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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说说卢沟桥后日本的“不扩大”方针 -- 电子赵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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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作者:李宗仁)3

  我国军事上的糟乱也不在政治之下。抗战开始时,全国军队不下数百万人,但是五花八门,杂乱不堪。就历史系统来说,有所谓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山西军、粤军、桂军、川军、滇军及其他各省地方军。就训练方面来说,各军训练方法极不一致。就装备来说,中国军队可说是全世界各种武器的陈列所,德、日、俄、意、英、美、法、捷克等一应俱全,国内的汉阳、金陵、巩县、沈阳、太原等兵工厂出品也各不同,故军队的配备,因军而异。

  就地域来说,有北方军人,有南方军人,其生活习惯和作战的适应性也各各不同。就征募方式来说,广西是征兵,中央及其他各省是募兵,也有征募并行的。就思想来说,三民主义之外,还有一支信仰马列主义的第八路军。这些军队的性能可说完全不同,战斗力的强弱也极悬殊。

  不过在抗战初期,由于民族意识浓厚,和对敌人的极端憎恨,所以数百万人敌忾同仇之心却完全是一致的。大家一致服从中央,全力抗战。中央当局此时如能去其一贯的褊狭心理,大公无私,一视同仁,视各部队的作战能力善予运用,则经过八年的抗战,这数百万人确可熔于一炉,变成一德一心的国家军队,无奈中央当局始终不能开诚相见,无法达成理想。

  第一件令人不服的事,便是硬把全国军队分成“中央系”和所谓“杂牌”。在武器、弹药、被服、粮饷各方面,中央军得到无限制的补充,杂牌军则被克扣。前章已说过,如中央的对付庞炳勋,当各军都在扩充之时,庞军独奉命裁去一团。又如川军开到徐州,我竭力请求补充,中央破例补充了每军步枪二百五十支。这真是“杯水车薪”,何济于事?因而在大敌当前之时,并肩作战的友军,有的食丰履厚,武器粮良,气焰凌人,有的却面有饥色,器械窳劣。要他们同样出死力而无怨尤,又岂可得呢?

  由这种歧视所产生的恶果,则更是历数不荆就以“中央军”而言,上上下下都是具有“通天”本领的“天子门生”。大家唯领袖之命是从,将帅不和,上下倾轧,作战能力自然无法提高。但是犯起法来,大家都是黄埔同学,又官官相卫,蒙蔽最高当局。兹举一实例:

  民国三十年,五战区第十补充兵训练处第二团团长何中明(黄埔四期毕业),其团部驻老河口南三十里的仙人渡,曾将病兵三十余人衣服剥光活埋致死。何的同事见此事太残酷,乃据情报告长官部。我便派军法官及有关人员前往查办,并掘坟检视,情形确实,惨不忍睹。因将何中明扣留,交军法处审讯属实,判处死刑。本拟就地枪决,以申国法。不意中央当局闻讯,电令押解重庆军法总监部,旋即释放。因军法总监部内高级人员多系黄埔毕业生,狼狈为奸,尽管何中明罪无可逭,也可逍遥法外。

  可是蒋先生却最喜欢人家恭维黄埔毕业生是如何如何地好,杂牌部队是如何如何地不好。而他的左右又都是善于阿谀的人,于是蒋先生朝夕所听到的批评,和看到的特务密告,都正如他所想象的。因而成见愈深,欲消灭杂牌部队之心也愈切。

  此种情形发展到抗战末期尤糟不可言。有些“杂牌”部队因久无补充,部队长官不得已向蒋委员长面诉衷曲,委员长表面上故作矜恤,温语有加,亲下手令,嘱兵站补充;然后视部队的系统,亲自电话或令侍从室主任吩咐,照手令上的数目拨给,或者打个折扣。若无电话预先交代,军政部的兵站就以库存已尽来搪塞。于是,有些部队长官探知个中内幕情形,为保存部队实力,免被淘汰失业计,乃勾结侍从室和兵站官员,实行贿赂,则武器弹药又可源源而来。军队为国捐躯,武器损失,弹药消耗自所难免,尚须向上级机关官员行贿才可得到补充,实为千古未有的怪现象。

  当我在老河口的最后两年,有一新编师奉调受五战区节制。师长王认曲为黄埔第一期毕业生,深通此道。那时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得了委员长亲批手令,仍得不到补充,而王师长后来才得到手令,却领到了。王鸿韶参谋长便问王师长理由何在。王微笑告王鸿韶说:“其中有窍门!”王鸿韶追问其“窍门”何在。王说,他奉批得新枪一千支,他决定卖掉二百支,就以这笔款项向经管仓库人员行贿,如此他尚可实得八百支,比王缵绪一支也得不到强多了。

  后来,傅作义也告诉我一件故事。某次傅奉委员长亲批弹械一批,可是傅在西安的办事处主任却无法领到。西安仓库主任老实不客气地告诉傅的办事处主任说,要领武器,一定要出钱。该办事处主任便发电向傅请示。傅说,钱当然付,不过可否请该仓库主任给一收据。

  那仓库主任利令智昏,竟真的给傅的办事处写了一张收据。傅有证据在握,乃立刻告到委员长那里。果然,委员长一怒之下,把这位仓库主任撤职了。可是不久之后,他却又当了另一仓库的主任。这种贿赂公行的局面,便是我们抗战末期军事行政的特色!

  至于杂牌军部队本身呢,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局面之下,也就竭力自救。他们都知道中央当局欲利用对日抗战来消灭他们,平时克扣粮饷,战时不予补充,等他们消耗得差不多了,便将他们遣散或改编归并其他部队,空出的番号,便可以“嫡系”补充了。

  所谓杂牌部队,其中是分等级的。例如我们广西部队,虽然自北伐以来,我们实在是国民革命军的正统,但是在蒋先生的心目中,我们也是“杂牌”。不过由于抗战初期五战区的辉煌战果,使中央不得不另眼相看。再者,我国谚语说“朝中有人好做官”,我们在朝中有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嗣兼军训部部长,在外有我本人任战区司令长官。所以广西部队总算是承蒙中央优礼有加了。

  至于其他部队,如福建绥靖主任陈仪的部队,虽然也是“杂牌”,但是陈仪毕竟是浙江人,蒋先生的同乡,所以也多少受到些优待。最惨的,要算是那毫无背景的孤魂野鬼,例如庞炳勋、高树勋、孙殿英一干人了,其次则为冯玉祥统驭过的西北军、张学良统驭过的东北军、陈济棠统驭过的粤军、唐生智统驭过的湘军,以及川、滇、黔、陕、甘等省的军队。

  中央是蓄意要消灭他们的。粮饷既缺,中央还派了大批黄埔生去作他们的高级参谋和副军长。这些人事实上都是蒋先生的耳目,对部队的一言一行,有时甚至无中生有,都报告到蒋先生那里去。平时在部队中作威作福,目无余子。

  须知我国将领都是除掉带兵打仗之外,一无所长的职业军人,军队便是他们的家。我国既没有良好的退休制度,他们一旦脱离部队便无法生存。中央既用种种方法去消灭他们,他们也就用种种方法自救图存。平时在前线,一怕敌人攻击,二怕被共产党吃掉,最怕的还是被友军的中央军缴械。在这种情况之下,图存之不暇,哪里有心思去抗战呢?狡猾一点的,便用重金到中央去拉关系。例如徐源泉便一意投靠何成浚,再利用何成浚去疏通侍从室。侍从室路线打通了,以后凡有不利于徐源泉的报告都一概被扣压下来,留中不报。徐军因此便可得到补充,然后利用此补充款项的一部去作活动经费,因而形成了一个贪污和行贿的大循环。

  关于我国政治、军事上的各项缺点,我在南京、武汉、重庆曾不断地向蒋先生坦白进言,请求改正。我说:“这些事,别人不敢对你说,只有我敢向你说,希望你采纳。”无奈我言之谆谆,他听之藐藐,哼了几声便算了。这也可说我们的国运是活该走下坡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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