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豫北之鷹－記滑縣抗日英烈王泰恭 -- 司徒卡

4.頑軍英烈

1940年,由八路軍第3縱隊第7支隊改編的冀中軍區南進支隊進入冀魯豫邊區,成立冀魯豫軍區第4軍分區.第4軍分區司令部駐在濮縣耿王莊,武裝部隊遍及南樂,清豐,范縣,濮縣,濮陽,內黃,滑縣,莘縣,景縣等九縣縣境.這支共軍的指揮官趙承金原本為東北胡匪,在東北淪陷之後於老家起兵抗日,後來輾轉退入關內投效東北軍,被改編為第130師第691團第1營.1937年10月,第691團團長呂正操脫離國軍投效中共,成立冀中人民自衛軍,趙承金擔任第1總隊總隊長,1938年第1總隊被改編為八路軍第3縱隊第7支隊,趙承金除了擔任支隊長之外,又得到一個重要的兼職,冀中軍區第1軍分區司令員.

建立地方武裝是中共在抗戰時期的發展策略中最重要的一環.中共本身並沒有龐大的野戰軍,實力有限.所以中共在抗戰時期迴避主力對決,而專以擴張根據地為務.有了根據地,就有了兵源與餉源,這與游雜部隊的發展思維其實沒有多大區別,只是中共的地方政權在政治上另有一套發動貧民的方式.所以趙承金不但是主力部隊的支隊長,同時也是地方武裝的司令員.第7支隊主要責任並不在與日軍正面對決,而是保衛既得的地盤,以便軍分區能儘量擴建地方武裝,再以地方武裝升格為主力部隊,以充實自身的力量.

在力量充實,羽翼豐滿之後,中共的發展策略並不是與日軍對決.反之,主力部隊的首要任務是繼續擴大領地,以謀求自我擴張之繼續進行.所以在冀中軍區的武裝發展於1940年到達相當程度之後,趙承金的7支隊改稱冀中軍區南進支隊,由冀中南下到冀魯豫邊區繼續尋求發展的空間.到達冀魯豫邊區之後,趙承金又重操發展地方武裝的舊業,改任冀魯豫軍區第4軍分區司令員.當然,除非日軍主動掃蕩或者積極妨礙軍分區的發展,否則趙承金的擴張之旅會避開日軍所堅固設防的重要城鎮,專揀由實力薄弱的偽軍警或國軍游雜所控制的地區為發展的根據地.

這種發展路線勢必造成中國人間的自相殘殺.如果打的是偽軍,自然是名正言順,但如果打的是游雜乃至國軍,其道德上的正確性就有待宣傳家作扭屈之陳述.抗戰時期,中共的宣傳家們發明了”頑軍”一詞.”頑軍”意指無法被定義為偽軍或親偽,但是反抗中共的部隊,在中共的宣傳文獻中,時常將頑軍與偽軍並列.

為了使反頑合理化,中共的宣傳家們創造了一套牽強的三段論證.這套論證邏輯的大前題是中共的自我擴張活動等於抗戰.由此引伸,其三段論證即為:(1)因為中共的自我擴張活動等於抗戰,(2)而對中共自我擴張的任何反抗等於反對抗戰,(3)所以中共為自我擴張而進行的”反頑”內戰其意義也相等於抗戰.簡言之,凡是擋在中共自我擴張道路上的隊伍,無論曾有如何之抗日功勳,只要礙著中共的擴張,就是頑軍,就應該被視為等同於日偽的公敵.所以在槍口理應一致相外的抗戰時期,中共為自我擴張而發動的任何反頑戰爭,都應該被列為合於國家民族利益的”正義之戰”-即使這些正義之戰,往往以造成削弱抗戰實力為結果,王泰恭的故事就是其中著例.

當然,中共當局也知道這套過於簡單的三段論證說服力有限.為了強化這種論點,中共的宣傳家對”頑軍”進行莫須有的無情詆毀.在中共的宣傳中,頑軍幾乎千篇一律地對人民有暴行,而且與日偽有勾結.這種宣傳往往將保國衛土的抗戰英雄醜化成腥臭不堪的漢奸民賊.王泰恭就是一個例子.

王泰恭就是標準的”頑軍”.他拒絕向進入滑縣地區發展的冀魯豫軍區第4軍分區低頭,於是他成為中共自我擴張路上的絆腳石.不過,在中共進入滑縣發展的早期,因為王泰恭實力堅強,所以中共也不敢過份壓迫.稷山縣政協委員楊天恩在<衛南戰役>一文中,依據冀魯豫4軍分區老幹部的證詞,對中共早期對王泰恭的誘降有所簡述:”據冀魯豫軍區第4軍分區的老幹部郭昔吾,唐紀,馮占林等同志談,王泰恭在抗日初期確有抗日行動,我軍把他當友軍看待.後來他受反動派的聳恿,對他封官誘惑(豫北專員杜淑封他為豫北剿匪司令兼內黃縣長,後又封他為滑縣縣長),他便昏昏然不知所以,並受其驅使,不斷同我軍制造磨擦.共產黨為了團結抗日,曾對他一再讓步,並向他指明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共陰謀,但他執迷不悟,死心塌地地站在國民黨反動派一邊,決心以共產黨為敵".

對地方游雜的招撫收編,是中共自我擴張的重要方式,不過中共在滑縣的發展歷程較為特殊.

在滑縣淪陷初期,日軍一度將縣城防務交給偽軍扈全祿部.扈全祿是濬縣悍匪,生性凶殘,犯案無數,濬縣政府曾出500大洋賞格通緝扈全祿.在抗戰軍興之後扈全祿乘機拉桿,在淇縣組織了千餘人槍.1938年第68軍一度駐防濬縣,為了綏靖地方並擴大抗日力量,劉汝明軍長委任扈全祿為濬縣抗日義勇軍第1路司令,雖然得到名義,但扈全祿依然不改土匪本色,繼續禍害地方.1938年8月扈全祿投靠日寇,被編為偽皇協軍河南剿匪司令,並擴張到6000餘人槍.這支土匪部隊被日寇部署駐防滑縣與濬縣縣城.像扈全祿這類偽軍,在正規作戰中戰力薄弱,是中共擴張地盤時的首選.攻打這些偽軍不僅輕鬆,而且名義好聽.所以這成為抗戰初期中共”主力部隊”的主要任務.1938年9月中旬,由八路軍129師688團,青年縱隊,新1團與689團組成的八路軍漳南兵團由晉東南開入豫北,避過日軍主力,專挑扈全祿這股容易打的偽軍下手.9月25日,漳南兵團攻占滑縣縣城,又繼續向湯陰西南方向追擊,中共戰史稱這次戰鬥為”漳南戰役”,扈全祿的土匪隊伍全軍覆沒,漳南兵團繳獲各種槍械3200餘支,而最大的成果則是在以滑縣,濬縣中心的平漢路以東,漳河以南,衛河以西地區站穩腳步並建立地方組織,形成發展的基礎.

中共在滑縣的首任工委書記叫趙紫陽.趙書記在1年多任期間的主要成就,就是收編組織了一批地方武裝,包括黃河支隊,2支隊,3大隊,豫北大隊與獨立大隊.這批地方武裝在1940年先後升格為中共主力部隊.

黃河支隊原為第一戰區冀魯豫邊區自衛軍總指揮部特務團,團長是原滑縣縣長陳曙輝,他的投共歷程頗富戲劇性.陳曙輝出身於滑縣富戶,在抗戰軍興前一年畢業於中央軍校特別研究班第五期.畢業後陳曙輝任別働總隊隊員,曾經被派回滑縣視察新生活運動.星子特訓班的訓練內容除了一般軍官的養成教育之外,也包括了對地方動員的研究.理論上,康澤的這批學生是用以開展敵後游擊戰的不二人選.在抗戰初期,別働總隊鼓勵隊員往敵後開展游擊戰,陳曙輝也響應了返鄉抗戰的號召.別働總隊發給陳曙輝駁殼槍12支,子彈6000發與手榴彈12箱,作為游擊戰的基礎.陳曙輝抵達滑縣之後,別働總隊又設法從焦作運了白麵100包與一批槍支補充陳曙輝.陳曙輝返鄉之後打出別働軍旗號,很快就收攏了300人槍.陳曙輝的游擊隊除了向鄉里派人派槍的老方法之外,他還有中央的番號與補助,這就能使他的部隊迅速擴張.不過國府最終並沒有以別働總隊擔負敵後游擊武裝的建軍責任,所以別働總隊在早期派往敵後的組織,只好自謀生路.陳曙輝投靠當時第一戰區派在冀魯豫邊區組織敵後游擊的第一戰區冀魯豫邊區自衛軍總指揮部,部隊被編為總部特務團,又向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上書自薦,在1938年8月獲派滑縣縣長,河南省政府撥給陳曙輝步槍120支,子彈5000發,手榴彈400顆與20響40支,又增加了陳曙輝的力量.新上任的縣長在擴軍上過於急躁,陳縣長召集滑縣富紳,要求增加攤派,不堪征課的滑縣士紳聯名向陳曙輝的上級河南省第十三行政督察專員龔柏齡控告陳曙輝”私通共黨”,龔柏齡下令將陳曙輝縣長一職撤去,於是陳縣長向滑縣工委趙紫陽交涉投共,部隊被改編為黃河支隊(註14).

繼陳曙輝出任滑縣縣長的賈心齋則屬於另一種游雜類型.賈心齋是滑縣八大豪紳之一,他在1928年就被河南民團軍總部委為參議,河南民團軍是西北軍統合河南省境各縣民團所組織的部隊.在中原大戰結束之後,賈心齋先後擔任了滑縣賑務會主席,滑縣救災委員會主席與滑縣縣政府財政委員會委員長.這些職務按例都是由縣內有名望的士紳擔任.在許興凱縣長棄職離滑之後,賈心齋一度被推舉為滑縣自治委員會的主席,但不久日軍即占領縣城.雖然賈心齋是豪紳巨富,但是中共在抗戰時期暫時採取統一戰線,並沒有如紅軍時代或國共內戰時代去打賈家的浮財,賈心齋在共軍漳南兵團攻打滑縣縣城時,也為共軍籌過款,形成良好互動.在陳曙輝縣長得罪滑縣士紳而下台之後,賈心齋被士紳公推為縣長,河南省府也順水推舟實任賈心齋出長滑縣.不過冀魯豫邊區的政局在半年後出現巨變,原邊區的軍政領導,冀察戰區游1縱隊司令兼河北省第十行政督察專員丁樹本在日軍與共軍的壓迫下放棄邊區退往冀南,丁樹本還算夠義氣,他派人送路費給賈心齋,讓賈心齋率縣府一起南撤.但賈心齋不願離開滑縣,他本來就是滑縣士紳公舉的縣長,離開滑縣,即如離開根本.在賈心齋遲疑的時候,在滑縣政府工作的共黨人員軍事科科長楊銳,縣自衛大隊大隊長張覺僧與參謀長邢宣理前來游說賈心齋投共,為了加強丁樹本的罪惡,他們謊稱丁樹本此行意在投靠日偽(註15).賈心齋決定不跟丁樹本走,而在丁樹本部南撤之後,賈心齋的滑縣政府已經失去憑藉,他只能投靠中共.1940年4月,賈心齋將滑縣縣印交給冀魯豫軍區派來接收滑縣政府的原八路軍東路縱隊政治部敵工股股長韓明,成為冀魯豫邊區首個投共的國府縣府(註16).

除此之外,滑縣境內大量的游雜乃至土匪,都是冀魯豫4分區招納的對象.如梁村的悍匪郭炳午在抗戰中期就被招降為共軍.東明股匪師鳳山,在1942年被冀魯豫4地委招降.牛屯悍匪李小孩也是冀魯豫4分區重點招降對象. 4分區辦事處主任邢宣理親自出馬招降這股人槍,李小孩也靠出賣王泰恭為共軍立了功,不過李小孩最後決定投偽,並將邢宣理交給偽軍立功.

除策反外,中共在滑縣也以打入偽組織的方式圖存,這個作法一般稱為”曲線救國”,滑縣就有一個著例.偽滑縣政府萬古區區長辛敬亭是奉黨組織之命參加偽政權的中共幹部.辛敬亭原本不願意下水,但經不起滑縣抗日民主政府縣長韓明的親自勸說.辛敬亭在回憶中寫道:”韓(明)縣長找到我,講了很多抗戰道理,什麼抗日三階段持久戰啦,什麼機動靈活戰略戰術呀等,一再動員和鼓勵,我就接受了這一任務”.

在抗戰軍興之後,進入華北各省的八路軍,銳意擴張根據地,在河北與冀魯豫邊區,在發展初期,尚有所謂”統一戰線”的顧慮,八路軍主要針對的目標只是游雜.在實力漸形茁壯之後,八路軍與國軍之間的”摩擦”日益激烈,在1939年底至1940年之間,冀豫地區的八路軍終於全面同國軍攤牌.

在河北與冀豫邊區,國軍抗戰的總領導單位是冀察戰區,戰區總司令鹿鐘麟上將名義上總攬冀察兩省的黨政軍全權,兼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河北省游擊總指揮以及河北省黨部主委.但是鹿總司令帶到河北的正規軍只有在抗戰軍興時由鄂西雜軍組成的第97軍.其餘由他指揮的部隊都是在抗戰爆發之後在河北自發形成的部隊,包括石友三的第10軍團,孫良誠的冀察戰區游擊總部以及張蔭梧的河北民軍.在1940年前後,八路軍於河北之國共摩擦已然勝出,鹿鐘麟總司令在1940年初率部退出河北,石友三奉中央命令意圖挺進察哈爾受阻,與孫良誠雙雙被壓迫至冀魯邊區.河北民軍也已欲振乏力.大局的變化使國軍在華北敵後的抗敵部隊逐漸消微(註17).

對王泰恭這些地方游雜團隊而言,鹿總司令,孫總指揮,石軍團長等雖然高高在上,遙不可攀,但是他們的存在就是王泰恭的堅強依托.當鹿鐘麟於1940年元月撤過黃河時,他帶走的不止是冀察戰區總部,而是整個河北的軍政指揮結構.受到河北軍事崩潰的衝擊,而且造成了骨牌效應.主掌冀豫邊區軍政的河北省第十行政督察專員丁樹本與河南省第十三行政督察專員武旭如也先後率部撤離邊區.邊區黨政軍高層與主力部隊的撤退使邊區形成中空狀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中空地區的游雜部隊多半也無從再作堅持,只能另尋出路.如賈心齋等部投效中共,孫良誠等部投效日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