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敌后游击 摩擦 王泰恭(一) -- 王外马甲

一直潜水，看到司兄最近的几篇帖子，忍不住想说几句。

从司兄的帖子来看，司兄是一个很注重档案文本材料的人，说话都很有根据，这种严谨的态度的确是国内很多论坛上看不到的（岔一句，就是正规报刊上也基本很少看到），这点要佩服一下。但是有个问题不知道司兄注意到没有，就是档案材料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材料的真实性，这并不是说它们是被伪造的，而是说档案材料的记述人本身并不能完全地纪录历史事件，有时是因为记述人没有亲身参与事件，有时是因为其观察面不够广只能记述到自己所观察到的那一部分，再就是有时记述人难免带有自己的主观情绪而有所取舍。这样的话，档案文本材料的使用就需要很小心，需要旁证，幸好对于几十年前的那些事件，还有足够多的其它史证，比如乡老之言。

档案的考察,正是有志研究历史者,不可或缺的能力.如何考察?第一要博学,要看的多,要比对,第二要审问,要心有所疑,不能尽信书,第三要慎思,要严谨自己的思维逻辑,要加强自己的专业学识.第四要明辨,要养成自己取材分析的能力,什么材料能用,什么材料不能用,什么材料那里可能是讹误,要能有分别清楚的能力.第五是笃行,有了基础,就要持之以恒,研究求其深,求其精,求其实,求其详.

司某喜欢写些战史顽意儿.博学,我尽可能阅读材料.审问,我的心中永远有解不完的题材,之视所有题材,都是critical,都要审其疑滞,求其实貌.慎思,我为了解析这些题材,遍究典范令,六大教程,作战纲要…等军学书籍,若有考试,我应是民国初年一合格中下级军官,加上我曾服役军旅,如此我的思维,就能求缜细合理.明辨,例如我前阵子看文史资料选编,那已是分析,而不单纯是阅读.笃行,只要有时间,我尽可能写点东西,阐发我的见解,也力求继续深刻我的辨析能力.这样,司某才敢自称在搞些研究.我的心得,供您参考.

国共相争，是非先不论，单纯比较双方的组织能力，土共是远远胜过国民党的。在土共之前，中国没有哪种政治势力可以完全从外界介入农村控制农村事务，这点只有共产党做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最大的差异不在政治信仰，而在对于中国传统的态度，国民党总体而言是一个继承了中国传统并以这些传统统治的政党，而共产党则是一个完全打破传统改用全新方式统治的政党，因此，国民党沿着中国的传统去做就必然要依靠士绅管理乡村事务，因此，对于农村权力和财产结构就不会有太大的变动。而采用全新方式的共产党，就不能继续那种依靠乡绅间接管理的老路（用传统方式他们是争不过国民党的），他们采取了彻底打破农村旧有财产、权力结构的方式完全控制了农村（土改是这种方式的集大成者，土改并不仅仅是土地的分配，同时还以政治上支持贫雇农的方式改变了农村的权力结构）。这种差别就造成了国共两党在抗战以及稍后的内战中表现的差异。国民党做不到对人民的完全动员，主要依靠拉壮丁来满足兵源需要，物资的征集也不如共产党方面有力，这不是说共产党更会搜刮，而是说共产党的征收机制要更有效率，成本和浪费更少。（司兄可能会举出反例，如十万青年十万军，我不否认有，鄙人祖父当年要再长一两岁也被录取了。但是大多数的兵源还是依靠拉壮丁，鄙人祖父的一个远方表兄，解放后被镇压，原因不是因为他参加过军统，而是因为他一直做的就是拉丁的事情，在当地激起民愤。）共产党由于能够完全控制农村，因此能够充分动员其控制地区的一切资源，兵源、粮食、被服、后勤支持等，而且供应效率要更高。国民党方面还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组织涣散不如共产党凝聚有力，很明显的，司兄提到的王泰恭，估计三民主义都没好好学习过，就“委”了县长，这在共产党这边是不可想象的，共产党基层政府中实权绝对都是党员掌握，保证上下级的一致。王因为手里有武力被委任为县长，他的上级是否可以对他做出足够的约束与控制呢？具体点，他的上级是否可以很顺利的把他调任到另一个职位（比如河南兰考县长）呢？是否可以很顺畅地指挥王的队伍呢？共产党也收编这些民众武装、伪军、“游杂”，但是绝对要加以改造，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改变这些队伍，真正做到吸收一切抗日力量，光给些官职，那是招安不是壮大自己。可是，国民党方面也就只能依靠王泰这样的人来进行游击作战了，因为国军的兵源结构、军事理念与后勤方式都无法适应敌后犬牙交错、变化剧烈的形式，就只有依靠当地民众武装对游击战的天然适应性了（地形熟悉、战斗意志强、官兵关系比较好，在当地能够得到支持）。而共产党基本上是到哪里就把哪里变成自己的“老家”，建设根据地，以取得当地支持。这样一来，在敌后的广大地区，就是国民党控制力越来越弱共产党控制力越来越强。

为什么您认为司某要举反例呢?您的这段分析,司某认为很不错.

读过黄仁宇的作品?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桂军的皖中地区，就是国军方面唯一的敌后根据地。

您不妨多参考相关材料.

对于国共两党，评价要分时段的，49年，甚至说56年之前的共产党，都是很不错的，土气但不失真诚，让大家服气；而这时期的国民党，就很有些书生气，动手能力不强，有时过于守旧，不能让民众有新希望。现在来看国共两党，当然评价会有变化，因此，以56年之后发生的事情来评价56年之前的共产党，是不恰当的，就像不能以在台湾的国民党来评价在大陆的国民党一样，在大陆的国民党哪里会让一个公开的反对党一起参加选举？所以说国民党也变化了，对不对？

道德评价,评价道德,这就见人见智了.

今天刚好回一帖.烦参考http://www.cchere.com/article/888075

还有一点要和司兄说明，司兄曾提到：“公社,生产大队,公有制的劳动积极性,应不需多说了.这就是”影下黑”,这些就发生在您上一代的事情,您硬是能视而不见.您若有尊长是农民,不妨问问他们,发生过什幺事情.”这似乎当是林毅夫的理论，农业生产质量的监管问题。不过据我向身边的长辈了解，生产队劳动强度一点不低，我父亲文革后期高中毕业回家务农，当时鄙人家那个村子一项主要工分就是去河边挑沙，那个生产队长负责装担，每担都装得冒尖，我父亲当时刚到十八岁，身子嫩吃不消，就把冒尖部分倒了，队长于是登记为半个工，我父亲当时就气哭了。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增产，我的理解是有这幺几个原因：一是化肥农药使用量的增加，土地肥力提高病虫害得到控制；二是种子品种的改良，杂交水稻得到推广；三是耕作技术的进步节约了人力，比如秧盘育秧和抛秧，这绝对是天才的技术，插过秧的朋友应该都会这幺认为的，省力、快、而且还增产。

这个倒值得多谈几句.什么是工分?为什么要有工分?人民生产,自由经济原本即以多劳多得为原则.结果公社制一笔勾消这个原则,大家吃大锅饭,多劳少勬同样收益,就造成”自然”灾害.如何矫正?只好再回到多劳多得,算工分.您父亲工分被评少了,自然要气的哭了,因为他的口粮(底薪),也就因此而减少.

那工分能不能促进生产积极性呢?普遍而言是不能的,为什么呢?”工分”要有干部评分,这就在多劳多得原则上架上一个大框框,有大框框,就有浪费,欺骗……例如,您父亲待的这个生产大队,挑砂算体积,这就很不错,司某看过另一个例子,为了骗工分,大家挑的少,一担作多担挑,工分到数倍,这种事太多了.古人有言,”皇上家的工,慢慢的磿”,磨一天是一天的补贴,为什么要一下做完呢?如果中共改革开放的原则对此能有什么启示,那就是,少点官办的集体劳动,跳过大框框(即官僚制度,Bureaucracy),回到多劳多得的原点,回到自由竞争,市场机能,生产力才能作最大边际之发挥.

司某上所举例,来自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片帆洗海君很好,他用了心,心有滞惑,他能由审问而力求明辨.所以司某很乐意贡献所得所知,交流互通.

至于,其它有意赐教的朋友,烦参考司某于此篇讨论中之<结论>.谢谢.

http://www.cchere.com/article/886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