央命令北上抗日去了。鄂豫皖省委决定留下他坚持大

别山武装斗争。高敬亭望着茂密的大别山峡谷丛林和被敌人破坏的虚无人烟的残垣

断壁、村庄、街道，泪如雨下。

1935年2月3日，也正是大雪纷飞的除夕之夜。高敬亭率领部队转移到太湖县凉

亭拗，在那里，他主持召开了干部会议，宣布成立红二十八军，下辖红八十二师和

手枪团，共一千余人。他任红二十八军政委，无军长，方永乐任八十二师政委。

没有鞭炮，战士们鸣枪报喜；寂静的山林，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除夕夜，响

起了红二十八军清脆嘹亮的枪声；大别山上重又飘起一面赤色的战旗。

红二十八军成立时，敌人正从西北、东北、正南合围而来，高敬亭立即率领部

队突破敌人的堵截，率全军至舒城白果树。在那里，高敬亭得知反共老手、国民党

安徽省代省长余谊密带着护兵回潜山王庄老家过年。他立即集合各营营长说：“这

是个好机会，要抓住这个机会触敌人一下，让敌人知道大别山的红军是消灭不了的！

红二十八军是不好惹的！”当即命令部队连夜疾驰向王庄隐蔽前进，奇袭王庄，处

决余谊密。

这是一个庄严宣告：大别山的红军没有被消灭。这是给蒋介石当头一棒，大骂

敌十一军总指挥刘恩茂“娘希匹，混帐、饭桶”，并责令鄂豫皖“剿共”总指挥梁

冠英迅速消灭红二十八军。梁冠英立即部署敌十三个师共六十一个正规团加上地方

反动武装共计二十五万余人，分三个防区，对不足两千人的红二十八军发动了所谓

“五个月清剿”。

红二十八军在敌人重重包围下孤军奋战，艰苦异常。没有一天不遭到敌人的

“追剿”、“包剿”。整天行军、突围、爬高山、钻老林。战士们衣服破得像鱼网

一样，每天都过着半饥不饱的日子。更令人心焦的是枪弹越来越少。这时红二十八

军损失极大。红八十二师师长罗成云、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熊大海、手枪团副团

长蔡泽礼先后牺牲。

1935年2月16日，高敬亭在舒城县驼岭白果树召开干部会议。检查总结部队进入

皖西以后的工作，指出了前阶段单纯依靠主力部队，忽视小部队开辟根据地作用，

消耗得不到补充，伤员得不到安置，决定成立中共皖西特委，同时组建红二四六团，

由徐成基任特委书记兼红二四六团政委，统一领导皖西党的组织和地方武装，谋求

在舒城、潜山、英山、霍山、太湖一带创建游击根据地。统一领导皖西各便衣队。

主力部队则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白果树会议后，高敬亭根据制定的方针，在潜山县桃岭歼敌二十五路军九十五

旅的一九Ｏ团两个营。这场战斗彻底改变了红二十八军被动局面。而徐成基领导的

地方武装也如火如条地发展起来了。

徐成基奉高敬亭之命组织了八十个便衣队，在二十二个县建立了广泛的游击区

和秘密根据地。岳西鹞落坪则是特委所在地和红军可靠的后勤部。便衣队是鄂豫皖

红军的一个重大创举，是高敬亭领导大别山游击战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他们一般

由十人左右组成，分布在广大农村。白天隐蔽，晚上到群众家里做工作。高敬亭亲

自给便衣队规定任务：宣传群众；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恢复和建立党组织；掩护

红军伤病员；筹粮筹款；严惩坏人；扰敌、牵制敌人；搞侦察、送情报。便衣队实

际上是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工作队，是秘密苏维埃。凡是有便衣队活动的地方，

那里的联保主任或民团团长都表面上为敌人效劳，实际按便衣队意图办事。便衣队

建立的游击根据地，成了主力红军的巩固而坚实的后方。

在残酷的斗争中，高敬亭形成了一整套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战略、战术原则

和方针，使自己军事指挥艺术达到相当成熟的地步。如“四打四不打”的原则和伪

装战术；以及杀“回马枪”。后发制人、用“口袋术”出奇制胜、避强击弱的作战

等原则。

1936年3月，高敬亭又提出了“敌上山、我下山、化整为零。集零为整”的方针，

确定我军今后主要以营为单位分散深入敌后。于是，我军兵分两路纵横四十余县，

南临长江，北越淮河，影响遍及江南。三年游击战中，高敬亭指挥不足二千余人的

部队，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最多时达六十八个团，最少时也有三十个团的兵力，成

建制地歼敌十八个整营零十五个整连，共约五万余人，自身发展三千一百余人。

毛泽东对此大为赞赏，但也很是担心。高敬亭在许多方面太感情用事，有时不

听上级招呼。最严重的是1934年底到1937年中，高在军队和地方先后进行了三次大

肃反，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的缺点错误同政治混为一谈，把正常的党内批评、

部队伤亡过多、甚至于丢一个枪零件、写错一句标语口号都要无限上纲，以反革命

罪论处。最让毛泽东担心的是高敬亭心眼太小，手下容不得人，哪位领导的威望超

过了他，便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便被排挤甚至杀害。师政委方永乐、手枪团长余

雄、皖西特委书记徐成基、鄂东北地委书记陈守信、豫东南特委书记张家胜等一批

党和军队的优秀人才，都受到迫害，其中四人被害死。红二十八军被改编为新四军

四支队时，毛泽东先是从延安派郑位三、肖望东两位同志去协调工作，继之又派林

英坚、葛志荣、文明地等三十多名干部去帮助整训部队。

但是，悲剧还是发生了。

1938年2月，根据新四军军部命令，四支队开赴安徽抗日前线。到1938年底，四

支队发展近万人。

而就在此刻，高敬亭却按兵不动了。

当他率军从大别山开赴抗日战场并连战皆捷时，却发现国民党第五路军（桂系）

正源源不断地开向大别山。高敬亭立即致电军部，要求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原因

之一是自己长期战斗在大别山，对大别山相当熟悉和留恋；之二是意识到大别山作

为战略要地的重要性。

应该说他这种想法是正确的。大别山关应南北，南濒长江，北临淮河，自有其

兵家重要地的条件。更何况四支队士生土长于大别山，在此建立根据地是得心应手

的。

白崇禧充分意识到了大别山的重要，所以令第五路军全面进军大别山。而王明

领导的长江局、中共安徽省工委却派出上万名党员和革命青年帮助桂系军队改造基

层组织，训练乡、保长，建立保甲制度，提出“帮助五路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

的口号，并斥责高敬亭“不服从统一战线，不积极抗日。”

高敬亭当然对此产生抵抗情绪。长江局撤销后刘少奇担任中原局书记，领导江

北的抗日统一战线。他批评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指出其后果之一是没有在大别山

建立根据地，并致电中央，请派一支队到大别山建立根据地。可惜已经不可能了。

因为桂系已在大别山立稳了脚跟，这是高敬亭死后的事情。

桂系彻底在大别山站稳脚跟是1939年1月，恰在此时，国民党又掀起了一次反共

高潮。桂系军队一面拖欠和克扣四支队薪饷，限制四支队发展，一面大肆扩充反动

武装，与四支队争夺皖东地区。这样，四支队就限于桂系及日寇夹击的被动局面。

斗争形势发生了彻底变化。正确的方针应该是立即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中央也指示刘少奇，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分变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而高敬亭此刻仍然留恋大别山，迟缓东进，这就由正确变为了错误。

与此同时，高敬亭的思想作风发生了一定变化。三年游击战争使他的威望空前

提高。也很轻易地使他产生了骄傲自大的思想情绪。当他被任命为四支队司令员后，

他对项英等人产生了不满情绪，认为四支队人枪最多，新四军靠四支队吃饭，而自

己仅当个支队司令员。1938年，中央派出一批干部从延安到四支队工作，这批干部

中郑位三、戴季英曾在鄂豫皖与他共过事，中央所以派他俩到四支队，似乎也考虑

到这一点，高敬亭对这批人相当反感，尤其是对戴季英。戴早年以“肃反”成绩卓

著著称，随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还逮捕了刘志丹；而高敬亭这期间则吃大苦头，

游击于深山老林里。

郑位三为顾全大局，转到地方工作。

戴季英则和高敬亭不断地闹着别扭。

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抵达江北，奉命组成江北指挥

部，张云逸为总指挥。这实际上是来督促四支队东进的。在张云逸的说服教育下，

高敬亭于1939年3月底率部由舒城推进到合肥一带，时隔不久，高敬亭因病而返，并

带回手枪团和特务连回到舒城。

由此，高敬亭与中央和军部开始了公开对抗。

“我要亲自过江！”极少发火的叶挺这次简直怒发冲冠。

1939年5月，新四军军长叶挺率邓子恢、赖传珠、罗炳辉等新四军将领由皖南到

江北，在舒城西蒋冲召开连以上干部军事会议。叶挺身着新四军军服，表情严肃地

坐在主席台上，主持召开这个特殊会议，在整整两天时间里，他重申了中共中央东

进命令。最后他激动地站起来，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大声地说：

“现在，我们进行表决，拥护东进的举手。”

一双双手臂高高地举起来，高敬亭也迟疑地举起了右手。

叶挺走出会场时，长长地舒了口气，心情也渐渐好起来。他直接命令第七团、

第九团开拨东进。

而就在此刻，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东进途中，第七团团长杨克志、

副团长曹玉福越打土围子之机，侵吞金银叛逃，公开投靠了桂系军队。

杨、曹叛逃前就有过生活腐化等严重错误。他们是高敬亭在游击战中一手提拔

起来的。支队曾研究过处理杨、曹，并委托高敬亭亲自去做工作，但高敬亭迟迟未

去。此刻杨、曹叛逃，显然引起部队对高的不满。

项英立即来电，要叶挺开展“反杨、曹斗争。”叶挺命令部队停止东进，进行

“反杨、曹斗争”。

斗争中，在戴季英等人主持下，揭发出高敬亭的一些问题。项英当机立断，在

部队中开展反高敬亭斗争。高敬亭被逮捕了，然后遭到无情的打击。

他拒绝承认强加于他头上的“反革命”、“反党”、“破坏抗日”等罪名；对

于戴季英等人给他的残酷斗争和折磨，他持抗议态度。

这也许是高敬亭的悲哀之处：没有人为他说公道话，包括邓子恢、罗炳辉等人，

没有人将他的思想错误与“反革命”的帽子区分开。因为人人都目睹过高敬亭骄傲

自大的作风，更何况他违背了中共中央的方针呢？

6月20日，项英以反党、反中央、可能率部投敌的罪名，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军

事当局发出要枪决高敬亭的电报。

在延安的毛泽东痛心地久久说不出话来，他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高敬亭固

然有错误，但他毕竟是对中国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毕竟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而

且现在正是大敌当前，用人之际，岂可草率行事。毛泽东坐在那里，足足抽了两三

支烟，才在回电中写道：“争取教育改造四支队，对高敬亭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

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些得力干部去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之改造与整理。”

项英的回电令毛泽东非常失望：“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

毙照准。”

毛泽东气得大声疾呼：“项英好糊涂啊，内战时期，蒋介石曾以重金悬赏高敬

亭的脑袋而不可得，现新四军主动要求杀高，蒋岂有不准之理？”

1939年6月24日，年仅三十二岁的高敬亭在安徽肥东县青龙场被枪决。他死前受

到残酷的斗争和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被害前写给亲属的诀别信中，为自己革

命尚未胜利就屈死在自己人刀下深感痛悔。高敬亭唯一遗愿是把他未成年的女儿交

给人民抚养。

1945年，在延安“七大”期间，毛主席又想起高敬亭。他婉转地对新四军某负

责人说：高敬亭不杀头可不可以？

毛泽东的话久久流传。

• ２００3年５，６月精华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