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也聊林彪(1) -- 老拙

斯大林对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中央深感是一块烫手大山芋。因此一再以军事紧张状态之际主帅不宜远离，婉拒他亲自以党魁名义过访，只派人来听取汇报。对此毛泽东心中有数,斯大林死后，他告诉斯诺说,斯大林在关键时刻曾试图阻止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但这时在东北建立根据地的形势逼人。毛泽东耐住脾气，尽力通过米高扬的来访进行工作，研究会晤的种种方案以求为自己打开局面。甚至衡量到最不利情况的对策：问自己的亲随叶子龙,如果到俄罗斯海滩上去过几个月的晒太阳悠闲日子又将如何。但斯大林始终无意接待这位他视为异数的党魁。亲疏之分如此分明，现摆着铁托的例子,怎不叫毛泽东为立国后自己的处境心寒。直到最后为商量建国大计和解放台湾必须中共首脑去商谈时，斯大林也还是建议由刘少奇代毛泽东去。回头一算：斯大林唆使中共进军东北是趁毛泽东自己不在时派人到延安找的刘少奇，全盘破坏了毛的和谈部署；自己从此苦心孤诣努力争取改善关系，可是到今天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在望，斯大林仍只认定刘少奇而不和自己见面。亲疏如此分明，怎能不叫毛泽东猜疑。决定刘少奇这次出使是应斯大林的建议，但不料高岗却会在这样场所公然发难，一下子就将刘少奇卡得进退维谷。老于国际阴谋的斯大林真有高招，暂将高刘两位全收，又心照不宣的让他们先后归来，而且仍旧高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位置。按科瓦廖夫的说法，以后毛泽东还经常向他介绍自己对高岗的信任和恩情。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首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理所当然的成为第一任国家主席。时机成熟，于是决心年底去苏联向斯大林祝寿，但只以中国共产党党魁的姿态出席，以昭示世界自己的意识形态。2。斯大林亲自向毛泽东回荐高岗科瓦廖夫说：1949年1月以后，他住到了香山脚下毛泽东给他准备的房子里，距毛泽东的住处只800公尺。从此常有机会见面。毛泽东经常向他介绍过去中共内部斗争的严酷情况，并说党内这种做法违反了他自己的意志，高岗就是他从博古刀下救出来的。毛还对他说，中共领导层里自己是唯一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见过斯大林的人。还说莫斯科似乎把他看成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中共内部‘莫斯科派’的对立面。毛泽东以一党之魁去向一个友党中层干部恳诉苦情，使科瓦廖夫感到毛泽东的目的是想淡化王明之流的怨言在苏共中央造成的影响。实际毛泽东所想淡化的不止于王明影响，应当包括所有他说的‘莫斯科派’在内。科瓦廖夫虽在接谈中自称是斯大林派来的。但他的级别无缘直接进言斯大林，只能劝毛泽东设法和斯大林建立个人联系。毛泽东深感自己和斯大林之间明显存在信任危机。不但因为自己是唯一没有出过国的中共领导人，而且因为自己认为中国革命本质是农民革命。经典的马克思理论不承认落后农业国的农民能完成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必需在外国工工人革命家协助领导下，经过与革命资产阶级合作阶段才能完成。恩格斯就说过参与革命夺得权力以后的农民为保持稳定经济地位，甚至可能成为反动的。但坚持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的毛泽东，经过长征证明中国农民的坚定性以后，他就打起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塞维克’忠于谁始终半信半疑。历史是，从毛泽东在1927年发表农村运动考察报告开始,布哈林就批评他的这分报告过分强调农民的革命作用，不符合正宗马克斯主义。同年4月率领共产国际代表团来华的M.N.罗易甚至说毛泽东对共产党领导权的观点代表了‘极右观点’。1929年因为布哈宁对中国革命战略干与，毛泽东受到当时中共中央的排斥。后来斯大林当权。如众所周知，他也一样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太幼稚，无能领导革命，应当暂先参与国民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但是不顾中国国情，在军事上教条遥控，终于使中共遭受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败绩。于是打从中共中央遵义会议开始，其中经过长征，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对中共鬆绑和张国涛被迫将自立的中央改为西南局，到1937年斯大林被迫指示王明让权、尤其中共樹起自己的毛泽东思想大旗，毛泽东终于逐步占领了中共的领导舞台。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王明路线,实质是将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观点系统的批判成了假马克思主义。连支持他赢得从新出山的周恩来，也因为一度曾随同王明在武汉与国民党联系，而在延安整风时被作为受蒙蔽的经验主义代表人物，身受五天的大会批判和痛心疾首的检讨，才重收归旗下。1943年１２月２２日季米特洛夫以个人名义给毛发电报，劝他停止批斗周恩来和王明；并劝不宜重用康生。毛于１９４４年１月２日回电表态：拥护和推行联蒋抗日的方针，拥护斯大林和苏联，努力团结周恩来；但继续批判王明并为康生辩护；请苏共确认毛的地位。傲慢专权的斯大林对这种‘交换’当然有看法，而且牢牢记住。因此自从刘少奇决定进军东北后，毛泽东看到今后必须背倚苏共。就积极为淡化前嫌，打开友好门径努力铺垫。高岗的告密无疑为他在斯、刘间打下了离间的楔子。但是到毛泽东亲自访苏时，斯大林显然并没有改变观点，因此仍在背后向亲信讥嘲地问道‘他（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是那里来的？’莫洛托夫于是也来问毛泽东读过资本论没有。后来莫洛托夫在回忆录里说：当自己听到毛泽东说没有时，惊呆了。毛泽东并不在乎此，他反对本本主义，反对言必称希腊，中国人的共产主义自然可以也应从中国人的智慧产生。他的来访就是要阐明这个基本点。毛泽东知道斯大林对他的看法。他不仅告诉过斯诺自己曾遭到第三国际的反对和不信任。他也曾对汪东兴说，斯大林过去让他当苏维埃主席是‘不让他在军队工作，让他去做群众工作’。毛泽东不仅在中国革命策略上与斯大林有原则分歧。斯大林在国际问题上的言而无信他自然也看得分明：二战前期苏联一直和德日侵略者公开勾勾搭搭。抗战期间斯大林不但对八路军不理不睬，连与苏军相邻的东北抗联弹尽粮绝时，他也见死不救。所有这些，都使毛泽东宁可寄希望于美国不信苏联。尤其这次正当他不在延安之际，苏联突然刻不容缓的促中共进兵东北协同受降。更叫他疑惑斯大林的动机是一箭双雕：既破坏美国在拉拢的国共两党谈判，又能挑起中共内部分歧。毛泽东更熟谙中国帝王史的谋略，那能不怀疑与苏共有历史因缘的刘少奇：怀疑他的忽然一改往日谨慎，独断出兵其中有无猫腻。正是因此他签完双十协议就匆匆离渝返陕。毛泽东一回延安立刻双管齐下。一方面统一内部思想；另方面急谋弄清斯大林突然变卦的真实意图，并为未雨绸缪也着手笔调整自己与斯大林的关系。为了后者，他避开了疑忌对象，只与任弼时和师哲两人商量。于是以为自己治病请斯大林派医生来延安为契机，暂先探路。斯大林很快就派来了两位医生，还让毛泽东的儿子毛远新陪同回来。毛泽东并无大病，很快就好了。但他留下他们，并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事迹，解释‘毛泽东思想’为何是马恩列斯主义结合中国实情的发展，为今后向真正高层深入介绍的铺垫。并从此开始他就决意要亲晤斯大林，调整关系。为统一党内认识，与苏共中央联系医生的同时，他就在延安的高层组织内部讨论出兵决策的内因。经长时间争辩，他终于在1月26日发出了‘、、、我们完全不应怀疑东北问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与国民党实行和平合作的可能、、、’的中共中央文件。这样既支持了继续在重庆和谈的周恩来，也不指名的批评了刘少奇的决然出兵东北。有意思的是前此毛泽东外出时都是众无异议地由刘少奇代行。但从此以后，虽然毛泽东外出时仍如此安排，而在他行后高岗就跃跃欲试的建议由政治局委员轮流代行，然而高岗的建议从来未得通过。这说明除开高岗以外，刘少奇在政治局中的威信并没有受这次争论的影响。其实一待毛泽东离开重庆，蒋介石就秘密向他的部队下发了剿匪手册，暴露了他的签订协议是假。周恩来在重庆坚持的和谈也只见挫折不断。反倒是进军东北真打开了局面。实践证明进军东北的决定是对的。后来刘少奇不无所指的自我总结说：‘、、、在1，2月份是糊涂了一下。现在证明和平是不可能的了、、、’ 中共部队在东北形势越发展，毛泽东越感到亲访斯大林，调整自己和苏共关系已不容再缓，一再向苏共提出自己的希望。但斯大林总是推托，只是派人来听取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