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老兵、医师、学者、共产党员----一位老人的回忆录节选 -- 闲云野熊

1941年冬天，就在这个时候，我曾经参加组织了“太行区对敌文化斗争”的会议。那是抗日战争年代，敌后战斗频繁，各种条件相当困难，在沁县旋冢村（记不清了）一百八十多人开了十五六天不但在敌后是“大会”也是有名的“专会”。所以如此，我这个大会“秘书长”没组织好应负一定的责任。北方分局区党委召集此会的目的是为了配合军事斗争，把抗战革命的文化推下山去（当时日寇军事文化节节进逼），进一步动员起游击区、敌占区的人民进行艰巨的“反蚕食”斗争。尽管当时敌后条件相当困难，党还是动员了很大的物力、人力来接待来自各地县委文化教育工作者、各部队的宣传工作者、报刊书店的编导、各学校有代表性的教员，以及社会上文化知名人士等等，显然对这会议期待是很高的。主要组织者还有文联副主任陈柏君同志任大会副秘书长，此外还有不少其他干部参加。我对情况估计不足，预计120人，结果超过了六十多人，在敌后确属困难问题，但不管怎样，通过全体同志奋斗，总算解决了吃、住、取暖问题（山上已相当冷了，两个村庄为这次会腾出了房子）。更主要的缺点和困难是思想准备不够，未曾预料到后来出现的众说纷纭、各争长短、远离主题，拉不回来等情况。开始，大家听了动员报告后，还能围绕着对敌斗争的主题发言，第二天起就慢慢离题走样。国际新闻社特派员、诗人高泳（1942年敌人大扫荡，被日军杀害）根据某山村青年知道“高泳”之名，积极主张提倡新诗，有的人则主张用农民习惯的形式如小调、曲艺之类进行宣传，从文艺的形式慢慢发展到争“五四以来的传统“，各争自己是“正统”。至于人民需要什麽，怎样进行对敌斗争，这时几乎很少有人提及了，也有的人引用不少句“马列主义”，可是对敌蚕食斗争究竟怎麽办，一句也不谈（可能也谈不出来），老战友王南同志和二三同志在凛冽的寒风中滔滔不绝立谈二三小时（他喜欢在外面自由漫谈，而不喜欢在小组会上发言），学识十分渊博，可惜对会议却帮助不大，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好几位。争论最热烈的一天，戴着护耳毡帽经常把护耳翘起来的秦春风同志（文联）大声说：“咱们可以当场试验，我这里锣鼓一响，看群众看谁的？！”有人立即反驳说：“那是群众处在落后习惯下，长期适应形成的”，武安王铁同志大声说：“群众虽然人数庞大，但他们是落后的。”编太南版《黄河日报》长治小报的赵树里同志马上接过来说：“虽然他们是落后的，但不要忘记他们是庞大的。”可以说针锋相对到了高潮，从大会到小组会七嘴八舌、众说纷纭、乱成一团。这些情况，我事先确实没有想到，自己对文艺也缺乏应有的知识和理解，在组织会议配备力量上，考虑不够周到，没有想到知识分子文化人的思想作风，海阔天空容易自由奔放，没能因势利导，把纷乱的思想引导到主题上去，有的时候自己也缺乏主见，观点往往模糊，这样就对领导起不了主要助手作用，会议拖长时间我是有责任的。赵树里同志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才认识的。他虽然外表像一个朴实的农民，和住过洋学堂的知识分子很不相同，在关键时刻，大家争得不可开交时，他却起了扭转方向的作用。在大会上他突然从口袋里抽出一本木刻小册子说：“咱们在这里大喊大叫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敌人的文化却悄悄上了山，占了咱们的阵地，夺了咱们的群众…大家不信时，请看这本“太阳真经”，二十几年前自己当小孩时候，就听周围大人经常读，以后慢慢消失了，农民对它没兴趣了，可是昨晚在房东抽屉里又发现了它，而且是新印的，可见敌人文化已经深入我们中心区了…“说罢他吧“太阳真经”一合，像流水一般背诵起来，非常熟练！这一触目惊心的事实给大家很大的冲击，此后又经过领导的努力，才把问题集中起来。最后由杨献珍作了总结，邓小平政委讲了话，会议才结束。大会有一定收获，但也不算很成功。会后五个多月，毛主席于1942年5月在延安召集“文艺座谈会”，作了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讲话，回答了文艺界长期争论的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党的文艺路线，指明了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精辟之至。后来看到这个讲话，我想，如果太行这个会迟半年再开，会上先学习这个讲话，那效果就会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