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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说说“七八个日军赶得几万军民到处跑反” -- 不再灌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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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续完)

 

现在可以总结一下了,所谓“七八个日军赶得根据地几万军民弃城而逃”很可能只是一次敌情误判所造成的战术失误而已,跟“(面对小股日军)八路的怯战逃跑”也扯不上什么边,但要用来说明当时根据地民众的人心煌煌之不安全感大体上也是说得通的。

根据前面的资料中对抗战前期蓬黄掖根据地的描述,可以看出跟抗战中后期典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有很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

1. 根据地主要由地方党发起创建,受延安影响甚少;

2. 根据地的建设偏重于城市地区;

3. 政权建设尚未能摆脱gmd当局的影响做到完全的独立自主;(党史中的说法有自夸之嫌。)

4. 军事单位多是地方武装(尽管打着“八路”的旗号),改编为正规部队、武装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那是后来的事情;

. . .

放到当时的大背景下,抗战前期国共尚处于蜜月期,国内普遍认为只要热情高抗战就可以在短期内获胜,对全面抗战的持久性和将要面临的困难认识不足,连延安的军事将领们也普遍存在着重运动战轻游击战的思潮,更不用提领导各敌后根据地建设的地方党了;而这种急躁的情绪一直到武汉失守(38年10月底)才开始转变,由于日军得以腾出手来加强对后方的控制力度,一些敌后抗日根据地也遭遇了实质性的考验,所以初期的组织不力和一遇挫折就弥漫失败主义情绪也就在所难免了。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毛的《论持久战》中关于敌后战场根据地建设的思想才得以真正落实,于是我们才能见到抗战中后期的“扎根广大农村地区”、“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军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于艰难困苦中从胜利走向胜利”等熟悉的场景。

所以,发生在抗战前期的蓬莱等县城的弃守行为,虽然能反映出当时民众的人心煌煌之不安全感,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并不能用来说明整个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的总体情况。

之所以写这个贴子,是因为常见有人举例抗战时期大批国民党军队的投敌行为来证明gmd天生的投降属性,以此来凸显另一方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只是这样的不加细究的囫囵吞枣式的引用(中央军和地方派系各占投敌总量的比例?),其中同样的逻辑我觉得也可以施加于另一方身上了,比如,我们也可以无视三湾改编于红军的意义而把其前身的南昌、广州等地起事后又反正的大批部队都算在gcd头上来证明其同样的属性?又比如,抗战前期蓬黄掖等根据地之人心煌煌来作为整个抗战时期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众的普遍心态?

同时,也常见有人举例抗战中期“因日军加强扫荡力度导致了华北根据地的困境”来作为之前的百团大战不该发动的理由(当然还有其他的理由,比如老蒋看到了gcd的实力以致加强了对gcd武装的遏制云云),即,把时间上的先后关系简单地归于因果关系。先不说华北日军的治安作战本来是日本最高层的既定政策,只说抗战期间敌后战场的战绩主要是通过游击战术而不是“百团大战”那样的运动战来实现的,那么作为华北日军的最高指挥官想要报复的理由主要是因为游击战呢还是运动战? 换句话说,指望不打“百团大战”那样的战役以求避免后来的严重困难根本就是幻想,除非你消极执行使日军在土共的零打零敲中煎熬的战术。

既然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严重困难是无可避免的,且在困难时期根据地的人心煌煌之不安全感也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在面对着日军的削弱和无力化的反攻时期“百团大战”那样的战役也是不必要的么?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的话。

关于“百团大战”本身,我们现在也知道,40年夏秋八路军总部原先只计划动用二十多个团发起破交战,但战役发起后,由于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和抗日根据地民众痛恨日军的“囚笼政策”,参加破击战的积极性非常高,因此各部投入了大量兵力,最后共105个团20余万人,还有许多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参加作战。由此可以从侧面了解到,“百团大战”那样的战役对于当地老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

当然,从土共自身的角度来说,游击战相对于运动战作战效率更高,于自身的损失也最小,以当时的政治环境来论,这也是无可厚非的(让装备劣势的土共武装去打运动战,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说是正确的,但由此带来的自身削弱以致在摩擦中被gmd消灭,说明了这样的要求只是一种泛道德化倾向)。但如果后人把这种基于实用主义的战略作为抗战成绩上“扬共抑国”的证据,那也就怪不得别人再以同样的、高高的道德标杆来衡量了:为何抗战后期的大好形势下不发动类似初期“百团大战”那样的战役?

注:以上所有给出链接的引用,除个别资料,均来自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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