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为纪念文革四十年而作——我的牦牛叔叔（上） -- 酒杯里的忧郁

爸妈每次提到牦牛叔叔的时候，都会问我：“还记不记得那年你掉进黑龙潭的事儿？”

儿时的我据说非常淘气，爸妈稍微不留神，就要闯出祸事来。70年代初的一天，爸领着去黑龙潭公园玩，正好碰见一位同事，刚撒开手跟人家聊了几句，就听见身后一阵惊呼：“谁家的孩子掉到水里去了？！”

在黑龙潭里拼命乱扑腾的就是我。幸亏掉进水里的地方离岸边很近，我穿的衣服又多，一时还没有沉下去。爸赶紧跑到水边，弯下腰一把把我捞了出来，可是我的小脸已经憋得红紫，哭都哭不出来了。

爸抱着我撒腿就往人民医院跑，跑到半路，碰到牦牛叔叔骑着自行车过来，老远看见本来想打个招呼，再仔细一看，知道出事了。

他扔下车赶紧接过我来，听说是掉到水里去了，脱下自己的衣服垫在地上，把我翻过来屁股朝天地放上去，一手按着我的肚子一手挤压后背，直见吐出几大口水来，才松口气，对爸说：“没大事了，你回家给孩子拿干衣服，我把你儿子带到医院去。”

等爸妈拿着我的衣服跑回人民医院，刚进走廊就听见我在屋里拼命地嚎啕，牦牛叔叔站在门边抽着烟：“把衣服给他换上，别着凉感冒。让小鬼再多哭一哭，多咳嗽咳嗽，把肺里的水都挤出来。”

每每回忆到这里，爸妈都会点着我的额头说：“幸亏你牦牛叔叔啊，不然你的小命早就没了！”

叔叔姓刘，朝鲜族，个子矮而粗壮，面色黑而严峻，头发短而钢硬，一嘴牙又黑又黄——他嗜烟如命。他是位医生，可是初见他的人，怎么也把他和医生联系不起来，倒是怎么看怎么象他的绰号——“牦牛”。

可他的确是位医术高明的医生，当年很长时间里自治区人民医院唯一的儿科医生。

牦牛叔叔五十年代末从医学院毕业以后，自己主动报名来到了边疆，和他同来的还有一位风华正茂的女同学，也是他的恋人。到了高原不久，两个人就结婚了，从此开始了扎根边疆、为少数民族兄弟服务的生活。他们的儿子降生以后，由于高原自然条件恶劣，食品供应也很差，就把孩子寄放在天津，由刘阿姨的姐姐帮忙照料。

过了几年，那“史无前例”的年代开始了。牦牛叔叔两口子可倒了霉。

牦牛叔叔的爱人（她的名字我忘记了，就叫刘阿姨吧）出身十分的不好。她的家在天津，祖上曾是洋行的买办，到她父亲这里是资本家。解放后父母带着弟弟和小妹妹先到香港，后来去了台湾。她和大姐留在了大陆没走，后来上了大学，再后来到了高原嫁给了牦牛叔叔。

这些历史问题，刘阿姨本来早已经向组织上交代清楚了，组织上内查外调，也有结论。可是到了文＃革的时候，一来二去的，竟然给她定了“特嫌”，被关押起来审查。

牦牛叔叔深知自己的妻子根本就不是什么特务，他坚持不和妻子离婚以划清界限，他去找组织上为妻子讲理澄清，他向上级写申诉信为妻子鸣冤叫屈。。。。。。但是，在那个是非颠倒、混乱疯狂的年代里，人人都在自危，还会有谁搭理他呢？最后，他自己也成了斗争的对象，成了“特嫌”的黑家属、敌对分子的黑帮凶。

一夜间，牦牛叔叔从大家尊敬的大夫被打翻在地，沦为了社会的异端。预备党员被取消了，科主任被撤职了，工资降了级，原来的宿舍都不让住了，被轰到医院背后低矮阴暗的破房里。掌权者荒唐地不许他休假回内地，说是怕回去和潜伏特务接头；不许他去边境下牧区，说是防备他找机会偷越国境叛逃。如果不是他实在是医道高明，如果不是还有很多人家的孩子还需要他看病，如果不是那些掌权者人除了知道与人斗其乐无穷以外毫无悬壶济世的本事，牦牛叔叔恐怕也早就和刘阿姨一样身陷囹圄了。

就在这时候，又一场灾难正在逼近牦牛叔叔一家。

刘阿姨的姐姐在天津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被审查着，而且她的丈夫被打成了“反革命”，全家被押送到农村监督劳动，没有工资也没有定量的粮食，她和她的家人在生产队里必须做最苦最重的农活，却被记着最低的工分，连口粮都难以保证。在这种情况之下，牦牛叔叔的儿子她实在是无力继续抚养了，于是她写了封信给牦牛叔叔，请他想办法把孩子接走。

牦牛叔叔接到信，心如刀割。只有几岁大的孩子，接过来是不可能的，自己这个景况，也没办法抚养孩子。就是能抚养的话，自己不许离开，万里迢迢，又有谁能把孩子送来呢？

牦牛叔叔的老家在东北的农村小镇，他的老母亲有严重的风湿病，行走困难；他的老父亲耳朵一点声音也听不见，是个聋子。而且眼睛不好，视力微弱，几乎就是个半盲的人。自己是他们唯一的儿子，可从上大学离开家，就再也没有回去过，自己还没有在爹娘面前尽孝，这时候却要把儿子推到老人身边，牦牛叔叔实在是难以启齿。

可是，还能有什么办法呢？牦牛叔叔只好给远在黑龙江的父母写信，请求他们能够把孙子接过去帮忙抚养，孩子的生活费自己每月会寄过去。

牦牛叔叔的老父亲从黑龙江佳木斯附近的小镇出发，从没出过远门的他一路摸摸索索，靠着好心人的帮助，才汽车换火车，火车换汽车地赶到天津郊区，又打听着找到了那个生产队，接上孙子以后，又是这样一路的坎坷，才把孩子接回了老家。

但是好景不长，才过了一年多，孩子奶奶的病更加恶化，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只好彻底卧床。一个全聋半瞎的老人，既要维持全家的生计，又要照顾瘫痪在床的老伴，还要照顾才几岁大的小孙子，其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

老人终于坚持不下去了，又写了封信来给牦牛叔叔，还是让他把孩子接走，另外想办法安置。

这下牦牛叔叔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狠下心来，让孩子来这里和自己一起受罪。可是自己的景况仍然是那么恶劣，仍然在被管制着，不能到内地去接孩子，儿子怎么到这里来呢？

万般无奈，他只好求驻西安办事处的同志，看看能不能帮帮忙。西安办的同志都听说过这个挽救过许多孩子性命的大夫，善良的他们不怕将来受牵连，拍着胸脯答应说：“只要孩子到了西安，我们一定负责把他带回去，好好地交给你！”

“牦牛”叔叔的老父亲拿着寄来的路费和写着西安办事处地址电话联系人的纸条，领着孩子又上路了。但刚到沈阳，正准备换乘去西安的火车时，却走不成了。

那时候，东北方向只有沈阳有到西安的火车，可是全国都在造反、夺权、武斗，铁路系统已经瘫痪，列车运行图已经如同废纸。什么时候会有去西安的火车？什么时候会卖车票？上了火车什么时候到达目的地？这些都只有天知道。

旅馆，爷孙俩是住不起的，只好在车站附近寻了间小小的民房，给主人家一点钱，央求人家允许自己借住几天，等着有火车去西安。

这一等，就是十天半个月，孩子经受不住这样的折腾，病倒了。听不见、看不清的老人又只好背起小孙子去医院，打针吃药的，孩子的病总算见好了。

这一天，老人领着孩子在住处门前的路边玩，孩子看见对面有卖糖葫芦的，馋了要吃，老人拗不过孙子，只好让孩子在原地等着，自己过去买。等老人拿着糖葫芦返回来过马路的时候，一辆飞驰的卡车向他冲过来，他耳聋，听不到汽车的喇叭声和路人的惊呼，被汽车撞飞出去。可怜的老人，就这样惨死在异乡的街头，为了给小孙子买他要吃的糖葫芦，为了把孩子送给他的父亲，为了远在万里之外正在受苦受难的牦牛叔叔。

当地的邻居和警察来帮助处理了后事，把老人的骨灰送回了佳木斯。善良的房东多少知道一点这一老一小的事情，在警察的帮助下联系上了西安办事处的同志，又为孩子买了车票，送上了那终于可以出发的列车。他们把孩子托付给了列车员，又给西安打了电话，告知孩子的车次和车厢，以及到达的日期，让他们到时候到火车站去接。

这趟列车也是命运多舛，一路上碰到种种的混乱，不是帮派间武斗，就是不同红色组织之间的冲突与刁难，铁路运行时通时断。列车在停站等待的时候，有造反派上车来宣讲革命的真理，有小商小贩偷偷摸摸卖些吃食，也有盲流趁乱爬上车来。这列车时走时停的，本来两天多的路，居然走了七天。

等列车终于到了西安车站，西安办事处来接站的人早已经心急如焚，他找到了那车厢，却没见孩子，又从头到尾地把整个列车找了几遍，根本没有孩子的影子。

牦牛叔叔的儿子，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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