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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东风” ——沙特购买中国DF-3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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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3月，全世界都得知沙特阿拉怕王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那里买到了战略中程地对地导弹。我认为《华盛顿邮报》最先得到了这条消息，紧接着其他一些主要报纸和专业杂志，像《国际飞行》和《简氏防务周刊》也马上获悉。对它的强烈抗议声曼宣称，购买这批导弹“不符合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利益”，而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帟克莱本．佩尔(罗得岛州民主党人)则声称，这些导弹是对以色列的威胁。其实，同前几次我们购买F一1 5战斗机和机载预警与控制系统时面临的宣传运动差不多，这次，以色列的美国朋友们又谴责我们获取攻击性武器，破坏中东地区的力量均势。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的一位助手约西．本．阿哈朗甚至威胁说，以色列可能会对我们的导弹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显然，以色列用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阿拉伯世界就是合法的，而我们获得任何种类的威慑或报复能力则是完全不合法的。

随后发生的外交争吵使美国驻沙特的大使被召回国，他就我们向中国购买导弹一事唠唠叨叨、纠缠不休地提抗议，激怒了法赫德国王。

尽管中国导弹在当时吸引了传播媒介的大量关注，可是事情的前后经过从来没有完整地讲述过。但是，由于这是一个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因此读者会理解我对此事只能当作轶事简短地描述一下。

我必须首先承认，购买导弹的念头不是像人们可能预期的那样来自我们的军事指挥官们，而是出自法赫德国王本人。是他作出决定，我们需要一种威力大得足以威慑任何潜在的敌人、使之不敢进攻我们的武器。尽管我们当时和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但是国王还是派遣我的兄弟、沙特驻华盛顿大使班达尔前往北京，向中国当局带去信息．他们愿意把“东风”导弹卖给我们吗?后来中国人又通过班达尔表示他们原则上同意做这笔买卖。班达尔干得很出色，为我日后将执行的任务创造了条件。

战略导弹的获得反映了沙特阿拉伯国防战略的转折，而且必须把它放在导弹系统扩散这个近年来成为本地区特点的环境中去认识。除了加强沙特阿拉伯的国防之外，沙特战略导弹部队的建立还反映了沙特王国在中东，在整个穆斯林世界，以及在世界舞台上担负起越来越重要的责任。

初步接触之后，中国派遣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曹刚川中将来到沙特阿拉伯详细讨论这个项目。为了避免引起公众不必要的注意，我们安排他和他的代表团飞往我们的一个空军基地，并在晚上和我们的人会谈。我没有参加初期的工作，但是经过初步讨论之后，苏尔坦亲王打电话给我说，法赫德国王已经同意让我负责会谈事宜．这样，就成立了一个由中国将军和我联合担任主席的谈判委员会。经过一周(从1986年12月16日到23日)的紧张谈判一一有时要持续到凌晨4点钟一一我们草拟出一份关于这个项目的提纲。

我认为苏尔坦亲王把我推荐给国王担当此任是因为我曾有过与外国政府和公司进行武器合同谈判的经历，因为作为防空军司令，我的技术与职业背景符合要求最后还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导弹是我的特长。无论如何，在苏尔坦亲王以及高级军官委员会的建议下，国王已经决定由我来指挥预定成立的战略导弹部队，所以我认为我显然是负责谈判，随后执行该项目的合适人选。

国王指示，我们应该尽快购买在中国通常被叫作DF—XX，而在西方通常被称为Css—XX的导弹。而且釆购行动应当保密．我的任务是洽谈这笔交易，设计出一个合适的欺骗方案，挑选一组沙特军官与士兵并且安排他们在沙特与中国接受培训，在王国的不同地区建立并保卫作战基地和贮藏库，安排这些导弹从中国运输过来，以及在每个阶段作好保护此项工程不受破坏或任何形式攻击的准备。

回想起我的祖父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经常被称作“半岛之隼’，于是我就选择“隼’这个字一一在阿拉伯语中是“a l—Saqr”一一作为此项秘密任务的代号。这项秘密任务成为我在80年代后期大部分时间里的主要工作。阿卜杜拉．苏韦林中校是我在这段时间里的宝贵助手，我担任防空军司令以来对这名副官一直十分信赖。他的父亲是法赫德国王王室成员之一，所以我从他小时候起就认识他。所有和这个中国项目有关的旅行他都陪我同行，用常用文字作记录，写报告，有时长达100多页。

我去过中国4次一一第一次是在1987年2月。为了掩入耳目，我常常取道别的亚洲国家。比如，第一次去中国，我先安排去马来西亚进行正式访问，然后再去中国。我的参谋班子的一些成员劝我在路上乔装改扮，使用假名，但是我觉得遮遮掩掩愚蠢得很。如果被发现了。我的伪装只会引起別人的猜疑。我觉得最好一切都显得正常。于是，我就乘坐自己的专机，同正常的美国机组人员一起飞抵中国。但是我却放出口风，为了劝阻中国不向当时正在同伊拉克进行旷日持久战争的伊朗出售武器，我亲自去中国购买轻武器。诈术简单但是有效。

计划第二次访问中国时，我决定中途在英国殖民地香港停留。我和陪同我的军官们都在利雅得英国大使馆申请到了签证。离开王国前夕，我参加了一次为一位来访的英国大臣举行的午餐会。当英国大使祝我“购物愉快”时，我被逗乐了。显然，他以为我就要启程去中国了。

我在香港偶然遇到了巴林的埃米尔，他问到我此次访问的目的。我回答说，我正在度假。但是由于车上坐着那么多的沙特将军，他不大可能会相信我。无论如何，他很有礼貌，没有再追问下去。

碰巧我同中国的谈判出现了问题，于是两名中国代表从大陆一路赶来与我会面。我们约定在我下榻的饭店客房里会面，而他们则拐七拐八地绕道而来。我们低声交谈，为了不被偷听，我事先还采取了预防措施，把房子清查一遍，看看有没有窃听器。中国人做得更绝。中国代表到达时，我注意到他们都带着沉重的雨伞，尽管天气看起来用不着带伞。当其中一个人递给我一份文件阅读时，另一个人走上前来，撑开他的伞，然后，使我惊奇的是，举在了我的头顶上。伞里衬着像是铝箔的东西，原来，它是用于使文件避开任何窥视的电子眼的。我不想参加这场容易被人一眼看穿的把戏，就把文件藏了起来，后来在卧室里把它仔细读了一番一一这回是在被子下面。

在旅行中，我经常需要同在利雅得的苏尔坦亲王通话。但是，该怎么做才能既打上电话而电话又不被截获和监听呢?我急中生智，想到了一个简单的应急办法。走出我下榻休息的香港饭店后，我会走进任何一家偶然路过的饭店，开个房间，在公开线路上用密语向沙特阿拉伯打电话，然后立刻退房。

在中国，与我接触的入主要是杨尚昆。

在中国，与我接触的入主要是杨尚昆，他是政治局委员，还是由邓小平亲自担任主席的中央军事委员会这个强大权力机构的第一副主席。杨尚昆烟瘾很大，对细节的记忆力无懈可击，当时负责监督重要的对外武器出售事宜。他后来在1988年成为中国的国家主席。

就像我们在沙特阿拉伯尽力把中国谈判人员的访问保密一样，在北京，中国人也把我的到访秘而不宣。尽管我被安置得舒舒服服(我得知，我住的别墅在我走之后将用于招待美国国务卿)，但是从来不允许我步行外出，而总是坐着轿车风驰电掣地开到各个约会地点，即使会谈地点近在咫尺。中国人至少同我们一样，想把整个项目置于保密之中。

随着讨论取得了一些进展。杨尚昆安排我去参观一个中国导弹基地。观看装有核弹头、由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推动的处于作战发射状态的DF—3导弹。他们告诉我，我是第一个享有如此殊荣的外国人，而基地上的军官和士兵们脸上的惊诧表情看起来也证实了这一点。除了他们的军事职责以外一一这些职责他们完成得很出色一一我注意到中国士兵们还播种子、收庄稼、放养家畜。照我的理解，他们在每个军事基地都这么做。一句话，他们自己养活自己，自给自足。

在那些访问中，我对中国人以及他们的谈判方法有了很多的了解。他们都极其爱国，竭尽全力为国家效劳。每次会议前，他们都精心准备，因而能够对我们提出的任何问题详细进行回答。看起来好像不存在任何侥幸心理。他们似乎从未对讨论感到厌倦，可以连续讨论好几个小时。他们的班子纪律严明：除非组长要他们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发言，没有一个成员会开口。事实上，中国人是如此训练有素，以至于不容易发现他们在陈述中的任何弱点，也不容易觉察到他们愿意作出灵活处理的地方。他们被证明是顽强的谈判人员，只有在我们设法使他们相信，我们绝对坚持自己的立场时，才会作一点让步。我手中对我有利的王牌是他们明显渴望我们用现金结算一一我以尽量对我有利的方式使用了这张牌。我得出的结论是，同我打交道的中国人都是聪明人，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同时作出相应的计划。我相信我们赢得了彼此的尊敬。

我们最终签订的协议对双方都有利，为中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政治承认与外交关系的建立铺平了道路(我后面将要讲到)．后来的几年中，我得以保持了同中国的良好关系，这个关系双方都是建立在对对方优点的正确而现实的理解的基础上的。中国人口众多，同时正在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强国而崛起，而我们则是一个重要的石油与金融大国。都是亚洲国家。中国把把自己看作是第三世界的领而我们则在穆斯林世世界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并且为了阿拉伯和全世界的稳定施加影响。我们都赞同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首次发表)，它们应该用来指导在理想世界中社会和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它们可以概括为：互相尊重彼此的政策与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平等相待，维护世界和平，和平共处一一这些令人钦佩的原则，哎，却更多地被违反而不是被遵循。

海湾战争后我就从沙特武装部队退役了。其后，我在利雅得接受了一个中国代表团的访问，很感动地听到他们说：、“我们会永远记住你。我们尊敬你，就像我们尊敬亨利．基辛格博士一样。’回忆过去，那还是在70年代初，基辛格博士当时是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他使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在疏远了长达20年之久以后，通过谈判得到了恢复。尽管环境与利害关系大不相同，但是我还是很高兴，并且很骄傲，能在巩固我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上出了一份力。

我应当说一说法赫德国王决定购买中国战略导弹的背景。简而言之，目的就是为了使我们在受到以色列或伊朗一一这两个在当时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我们怀有敌意的邻国的攻击时，具有还手的能力。

自从1973年发生的战争以来一一甚至自从1967年发生的战争以来，以色列就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本地区，它残酷地镇压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民众，同时对阿拉伯国家发动了无数次的侵略，其中以1978年和1 982年入侵黎巴嫩以及对贝鲁特、突尼斯和巴格达的袭击最为罪恶昭彰。而且，以色列已经获得了核武器和投送核武器的远程强击机与弹道导弹(如“杰里科”式导弹)，并且还正在开发军用卫星以提高自己在阿拉伯世界的目标测定与情报搜集能力，这些都已不是秘密。尽管以色列在军事上明显占优势，但是每当我们寻求购买西方武器来提高自己的防御能力时，它就毫不例外地大吵大嚷。但是，我们的安全与自尊要求我们必须获得某种最低限度的威慑力量。这一点，我猜想，可能是国王决定谋求中国武器的一个原因。

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伊朗国内革命分子对我们的威胁，这些人在推翻伊朗国王之后，就展开了一场针对我们的敌对宣传运动。伊朗的这些新领导人断然拒绝了法赫德国王的友好表示，企图贬低我们在穆斯林世界的地位，削弱我们作为圣地守卫者的作用。这个危险随着1980年两伊战争的爆发而变得愈加严重，而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带有把其他海湾国家都拖入冲突的威胁，其中包括我们自己。

在8年战争中，法赫德国王自始至终一再努力，试图把伊拉克与伊朗带到谈判桌边，但是伊朗自以为胜券在握，对他的请求置之不理。不只我一个人认为，伊朗在1982年错过了实现和平的历史机遇，那年9月，法赫德国王在摩洛哥召开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提出了以伊拉克从伊朗境内全部撤军，同时在阿拉伯海湾国家的资助下向伊朗支付赔偿金为基础的解决办法。伊拉克接受了国王的和平方案，但是伊朗拒绝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