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人口问题论纲（完） -- 大黄

超生挑战中国16亿人口上限 名人多子引起关注

　　媒体曝光度较高的公众人物的多胎现象近来引起广泛关注。如歌手韦唯、导演陈凯歌夫妇等育有多子的事情都广为人知，并也曾引发对此现象的讨论。

　　不少私营企业主也表现出了对生育多胎的兴趣。据记者调查，在浙江、福建、广东等省份的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不少有一定产业的私营企业主就有生育多胎的情况。在培养“事业接班人”的动机下，企业主往往坚持一定要儿子，有一个儿子还希望要两个。即使是征收高额的社会抚养费，具有支付能力的他们也丝毫不在乎。浙江一个私营企业主，为了生一个男孩而支付了高达40万元的社会抚养费。

　　高收入阶层的特权及中国农村的超生现状都暴露出一个事实：中国人口压力依然严峻。

　　高收入阶层的多胎路径

　　不久前，一份名为《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对策》的研究报告，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关注。由于被认为是引发新生儿性别失调的原因之一，计划生育在成为基本国策22年后，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

　　有人因此而提出，人口数量控制不应再成为国家人口政策的重点。然而，调查表明，中国人口现状依然十分严峻，国家人口压力沉重，生育政策在决策和执行中如有不慎，高悬于顶的人口利剑就会掉落，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目标可能会功亏一篑。

　　2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和宣传，的确让“控制人口”的思想很大程度地影响了人们。但是，一个仅仅执行了20年的政策，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数千年来形成的生育观念。

　　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周皓承认，目前中国民众的生育意愿同政策导向之间仍然有相当大的差异，目前较低的生育率水平是在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下产生的，而并不是人们生育意愿的真实表现。

　　在执行计划生育多年后，人们的生育势能实际上增大了，使得中国存在不少潜在生育人口。他们的生育意愿由于现实条件有限而潜藏起来，但一旦机会适宜，生育意愿变成实践，生育率就会反弹。

　　虽然潜在生育人口大部分目前处于生产力欠发达的农村，但据调查，在城市中，高收入人群中潜在生育人口不容忽视。

　　据2002年国家计生委的开展的“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北京、广州、武汉、西安等地白领，选择生育两个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多34.6个百分点。另一个对上海年轻夫妇的调查也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轻夫妇越来越想多要一个孩子。让专家学者们吃惊的是，文化程度与经济收入“双高”的白领阶层，其很大一部分人的生育观都是二胎或多胎，而且收入越高，对计划生育政策的阻碍因素考虑的就越少。其中，喜爱孩子、希望孩子未来有兄弟姐妹等都是白领们想要多子女的原因。

　　当然，他们并没有违反国家的生育政策，他们之中，或同境外人士结婚，或干脆自己就获得了国外“绿卡”或国籍。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人士就明确表示，对取得外国国籍以及嫁给外国人而仍然生活在国内的，生育多少胎根据所加入国籍及所嫁对象国籍的国家情况而定，国内计划生育部门是不干涉的。另外，借出国机会在国外生育，令孩子自动获得外国国籍以规避国内计生政策的，也是目前部分高收入人士利用的方式之一。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所前所长李伟雄认为，介于目前高收入阶层的人数较少，这样不违法的“超生”在数量上对人口数量控制几乎不会产生影响。但他也同时承认，由于高收入阶层受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力大，很容易对普通民众造成示范作用，破坏了政策法规的公正和平等，甚至引发局部事态失控。据了解，一些地区就是当地基层干部和企业主首先违反计生政策生多胎，引起超生现象开始在当地蔓延。

　　除了高收入人群外，农村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人们对生育的潜在要求也不小。在缺乏足够社会保障的农村地区，“养儿”依然是农民“防老”的最佳选择。最近，国家在四川、黑龙江、湖北等地推行计划生育奖励政策试点，采取的就是向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双女儿家庭进行奖励，让这样家庭的农民在年老后领取国家发放的“奖励扶助金”，便是针对这一潜在人群采取的措施。

　　连生10胎超级家庭的“统计困惑”

　　在中国农村有这样一个超生家庭的故事。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信中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响应国务院的号召：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公开信》被看作是中国人口政策转变的重要标志，之后，计划生育开始加速走向前台，并于两年后的中共十二大上被确定为基本国策。

　　就在《公开信》发表的第二年，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村民王容（化名）夫妇的大女儿小雨出生了，求子心切的他们没有遵照当时计生政策要求，相隔四年再生第二胎，而是于两年后就生下了二女儿小燕。“我们不是不知道政策，但农村和城市不一样啊，要是没个小子（儿子），老了谁来养我们？受了欺负怎么办？我跟孩儿他娘商量了，不管怎么样都得要个小子。”王容在回忆20多年前作决定时这样说道。

　　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王容夫妇受到了当地计生部门的处罚，但这并没有阻碍他们要个“小子”的决心。从1981后的12年里，王容家几乎每年都有一个孩子出生，一直持续到他们的第10个孩子，也是他们唯一的儿子于1993年出生后才告结束。

　　和多数城市居民一样，记者刚了解到王容家的情况时，也是无法相信这个事实。这样的“超级家庭”似乎更应该出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而非实行了2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今天。

　　其实感到惊讶的不仅仅是像记者这样的外行人，当把王容家的情况告诉接受记者采访的人口学专家时，他们也表现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表示也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案例。

　　专家们将王容家的情况称之为“极端个例”，他们强调，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以来，全国大多数的家庭都是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生育孩子的，国家统计和他们调研的结果都显示，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未出现大规模严重超生现象。专家们谈到王容家时认为他们家“太特别了。”

　　按照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数据，2000年全国合计的计生率为94.64%，也就是说，全国仅有5％的家庭存在超生情况。但这却与人们在平常生活中的经验不相一致。记者的同事中凡有亲戚在农村中的，同村中几乎都有超生家庭，有的地区的超生家庭比例超过一半。而从普通市民接触到的一些从农村来城市的打工人员中，自己家里或亲戚家里有三个甚至更多孩子的情况也比比皆是。

　　媒体虽然直接报道超生现象并不多见，但不难从一些新闻的侧面发现问题。不少见诸于报刊电视的扶助贫困学生的新闻中，就可以发现超生家庭，这甚至在报纸和网络上引发了读者关于“是否应当帮助超生家庭”的讨论。中国青年出版社今年出版的《看看他们——北京100个外来贫困农民家庭》一书，在新浪网上连载后影响不小，而其中描述的贫困家庭中，大多数都有3个或更多孩子。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段世荣教授介绍，他们以往对北京市一些打工子弟学校的调研表明，有2/3的家中有2个或更多的兄弟姐妹。

　　由于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凭借生活经验判断的人们就会感到困惑，为什么超生似乎并不如统计数据表明的那样。人们不禁要问，透过层层的现象和数据，计划生育政策下的超生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超生人口比例可能高达20%至30%

　　中国的超生人口究竟有多少？这个问题对了解目前中国人口的现状至关重要。

　　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官方网站上发布着多个统计结果，但是记者没有在其中找到超生人口的有关数据。而在各地方上的计生部门网站上，也没有找到类似的数据。

　　其实这不难理解，由于计生工作在对地方政府工作的评价中具有“一票否决”的特点，所以地方政府对于当地计生工作的效果相当敏感，记者联系了几个省区的计生部门，也同样无法得到当地近期的超生统计，即使是王容家所在的地区，接电话的工作人员也矢口否认当地存在严重的超生情况。

　　第一手的数据无法得到，记者只有求助于从其他数据来推算结果了。

　　从原国家计生委发布的《2000年统计年度各孩次出生数》中可以了解到，2000年出生的人口中，所在家庭中已有两个或更多孩子的为20万人，考虑少数民族当年出生约10万人左右，再加上补报出生的36万人（多为多胎家庭人口），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人口”不会超过50万人，不到当年出生总人口的3％。

　　但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探究这个问题，总和生育率是衡量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之一。通俗的说，就是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孩子数，它能够很好地说明妇女现在究竟生育多少孩子。从长期看，要稳定保持人口数量，总和生育率的理论值应在2.1左右，也就是每家生育两个孩子。

　　另一个概念是政策生育率，也就是按生育政策执行后的总和生育率。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要求可以概括为“城市一胎制、农村一个半，少数民族更多”。所谓“农村一个半”，就是允许农村家庭在生了一个女孩之后还可以再生第二个的政策。如果严格按照计生政策执行，由于中国人口中农民占到了大多数，城市的独生子女和少数民族的多胎相互抵消，可以得到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的理论值——即政策生育率应在1.55至1.56左右。

　　国家统计局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算得中国当年的人口总和生育率是1.22。这个数据在当时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因为这意味着中国2/3左右家庭为1个孩子。国家计生委后又根据卫生、教育等部门提供的数据，将总和生育率调整为1.78。今年7月15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提到的1.8的总和生育率即来源于此。

　　1.8自然是大于1.55的，也就是说，有一部分的实际出生人口并不符合国家的计生政策，属于“超生人口”范围。人口学专家根据总和生育率的实际值与政策值之差估计，每年大约在二三百万人的规模。按照2002年中国出生1600万人口计算，当年“超生人口”的比例在12.5%至18.5%间。如果计算20世纪90年代的“超生人口”，大约在3000万的规模。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伟雄不赞成这个数字，他表示，由于各地的地方性政策以前并不完善，并不是所有地区都严格执行国家政策的。如广东省，原来一直以来执行的是“农村两孩”政策，在最近才调整为同全国一样的“一个半”，其他也有一些地方在农村执行的是“二胎制”，所以必然造成前期的总和生育率较高。但李伟雄没有表示自己对“超生人口”规模的估计。

　　这个数据得到了山西省情况的支持，据《山西商报》报道，山西省每年40万至50万左右新生儿中，80％以上为符合政策的合法生育，其余多为超生。也就是说，山西省的超生比例也接近20%。

　　由于超生现象多发生在农村，所以对于占中国70％的农村人口来说，超生人口的比例可能高达20％至30％。这个数字应当足以让人们感到事态的严重性。