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敌后游击 摩擦 王泰恭(一) -- 王外马甲

44年初，共产党在滑县首先开展了两项工作：组建民兵、打击伪币。

组建民兵的举措，引起了吴蓝田的反弹。本来，八路军进入滑县之后，吴蓝田已经采取了“守势”，在卫南战役中也没怎么帮杜淑的忙，可这时他坐不住了。这个曾经担任过地委组织部长的叛徒十分明白，一旦基层组织建立起来，共产党的政权就算扎下根了。于是他马上宣布“五不赦”，带领侦缉队扑向乡村，疯狂屠杀民兵、村干部及其家属。

共产党在滑县打击伪币（银联券）和其他杂币，允许使用法币和冀钞。但邵鸿基专员知道：丧失信用的法币根本不是冀钞的对手（冀钞与法币的比价：40年是2：1；44年初为1：10），用不了多久，当地的金融就会被共产党主导。所以,他派兵“清理市场”，看见边区货币就烧、发现使用冀钞的群众就打。

对此，八路军立即进行反击，击毙了吴蓝田的侦缉队长和邵鸿基的特务队长。

有意思的是，王泰恭对这两个措施倒是很支持的。冀钞在市面上受欢迎，而法币总是在贬值，当土老财的既不搞商业投机又不能炒黄金、外汇，当然更喜欢稳定的货币。看见邵鸿基“瞎闹”，不仅王县长不高兴，其他地主也十分讨厌这个多管闲事的专员。

在滑县这里，组建民团早已司空见惯，所以王泰恭觉得成立个把民兵队也没啥大不了的。他倒不把自己当外人，直接以县长身份指派各村民兵参加破路、站岗、砍树修工事……这些工作对抗战有利，共产党当然也很配合，王县长顿时觉得这民兵比以前的“派差抓夫”好用多了。

只不过老王一高兴就昏了头，他把李小孩也当“民兵”看待，下命令叫人家干这干那的。李土匪哪里会买他的帐，顺手就把县政府的传令官塞到坑里去了，惹得王县长狂怒，双方大打一仗，各有损伤。

44年3月，杨得志、赵承金奉命率冀鲁豫军区的六个主力团开赴陕北保卫延安（当时胡宗南把陕甘宁边区围住了），这其中就有十九团（原四支队）和十六团。

虽然四分区保留了十六团的番号，但这空壳瞒得了别人却瞒不了本乡本土的王泰恭，于是老王立刻扩张势力，杜淑和邵鸿基部也有所动作。对此，四分区二十一团负责顶住邵鸿基和长垣以南的日伪军，骑兵团则奔袭滑县，打退杜淑的进攻。这期间，八路军没有干涉王泰恭的行动，王县长忙乎着修工事、建据点，还和老上司杜淑演了一出“捉放曹”，玩得十分开心。

吴蓝田原本占据了通往白道口和卫河的交通要道，他深知这些路口的重要性，同时也明白这是些“惹麻烦”的地方，灵机一动，索性就主动交给王泰恭管理。老王大喜，立刻在路口设卡收税，这位县太爷似乎不大喜欢买卖人，他先是规定了三十多项牙税、厘金，到后来干脆宣布：“未经本县长许可，粮食布匹只许运进不得运出！”，把各路贩子弄得叫苦不迭。

有文章说王泰恭和日伪勾结，马甲我不做这个定论。但他的确“不願多結怨家,與杜淑保持兩不相犯的關係”，并且彼此间还有些交易。从43年下半年到44年初，王泰恭的人马翻了一倍多，装备多来自于杜淑——武旭如说“在1943年太行山戰役期間,王部就在戰場繳獲步槍2000餘支與輕重機槍72挺,這使王部的槍械來源不虞匱乏”，真是笑话。太行山战役，国军二十四集团军都被打成伪军了，交枪还差不多，能缴什么枪？——王泰恭的这些枪，原先是国军的，后来归“和平救国军”，是民团用粮食和布匹向杜军长换来的，一分钱一分货。

杜淑离开滑县以后，王泰恭的装备来源也就断了。

杜淑走，孙殿英接着来，他也想趁冀鲁豫军区主力调走的机会扩大地盘，八路军随即反击——骑兵系列里讲过44年5月滑县“双村营战斗”，骑兵团打孙殿英的暂八师，就是这时候的事。

过了一阵，伪暂八师和王泰恭也打了起来，据司徒卡兄介绍：

这事吹得有点过了。

其实，暂八师的师长是王廷瑛，楊明卿是副军长（他是孙殿英的把兄弟，当年东陵盗宝，摸慈僖尸体的是季魁五、假装演习的是谭文江，而在洞口把风的就是这个杨明卿）。杨副军长住在白道口，他和滑县民团的关系挺不错，本来不至于打起来的，可这时候日伪的滑县县长是王少安，他也想在卫河路口设卡收税，王泰恭不答应，带着民团到河庄打跑了伪警察，于是两个王县长就干上了。这王少安的妹妹王友兰是杨明卿的三姨太，杨副军长当然要帮自己的大舅子，两边开仗以后，伪军那边的吴蓝田不参战，民团这边的贾席珍不插手，王泰恭吃亏不小，暴永松被暂八师的二十二团给打死了。

说起来，这二十二团也是骑兵团的仇人，先前困守双村营、打死胡乃超参谋长的部队就是二十二团一营，其营长杨芝仑是杨明卿的亲儿子、孙殿英的干儿子（所以他一个营被困，孙殿英会派四个团去救，搞得四分区措手不及）。不过，马甲可以高兴地告诉司徒卡兄：45年5月，骑兵团挥舞军区授予的“哥萨克骑兵”战旗，在滑县消灭了暂八师二十二团，伪二十二团全团无一漏网，团长王鸿勋被活捉、杨芝仑被砍死。骑兵团创造了行进间歼敌的模范战例，为抗日军民雪了恨，也为暴永松大队长报了仇。

八路军不打王泰恭，对邵鸿基可就没那么客气了。六支队刚露了个头，就被骑兵团揍得散了架，连邵鸿基的银把子左轮手枪都被刘大爷缴了去，搞得邵专员十分郁闷。

从43年太行山战役后国民政府就顾不上豫北了，44年豫中会战，郑州、洛阳、许昌接连丢失，各类高级官员更是跑了个精光，只剩下河北的专员邵鸿基在河南充当精神领袖。对这个不抗日专摩擦的顽固头子，老百姓不支持，八路军不放过，“邵老大”眼看就要支撑不下去，心里一着急就想找个替死鬼。谁最合适呢？——当然是傻大胆王泰恭。

在马甲看来,这个“冀鲁豫边区军政联合指挥部”是个莫名其妙的机构，号称千军万马实则一盘散沙；这个“指挥官”更是个有名无实的虚职，不仅调动不了别人的部队，还要承担发动摩擦的政治责任，老王明显是被邵鸿基忽悠了。

事实也证明，王县长升任“冀鲁豫边区军政联合指挥部指挥官”不到一百天就送了命，并且从此再也没人敢接任这个倒霉职务，而这个官职唯一的好处，是死了以后可以被追认为上校。相对于45年国民政府送给吴蓝田的少将军衔，王泰恭真是亏大了。

44年4月，赵紫阳和纪登奎着手领导滑县人民开展“民主、民生运动”。

民主运动，就是通过基层选举产生村委会——“张家的长工、李家的女，哎嗨哟都来选举，选那抗战坚决的，千万别选那坏蛋皮，哪怕你肚子里多诡计，哎嗨哟啊，坏家伙咱就不选你……”。

通过民主运动，贫苦百姓掌握了乡村权力，历史上第一次登上了政治舞台。

民生运动，主要是“二五减租”。按法律规定：地租最高限额为50%，运动后再降低25%，也就是说地租不得超过37.5%——“二五减租”也称“三七五减租”，是国民党中央决定的，根据1928年《田农保护法草案》，国民政府还专门成立了“减租委员会”，其结果却是不了了之——湖南省主席唐生智总结道：“减租不能切实执行，显系土豪劣绅把持操纵，流氓地痞顽抗阻挠，既辜农民急切之要求，重贻党国前途之障害……”。当然，蒋委员长最后还是严格实施了“三七五减租”，只不过那已经是在台湾了，晚了一点。

（其实，类似“减租减息”这样规定详尽、制度健全但未见实施的东西，在图书馆里应该能找到不少，写文章的时候最好注意识别。）

赵紫阳和纪登奎在滑县领导“二五减租”，态度是坚决彻底毫不妥协的。当地以前的规矩是“麦二八，秋三七”，即地主分麦80％，分秋粮70％，特别作物（蔬菜、棉花）分70％。现在要减到37.5%，当场就有人宣称：“谁减我的租，我要谁的命”。而穷人们也普遍觉悟了：“原先以为干活是养活自己，现在才知道是养肥了东家”。于是，贫下中农拧成一股绳，富农保持中立，地主孤立了。

接下来，各村又推行“合理负担”。这是共产党的征收方式，和以往的区别主要是：一、核对地亩、登记“黑田”，不使用旧的土地帐册；二、区分土地经营性质，不搞地亩平摊。自耕地一亩算一亩，出租地一亩半算—亩，佃耕地二亩算—亩；三、平均每人一亩半不纳税（这就是起征点），超出富力部分定为十二个档次累进征税（累进率为2.6）；四、不征收财产税、家庭副业免税（这就减免了几十项税收）；五、废除了以往“大户代收”的方式，改由群众直接向政府缴纳。

“合理负担”大大降低了中农以下人群的经济负担（富农差别不大，地主的缴纳额明显增加），并从此废除了地方乡绅阶层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

于是,面对滑县农村的改革，王泰恭按捺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